社会心理学中的质性方法的介绍

社会心理学是对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规范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其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档案研究法等。这些研究方法都以实证主义量化研究的方法论为指导，人文取向的质性研究方法则长期以来都不受重视。目前，西方心理学家对质性研究在心理学领域中的实践已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民族志、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扎根理论、焦点团体法、口述史法、行动研究等具体的质性研究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多，使得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呈现出一派生动的局面。以下将对这几种主要的质性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由于民族志、参与观察、深度访谈这些方法前文已有所述及，而且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作为一般性的质性方法一直贯穿于具体方法的应用之中，并不单独成为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因而下文的重点是介绍扎根理论、焦点团体法、口述史法、行动研究这些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的特点及其具体的实施步骤。

一、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这一质性研究方法首先是由格拉斯（Glaser）和斯特劳斯（Strauss）于1967年在其专著《扎根理论之发现：质性研究的策略》中提出的，1990年斯特劳斯和考宾（Corbin）的《质性研究基础：扎根理论的程序和技术》，以及1994年麦尔斯（Miles）和休伯曼（Huberman）的《质性资料分析：新方法手册》两部著作的出版，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此理论。扎根理论的主要宗旨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理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社会理论。扎根理论一定要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是它的主要特点不在其经验性，而在于它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了新的概念和思想。在哲学思想上，扎根理论方法基于的是后实证主义的范式，强调对目前已经建构的理论进行证伪。（陈向明，1999，58）

（一）扎根理论的特点

扎根理论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从资料中产生理论

扎根理论特别强调从资料中提升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对资料的深入分析才能逐步形成理论框架。这是一个归纳的过程，从下往上将资料不断地进行浓缩。扎根理论不对研究者自己事先设定的假设进行逻辑推演，而是从资料入手进行归纳分析，理论一定要可以回溯到其产生的原始资料，一定要有经验事实作为依据。这是因为扎根理论者认为，只有从资料中产生的理论才具有生命力。如果理论与资料相吻合，理论便具有了实际的用途，可以被用来指导人们具体的生活实践。

2．对理论保持敏感

由于扎根理论的主要宗旨是建构理论，因此它特别强调研究者对理论保持高度的敏感。保持理论的敏感性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在搜集资料时有一定的目的和方向，而且在对资料进行分析时也能帮助研究者寻找松散资料中相对集中和浓缩的概念。通常质性研究者比较擅长对研究的现象进行细密的描述性分析，而对理论建构不是特别敏感，也不是特别有兴趣。扎根理论出于自己的特殊关怀，认为理论比纯粹的描述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因此强调研究者对理论保持敏感。

3．不断比较的方法

扎根理论的主要分析思路是比较，在资料和资料之间、理论和理论之间不断地进行对比，然后根据资料与理论之间的相关关系提炼出有关的类属及其属性。比较通常以如下步骤进行：①根据概念的类别对资料进行比较：对资料进行编码并将资料归到尽可能多的概念类属下面以后，将编码过的资料在同样和不同的概念类属中进行对比，为每一个概念类属找到属性。②将有关概念类属与它们的属性进行整合，对这些概念类属进行比较，考虑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将这些关系用某种方式联系起来。③勾勒出初步呈现的理论，确定该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将初步理论返回到原始资料进行验证，同时不断地优化现有理论，使之变得更加精细。④对理论进行描述，将所掌握的资料、概念、类属的特性以及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一层层地描述出来，作为对研究问题的回答。

4．理论抽样的方法

在对资料进行分析时，研究者可以将从资料中初步生成的理论作为下一步资料抽样的标准。这些理论可以指导下一步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工作，如选择资料、设码、建立编码和归档系统。当下呈现的每一个理论都对研究者具有导向作用，都可以限定研究者下一步该往哪里走、怎么走。因此，资料分析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机械的语言编码上，而是应该进行理论编码。

5．灵活运用文献

扎根理论强调应适当地、而非过多地使用前人的理论，因为前人的思想可能束缚研究者的思路，使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将别人的理论往自己的资料上套，或者换句话说，把自己的资料往别人的理论里套。扎根理论认为研究者的个人解释在建构理论时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研究者之所以可以“理解”资料是因为研究者带入了自己的经验性知识，从资料中生成的理论实际上是资料与研究者个人解释之间不断互动和整合的结果。原始资料、研究者个人的理解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之间实际上是一个三角互动关系，研究者在运用文献时必须结合原始资料和自己个人的判断。研究者本人应该养成询问自己和被询问的习惯，倾听文本中的多重声音，了解自己与原始资料和文献之间的互动关系。

6．理论性评价

扎根理论对理论的检核与评价有自己的标准，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如下四条：①概念必须来源于原始资料，理论建立起来以后应该可以随时回到原始资料，可以找到丰富的资料内容作为论证的依据。②理论中的概念本身应该得到充分的发展，密度应该比较大，即理论内部有很多复杂的概念及其意义关系，这些概念坐落在密集的理论性情境之中。③理论中的每一个概念应该与其他概念之间具有系统的联系，“理论是在概念以及成套概念之间的合理的联系”（Strauss ＆ Corbin，1994：278），各个概念之间应该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④由成套概念联系起来的理论应该具有较强的运用价值，应该适用于比较广泛的范围，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当事人行为中的微妙之处具有理论敏感性，可以就这些现象提出相关的理论性问题。

（二）扎根理论的操作方法

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一般包括五个步骤：①对资料进行逐级登录；②对资料和概念进行比较，系统地询问与概念有关的生成性理论问题；③发展理论性概念，建立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④理论性抽样，对资料进行系统编码；⑤建构理论，力求获得理论概念的密度、变异度和高度的整合性。其中对资料进行编码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其中包括三个级别的编码。

1．一级编码

一级编码又叫开放式登录，是指研究者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尽量“悬置”个人的倾见，将所有的资料按其本身所呈现的状态进行登录。登录的目的是从资料中发现概念类属，对类属加以命名，确定类属的属性和维度，然后对研究的现象加以命名及类属化。研究者在对资料进行一级登录时应该经常性地停下来写备忘录，这是一种对资料进行分析的有效手段，可以促使研究者对资料中出现的理论性问题进行思考，通过写作的方式逐步深化自己已经建构起来的初步理论。同时研究者还可以按照不同的主题对备忘录进行排序，这种排序能刺激研究者思考其具有的理论意义，是研究者对所发现的现象予以理论性解释的过程。

2．二级编码

二级编码又称关联式登录或轴心登录，其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研究者首先只对一个类属进行深度分析，围绕着这一个类属寻找相关关系，这样随着分析的逐步深入，有关各个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应该会变得越来越具体。待各个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以后，研究者还要分辨出类属的主次关系，并将这些主次关系用比较的方法将其连结起来。当所有的主次关系都建立起来后，研究者还可使用新的方式对原始资料进行重新组合。

3．三级编码

三级编码又称核心式登录或选择式登录，指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分析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并将分析不断地集中到那些与核心类属有关的号码上。核心类属必须在所有类属中占据中心地位，它频繁地出现在资料中，并且很容易与其他类属发生关联。三级编码的具体步骤有：①明确资料的故事线，②对主类属、次类属及其属性和维度进行描述，③检验已建立的初步假设，④挑选出核心概念类属，⑤在核心类属与其他类属之间建立起系统的联系。

二、焦点团体访谈法

焦点团体访谈（focus group interview）是质性研究中集体访谈的一种最常见的形式，起源于社会学的群体访谈和历史学中的口述史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焦点团体访谈法主要为新闻界所用，他们以焦点式的讨论来检验社会各界对新闻媒体的反应。市场研究者也试图用这种方法来探测消费者的心理动力和深层动机，了解消费者对商品的价格、种类、质量、营销策略等作出的反应。70年代后，由于量化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焦点团体法曾沉寂一时。进入90年代后，这种方法再度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门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新闻传播、市场调查、心理动力民族志等研究领域。

（一）焦点团体访谈法的特点

焦点团体访谈法的特色是能够在短时间内针对研究课题，观察到大量的语言互动和对话，研究者可以从此对话和互动中获得丰富的资料。这对于探索性的研究而言是一项极为有利的方法。焦点团体法基本上有五项研究方面的优势：①探索一项较新的研究领域或方向。②可以根据对受访成员的经验的理解而发展出具体的研究假设。③可以评估不同地点、不同人口群的差异特质。④可以对以往研究的结果寻求参与者的解释。⑤由于这种方法在探索上所具备的特色，有效的焦点团体也可以使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扩大探讨范围，探触十分具体的方面，深入情感、认知、评价的意义，并引发出以往的经验和现有意义之间关联的表达。（Morgan，1998；Merton等，1990）

但是焦点团体访谈法还是存在某些缺陷的，比如：团体的互动情景和自然的社会情境之间还是有差距的；研究者对团体讨论的方向和内容的控制程度有限；团体的资料不一，弹性较大，团体间无法进行严格的对照和比较分析；个体在团体情境中所述内容的可信度不一定能得到保证，等等。针对这些不足，摩根（Morgen，1988，23）指出，要判断焦点团体访谈法是否适于某特定研究，最快捷的方法便是去试一试，如果团体反应强烈，大家都热切参与讨论，那便表示此法的“合适性”与“可行性”很高。

（二）焦点团体访谈法的实施

由于焦点团体有众多长处，因此，一个成功的焦点团体访谈应能发挥其搜集资料的特长。默顿（Merton）认为一个成功访谈的标准，应至少具备下列四点：①范围：即成功的访谈能够使受访者针对某“刺激”或“议题”，刺激出最大范围的反应；②反应具体性：即成功的访谈能够使受访者在表达上呈现具体性，而非抽象笼统的语言；③具有深度：即能够协助受访者深入描述他们对刺激或议题的各种情感、认知以及评价上的意义；④反映个人的经历背景：能够引发受访者谈出他们以往的经验特质，以及此特质与现在的反应和意义解释之间的关联。

为了达到以上的标准，实施焦点团体访谈便有一些“诀窍”（Padgett，2000）。

其一，不能有固定的访谈次序。为了激发较多较深的反应，讨论过程就不能像问卷调查法一般固定、僵化、标准化。访谈过程应鼓励“即兴式”、“意料之外”的反应，让受访者有机会去互动、表达、诠释和发表意见。不过，不固定的访谈也可能引发出无关的、无效的讨论。因此主持讨论的研究者应有效地引入相关论题。

其二，访谈要采用非结构式、半结构式问题。访谈大纲或目录采用非结构式（开放式）或半结构式（半开放）问题的设计，是为了引起受访者讨论。由此研究者就可以对讨论内容有某种程度的控制。一般而言，在访谈的初期采用的是非结构式的问题，随着访谈的逐步深入，研究者应采用半结构式的问题将话题逐步收紧。

其三，研究者应当具备一定的主持讨论的艺术。有效的访谈应以保持自然顺畅、非强制性为原则，其中涉及的主持技巧有：①不能刚开始访谈就要求达到一定的深度，应先从一些重要议题出发，深入探索比较特别的经验，注意各种线索，以“重述”方式让受访者回顾一些经验上的细节。这是一种深入并具体化的技巧，以避免一般表面的寒暄——这是访谈的大忌。②应在座谈之前先考虑各种可能的反应，以及各种反应层次间的关系，将其纳入访谈大纲中，以便在访谈中可以检查这些角度，避免遗漏。但是切忌将访谈限制在原有的范围中，或太早转移一些被认为“无关”的对话，而失去了“意外发现”的机会。因此“转移话题”要自然，避免强制转移或过早转移。尽量由受访者来转移或采用“线索性转移”。③为达到“具体化”效果，讨论的内容应尽量符合实际生活情境，因此研究者不但需要技巧性地探索受访者在不同特定情境中的特定反应，以及情境和反应之间的关系，而且还需要留意受访者在连结此刺激—反应时对意义的自觉解释。④一个有效的访谈，不应只在认知、评价层面深入，还应深入到情感、情绪层面，例如焦虑、害怕、悲伤、幸福、满足等等，因此受访者的参与不是情感分离的、浮面的、旁观的。研究者必须相当敏锐地去察觉受访者对哪些论题的情绪反应较强烈，在必要时可以重述情境来引发情感的反应，并比较不同情感反应的情境意义。⑤为了进一步了解受访者的反应，对其先前态度、价值、经验等个人情况的了解是相当重要的。研究者除了可应用“事前分析”来协助认定这些情境因素之外，敏感与即兴的反应以及控制式的投射法——即以“其他人”、“有些人”为例引发出受访者对情境、情感性及价值观的反应，都是很有帮助的。此外，以比较雷同的情境和经验来引发更多的信息也是一种探索的方法。

其四，由于资料直接来源于团体的对话，因而焦点团体的大小、数目、成员、空间安排等均是影响访谈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1）团体大小

焦点团体属于面对面的团体，太大的团体会成为充分参与发言的障碍，即所谓的“社会惰化”（social loafing），而且实施起来也较昂贵。团体太小又影响到资料的广度和变异性。一般而言，团体的人数是在6～10人为宜。如果研究目的只为最初的探索，则大一点的团体可以获得较快捷的答案。（Morgan，1988，43）

（2）团体数目

团体数目与研究目的有关。由于每增加一个团体所花时间、经费都很大，因此研究者往往从经济效益的层面来考虑，即如果多实施一个团体访谈，并不见得会增加新的意见，则以不增为原则。一般而言，如果是以获得不同观点为目的，且主持人的介入性、结构性较高，团体的结构性较低时，则以6～8个团体为佳。不过一般仍是以“不多加团体”为原则。

（3）团体的成员

一般而言，成员的社会人口背景同质性越高越好，因为同质成员的对话效果较佳，而不同社会地位、教育背景、不同辈分的受访者一起访谈，容易产生不安的情绪，甚至出现拒绝发言的现象。这种情形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成员而言尤其明显。在选择团体成员时要注意的是“样本偏差”问题，而非代表性、推论性问题。焦点团体的成员绝对无法代表一个大人口群，并且质性研究的目的也不是为检验假设，而是学习去了解受访者的经验和视角。因此，“抽样—统计—推论”的量化研究标准并不适用在质性研究上。所以样本的选择是以选择最能提供有意义资料的个体为标准。至于这些个体之间原来是否为熟人或朋友的选择，则与研究目的和论题有关。如果讨论的话题只适合在熟人当中表达，则团体成员应全部以熟人为团体成员，否则应以不相识者为佳。有经验的研究者建议不要混合生人和熟人在同一团体中，否则会让访谈进行得更为困难。

（4）团体讨论的空间安排

团体讨论的空间安排有两个层次：一为地点的安排，一为座位的安排。地点安排应平衡考虑受访者与研究者的需要，至于座位空间的安排，有两种空间安排是比较理想的。一是围坐式，主持人坐在圆圈之中，不分孰尊孰卑。第二种是半圆式或U形安排，主持人在“头”的部位，这种安排有利于主持人的观察和控制全局，并有利于录音。虽然录音机一开始可能会造成某些不安，但是一旦进入讨论，录音的影响就会被逐渐忽略和遗忘。尽量避免主持人在前、受访者排成一排的“课堂授课式”安排，也必须注意防止研究者分散于圈内的坐法，以避免形成多个小团体在同时间各自对话。

三、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case study）是指以单一而典型的个体、事物或社会团体为研究对象，搜集和整理各方面的资料，以求了解研究对象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个案研究法是一种起源于心理学的质性方法，最初被应用于犯罪学、工业社会学和社区研究中，目前在心理学的各分支学科中都有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教育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的研究中，个案研究法尤被研究者所青睐。

（一）个案研究法的特点

个案研究以阐释学和现象学为其哲学基础，强调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来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一切资料，在此基础上对现象进行“深描”，以当事人的视角解释现象，进而达成理解。这一哲学取向具体体现到个案研究的过程中，则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特点：

1．研究聚焦的特殊性

个案研究的对象不是由随机取样而来，而是根据研究者的兴趣和研究目的选择而来的。这些研究对象通常是一种特殊现象或一个特殊群体，通过对其进行深入而清晰的刻画和描述，呈现给读者一种对情境中内在意义的感受，从而达成对这些特殊现象和群体的理解。但是这些特殊现象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社会情境中，其背后也蕴涵了丰富的社会意义。虽然个案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形成推论，但它也可以揭示出社会行动和关系是如何被他们的社会环境所影响的。因此，对特殊性现象的深度研究也有助于发展一般性的理论。

2．资料搜集的全面性

对个案的有关资料的搜集应遵循全面、详细、完整的原则，这些资料包括个案的基本情况、成长历史、家庭情况、文化背景、观察和访谈结果、各种测量和评定的结果等等。为保证资料的全面性，研究者所采用的搜集资料的方法也可以相当丰富，如访谈、观察、心理测量、医学测量等等。

3．研究过程的连续性和动态性(www.xing528.com)

为了达成对个案的深度理解，研究者通常对个案进行连续的追踪研究，观察个案在各个时期内的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有关因素的变化，因此个案研究的时间跨度一般都较长。同时，个案本身的特殊性和社会情境的变异性也要求研究计划能够灵活变动，根据当时当下的情况及时调整或更改研究手段和方案。

4．研究情境的自然性

这是质性研究相较于量化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实地研究的传统要求研究者把自己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与被研究者互动，对个案进行整体的、关联式的考察。集体性个案研究，则是通过研究多个个案，以对个案群体情况进行的深入考察。

（二）个案研究法的抽样

个案研究的步骤与一般的质性研究方法一样，都包括选题、设计研究模式、搜集资料、整理和分析资料、形成研究报告等这些步骤。由于此方法特别强调对个案的深入研究，因而个案的来源，亦即抽样的方法，对于研究目的的达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个案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的策略来确保样本的功能及特性，以便研究者能完成研究任务。有关目的性抽样的策略，派顿（M．Patton）曾经进行过具体的分类，陈向明（2000∶105）在其基础上将各种抽样方法分为根据样本特性进行的抽样和具体的抽样方式两大类。以下选取其中常用的七种抽样方法进行介绍。

（1）极端个案抽样。在这种抽样方式中，研究对象中非常极端的、被常人认为“不正常”的个案是研究者所选择的对象。虽然极端个案不具有“代表性”，但就研究目的而言，对这种特殊现象的深描有可能比研究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更具说服力。在质性研究的不同分支里，常人方法学经常使用极端个案抽样法来选择那些被当地人认为是“反常”的个体或现象，然后观察当地人对这些“反常”事物的反应来了解那些被当地人所共享、但他们自己又没有意识到的行为规范。

（2）典型个案抽样。研究者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个案进行研究，目的是了解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在质性研究中，对典型个案进行研究不是为了将其结果推论到从中抽样的人群，而是为了说明在此类现象中典型个案的状态，其目的是描述和展示，而非验证或推论。

（3）关键个案抽样。研究者选择那些可以对事件产生绝对性影响的个案进行研究，目的是把研究结果推论至其他个案。例如，我国的很多教育改革就采取这种抽样策略，先选取较好的学校进行改革试点，如果成功的话，某项改革就可以推广到其他学校。关键个案抽样与极端个案抽样有类似之处，但前者的个案是正常的、在“理想”状态下的、有可能影响到研究对象的“关键性”个案，而后者的个案则是“反常”的。

（4）同质性抽样。这种抽样方法选择的个案是同质性较高的个体，目的是对研究现象中某一类比较相同的个案进行深入研究。上述的焦点团体访谈法就是典型的同质性抽样，背景较为相似的个体组成同质性团体，一起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

（5）强度抽样。研究者抽取具有较高信息密度和强度的个案进行研究，这些个案能为研究提供非常密集而丰富的信息。区别于极端个案抽样法的是，这里的个案并不一定是非常极端或反常的。

（6）效标抽样。“效标”可以是某个标准、某一条件或者某个理论，研究者选取符合这些“效标”的个案进行研究，以确保抽样的质量，或者为原有的理论寻找展示的实例并进一步修正理论。

（7）证实和证伪个案抽样。研究者在得到初步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寻找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初步理论假设的个案进行研究。这种抽样方法通常用于研究的后期，用以检验或发展研究初期的结论。

以上几种抽样方法的分类依据是样本本身的特性。此外，从具体的抽样策略来看，个案研究的抽样还可以有如下三种常用的方法：

（1）滚雪球抽样。研究者通过一定渠道找到一位知情人士后，通过他／她再结识更多的知情者，如此一环套一环地往下追问，研究者的样本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搜集到的信息达到饱和为止。这是一种通过局内人寻找消息灵通人士的有效办法，但也不能排除找到的知情者是同一类人，从而不利于研究者搜集异质性的信息。

（2）机遇式抽样。当研究者初到实地后，对当地的情况还不甚了解，这时研究者就可以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抽样。这种抽样方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而且还可以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3）方便抽样。由于研究实地的实际情况会对研究有所限制，所以有时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方便的情况进行抽样。这种方法比较省时、省力、省钱，但是会降低研究的可信度，影响研究质量。所以这种方法通常是其他抽样方法无法使用时的权宜之计。

（4）综合式抽样。研究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综合使用上述的几种抽样方法，由此就可以发挥各种抽样方法的长处。但是由于抽样方法在标准上并不一致，因而也可能导致在对综合抽样的研究结果进行评价时出现一些冲突。

研究者除了考虑采用合适的抽样策略进行研究外，还应当注意研究目的、研究者所具备的条件、个案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对个案研究的抽样问题的影响。

四、口述史法

口述史（oral history）是史学界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口述史”的语义涉及“口述”和“历史”两个层次的解释：“口述”是相对于“文字”的概念，即通过一个人或一群人叙述其生活经验或生命故事从而积累文本的方式；“历史”涉及事件何时何地发生、何人牵涉、如何发生等事实，以及对这些事实所作的诠释与观点。口述史法是由美国现代史学家艾伦·芮文斯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他通过访谈笔录方式搜集了美国普通民众大量的口述回忆资料，并以此为基础于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个口述史档案馆。目前，口述史也被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由于口述史法对没有权利或没有书写能力的弱势群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此方法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受到了学者们的极大重视，但同时也引起了有关女性口述史虚实问题的讨论。

（一）口述史法的特点

口述史法通过调查访问，用录音设备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并形成文字稿。这些口头资料还不同于口述史，口述资料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及价值的大小，还得取决于课题的选择和把握这些资料的研究者的素养。研究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退于“幕后”，让事件的参与者本人直接进入历史文本的前台，以扩大研究的话语空间。规范的口述史操作可以将历史还原到个人，并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概括而言，这一方法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叙述性

叙述性是口述史中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在史学界，口述史被视为一种向传统观念和旧有模式提出挑战的方法，因为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只能依据文献资料，人们只能墨守成规地阅读历史，“而永远无法听到它们”（塔奇曼）。口述史则以语言形式对历史现象进行调查，不仅能够弥补文献资料中的不足，而且还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因而此方法具有其独特的长处和优点。

2．社会性

社会性是口述史另一个突出的特征。史学研究中的很多文献史料通常需要得到统治者的首肯才能得以保存，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人民大众认可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因此，口述史将广大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P．Tompson）。口述史的这种鲜明的社会性特征给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3．研究内容的广泛性

口述史研究内容的广泛性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叙述性和社会性的特点所决定的。一方面，口述研究的目的在于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这就必然要求涉及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口述史的资料搜集与文献资料的搜集相比更为容易一些，这也为口述研究的广泛性提供了条件。

4．口述资料的完整性

口述史料的完整性主要体现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一般而言，研究者往往要制定出较为详尽和目的明确的访谈计划，计划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资料也就越全面，口述资料也就显得较为完整和系统。总之，口述凭证的获取是以资料翔实为基础的。此外，研究者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扩大范围，围绕同一主题进行多次调研，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口述凭证。

（二）口述史的操作方法

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文献资料的利用以及形成报告和出版物等环节。

1．口述资料的搜集

口述资料的搜集是整个研究流程的第一步。研究者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研究者应与研究对象直接接触，在整个互动过程中，研究者既要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又要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因此，访谈是研究者们所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一般而言，访谈的对象极为广泛，其成员来自社会各界。在访谈之前，研究者往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项目和选题，制订出较为详尽的访谈计划，以确保口述资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可围绕同一主题展开多次调研，同时，研究者应尽量保持观察者的客观立场，不参与提出新的凭证。

除了访谈之外，还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研究者可以从现存的形式各异的文献资料中直接提取口述资料。例如，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就曾经引用过一些评论和个人回忆，其中包括许多内容丰富、生动形象的奇闻轶事，这些口述资料分别来自各种报刊杂志和白皮书。利用报纸专栏开展征询调查，也是一种搜寻口述资料的有效方法。

2．口述史料的整理

口述史料的整理是整个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整理的目的在于为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一般而言，口述史料的整理工作可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对口述资料进行分类。口述资料通常生动形象且内容翔实，但系统性不强，有些杂乱无章。因此，研究者需对其进行分类。在分类过程中，研究者既要把握学科分类的原则，又要注意历史资料本身所具有的特点。第二步是对口述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在搜集口述资料的过程中，口述资料出现多次重复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研究者根据一定的原则对其进行综合比较，以筛选出有价值的资料。

3．口述文献的利用和成果的出版

口述文献是一种以口述资料为主要内容的特殊文献，其载体可以表现为多种多样，如书面的、出版物类别的、音像的等等。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者对这类文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许多事例表明，研究者直接向社会提供有关的音像制品，这种做法往往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为数众多的学者对这类原始资料颇感兴趣。

除了上述音像制品之外，研究者所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定期对口述资料进行编目加工，定期出版专业期刊、文摘杂志和索引目录。目前，就口述资料的提供利用而言，美国和英国仍是拥有较大优势的国家，其雄厚的研究实力和悠久的传统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例如，在国际史学界颇具影响的定期出版物《口述历史评论》、《口述历史书目》等，均出自美国人之手。英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出版了一批专业期刊，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人员编写了若干部分门别类的工具书（如《劳工个人回忆词典》等），为后来口述专著的大量出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口述史与女性研究

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女性主义已形成其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由于女性向来被视为弱势群体，而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对于弱势群体的研究又具有特别的契合性，因而相当多的女性研究中已把口述史法作为一种独特的方法加以应用。女性主义者里因哈兹（Reinharz，1992）认为，女性主义偏爱口述史法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是为了发展女性主义理论；第二，为了表达对其他人的亲近与欣赏；第三，为社会正义作出贡献；第四，促进不同社会阶层的彼此了解；第五，用女性的视角挖掘事件的意义。我国学者李小江认为，口述史的方法不是女性研究的独创，但其之所以为女性学者所青睐是因为“口述史对传统史学有着补充和校正作用，它发掘了沉默的人群（如妇女、少数民族、社会底层）和人们沉默的声音（私人情感、生命体验等），使得史学有可能更完整地记录‘人’的和普通人的历史。女人曾经‘未载史册’，以及历史上学术界中‘女性的沉默’，使得妇女史研究不得不从‘打破沉默’、‘让女人发言’开始，这与口述史的原则不谋而合”（李小江，2003）。

中国的口述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并迅速地与女性研究相结合，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998年9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和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联合举办的“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次会议是“20世纪妇女口述史”研究项目自1992年启动以来的第三次专题会议，经过六年坚持不懈的研究和探索，项目组成员与德国口述史专家就口述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认真交流和探讨，总结出了女性口述史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积累的丰富经验，包括：①口述史研究应以广泛占有文献资料为前提；②口述对象的选择应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③以挖掘事实为原则，采取灵活的访谈办法；④本着客观的态度整理口述资料；⑤注重把握访谈人与被访谈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五、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这个词语有两个来源（郑金洲，1997，23）：1933—1945年间，蔻勒（J．Coller）等人在研究改善印第安人与非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时，鼓励实践者参与到研究中，在行动中解决自身的问题，即称为“行动研究”；另一个来源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与其学生在对不同人种之间的人际关系进行研究时提出，他们认为实践者应以研究者的姿态参与到研究之中，积极地反思和改变自己的境遇。1946年，勒温将这种结合了实践者智慧和能力的研究称为“行动研究”。在目前对行动研究的众多定义中，比较明了的是英国学者艾略特（J．Elliot，1991，69）的定义：“行动研究是对社会情境的研究，是以改善社会情境中行动质量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一种研究取向。”目前行动研究被广泛地应用于组织研究、社区研究、教育教学、医务护理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一）行动研究的特点

由于学者们对行动研究的概念界定还没有达成一致，因而对其特征的描述也是各有说法。综合国内外学者（郑金洲，1997，25；Holter ＆ Schwartz－Barcott，1993）对行动研究特点的述评来看，行动研究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①理论的构建并不是行动研究的第一要务，行动研究以提高行动质量、改进实际工作为首要目标。行动的过程便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行动的结果也就是问题的初步解决。②行动研究要求行动者参与研究，对自己从事的实际工作进行反思，行动者不再是研究的客体或对象，而是研究的主体。③行动研究强调研究者与行动者的合作，在合作和支持模式中，研究者和行动者互相尊重、平等合作，实现共同解决问题的目标。④行动研究是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过程。

行动研究的这些特点与目前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型研究形成了十分有机的结合。早在20世纪50年代，行动研究就经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前院长考瑞（S．M．Corry）等人的倡导进入了美国教育科研领域。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世界各国都十分强调教育科研为教育改革的实践服务，行动研究本身的特点很好地吻合了这一取向的要求，因而成为了一项声势浩大的国际性运动。（寇冬泉等，2003）此外，行动研究与女性主义者也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陈向明，2000）很多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女性主义的学术在本质上是与行动结合的。（Reinharz et al．，1992）由于社会变迁对于女性的生存和发展影响巨大，因而女性主义的方法学者如拉瑟（Lather）就认为，女权工作者的唯一要务就是将研究工作付诸行动，研究的目的“应是尽可能自觉地将研究成果用在帮助当事人了解和改变他们的处境上”（Lather，1988）。

（二）行动研究的实施程序

研究者对于行动研究的实施程序看法不一，其中以克密斯（S．Kemmis）、艾里奥特（J．Elliot）和埃巴特（D．Ebbutt）三人提出的实施程序影响较大。

克密斯的螺旋四步法采用的是勒温的行动研究思想，认为行动研究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每一个螺旋发展圈包括计划、行动、观察、反思这四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环节。其中，计划是指以大量的事实发现和调查研究为前提，从解决问题的需要出发，设想各种有关的知识、理论、方法、技术、人员、条件等如何组合，使行动研究者掌握解决问题的策略；行动是指按照目的和计划灵活地、能动地行动，包含有行动者的认识和决策；观察是指对行动过程、结果、背景以及行动者特点的考察；反思是一个螺旋圈的结束，又是过渡到另一个螺旋圈的中介，包括对观察和感受到的各种现象加以整理归纳、描述出本循环的过程和结果、以及对过程和结果作出判断、并对有关现象和原因作出分析和解释，从而形成基本设想、总体计划和下一步行动计划等。

艾里奥特也认为行动研究可由四个环节组成，但在某些方面与克密斯的四环节又有所不同：第一步是从社会团体共同关心的问题或社会成员个人的生活事件出发，寻找行动研究的起点。起点的寻找可以从行动者对问题的第一印象着手，促使行动者不断地反思，激发一些额外的知识和自己隐含的知识，并借助于内省、对话等方式有意识地审视自己的行动，在现有情境中引发行为上的改变。第二步是理清情境，即通过访谈、观察、记录、实物搜集、录音、书面调查等方法收集相关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理清研究情境。第三步是发展并实施行动策略，这是一个研究者根据已收集到的资料、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对现实的理解（或者与自己的同行讨论）来形成研究方案，并根据该方案在实际工作中的运作效果来及时调整研究策略和行动的过程。第四步是研究者以报告、图表、网络或影视媒体、展览等形式公开自己在行动中获得的知识。这四个环节也组成一个不断螺旋上升的循环过程。

埃巴特则认为，艾里奥特的没有回路的研究程式还是没有能够把行动研究的整个过程如实地、恰当地表现出来。这种直线式的研究过程难以形成信息的反馈，若要修正最初的想法，就必须沿来路返回，而这是不现实的。显然行动研究过程并不一定完全符合这些程式，因为现实总是一种即兴的、创造性的情境。现实中的行动研究过程往往是这些程式的种种变式，或者是它们的简单化。（郑金洲，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