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心理学理论与实践走向的影响

一、理论向度：对话与主体间性

主客体的关系一直是哲学的永恒主题，心理学的发展也是围绕着这条线索展开的。本世纪以降，西方哲学跨入了现代的门槛，开始日渐自觉地关注主体间性的问题，主体间性的问题遂成为极富现代感的哲学主题，而布伯的“对话主义”哲学的真正内涵恰恰是主体间性的理论。主体性模式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模式，是“我与它”的模式和“独白”的心理学模式，而主体间性的模式超越了主客模式，进入到一种全新的主体之于主体的模式，是“我与你”模式，是“对话”的心理学模式。

主体间性思想论证了对话与交流的可能性，真正突出了社会历史多元主体的作用，不再把社会历史主体看作是内在统一的普遍化主体，而是在承认各个行动者的内在差异的同时找到了多元主体获得内在统一性的根据及现实途径。然而这种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根植于人类的思维中的，它经历了笛卡尔的“主体理性至高无上”、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的转向”、海德格尔的“修饰的重复”、萨特的“摧毁的重复”、维特根斯坦的“科学主义哲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哲学”和哈贝马斯的“交往哲学”等，然而包含了主体间性理论的真正内涵的可以说是布伯的“对话主义哲学”，这是布伯理论在宏观上的准确定位。

马丁·布伯从犹太思想传统出发对近代西方哲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真正决定一个人存在的东西，绝不是“我思”，也不是与自我对立的种种客体，关键在于他自己同世界上各种存在物和事件发生关系的方式。这种方式由两个原初词——“我与你”与“我与它”来表达。布伯把近代西方主客体二分的世界观归结为“我与它”关系，他认为“我与它”不是真正的关系，因为“它”（客体）只是“我”（主体）认识、利用的对象，在这种关系中我不能发现自身的意义，不能面对神圣。

心理学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总是休戚相关的，近现代心理学的每一次变革都与哲学的变革紧密相关。哲学的发展已经从主体性转向了主体间性的研究。相应地，心理学的研究也必然会将自己放置于大的背景下，朝着更光明的方向发展。以“对话主义”为基础的哲学放置于更广义的空间中，则构成了“对话主义原则”，或是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以布伯“对话哲学”为原则的心理学方法论强调打破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强调主体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对话的关系，生活意义回归到“对话”的研究当中，从而打破了“独白”心理学那种一味遵循主客体二分法，把被研究者对象化的方法论，反对理性的独白、主体的自言自语和方法程序的独白等。“对话”对立于“独白”，因为“独白”的心理学丧失了生活的意义，研究被束缚在方法程序的壁垒之中，无法自拔。自心理学从哲学独立出来以后，主流的心理学就一直是“独白”的局面，心理学的这种取向对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促进心理学科学化、客观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对科学性的过分坚持与追求也给心理学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独白”取向的心理学也存在着困境。

与独白心理学相反，“对话心理学”极力强调了人与自然的深刻差别，主张将被独白心理学所遗落的人的个体性、历史性、主动性、整体性等重新纳入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与解释框架，但同时却否认了人与自然的连续性，排除了与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定向相适应的研究主题、原则与方法。“对话”恰恰能够打破心理学中目前存在的主客体二分的局面，将它们融为一体。在布伯所倡导的“对话“的心理学研究中，主体与客体之间应该保有“我”和“你”的关系——一种开放和平等的关系。在对人的研究中，并不存在着主体与客体，只有二者的相互作用、相互理解，强调在“相遇”的交互作用中去获得真正的意义。“对话”的心理学首先要排除主体的“独白”，避免“我与它”关系的自然科学的纯粹模式，不应该把人当作工具和物体来看待，应把他还原到人的水平和层次上来看待。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心理学家不是绝对的主体，被研究者也不是绝对的客体，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主体—客体”的关系，应该成为“主体—主体”的关系，即主体间性的关系。两者之间无时无刻不在交往着、相遇着。(www.xing528.com)

二、实践向度：心理治疗与治疗关系

综观心理治疗百余年的发展，自其发轫之初是弗洛伊德所创造的医学模式一统天下，心理治疗是只有医生才能从事的职业。半个世纪之后的1942年，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所著《咨询与心理治疗》一书的出版，标志着非医学的心理治疗第一次成为现实。概而言之，心理治疗的理论与实践由医学模式向人文模式的演变，反映了对人的“物”化处理向“人”化处理的过渡，也即心理学研究由“物”的范式向“人”的范式的演变。在这种演变过程之中，治疗者与来访者的医患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而马丁·布伯倡导的“对话关系”更是将“人”化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方式推向了极致。

在精神分析疗法中，治疗者是完全主动的，来访者是完全被动的，治疗者的权威不会受到来访者的怀疑，来访者不会提出任何异议。这种关系在生活中的原型犹如父母与婴儿。在此过程中，治疗者完全以权威身份出现，对来访者是指导性人物，来访者听命于治疗者，他们之间是“指导—被指导”的关系。而后在行为治疗中，治疗家坚信，患者的变态行为是由过去不适当的条件作用造成的，使用正确的强化（相倚）程序是可以重新塑造的，从而把变态行为变为人们所期待的正常行为。因而行为治疗的治疗关系如同科学家面对仪器设备一样，是一种置人所以为人的那些特点不顾可偏又以人为对象的治疗方法。它倾向于对人进行操纵和控制，它的治疗方法科学客观，可被观察和检验，然而被人认为是践踏人性的价值和尊严。而在理性情绪疗法中，治疗者是主动的，来访者也有一定的主动性，治疗者仍然有一定的权威，但不可忽视的是在这种医患关系中已经掺入了来访者个人的认知成分，来访者的意见将受到治疗者的尊重。在患者中心疗法中，治疗者和来访者都具有大体同等的主动性、同等的权力，相互依存，共同参与医疗的决定和实施。这种关系犹如成年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成熟了，都有决定权，都有主动性。

布伯考察和分析治疗家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是在一个关于人、关于人的关系世界的较大的背景中展开的。他通过对宗教哲学的研究，逐渐形成了所谓“相遇”哲学或“关系”哲学的思想。基于这种关于人、人的关系和世界的基本理念，布伯很自然地注意到了心理治疗家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良好的治疗家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他从对人与人之间普遍关系性质的认识出发提出了他的见解。布伯认为，人与人之间健康的、正常的关系，应当是一种主体间的“我与你”关系，而不是彼此把对方看作是某种物品的“我与它”关系。在“我与你”关系中，治疗者对于来访者来说，始终是一个交往的主体，每个人全心全意地与他人交往，但同时治疗家和来访者都各自保持其独立性。来访者和治疗家的关系应该是“我与你”关系，是“对话”关系。所谓“对话”是指治疗家和来访者在心理治疗和咨询的过程中，在相互尊重、信任和平等的立场上，通过言谈和倾听而进行双向沟通的方式。布伯认为，传统的治疗和咨询关系充满了专制、疏离，治疗家具有无上的地位和权威，他们的知识和技术是过程中的工具，他们具有无上的优越感，而来访者更多地被认为是“物”。

对于治疗和咨询关系而言，布伯的理论没有提出多少可供治疗者遵循的方向，也没有提出严谨的方法和具体的技术，在他的思维里找不出任何特殊的技术和方法能应用于患者；相反，他能提供的只有治疗师自己，他自己的存在和他自己的人性。但是正是这种“对话”关系的治疗态度，通过与患者建立一种一对一的“我与你”的相互关系，设身处地地帮助患者更多地觉知到关系和自我，更完满地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这实际上也是向患者的一种挑战，使他们在体验到绝望、焦虑和罪疚的同时，能够鼓起勇气对抗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