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社会心理学的兴起

后现代主义社会心理学直接缘起于在社会心理学界处于非主流地位的人文科学定向的心理学思想的润泽，又是在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陷入重重困境时应运而生的思潮，是由持相近观点的心理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汇集而成的心理学研究的另一种趋向。它既是后现代文化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又反过来成为后现代文化思潮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社会科学中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基本主张

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学领域。西班牙作家Federico De Onis于1934年在他的《西班牙和拉美诗歌精选》中首次使用这一词，用以表示当时现代文学中某种反动的现象。作为最初在文学界和人文科学中产生和发展的思想，自从其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初就代表着人文科学向社会科学所发出的攻势。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建构的进程中，尽管危机和重建的声音不绝于耳，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和重建依旧是独一无二的。它对社会科学中现存的各个相互对立的学派或范式实际上所共享的社会科学构想发起了挑战。后现代主义批评了现代主义如下的观念，即科学本身——而不是这种或那种理论和范式——是一种特许的理智形式或真理媒介。它驳斥了科学所自称的只有科学知识才具有确实可靠基础的说法，对统一的、以共识为基础的科学议程提出了异议。它质疑现代主义的下述观念，即社会科学的主要作用就是为社会研究提供坚实的概念基础。后现代主义批评了现代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是或应当是价值中立的看法，强调了科学的现实意义和道德意义。

塞德曼（S．Seidman）在谈及后现代社会科学时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主题是批判如下的主张：科学知识是普遍的，并且可以用一种与语境无涉的方式加以证实。后现代主义者声言，真理的标准是随语境而定的。欧洲和英美的社会科学知识标准不可避免地与西方现代性的特定文化预设联系在一起。如认知真理与道德和审美知识的分离，赋予认知真理以事实上的优先权，对命题知识的强调，以及对什么可被算作证据或事实所设立的种种基本原理，都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取得其一致性的。此外，在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内部，就什么可以被算作有效的研究或理论存在着相互冲突的评价标准。对一些社会科学家来说，可预测性、概念的系统简约性或者可量化性是主要的标准；而另一些社会科学家则强调解释的全面性、描述的丰富性和推论的中肯性，或者强调道德、政治和美学的标准。这些不同的价值标准看来可以避免达成理智的共识。

后现代的批评超越了科学的一般历史语境。塞德曼赞同对科学所作的激进的去中心化（decentering）。他提出，社会科学知识不仅带有广义的文明，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民族文化的印记，而且带有其生产者身上更为具体的阶级、种族、性别或性取向的印记。因此，建立一种一般理论主张的任何企图都得到了解构，或者通过其基本的概念和解释被显露，以揭示作者特定的社会立场和旨趣。

勒默（C．Lemert）也指出，社会科学的范畴和解释，必然会通过强调某些社会过程和赋予特定的群体和社会议程以特权之方式，来建构社会现实。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将社会科学知识视为隐含于现实设计中的。它不是一个科学提供具有实际功用之知识的问题。相反，社会科学知识被视为一种策略，借此个人和群体可以促进其利益，寻求一种社会议程，或者争夺权力。后现代主义者倾向于赞同如下的社会研究形式，它们融合了明确的现实意图和道德意图，它们是随境而变的，并且受其关注焦点（当地题材优先于一般题材）的制约，它们是由叙事构成的，而不是表达了一般理论。

塞德曼赞成将一般理论转换为融合实用道德利益的社会叙事，勒默则推介一种解构主义的社会探究模式。这种模式将显露虚假的概念封闭性，从而使我们集中关注话语的社会建构层面。然而尼科尔森则对包容跨文化的、概括性的概念策略的后现代理论化作了辩护。后现代主义并不一定拒绝方法精致、分析详尽的社会分析，而是想挑起对下述声音的怀疑，即社会探究可以建立在某种方法基础上，而这种方法赋予了它一种特许的认识论地位。同样，后现代主义并不一定拒斥概括性的分析步骤，而是反对现代主义者那种总体化的、概括性的理论，或者寻求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范式的做法。后现代主义想以一种解构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论化，以系谱学的分析取代理论建构的种种努力，从而重新引入道德和政治关注，以作为中心论题。

归纳后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主张，包括以下六点：

1．虚拟是真实的再现

随着虚拟社会（simulation society）的出现，所谓的实在（reality）变成虚拟物（simulacrum）的再现，所谓的所指（signified）和能指（signifier）也愈来愈难厘清其所指。布里亚德将这样一个消费社会的情境描述为一个被众多物品、服务及财货所包围的富裕及消费的环境，“是人类所生产的动植物反过来包围人的一个世界，像是一部烂科幻小说的情节一样”（Baudrillard，1988）。由于媒体影像形塑了人们对外在真实的理解，也使得人们生活的真实无法逃出媒体所建构的真实，虚拟因此成为一种真实的再现。

因为虚拟成为真实的再现，所以反映在质化研究的文本上，也呈现一种带着符号的“任意游戏”（free play）。文本不会定锚于某一个文本的生产者，或是某一种外在的世界（Alvesson ＆ Skoldberg，2000）。

2．多元主体的出现

由于信息科技流通的快速，传统学科知识的界线也越趋模糊。现代主体哲学的建立者笛卡尔（Rorty，1985）提出主体是理性、有思考力的主张，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后现代主义认为，我们对自我的认同感随着自我所处的脉络（context）定位不同，就会产生变化，所以我们很难宣称，自我认同是我们自身的本质或要素，自我认同能够在不同的脉络穿梭而维持不变。这种对自我的质疑，挑战了过去对主体／客体的截然二分。后现代主义认为，主体不仅无法截然二分，它甚至还是多元的。如福柯认为，人是透过不同方式的建构而成为主体的，他以“主体”为研究的中心主题，企图从知识、权力和伦理三大主轴，来剖析人是如何成为知识的主体、如何成为操作或服从权力的主体，以及如何成为自己行动的道德主体等问题。福柯所认为的“主体”其实蕴含了两种含义：透过控制及依赖而服从于别人，以及透过良知和自我认识，与自己的身份相联结。这两种含义都显示了一种迫使个人屈从和隶属的权力形式。（Foucault，1983）主体多元的出现、自我概念的模糊，让我们不再能确认自我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得知什么不是自我？同样地，实在（reality）的客观性也因此备受质疑。

3．社会实在（reality）由建构而来

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拒绝讨论“实在”（reality）的本质，他们甚至怀疑“实在”存在的说法，他们认为“实在”（reality）其实是建构出来的。后现代主义将“实在”视为一种语言的约定，是短暂而富有情感的，这其间掺杂了唯心论强调的相对与主观，以及非实证论者所强调的客观（Rosenau，1992）。由于实在是短暂而富有情感的，因此必须在更宽广的文化范畴之内，去理解知识本身，这象征并指涉系统的全部范围。（McCarthy，1996）McCarthy就认为，人类文化是透过对生活世界中内容和方法的省思，以及社会中语言、信念、规范和世界观所形成的；博格尔和拉克曼也认为社会实在的建构来自于人类的生活，所以知识是属于社会团体，或人类社会所接受的观念。（陈美如，2003）

因为实在是短暂的，所以后现代主义认为没有巨型的叙事或结构或是客观性存在，它们企图从两条路线重建知识和语言的本质：一条路是根据德里达的文本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text），另一条路是福柯提出的知识和权力观点（Cherryholmes，1988；Pinar，Reynolds，Slattery ＆Taubman，1995）。以德里达的论述析之，他认为任何的经验都可以当作文本（text）来理解，所以他说（Derrida，1981）：“符号总是导向其他符号，彼此替代，轮流成为所指（signified）和能指（signifier）。”意旨、意符的游戏也就创造了新意义，并对文本有新的诠释，实在于此是充满偶然的、具有特殊性的。至于福柯（1980）则将权力的论述称为“真理政体”（regimes of truth），也就是他反对西方的理性思考，因为这样的思考只认定真理是由知识获得、知识反映了“实在”。他认为这样的认定是“假的”、“错误的”，因为如果如此，便忽略了权力与知识的交互共生。

4．永远变易的意义和观点

因为实在是建构而来，所以知识的基础也没有绝对的对错。后现代因而主张在世界上，知识的基础并非十分必要，意义与观点其实是可以持续变化、没有规范可循，甚至没有一个根本的基础可言，易言之，世界是永远变易的。（Capper，1995，291－292）事实上，利奥塔德（1984，54）也主张没有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共识真理及方法，所谓的人类生活世界，它所要追求的是不确定性，而不是制造“超验的”（transcendental）真理，因此现代性下的一元方法论与真理论所形成的中心性，优势文化所产生的宰制关系，都可以经由后现代的多元、变化与去中心性的主张加以去除。(www.xing528.com)

5．个人内省、直观、解构的诠释

后现代主义倾向将方法应用在较广泛的现象范围，关注处于社会边缘和弱势的族群。因此后现代主张以多元吊诡的方法解决问题。后现代的方法论是后实证论（postpositivist）或反实证论（antipositivist），它肯定感觉、个人经验、同情心（empathy）、情绪、直观和主观的判断、想象、创造和游戏等各种形式。（Rosenau，1992）因此后现代的方法论包含了两个取向：内省的、反客观主义的诠释和解构。内省的与反客观主义的诠释，基本上都肯定个人可诠释任何文本的可能性；至于解构则强调否定批判实证的诠释观能力，它涉及去除文本（text）的神秘性、揭露其内部的霸权阶级和前题（Rosenau，1992）。

6．个人的诠释重于一切

后现代主义并不关心知识基础的发展和应用，反而对于知识建构的基础，扮演一个解构的角色，强调阶级制度的重构（reconstructed）以及公平地建构新的宰制权力。（Capper，1995）因此后现代十分重视阐释的自主性，强调研究者的重要性，其所重视的焦点已经从理论、数据与诠释，转移到语言和呈现的形式。甚至有许多的人类学者与文化学者，声称研究者和知识的产出，在研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重视研究者的身份、风格和知识的产出，也就不那么关注研究结果。

整体而言，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使单一、形而上的宏大叙述受到挑战。后现代主义打破单一巨大叙述的合法性，强调“文本”的多元存在，肯定不同声音的价值与地位，拒绝绝对，对形上叙述文本的否定、对社会和政治秩序以及叙述中存在的霸权的批判，对不同性质或多元性的承认，否定某一论述具有比其他论述更高的价值。（引自郭实渝，1996）因为强调多元主体和个人观点的诠释，所以后现代主义也支持各种主体可以各自表述，而导致文本的不确定性，也就是一种“永远变易的意义和观点”，从而对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体系与知识生产策略提出质疑。而后现代主义中破碎的自我认同，矛盾不协调的建构、内省、直观和解构，也给现代社会心理学带来了冲击。因为这种自我或心灵或意识的多变与流动，使社会心理学所呈现的自我，不再只是传统的恒定不变的自我，若果如此，似乎无法呈现单一个体的多重特征或多重自我认同的面貌。

二、后现代主义社会心理学的发生和影响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心理学界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种思潮。1988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国际心理学会议上，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K．J．格根应邀作了《走向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专题报告，指出心理学正面临深刻的变革，并从他本人的专业方向出发，提出了构建“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具体设想。一年后，另一位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伊恩·帕克（I．Parker）又在其《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一书中对此作出了回应。1991年，格根又出版了《饱和的自我：当代生活中的身份困境》一书，通过对“自我”这个在社会心理学中极为重要的概念的后现代境况的考察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具体地显示了他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究竟为何物。这些事件标志着一门在性质上和“现代社会心理学”显得有相当区别的“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已经悄然诞生。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由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危机而引发的对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反思和重建运动的继续。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后现代社会心理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又表明一种认识上的深入和态度上的变化，即造成现代社会心理学之危机的社会心理学的“现代特性”本身乃是社会和文化的“现代特性”的一种表现抑或是一个方面，而要走出危机，就必须对现代社会心理学进行全面“解构”，“通过采用新出现的后现代文化的材料而同现代社会心理学脱钩”，并在后现代知识和文化的基础立场上全面重构社会心理学。换言之，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与变革，应不仅仅理解为是该学科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而更应理解为一个更大更深远的人类知识及文化转变的一部分。处于该研究领域中的学者面对这样的潮流，自会从自身学科出发而作出应答，从而也汇入这股思潮。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股思潮的挟裹影响之下（而不仅仅是学科内的矛盾运动），社会心理学者们才在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内开始进行对实证论的颠覆活动。而举此种活动之近而要者，有下述四项：

其一，1985年格根发表《社会心理学与非现实的复活》一文，批评了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外因论的——即认为外部世界在人的认识产生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知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相通于实证论——统治，指出：包括社会心理学在内的诸社会科学知识“并不像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事物本来面目’的公正无偏见的反映，相反，它反映了科学家本人的兴趣、意识形态信仰和价值偏好”。

其二，M．J．帕克（M．J．Packer）同样于1985年发表了《人类行为研究中的阐释论探索》一文，批判了人类行为研究中的理性论和经验论传统，主张根据阐释学的基本观点来改造和重新设计社会心理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

其三，伊恩·帕克于1989年发表《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一书，深入地分析了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实证范式所包含并受其制约的特定意识形态的和文化习俗的预设，指出实证的社会心理学和西方现代主流文化的一致性。并追问，既然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实证模式和西方的主流文化是如此水乳交融地联在一起，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采用新近出现的后现代文化材料而同现代社会心理学脱钩”？

其四，也是那个主张通过采用后现代文化材料而同现代社会心理学脱钩的帕克和肖特等人；于1990年出版了《社会心理学的解构》一书，借用解构理论的武器而对现代社会心理学学术文本进行解构研究。结果发现，声称旨在发现人类行为之统一规律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从未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图景，相反倒是充斥着许多相互矛盾的命题。

如果说上述种种都表明了对现代实证模式的社会心理学必须进行一场根本性变革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场变革是怎样进行的，变革后的社会心理学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心理学？

在1988年的报告中，格根针对他所概括的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四大特征而相应地为后现代时期的社会心理学者作了如下设计：①后现代时期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我们对周围世界所作的论述，只是在特定的社会常规中运作的结果；如果我们再认定科学都有一个基本的研究领域存在，无形中就会将本身并未能排除偏见的那些论述客观化。②后现代时期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我们无法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找到所谓“普遍性”的特征，此时，每一位研究者在从事自己的研究，都开始考虑进行研究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简言之，后现代学者必备的条件之一，就是对自己所处的文化具有强烈的反省意识。③后现代时期的学者已不再将“方法”视为神圣的追求，相反，人们认为方法往往成了一种误导他人去认可自己、将自己的想法合理化的工具。④同样由前三项变动可推知，后现代时期的学者对真理的看法已完全不同于以前，并且他们已开始对实证研究是获得真理的必然途径的信念发生怀疑，甚至有人认为，所谓“科学进步”的观念不过是由它的文字及叙事特点所制造出来的产物。

在作上述报告三年之后，格根又发表了《饱和的自我：当代生活中的身份困境》一书，以一项具体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来落实和展示他对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构想。在该书中，格根以对自身所处时代文化的深切反省为前提，对自我这个在社会心理学中乃至在整个心理学中都十分重要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和考察。他指出，强调理性和客观观察的现代观念把自我设想成机器般的、受不变规律法则支配而恒常自动运转的东西，这一观念呼应了现代科学心理学的诞生。但是在当代，这一观念已越来越站不住脚，自我不能被看成是恒常自动运转的东西，它从来就是一种社会构造，个体只有借助于他置身其中的各种关系才成为一个自我。在今天，这已显得至为明显。当代社会的技术革新导致了“交往饱和过程”，即个人置身于其中的关系的迅速增生。今天的个体身处于比以前远为异质的人群、观念和文化之中，来自各种各样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的各式各样的言论意见包围了个人并向其渗透，从而导致了自我投入（self－investment）的多重性。在今天，具有内在之统一性、连续性的身份的观念同真理的观念（格根认为，交往饱和过程也改变了人们对于所谓客观真理的传统信念，在后现代状态中，所谓真理只是在不同情境中服务于不同人们和文化之需要的对于现实的构造）一样已越来越没有可能，因为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状态已使个体随着他置身于其中的环境和言论意见的改变而进出于各种不同的“身份”之中。即没有了一种一贯的、连续的身份，自我遂成为调和于各种背景的“社会变色龙”——为了达到某种即时的目标而“对某个角色的扮演、对某种印象的整饰，或对某种功能的承担”。所以不存在恒定不变的自我概念，“自我”只是呈现于、相对于特定的情境和特定的主客关系。自我概念如此，其他一切心理意识也如此，包括作为研究者的心理意识。处身后现代状况中的学者们应该认识到不应也不能去寻找那些客观、普遍、恒定的特征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格根对于后现代或者说后实证的社会心理学的设计及其实践，可被看作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学术发生。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自其出现至今已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它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主题或范式发生了一些转向或变化。主要表现如下：①由关注理论建构和事实材料的搜集，转向实际应用，应用性与指导性的知识及其价值得到重视；②由专注于对外在事物的探求，转向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与活动的研究之上；③由对个体头脑中发生了何种活动的探讨，转向对个体周围事物的特性及其能够提供的信息的探讨之中；④研究过程由一人独自实施，转向与其他人协商合作进行；⑤研究的起点由被动反映（此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或消失或被忽视了），转向根植于有关日常生活的承继历史脉搏的社会活动之中（或者说由表象论转向建构论）；⑥由将语言主要是看作对现实的再现或表象，转向对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的协调上，即由关注语言的表象功能转向探讨由语言组成的社会关系；⑦从信赖作为理解世界之基础的经验，转向探询世界的建构的社会过程；⑧调查研究由建立在作为权威的可普遍接受的基本原则之上，转向允许当场纠正错误的模式上（通过采用这一模式，可以就当时当地的情况与场合找到修正的证据）；⑨研究者的形象由置外的、沉思的和不动感情的观察者，转向主动参与的和更富解释性的探索者；⑩研究方式由注重归纳推论和实验研究，转向注重语义分析和协商对话；瑏瑡由过分倚重实证的研究方法、推行实证的霸权，转向实证方法霸权的终结和对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标举；瑏瑢由价值中立的立场，转向价值负荷、人性复归的立场；瑏瑣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由被看成是自我控制的、一元的、分离的、守规则的、思维定向的和重表象的，转变为不可控制的、多元的、去中心的、违反规则的、情感定向的和重意象的；瑏瑤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的着眼点由个体的内心，转向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瑏瑥社会心理学家的责任由科学的元叙事，转向应用的共同体；瑏瑦由对内在心理机制的认知机械论研究转向实践活动所产生影响的事件上，其中包括这些活动所涉及的职业的、认识论的、伦理学的、政治的等各方面知识的形成与增长；瑏瑧由传统的、与历史无关的、个人主义的、欧美中心的和男人中心的心理观，转向反传统的、历史定位的、相互协作的、本土的、关注女性心理的和跨文化比较的心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