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介入之前的社会心理学

在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介入各学科之前，社会心理学领域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社会心理学内部长期以来忽视了对性别问题的研究；第二是倡导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社会心理学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反实证主义的呼声愈来愈高。

一、早期社会心理学中的女性研究

一如它的两个母体学科——心理学和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将女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关女性的课题一直处于不为人重视的边缘位置。

社会心理学很晚才开始将女性心理纳入视野，那些涉及对女性心理的研究也“只是讨论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以及女性区别于男性和作为男性功能的补充的功能”。而且“从总体上来讲，进化的概念及它对生物决定论的强调，为研究两性的‘内在的’差异提供了丰富的理由”。（Shields，1975）主流的观点认为，女性与男性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尤其是在知觉、运动及智力等方面，女性有着明显的缺陷；教育会使女性失去女性的品质，进而影响其生育与抚养功能。心理学中的性别主义为社会学先设男性在父权制文化中的支配地位和女性的屈从地位提供了所谓“科学的”解释。因此20世纪初心理学中对于女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脑结构与功能方面的生理性别（sex）与种族（race）差异，而不是社会性别（gender）与文化（culture）的差异。这便支持了主流心理学的一个设想，即心理学就是以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模式去如实地描绘社会中人类的心理和行为，他们相信，在社会世界如同在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种合理的自然秩序。

主流社会心理学是一种“无女性的心理学”（womanless psychology），这主要表现为三点：①女性与女性经验无关紧要，不具有代表性，因而不能成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哈里—马丁和麦里克指出：“在主流心理学中，女性，不管是作为研究者还是研究对象，都或多或少地缺席，女性经验被认为无关紧要因而不能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我们称这种心理学为‘无女性’的心理学”。（Mustin＆ Marecek，1990）②从男性经验出发界定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男性看成标准，并试图把女性放到男性模式中去理解：把女性的生理解剖与男性相比较；把女性的心理发展历程与男性相对照。③女性心理学家是被边缘化的群体，地位低下，学术成就很少能得到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同。谢利夫描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心理学中的父权制：在这个体系中，实验主义者占据了最高的地位，接着是测量学家，最低层包括发展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及心理治疗学家。最高层多半由男性占据，最低层尽管包括了一些女性，但其必须服从于主流心理学的标准和偏见。女性心理学家在心理学学科中的这种地位，使他们不得不处于弱势地位而不可能发出强劲的声音。

1968年，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威斯坦对心理学实验室与诊室中的男性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她指出：心理学对于女性究竟是什么样的、她们需要什么、她们想要什么无可奉告，因为心理学对此一无所知（Weisstein，1971）。在她看来，心理学中关于女性心理描述最重要也是最多的，是关于她们在婚姻与家庭中应担当的角色，似乎女性真正的内在本质就在于此。但实质上这些观点是在缺乏事实的情况下建构的，并且反映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因而社会心理学充当了父权制意识形态及父权制社会组织的支持者。(www.xing528.com)

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主流社会心理学中所宣称的价值中立（value－free）与客观性（objectivity），实质上掩盖了实证主义本身固有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是为父权制文化中的优势群体服务的。在价值中立论与客观性的幌子下，主流社会心理学将被研究的个体从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并将其置于人为的实验环境中，把研究对象当作可操作的物，让研究者“不带任何偏见”地收集研究对象的事实材料和证据，以获取所谓纯粹客观的、普遍的知识。由于这种主客分离和价值中立，使研究者的价值偏好掩盖了研究对象所处的真实境况，研究结果成为一种研究者自己的主观构想。而且那些自认为独立、客观的认知主体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特殊群体，即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白种男性。故所谓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实质上是以男性为中心设计出来的“科学”神话而已。1979年，女性主义社会心理学家谢利夫在《心理学的偏见》一文中，以调侃的笔调犀利地剖析了美国心理学界将自己建树为科学权威的手段，揭示了“科学方法”掩盖下的种种偏见：“心理学中所谓的‘科学的’观点只是社会的神话，或是心理学中精英人物的意识形态而已，它为强化性别主义（sexism）与种族主义（racism）服务。”（Sherif，1979）

二、社会心理学面临的危机

正当女性主义从女性和性别问题着手进入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同时，作为一门学科建制和知识模式的社会心理学本身也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刚刚从战后走出来的西方世界又重新遭受到阶级冲突、种族冲突和民族冲突的困扰，各种各样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时代向社会心理学家发出呼唤：走出实验室，对这些社会现象给予充分的关注，并提供解决的办法。但是沉迷于实验的社会心理学家却无力回应这一要求。另一方面，从思想学术领域看，20世纪60年代后现象学和阐释学等思潮的兴起，也使得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模式基础的实证主义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抨击，对社会心理学基本概念和方法的重新审视和进行新尝试、新探索，成为社会心理学家们的当务之急。

此外，以普遍主义标榜的社会科学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质疑。人们认识到，在科学普遍性的旗号下，形形色色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被认定为理性的反映和体现，成为决定诸多知识形式命运的普遍范式，但实际上仅代表着某一群体、某一区域的特殊利益。西方社会科学就是凭借它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优势地位来向全世界传播自己的观点在所谓社会科学典范下掩盖的是“欧美中心主义”的偏狭追求。因此，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而兴起的文化研究以怀疑主义的姿态对所有以追求普遍性为目标的所谓“宏大叙事”展开了挑战，女性主义者以普遍的男性话语为批判的目标，也毫不迟疑地加入了这些挑战者的行列。

华伦斯坦等人曾就二战后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状况指出，对数学模型的依赖已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的普遍趋势，这导致学科各自独特的方法论的削弱以及学科之间多方面的重合。因此要寻找学科之间明确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每门学科自身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从而导致人们对学科内部统一性以及学术前提合法性的怀疑（华伦斯坦等，1997）。在这一背景下，诸多跨学科的研究不断涌现，关于女性研究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