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同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内容

如前所述，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是由塔菲尔和特纳等人提出的，并在群体行为的研究中不断发展起来。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个体对群体的社会认同作用，并以此来解释群体间的行为。社会认同理论已成为解释群体行为的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并促进了群体心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节将从两个方面对社会认同理论进行讨论。

一、社会认同理论产生的背景

（一）历史背景

社会认同理论产生于欧洲，在英国社会心理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欧洲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地区，到19世纪，社会政治革命在欧洲迅速蔓延，国民主义兴起，欧洲各国人民多以本国的语言传统和历史文化为荣。欧洲各语言族群之间的纷争，更是成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的发起人则是以让所谓优越族群统驭甚至消灭所谓劣等族群为号召的。二战结束后的欧洲，书不同文、语不同音的族群间仍存在着不少矛盾，社会认同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赵志裕等，2005）。

（二）现实冲突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RCT）

社会认同理论产生于对群体行为的解释，而群体行为是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在社会认同理论产生之前，心理学研究者也进行了大量有关群体行为的研究，但大多数研究都将注意力集中于个人偏见和歧视的模式，以及人际互动的动机序列。这些研究路径的典范，见于权威人格论，以及挫折、攻击和转移论的各个版本及其修订的版本当中（方文等译，2004）。

而和这些研究路径不相同的是谢利夫（Sherif）利用11～12岁男孩夏令营活动而进行了一系列现场实验研究。实验中他将来自各地不相识的男孩分为两组，刚开始只是从事小组内活动，例如爬山等；后来经过一系列为争取奖励而进行的激烈竞争后，两组成员已变得相互对立，成员对自己的小组表现出高度的认同和向心力，而对另一组成员显出仇视的态度和行为。由此，谢利夫提出了现实冲突理论。该理论认为，群体利益的现实冲突导致了群际冲突与歧视，同时也可以看到群体利益的现实冲突不仅会创造出敌对的群际关系，而且也会提高对内群体的认同过程和积极依恋。然而这种对内群体的认同过程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在现实冲突理论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而只是将其看作是群际冲突产生的一种副现象。现实冲突理论既没有关注群体认同的发展和维持基础的认同过程，也没有关注群体成员身份或资格的那些“主观”方面对内群体和群际行为可能具有的自主影响（方文等译，2004）。而这些被现实冲突理论所忽视的重要问题正是随后诞生的社会认同理论的关注重点，塔菲尔后来的研究对现实冲突理论作了很好的补充。

二、社会认同理论的基本内涵

（一）理论出发点——人际行为和群际行为的划分

社会认同理论首先对社会行为进行了两极的区分。相应的两极，称之为人际行为（interpersonal behavior）和群际行为（intergroup behavior）。其中，人际行为指的是两个或多个个体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完全由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个体特征所决定，完全不受他们各自所属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类别的影响。而群际行为是指由两个或多个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群体）之间的互动所构成，这种互动完全由它们所属的社会全体和社会类别的成员身份或成员资格所决定，而完全不受卷入其中的个体间的个人关系的影响。社会行为的两极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其纯粹的形式。最接近人际行为这一极的例子，就是夫妻间或老朋友间的关系；而最接近群际行为这一极的例子，就是在战斗期间敌对双方士兵之间的关系，或在激烈的谈判桌上代表冲突双方的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

此外，其他社会和行为连续体也与人际—群际连续体相关联。其中之一便是信念系统维度，这对于理解后面要谈到的应对消极社会认同所采取的策略很有帮助。这个维度的特征也由两极构成，称之为“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和“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它们是指社会中有关群际关系的结构和本质的个体信念系统。“社会流动”的信念系统认为，个体所生活的社会是有弹性的和可渗透的，因此当他们对其所属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类别的成员身份所带给他们的生活状况不满意时，便可以通过天赋、努力、运气或其他方式个体性地转移到其他更适合他们的群体中。而“社会变迁”的信念体系认为，社会中的群际关系的结构是以显著分层为特征的，这种分层使得就个体而言，要剥离自身不满意的群体成员身份，从原属群体转移到另一群体中是不可能的或是极其困难的，只有通过改变群体的地位，才能使自己的地位有所变化。通过上面所讨论的信念系统连续体，可以推测：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一组重要的主观条件是，对外群体成员的社会行为可在人际和群际两极之间进行转换。

（二）研究程序——最简群体实验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

塔菲尔等人最初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弄清群际冲突和歧视，即产生的必要条件或最小充分条件，从而对现实世界中的群际冲突和歧视，特别是种族中心主义进行实验室类比。要类比现实中的群际冲突和歧视，就要在实验环境中产生内群体偏好（ingroup bias），即一种在评价和行为上相对于外群的内群偏好的倾向。为了对内群体偏好进行深入的研究，塔菲尔等人创立了最简群体实验范式的研究程序。

在最简群体实验范式中，研究者基于一些琐碎的绩效，如选择自己更喜欢哪位画家的作品，将男孩被试随机地分为互不重叠的两组。然后将男孩一个一个的单独地带入一小隔间。然后要求每人进行资源分配的工作，如将虚拟货币分发给两个组中的其他成员。他们知道的信息只有哪些男孩是属于哪个组的，以及属于男孩个人的一个代码。结果显示，这些被试虽然与同组的成员互不相识、从未谋面以及未进行过实际互动，但他们还是分配给自己所在组成员更多的资源，即表现出了内群体偏好。在这种情境中，塔菲尔的实验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群体成员之间没有发生社会互动；其二，并不存在群体内的结构；其三，群体之间也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和先在的敌意。也就是说，仅仅是对外群体在场的觉知，就足以激发偏好内群体的群际歧视反应。塔菲尔相信人们的身份是建立在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之上的。这种认知上的分类，会让我们主观上知觉到自己与他人共属，产生一种认同感，从而给内群体分配较多的资源以及正向的评价，出现内群体偏好的现象；同时对外群体成员分配较少资源并给予负向的评价，出现外群体歧视的现象。最简群体实验研究的结果显示，对群体成员身份的意识是产生群体行为的最低条件。即使是把人分配到一个简单、无意义的类别中，也足以产生群体取向的知觉和行为。

对于塔菲尔等人的实验，人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它是否真的证实了作者所称它所证实的理论。因此，这项实验和对其的解释时常遭到两种批评：第一，被试的行为可以通过经济上的利己主义来解释。但在另一个实验中，“虚拟”货币被换成了符号，结果仍然相同。第二，被试只是用他们认为实验者希望他们给出的回应方式来作出回应（心理学家将其称为“需要特征”）。但是塔菲尔认为，被试并不知道实验者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因为分发虚拟货币的规则时常变化，而且实验者鼓励被试相信自己选择喜欢哪位画家的作品和分配虚拟货币之间没有联系。

尽管有这些批评，但塔菲尔和同事们的发现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这个实验以及类似的实验在改变了实验变量之后被重复了很多遍，实验结果几乎不变。

（三）社会认同理论的主要观点

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认为社会认同主要来自于群体成员身份或资格，人们努力追求或保持一种积极的社会认同，以此来增强他们的自尊，而且这种积极的社会认同主要来自于内群体与相关外群体之间进行的有利比较。如果没有获得满意的社会认同，人们就会试图离开他们所属的群体或想办法实现积极的区分。人们会使用多种策略来实现积极区分的目标，特纳和塔菲尔认为，有三类变量可能会影响群体间的区分：①人们必须在主观上认同他们的内群体，他人的界定是不够的，个体必须将其成员身份内化为其自我概念的一部分；②社会情境允许进行可评估的群体间比较，这种比较使选择和评价相关的关系品质成为可能，并不是所有的群际差异都有评价的显著意义，而这些差异在不同群体间变异极大；③外群体必须是可充分比较的（例如是相关的或近似的），而且这种区分的压力会随着可比性而增加（Brown，2000）。

1．社会认同的定义

塔菲尔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是关于他（她）从属于某一社会群体，以及对作为社会成员的他（她）而言是具有显著感情和价值的东西”（Tajfel，1982）。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个体附属并投身于他们所属的特定社会群体之中。

2．社会认同的基本历程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是由类化、认同、比较建立的，因此社会认同理论又被称作CIC理论（categorization－identity－comparison theory）。

（1）类化（categorization）

个体通过对大量的环境刺激的组织和分类，简化知觉以适应社会现实。它对人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强化效应（accentuation effect）告诉我们，当刺激物一旦被分类后，对于类别成员间的相似性的知觉，会比其真正的相似性来得大，而对不同群体成员之间差异的知觉，也会比其真正的差异来得大。换句话说，类别之内的相似性和类别之间的差异会被强化。强化效应曾在线段的判断和对社会刺激的判断中被证实过。研究者将八条不同长度的线段呈现给被试，要求他们估计线段的长度。当较短的四条线段线是和字母A一起呈现，而另外四条较长的线段则和字母B一起呈现时，被试会高估A群线段和B群线段之间的长度差异（Tajfel ＆ Wilkes，1963）。一些研究（虽无统计的显著性）指出，被试会高估同一群线段之间的相似性。强化效应也出现在以各种物理的刺激为知觉对象的研究中（Doise，1978；Doise，Deschamps ＆ Meyer，1978；McCarty ＆ Penny，1988）。

强化效应也出现在对社会刺激的判断中。一些研究指出，美国白人受试者对一系列脸部照片的“黑人特征程度”（negroness）进行评价，并依据自己的标准将这些照片分为“白人”和“黑人”。在分类之后，在相同类别照片的相似性和不同类别之间照片的差异性被强化了（Secord，1959；Secord，Bevan ＆ katz，1956）。

类化是一个随分类环境而变通的历程，最基本的类别之一是对自我和他人的区分。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分。人们在特定的处境中会将自己归入某个社会类别，自动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区分自我和他人是早期社会化的必然结果。有些学者（尤其是符号互动论者）认为，这种区分只能来自社会的互动，而社会互动的必然结果是将自我当成主体和将自我当成客体（Mead，1934；Stryker＆ Statham，1985）。

自我这个类别似乎在记忆中受到偏爱。图式理论已经指出，与自我的相关信息特别易于启用，并且对于新信息的编码和旧信息的激发具有相当强的影响。有学者发现那些和组内代名词重复配对出现的词，较那些和组外代名词配对出现的词，有较高的评价，而组内指定的代名词对正向特质词的反应时间有所帮助（Perdue，Dvidio，Gurtman ＆ Tyler，1990）。因此，即使是在无意识的信息处理层次，自我和“我们”也会吸引更多的心理资源，且常与正向事物相联结。(www.xing528.com)

总之，社会认同理论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是以社会建构类别来知觉社会世界的。在最小群体实验中，被试被分成两组，但这些类别是没有意义的。而它们对被试的意义，是被试自己赋予的。被试在类化的过程中还会依据所属群体的准则来定义适当的行为。

某些证据指出，那些非常基本的社会类别，例如我们和他们，都会自动地产生内群体的偏好效应。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在最小群体中常见的内群体偏好效应的产生还有其他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认同。

（2）认同（identification）

认同是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在这里，认同一词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鉴别、辨别的意思，也就是把某人或某物从众多人或物中辨别出来。社会认同论采纳了这个含义，将认同定义为可以将个人与他人分辨开来的个人和社会特征，因此依据个人特征而建构的身份被称为个人身份，而依据社会群体成员资格即社会特征来建构的身份称为社会身份。认同的含义之二是等同。在社会认同论中，当人们采纳了某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资格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身份时，会将符合内群体的特征赋予自我。因此，我们可以将认同定义为自我意象或自我概念。它是对作为客体的自我的态度，或是对于自我的评价，是自尊。

人被认为有一种普遍的动力，即把自我界定为“好”，这样便可以对自我的认同有正向的评价，或者采用个体心理学的说法，以便能有正向的自尊（Tesser，1986，1988）。无法成功地启动这个动力往往被认为是心理不健康的。这个动力不但在个体的层次运作，也在社会的层次运作。存在着正向评价自己的个人认同的动力，也存在着正向评价自己的社会认同的动力。正向社会认同的动力会产生许多社会行为，通常也会对我们的成员资格，或所属社会类别有正向的评价。社会认同理论的一个中心假设就是内群体偏好，是由于人们想通过积极的社会认同，而最终满足个体获得自尊的需要，即自尊假设。阿伯拉姆斯和霍格进一步提出了自尊假设的两个推论：①积极的群体间区分可以提高自尊，个体积极地将内群体与外群体区分从而获得高自尊；②为了获得积极自尊，原本低自尊的人们会表现出更多的群体间歧视行为（Abrams ＆ Hogg，1998）。然而20年来的研究都没有明确地验证上述两个推论，虽然更多的证据支持了推论①，而对于推论②甚至还发现了相反的结果——有研究发现高自尊或群体中高地位的人表现出更多的歧视行为。对于这一结果，特纳认为推论②忽视了调节低地位群体反应的中间变量（Turner，1999）。

SIT假设个体的社会认同是由个体对各种社会类别的社会认证（identification）所构成的。并非所有的社会认证在任何时刻都是重要的或是凸显的，在特定的社会脉络中，只有特定的社会认证才会被挑选出来，以便适应特定的情境。

对社会认证的知识本身并不足以形成对这些认证的评价。一个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学生，并不足以使这个人对这些类别资格（memberships）进行评价。对类别资格的评价只有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才能进行。

（3）比较（comparison）

任何维度的自我评价都需要一种与他人的隐藏的社会比较。对自我进行评价时，更需要与其他社会类别的隐藏的比较。任何特定的社会类别的资格，只有在通过与组内人和某些相关组外人的社会比较，才能显现出其正向的社会认同。社会比较使分类过程的意义更为明显。

对人们如何通过社会比较来评价个体和社会的属性，在20世纪50年代曾进行过研究，并形成SIT的社会比较过程理论，其后又有许多重要的发展。在此，我们介绍社会比较的一些主要的理念。社会比较理论的原始版本是由费斯汀格所提出，主要是一个关于个体如何进行自我评价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人们喜欢以某些“客观的”标准来对自我和自我的性质加以评价，当这种客观的标准不存在时，人们转向社会比较（和他人比较），以寻求自我评价的标准。费斯汀格区分了能力与意见的比较，并认为这两种比较的驱动力是不同的：就能力而言，其目的是为了比较和自我改善；就意见而言，其目的是为了获得社会共识。在能力的比较方面，费斯汀格提出了“普遍的向上驱力”（universal drive upward）的概念，认为人们选择用来比较的他人，必定是那些较有能力的人；而相似性（similarity）原则是指，当所有其他的事物都一样的时候，人们会选择与自己较为相似的人作为比较者。将普遍向上驱力和相似性原则结合在一起，可以得到这样的预测：在评价能力的时候，只有那些比自己稍微优秀的人会被选择作为比较者（Festinger，1954）。

根据费斯汀格的想法，所有比较的动机都是为了获得准确的自我评价。但有许多的研究指出，情形并非如此。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目的，大部分是为了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人们向上比较以评价自我及其能力这一命题，和许多自尊研究相互冲突。有关自尊研究指出，人们有选择性地接受那些可以使自我提升的信息。自我评价和自我提升通常是冲突和竞争的两个动机，而且通常人们遵循自我提升的策略。自我提升的策略正是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也是社会比较研究的基石。

对社会类别资格的评价和对意见的评价相近，并无对错或好坏的“客观”标准。“我所属的群体比你的好”和“我的意见较你的为佳”一样没有太多“客观”的意义。并没有什么外在的标准可以建立“好”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会认为其所属的群体或自己的意见较他人为优，人们往往认为自己所宣称的是“真理”。

对于组内和组外间进行社会比较，必须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组内成员必须先决定在众多可资比较的组外成员中，要选择谁来比较，作为比较者，这称为参照选择问题。第二，在哪一个维度上来进行比较，这称为维度选择问题。这两个问题模糊了社会比较理论40年之久（Kawakami ＆ Dion，1993，1994；Pettigrew，1967；Wheeler，1991）。

不管人们如何置身于组内与组外的社会比较，对SIT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比较的结果，而不是比较的机制。其实社会比较的结果才是人们进行这种比较的目的，所以人们选择作为比较的对象和比较的维度，都是根据所预期的（正向）比较结果而定的。

如前面提到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总是想要达到一种正向的社会认同，正如人们想要获得正向的自尊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类别的资格并不能增加或减少社会认同，类别资格的价值在于它和其他类别的关系。只有在一个价值比较的维度上，组内成员和组外成员的相对位置，才会影响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理论的基本公理是，存在着想要正向评价群体资格以增益社会认同的动机，而这种提升组内成员的做法，可由对组内成员和组外成员进行比较而得。这个过程和费斯汀格的社会比较理论的一个重要差异是，费斯汀格在个体的层次来架构比较的过程，其中个体的特征被评价了，而自尊与自我的知识也受到了影响。在SIT的进程中，社会比较的过程是在群体的层次进行的，其中群体的资格受到评价，而社会认同得到定形和稳定化。

在最小群体实验中，被试所面对的几乎是一个空荡荡的情境。他们被以一种随机的方式分成两个小组，除了实验者之外，他们彼此互相分离，而要分配点数给其他的被试，这些被试只能以一个号码和其群体资格来辨识。这样一个空荡荡的情境到底对被试有什么意义呢？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被试可以确认自己的群体资格，他们同时也有增进其社会认同的动机。这个情境是如此的贫乏，要增加社会认同只有一条路径可循，被试只能以尝试将自己的群体和其他群体分化的方式，以及提升自己群体相对与其他群体的位置的方式来达成这个目的。因此，被试将自己所属群体的位置置于高处。透过社会比较的历程，自己的群体也就变成正向的，如此一来，再经由自己对该群体的认证，增加了他们的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理论并不认为可以将在最小群体实验的解释类化到“真实”群体中。在真实的组间冲突中，至少群体的历史、组间的关系以及处于冲突之群体间的经济和社会位置都当予以考虑。在最小群体中的个体可以借着区别分配给组内成员和组外成员点数的不同，来增加其社会认同，在实验的情境中，并无任何因素可以阻挡他们这么做。但在真实群体中的成员，存在着真实的组间的权利差异，使得人们无法自由行事。而且在社会中的少数群体，根本不可能借着自我膨胀式的比较，来主张自己所属的群体优于其他群体。这使我们考虑到了社会认同威胁的结果。

3．社会认同威胁的结果（consequences of threats to social identity）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当群体形成时，个体对群体的态度随之产生，“群体环境对个体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并改变了他们的个性”（莱昂斯，2001）。社会认同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所有行为不论是人际的，还是群际的，都是由自我激励这一基本需要所激发的。因此，群体中的个体自我激励的动机会使个体在群体比较的相关维度上表现得比其他成员更出色，这一假设被称为“积极区分原则”（positive distinctiveness）。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过分热衷自己的群体，倾向于对自己所属群体加以积极的正向评价，即个体为了维持自尊而借助于群体内共同的自尊，根据他们共同的种类身份来评价自己和他人。

但是社会认同的威胁是存在的，当个体发现无法通过与外群体进行比较而获得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正向评价时，就会对相对劣势的群体内部成员的认同造成威胁。那么个体如何应对这种威胁呢？主要有以下三种策略：

（1）个体流动（individual mobility）。即脱离群体，个体会离开群体，或从心理上与自己所属的群体分离而渴望进入具有较高评价的群体，获得向上的社会流动，从而得到正向的社会认同，如考取功名等。个体流动策略最为重要的特点在于，它只是一种个人的策略，并不试图改变群体间地位的现状。从短期看，它是力图实现个人的而非群体的地位改变。因此个体流动意味着对以前所属群体的不认同，所以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会提倡这一策略，因为它降低了相对劣势地位群体的凝聚力，避免其成员的集体性对抗行为。但同时，优势群体也会避免对自己造成威胁而对个体流动的数量进行一定的限制，如美国对外来移民的限制。

相比于个体流动，“社会创造”与“社会竞争”这两种策略都是继续留在群体中但设法改变群体的状态。

（2）社会创造（social creativity）。若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群体具有社会变迁的信仰体系，且将现存群体间地位关系看作合理的、稳定的，他们通常会采用社会创造的策略。这种策略通过重新界定或改变比较的因素，为内群体寻求积极的特异性。与外群体相比，它不包含群体实际的社会位置或客观资源上的任何改变。社会创造是一种群体策略，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导入一些新的比较维度，将内群体与外群体进行比较。莱曼尼（Lemaine）发现，当儿童群体无法在建造临时营房上胜过其他群体时，就会试图寻求其他的比较维度，如营房周围环境的建造。第二，重新评估现在比较维度的价值，以便使原本消极的比较转变为积极的比较，其经典的例子就是美国对“黑人”的重新评价。在人权运动兴起之前，对黑人群体及其成员的评价是负面的；在人权运动以后，随着种族观念的改变，人们逐渐接受了“黑色是美丽的”这一看法。在这里，肤色等仍然和从前一样，但与之相关的曾流行的价值体系被抛弃或颠倒。第三，改变与之比较的群体，与地位相同或更低的其他群体进行再比较。一旦放弃与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进行比较，相对的劣势就会明显减少，这可以恢复自信、提高自尊。

（3）社会竞争（social competition）。当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具有社会变迁的信仰体系，且将群体关系现状看作是不合理的或不稳定的，那么弱势群体成员较可能采取社会竞争的策略。他们会在导致其消极区分性的维度上，通过对外群体直接挑战，尝试改变社会结构或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相对地位。竞争有许多种形式，但全都是政治性的，例如游行示威、政治游说甚至革命和战争。社会竞争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群体客观的社会位置的改变，而此时优势群体也会用政治或军事的手段对弱势群体进行压制，以维护其优越地位。因此，这种策略最可能导致激烈的群体间冲突。

总之，在自我尊重需要的驱动下，群体中的个体将采取各种策略以取得正向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