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立场与基本概念

按照奥尔波特的说法，传统的社会心理学乃是致力于理解和解释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如何受他人实际的、想象的和隐含的存在的影响。但是对于并不把心理作为一个实体、不承认行为一贯性的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家而言，这一定义是不可取的。在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家看来，社会心理学是研究自我及其各种显隐行为是如何被话语建构的，以及这种建构要达到何种目的的学科。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立场、基本概念，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定义产生的。

一、基本立场

（一）以社会建构论作为其基本理论立场

话语分析是以社会建构论为元理论基础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正如贝尔（Burr）所言：“尽管并非所有社会建构论者都采用话语分析的立场，但一个持话语分析立场的研究者必定是社会建构论者”。（Burr，1995）话语分析的研究立场认为，所谓“心理”或“人格”并非某种独立的精神实体，而是来自人所承担的多种社会角色或社会身份的话语建构。每一社会都采用多种划分维度，如年龄、性别、职业、政治地位、受教育水平、经济收入等。由每一种划分维度划分出多种不同的社会位属。每一种社会位属究竟“是怎样的人”，取决于社会话语的建构。

这种主张不同于传统社会心理学中关于人的描述，后者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理”和“人格”。“心理”、“人格”等既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其本身作为“精神实体”，又可以被再认识、再反映。心理学研究就是要对心理和人格的要素、结构、机制、功能等进行准确测量和描述，揭示其中的规律性。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新的研究立场强烈质疑“心理”、“人格”等精神实体的存在，认为它们是“未经证明的”或“不证自明的”预设，是以主客二元思维为典型特征的现代性话语的建构物。

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则认为，“心理”或“人格”其实是一个人所承担的各种角色话语、身份话语的共同“构造（fabric）”。如现代女性话语将“女性”特征建构为具有敏感、多疑、脆弱、情绪化、直觉思维等特征，而现代科学话语又将“科学家”建构为客观、理性、逻辑思维、价值中立、自主决断的人。这两种话语交织，便将“女性科学家”建构成为心理或人格矛盾的人，“她”或者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失败的科学家，或者成为优秀的科学家、男性化的女人。

另外，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话语对人的建构并非简单地划分位属或给人贴上某种标签，而是充分发挥自身的建构力，使某种位属或某种人真正“成为他们”。这一认识比传统的符号互动论要深刻得多。话语借助或直接作为某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或社会实践，建构了某种社会生活的“真实”。话语分析研究认为，现代社会中女性处于“高端”位置的人很少，这源于现代性别话语的建构。对现代女性而言，与其参与残酷的社会权力竞争而又不被社会鼓励，不如选择回归家庭，“学得好不如嫁得好”，促使女性自动放弃在某些方面的发展。这种现象似乎“证明”了现代性别话语的“真实性”或“客观性”。而事实上，正是这种现代性别话语的自我实现，建构了该种女性心理和行为的“事实”。至此，话语分析的研究立场悬置了“心理”、“人格”等传统心理学构念，将目光投向“话语”，着重考察话语如何建构了各种不同的人，或者这些建构分别来自怎样的话语，由此促动了心理学研究对象和重心由个体内在心理结构向外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建构过程的转移。

（二）解构实证研究的客观性原则

传统的实证研究追求方法和结论的客观性，要求尽量避免研究者个人的价值观念或主观倾向的“污染”，实现“价值无涉”。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立场则相信，不存在传统所谓的“客观性”。选择课题、提出假设、实验设计、调查与问卷、对结果的解释等，研究过程中的每一环节无不反映着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和主观意向，“事实”与“价值”不可能分离。

波特和韦瑟雷尔以一项典型的实证研究为例，站在话语分析的批判立场上，揭示了许多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被选择作为典型的是马什（Marsh）所做的关于英国人对“有色移民（colored immigrants）”的态度调查。其中，被调查者的态度从“完全同情”到“完全不同情”被划分为七个等级。波特和韦瑟雷尔指出，从该项态度研究中可以反映出传统实证方法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首先，研究对象对“有色移民”的理解。什么是“移民”？是必须由本人亲自办理的移民，还是随父母或祖父母辈来到英国的“移民”？几代以前移民的后裔与新移民显然是两个不同的人群，但研究者并未对此加以区分，以至于被调查者对于“有色移民”的理解存在个体的主观差异。事实上，人对任何概念的理解都是主观的。其次，研究者对调查结果的解释。马什在研究结论中，将调查结果“完全不同情”改写成了“充满敌意”的态度；将“非常同情”改写为“非常积极”，这里面显然存在某种解释。而任何解释都是主观的。“不同情”就是充满敌意？“同情”一定是积极的态度吗？有没有别的解释？最后，调查结果是否真的能够反映调查对象的态度？对同一样本的追踪访谈显示，在调查结果与访谈结果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如在调查中，某个调查对象表现出对有色移民“很同情（积极）”的态度，而在后续访谈中的态度却大相径庭：“我确实不排斥他们，如果他们愿意跟我们融洽相处，像我们之间一样。但是，如果他们来这里只是分享我们的社会福利或其他待遇，他们为什么不留在自己的国家呢？”这些加了下划线的关键词之间的语意转折，在调查表中没有也不可能反映出来。

波特和韦瑟雷尔指出，马什的态度研究只是一个样本，实证研究大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没有研究能够杜绝理解或解释，而理解和解释永远是主观的。人总是站在某种立场上，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假设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看待问题和回答问题的。对同一现象会有完全不同的描述方式。到目前为止，尚无有效的办法消除这种描述的变异性，这正是传统的语言实在论所遭遇的难题。所以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立场认为，传统的实证研究所标榜的客观性是自欺欺人，必须为那些被实证立场斥为“主观”的包括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在内的“另类研究”正名。

（三）调整心理学的学科研究目标

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立场认为，既然语言并非“描述事实”而是“建构事实”，那么传统心理学所谓“描述心理与行为的事实，揭示其中的客观规律”便成为不可能实现的学科承诺。而实证心理学进一步的目的，即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干预”或“控制”，在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看来更是直接体现了现代主体性思维及其话语霸权。这种思维方式已经遭遇到困境，人类主体借助于自然科学知识操纵自然，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引发了灾难性后果，致使自然科学不得不借助于生态化运动向自然妥协。人文社会科学谋求对社会和人的控制后果更为严重，如心理学的态度转变理论可能导致人的态度被他人操纵，社会强化理论则使人直接失去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越是有效的心理学理论，越有可能沦为政治权力与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

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的立场认为，一方面，话语作为“建构某个对象的意义、表征或陈述系统”具有主观经验性；另一方面，话语不只是一种凌驾于现实之上的抽象观念，更是一种社会实践，反映着某种社会关系，并最终实现为某种相应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就话语的主观经验性而言，没有任何一种话语是绝对真理，所以话语分析立场严拒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中任何形式的话语霸权。其政治理想是建构一种生态化的和谐社会，使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话语权。其学术理想是取消任何一种研究模式的话语霸权，为各种研究范式、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开放空间。从话语的社会实践性出发，话语分析崇尚“行动研究”，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放大来自社会边缘或弱势人群的声音，促成不同话语之间的交流，由曾经的矛盾、冲突转变为理解、对话。以这种方式发挥心理学学科话语的建构力，参与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促使心理学朝着“更社会”的方向发展。

二、基本概念

（一）话语

在评述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时，话语是一个最棘手的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如此之多的相互冲突和重叠的定义。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借鉴了各种理论和学科的立场，但彼此之间似乎未达成共识。但是总体而论，引入到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中的话语概念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领域中对于话语的解说。(www.xing528.com)

在语言学中，“话语”有时用来指口头对话的延伸部分，以便与书写“文本”相对照。就此而言，“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并不像某种传统的做法那样，把语言分析限定为句子或更小的语法单位；相反，它们侧重于对话的高级结构属性（例如，轮流说话，或谈话的开始语和结束语的结构），或书写文本的高级结构属性（例如，某份报纸上的一篇犯罪报道的结构）。不过更加常见的是，“话语”被用在语言学中，要么是涉及口头语言的延伸部分，要么是涉及书写语言的延伸部分。除了保持对高级结构属性的强调以外，这种意义上的“话语”还重视言语者和被言语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或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也重视话语和书写的生产过程与解释过程，就像它也重视语言使用的情景、背景一样。这里，“文本”（text）被看作话语的一个向度：是文本生产过程中的书写的或口头的“产品”。最后，人们在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下使用着不同种类的语言，而“话语”也是为了这些不同种类的语言而被使用的（例如，我们将要谈到的“科学话语”、“日常话语”、“医疗咨询话语”等）。

另一方面，“话语”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理论和分析中。在福柯的作品中，话语涉及用来建构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的不同方式。因此，“医学”话语通常是健康保健实务的支配性话语，尽管和普通的“民间话语”的关系一样，它与各种整体论的“可供替代的”话语（例如，那些顺势疗法和针刺疗法的话语）也形成了对比。在这个意义上，话语体现在使用语言的特定方式中，体现在使用诸如视觉形象等其他象征性形式的特定方法中。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它们可以是“精神疾病”、“市民权”或“文化水平”），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例如，成为医生或成为病人），正是话语的这些社会作用才是话语分析关注的焦点。另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历史变化：不同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结合起来，以建造一个新的、复杂的话语。

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试图将语言学的话语分析、社会学相关话语的理论和传统社会心理学诸多主题结合在一起，在使用“话语”一词时，社会心理学家倾向于把语言使用当作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景变量的折射。如乔纳森·波特和玛格丽特·韦斯雷尔将“话语”定义为：一切形式（正式或非正式）的言语互动和各种书写文本，希望通过对这些“社会文本”的“话语分析”，“获得对社会生活和社会互动的更好的理解”。波特和威特瑞尔认为，世界完全具有文本性和话语性，但要谈论语言背后的实在并不容易，因为只要一谈论它，这一实在就立即进入到话语领域而成为事件的再现（representation）。即使我们假定在话语和社会建构背后确有终极的、确定的实在，我们也无法描述它。因为这么做必然意味着对实在加以述说（account），并由此将实在转变为一种话语事件。伊恩·帕克尔（Ian Parker）则认为：“话语是一个陈述体系，这一体系可以建构一个对象。于是这一虚构的对象可以在话语领域内（即在社会的表意性秩序内）的各种书写或言说的文本中被再生产出来。”

（二）功能与建构

话语分析家通过分析传统的社会心理学使用限制、范畴化和选择性解读等策略，来控制陈述中普遍存在的变异性，指出人们使用语言来建构社会世界的不同版本。话语功能蕴含在对世界的不同建构中，这体现在语言的变异性上。使用建构这个词是比较适当的，这有三个原因：其一，它提醒我们，对世间的陈述是基于众多先在的语言素材之上的；其二，它暗示着一种积极的筛选，有的素材被选进来了，有的素材被遗漏了；其三，建构强调陈述具有力量且能产生后果的这一性质。许多社会互动涉及对事物和人的处理，我们只有借助具体的语言样式才能做到驾轻就熟。所以从更深的意义上说，陈述建构现实。

话语分析家反对传统的对于行为和观念的实体论模型。他们分析说，提出实在论模型的研究者假定，当人们描述相同的事情、行为和观念时，他们的陈述是前后一致的；另外，出于方法论的考虑，他们认为前后一致的陈述也就意味着事情是按照所描述的样子发生的。也就是说，对事件和经历的描述与解释在陈述之间大体一致时，该描述与解释可以被认为是高度真实的。这里存在着两个基本问题：第一，由于心理学家惯常使用的各种聚合技术，陈述的一致性被夸大。第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指出，陈述的一致性就是描述之真实性的确定无疑的指示。一致性可能是由于叙述具有同一功能所致，也就是说两个人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说出他们的话语，是因为他们用话语在做同样的事情。

总之，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相比于广为流传的实在论的描述语言模型，话语是走向行动、观念和具体实践的毫不含糊的通道，因为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是具有变异性的。人们总是建构各种各样的版本对事件进行重新描述，陈述毫无例外的具有功能和建构的性质，所以话语分析不是力图用参与者的话语去复原事件、观念和认知过程，或者是将语言视为其他事件状态的知识和路标，而是考虑这样一个具有分析意义的问题，即话语或者对这些事情的陈述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

（三）建构和社会语境

当我们提及社会心理学家倾向于把语言使用当作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景变量的折射时，这里至少包含着两种含义。首先，他认为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行为形式——以这种形式，人们有可能对这个世界产生作用，特别是与这个世界彼此产生作用。这种有关语言使用的观点是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家从语言哲学和语言语用学中借鉴而来的。其次，他认为话语实践和社会语境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更通俗地说，社会语境和话语实践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后者既是前者的一个条件，又是前者的一个结果。

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家分析了各种语言中关涉自我呈现的语法及其提供的可能性方式和群体以及群际间关于自我呈现的冲突后，指出：人们在不同的语境中会使用不同的叙述方式和建构策略。同时，人们为了让自己可以被理解，只能遵从一定范围内的语言习惯，而这个语言范围把他们固定到一个特定的社会位置上。特定的话语包含着特定的对自我的建构，这种话语不但如后现代主义者所言可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还可以维系权力关系以及支配和服从的关系模式。并且在以一种方式建构自我的时候，其他的建构方式也就被排除掉了。因此，在话语中创造出一种新的自我或者主体性的同时，也意味着产生了一定类型的支配关系；当自我受到话语的支配时，主体性就在话语中形成了。可见话语的建构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话语首先有助于某些被赋予不同称呼的同种东西的建构，诸如“社会身份”、“主体”、“主体地位”和“自我”。其次，话语有助于建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再次，话语有助于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设。话语的自我建构功能、关系建构功能和观念建构功能共存于每一个自我建构的话语之中。

这里有必要提及，站在传统立场上对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建构性自我去自主性的抨击是缺乏针对性的。自我主动性或社会化是建立在二元论和实证论的哲学基础上的，而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是20世纪的语言哲学。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便是：“语言是我们‘存在于世’起作用的基本方式，也是世界构成的无所不包的形式。”“人栖居于语言，非语言寓于人。”人的主动性和社会性在语言哲学中都是作为语言的建构而存在的，这一建构和社会决定论无关，正如哈贝马斯认为的：通过语言建立的主体间性结构——该结构能在与基本言语行为的关联中接受标准化检验——乃是社会系统与个体系统的条件。

（四）语库

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家使用解释语库（interpretative repertoire）这一概念来承担传统社会心理学中社会表征这一概念所承担的工作。莫斯科维奇把表征描述为由抽象和具体的元素构成的心智存在，并认为所有认知、心智和经验都基于表征。但是莫斯科维奇的理论在初始化过程如何发生，新的或陌生的社会对象如何辨识等理论问题上含糊其辞。而解释语库试图系统地考察传统上心理学家根据态度信念和归因来解释的那些现象的结构。不同于社会表征，解释语库是从分析实践中发展而来的。解释语库不需要预先假定和群体边界的一一对应，也不依赖作为社会表征理论基础的那些类型的、思辨的认知心理学。解释语库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于说明，如何运用解释程序和话语结构来达成特定的目标并完成身份建构的，或者更通俗地说，人们是怎么样根据语境运用适当的方法来组织他们的陈述，继而描绘他们的行为和观点的。

语库不是内在的与社会群体相联系的存在，因此研究不会因需要进行困难重重的自然群体边界识别的工作而受到阻碍。例如，在利用解释语库对生物化学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有的生物化学家都习惯利用两种解释语库构造他们的陈述。在其他科学家的话语中也发现了这些语库，甚至曾经有学者提出法律界也运用了类似的解释程序。与其假定所有这些人——生物化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律师——是属于同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不如接受语库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都可以获得的这一命题，因为这样会更加方便和有成效。陈述模式不会被用来划分社会群体，任何在群体和语库之间寻求相关性的尝试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不要假定某种实在论的去语境化的群体身份。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群体身份是一种建构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总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地改变他们的身份和范畴，在大多数情况下，身份是其他人的安排，或者是更一般制度的安排的偶然产物。不过，加芬克尔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最明显的自然范畴，如性别，也具有建构性质。但是语库的研究关注在不同的语境中、在完成不同的解释任务时，人们是如何通过叙述建构出本群体身份并赋予其高度可变的群体界限的。

这样，通过引入语库的概念，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避免了任何形式的认知还原论，避免了任何把语言行为视为心智实体或心智过程产物的解释，无论是基于社会表征还是其他一些认知概念，如态度、观点、目标或欲望。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的关注点是语言的使用，它考察的是人们建构某一陈述的方法和这一陈述的功能。这样，通过引入语库的概念，人们可以在彻底摆脱认知的社会心理学的层次上，展开传统社会心理学所关涉的诸多概念的分析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