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心理学新范式的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

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因其明显的建构性和颠覆性特征而不同于主流的社会心理学，它并非是传统主流社会心理学体系中查漏补缺的一种辅助性研究方法。这一研究取向因其拥有新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特征而成为与传统社会心理学比肩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一、范式的含义

范式（paradigm）一词源于希腊文，有“共同显示”之意，由此引申出模式、模型、范例和规范等意。范式概念在理论分析中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库恩（K．S．Kuhn）在196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在书中，库恩之所以引入“范式”概念，其意在于说明科学理论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尽管该书并未对它作严格的、统一的定义，然而在《再论范式》一书中，库恩还是指出“范式”一词的基本用法：“‘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东西。”这也就是说，“范式”本身就是动态的和生成性的，而非本来如此的真理。

库恩对范式的结构和层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范式系统中处于最高层次的是世界观和价值。“范式的中心是它的哲学方面”，没有它就没有范式。因此，在某种研究“范式”的深层结构中起到中心作用的，恰恰是被许多科学家漠视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事实上，在库恩看来，范式之所以得到承认，不过是因为科学共同体成员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标准。

在范式系统中处于第二层次的是某一特定时代和特定领域中的基本定律和基本理论，它们构成范式的特定思想内容。库恩列举了历史上科学范式的一些例子，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等，这些理论都在一定时期内为某一学科的发展思想确定了方向，为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活动提供了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在范式中处于第三层次的是模式、方法和技术，它们是把基本的定律、定理和假设应用于各种场合的中介。

这样看来，范式不仅是纯粹认识论上的知识体系，而且也是知识的社会形式，即一定社会集团的信念和行为规范。所以在不同的范式中，研究方法以其自身的有限性客观地规范了自身的疆界和领域，当问题超出了这一方法所规范的界限时，这一方法的普适性必然会受到审视。在这个过程中，既存的研究方法得以自觉地认识自身的边界，并在完善边界建设的同时，承认该界限以外需有也必定有另外的研究方法出现，作为其异质的补充物产生张力，而这种张力恰恰构成科学发展的动力。

库恩指出，一门学科自有了统一的范式以后，就进入了常态科学时期。常态科学就是在范式支配下解决难题的活动。范式给科学工作者提出了难题，又指出了解决这些难题的途径。当按照范式解题而不能成功时，就出现了反常，即出现与范式的预期不相符合的现象。在常态科学时期，科学家们对这类反常现象的存在和继续出现并不过分介意，因为范式本身是有弹性和韧性的结构，可以设法同化反常，使之成为预期现象。但是当有些反常非常顽固，既不能排除又不能同化，甚至有些反常严重挑战和威胁了范式的基本原则时，就会有少数科学家开始对范式的普遍性产生疑问，因此范式的权威也就开始被动摇了，接着范式将日益陷入“危机”。如果说在常态科学时期，科学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埋头具体研究工作的学者，那么在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家们必须转向哲学分析，作为破解他们研究领域之谜的工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革命表现为旧范式中的概念体系被重新定义和划定范围，其意义和指称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二、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新范式特征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危机为新范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也为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一）哲学基础——20世纪语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巨大进步的挑战，关于认识的可能性问题在注重经验的现代科学看来难以得到解决。经过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分析哲学家首先作出突破，他们提出，任何知识都是语言的表达或陈述，对认识过程与思维结构进行分析的最好方法应该是分析语言。因此，考察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的“语言”（最广义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于是语言继几何和逻辑之后，作为人类符号化想象力的又一形式，开始引起前所未有的兴趣与关注。也就是说，语言变成了和几何及逻辑一样的人类用来表示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与把握的符号系统。但是由于语言被错误地当作了接近我们的内在图像的手段而非我们都参与其中的活动和生活形式，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语言学转向”非但未能摆脱形而上学的幻像，反而使自己陷入了语法的幻像，“使我们的理智入魔”。(www.xing528.com)

到20世纪6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因其科学逻辑无力解决意义的经验标准问题而日渐式微。语用学开始悄悄地改变哲学。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模式和奥斯汀、塞尔的言语行为论，使语言的意义问题摆脱了句法—语义学的分析模式，代之以彻底的语用化模式。这一模式转换了我们对语言的看法。语句的意义并非取决于对经验事实的表达，而是取决于我们对该语句的用法，取决于该语句在受规则制约的“生活形式”，即语境中的使用。语言实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是说话活动，而“说话”本质上是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交际行动。说话人把发生之事用单元话语传达给听话人，力求陈述事件的本质、真实，后者也作出积极的回应。因此，“说话”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存在的显现。也正因为如此，“说话”实际上是“谈话”。“Discourse”（“谈话”或“话语”）构成了语用学的研究平台。在这一平台上，研究的对象既不是作为言语行为结果的语言，也不是语言和表达所形成的结构，而是产生语言并使用语言的说话主体。

（二）关于语言的基本理论

在语言哲学向语用学转向的观照之下，语言的性能得到更为深入、全面的揭示。

传统意义上的语言的纯形式或纯工具地位遭到否定。长期以来，在主客或心物二元的格局内，语言一直被当作心智认识世界的简单工具或纯粹载体。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最先澄清了西方形而上学通过“逻辑”和“语法”对语言的曲解，然后，哲学阐释学的奠基者伽达默尔从词源学和哲学史的双重角度，追溯了本来作为语词与对象的统一体出现的“logos”（逻各斯）在柏拉图时代分裂为对立的二元的情况。当时因“onoma”这一专称“语词”的名词的产生，假定了知识在先，把语词当成了对客体的命名。柏拉图《克拉底鲁篇》讨论语言理论，前提就建立在客体或理念对语言的在先性上，从此迈出了走向现代的语言工具论和推理的符号系统的第一步。伽达默尔的著作《真理与方法》便用了不少篇幅来批判各种语言工具论。于是，语言更为本原的属性和功能展现在我们眼前。首先，伽达默尔发现语言不再是简单地记载思想的声响或书写的物质实体。它是语言和言语互为前提，又以言语为实在形式的系统。其次，他指出，语言符号系统充分显示出相对独立性和自组织功能。“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这里既没有思想的物质化，也没有声音的精神化。而是指这样一个颇为神秘的事实，即‘思想—声音’就隐含着区分。”于是语言被宣布为“纯粹价值”的系统。最后，学者们从对抽象语言的关注转向对于具体言语的关注。按照乔姆斯基的转化生成语法的说法，原初的语言结构形成心智活动的初始结构或固有结构，由于“心智的固有特性与语言结构的特点有密切关系”，所以原先不可见的心智特性问题，包括现象学对其的还原，变成了可见的语言结构的问题，这正是梅罗－庞蒂着重研究的。他说过：“为了进行‘还原’并回复到内在性的意识之中……词句是必需的东西。”与此同时，心与物的关系也转化为词与物的关系问题。因此从语言表象出发，就足以发现世界的许多隐秘属性。列维－斯特劳斯就是这样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原则运用在人类学研究上的，福柯也同样通过言语的不同历史形态寻找知识结构变迁的谱系。言语进一步变成了揭示存在的各种现实性和各种潜在性的可靠依据，因为唯有言语是结构化的现实。关于这一点，梅罗－庞蒂说得相当清楚：“言语是意义的组成部分，正如可见物的躯体一样，它通过存在者与存在联系起来”；而且“言语表达方式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

遵循同样的思路，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换用伽达默尔的表述：“语言就是我们‘存在于世’起作用的基本方式，也是世界构成的无所不包的形式。”这样可以看出，随着20世纪对于语用的关注，言语从对世界记载的工具地位变成了建构世界的自为且可控的系统，于是话语分析成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进入关于知识的研究中。

（三）该范式的基本研究方法——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是研究知识构成以及知识形态的方法。话语分析主张，意义正是在实践中依照一定的规则被生产出来。为了把规则也融入对实践的考察中来，仅仅描述意义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意义产生的条件。

话语分析首先是一种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它专注于分析文本被编织而成的语言——用词、修饰、语法、语气或写作风格，以及各种话语策略。语言不再被理解为透明的工具，它同制度性的结构、社会规范、文化价值与信仰有着复杂的、尤其是建构性的联系。跳过对语言的谨慎性的关注，而直接“读（听）出”（read off）一个文本的社会内容，这种看上去简单可行、颇具实证主义色彩、摆脱语言的羁绊而关注“实质内容”的解读方式，本身正是遭受语言束缚的一种特殊形式。说与写（以及思考、理解等）本身均是语言性的过程，一种缺乏或避开对语言关注的阅读，以及一种缺乏或避开对语言关注的写作，本身正是深陷惯习语言的力量所控制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性过程。这个我们所“有意识”地居住其内的世界，是一个话语性与符号性构筑起来的世界，人们所见、所感、所思、所言，无不在一个预先建构的由各种话语机制组成的网络下得以进行。话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正如福柯所言，“话语可能实际上是幽灵性再现（phantasmatic representation）的场所，是符号化（symbolization）的一个要素，是禁忌的一种形式，是被派生的满足（derived satisfaction）的一个工具”。话语分析便是在文本的言说方式和内容中找到话语的策略以及这种言说的目的。

话语分析既是一种文本分析，关注于文本的语言与其中所使用到的各种话语策略；同时也是一种文本间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它倡导这样一种切入文本的研究路径：从它在一个特定的话语秩序中（和不同语言性的诸种话语秩序间）的位置，以及它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思考一个文本。文本间分析使得话语分析同时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分析。克里斯蒂瓦对她所创造的“文本间性”一词作了这样的阐述：“文本间性”意指“历史（社会）插入进一个文本，以及这个文本插入进历史”。文本是通过其他已然经由特殊方式被表述的文本而被建构，并且回应、改写、抹除或再中心化过去的文本，如福柯所观察的，“不可能有这样一种陈述：它不是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再度确实化（reactualize）其他的陈述”。这即是说，文本总是利用和转化其他当代的或历史性先在的文本；而话语实践总是根据它与其他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而被定义，并总是以各种复杂的方式利用其他的话语实践。话语分析将聚焦于话语的建构与长时段的话语秩序的构造。

概言之，话语分析的分析对象是说出的或者写成的文本，除了文本内容之外，文本的生产过程本身也应得到分析。分析本身被看作是解释，分析者试图关注他们自己的解释倾向及其社会原因。言说可能是相互异质和模棱两可的，不同的话语类型的结构可以用来产生某个文本和解释这个文本。话语应当被放到历史长河中，研究其动态的变化，根据话语类型在话语过程中的变化着的结构，研究此类变化如何反应和建构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过程。应当注意的是，话语具有建构功能，它不但建构了社会主体、文化心理，也建构了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体系，所以话语分析关注话语的功能以及社会关系与话语结构的互动。

拥有新知识基础和方法论的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无疑为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特别是在传统社会心理学备受批评和质疑之时，这一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为该学科的发展灌注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