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起

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是在传统社会心理学的建构性特征得以发现，且这一传统建构危机层出不穷，声讨之声日大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早期的理论家从对传统社会心理学使用语言材料的误区进行揭示，进而发现了话语，开始了他们的理论建构历程。1987年波特（J．Potter）和韦斯雷尔（M．Wetherell）出版了《话语与社会心理学》一书，成为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开山之作。它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话语研究在社会心理学中的运用，从而成为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诞生的标志。

一、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是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时期，传统社会心理学从方法论到认识论都受到来自挑战者的批评。瑞宁（Kenneth Ring）著文称传统的社会心理学没有价值，因为它对于实验操作过于关切，而对方法论的过于强调，使其失去了作为一个学科必要的对知识体系建构的关注。瑞宁的批评获得众多人的赞同，一时间，人们对社会心理学的质疑之声四起。人们对于传统社会心理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对实验方法的盲目崇拜

实证主义是西方心理学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也是现代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方法论基础。现代社会心理学在研究方法论上一直遵从实证主义哲学思维的指导，追求可验证性和严格的操作性原则，把实验法尤其是实验室实验法视为衡量社会心理学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绝对标准。社会心理学学科内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研究文献的调查表明，在主要的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有70%～90%是实验室报告（奥斯坎普，1991，8），以至“社会心理学已经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查普林，1991，329）。社会心理学专注于严格的实验研究，热衷于研究符合实验方法的心理问题，忽视了不同情境中心理现象的多样性，忽视了一些重要社会行为问题的研究，结果造成了方法中心主义的倾向。

除此之外，批评者还指出，实验社会心理学本身存在着悖论，当一个实验努力地尝试要控制“真实世界”中的“污染变量”时，其实已经表明自身并不是真的能够明确地模拟人类的社会经验。对于实验研究，更深层次的批判是，实验本身导致了它的诸多问题，如需求特性（Orne，1969）与实验者偏差（Rosenthal，1969）等。其他可能的偏误也不断地被指出，诸如政治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与研究者的背景特质等等（Innes ＆ Fraser，1971）。

（二）认识论层面上的科学主义

对于社会心理学的不满不只是针对其对实验方法的盲目崇拜，格根在认识论的层次上对盛行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取向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称社会心理学不可能是科学的，因为它所处理的课题大部分与文化和历史有关。不像有关物质的科学，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并不能明确地建立起来，因为这些法则与文化、历史环境一起改变，社会心理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探究”（Gergen，1973）。人们应该不会忘记，在冯特创建现代心理学之初，便指出科学心理学并不能囊括全部心理学的研究，实验研究仅仅针对个体的心理研究，而为了建构一个完整的心理学研究体系，他特别创建了民族心理学（folk psychology）来完善关于心理的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这事实上应该算是对于社会心理学归属的最初界定。

（三）研究取向上的个人主义

在认识论层次上，更多的批评者认为，这个危机的关键在于“个人主义”这个社会心理学基本假定。在这个前提下，个体是研究与分析的主要单位。许多社会心理学家（Hogan ＆ Emler，1978；Pepitone，1976，1981；Sampson，1977，1988）都曾著文指出，社会心理学诸多理论如失调理论、游戏理论、平等理论、态度理论、人格特质与社会化理论等等基本都局限在个体论的主题之中。(www.xing528.com)

在社会心理学中造成个体取向的原因之一是奥尔波特的行为主义观点。奥尔波特对于诸如“群体心灵”（group mind）等集体心智之类的概念进行了诸多的批评（Cartwight，1979；Farr，1989；Graumann，1986；Pepitone，1981）。奥尔波特的方法学个体主义可由其著名的陈述中得知：“没有群体的心理学，它对于个体心理学不是必要的。社会心理学……是个体心理学的一部分（Allport，1924）。”奥尔波特认为，集体现象诸如群体行为与群众态度等，只不过是个体行动与态度的总和。在奥尔波特的主张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主流研究取向之后，社会心理学家把早期心理学家如冯特和麦独孤所感兴趣的群体现象从研究的视野中排除了（Farr，1989）。而这些早期心理学家相信，文化现象诸如语言、风俗、神话和宗教等等并不能化约为个体层次（Durkheim，1898）。这些观点在危机时代重新被提起，批评者们称要建构更加社会的社会心理学，而只有如此社会心理学才能名副其实。话语分析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被引入社会心理学的，并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们不得不提及的是，这些批评从表面上看是由西方社会心理学家对学科的反思所引起。但是深入地分析可以发现，这场危机的产生实际上导源于第二世界的社会心理学家对美国的社会心理学统治地位的挑战。西欧国家的社会心理学家不满美国心理学的霸主地位，对社会心理学的“美国模式”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抨击，试图通过对美国心理学的批判而建立适合欧洲文化的社会心理学。一些心理学家幽默地指出，在欧洲的心理学杂志中，人们很难分辨那些反思的文章究竟是批判社会心理学还是批判美国心理学。事实上，随危机兴起的心理学本土化运动恰恰证明了这些批评的意识形态特征。

二、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基本主张及其颠覆性特征

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早期的研究者注意到，传统社会心理学在对语言材料的处理中仅仅将它们作为资料来使用，他们指出，传统社会心理学忽略甚至错误地理解了语言材料的关键属性，即话语是建构性的，本身即可以建构事物与范畴，人从一个场合到另一个场合的言行不能保持一致，它的言说是根据谈话的功能而发生变化的。所以他们提出，话语分析是社会心理学家的一种方法，社会心理学对于语言材料的处理只有引入话语分析的方法才能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比如，在态度的研究中，传统的研究假定人们对于诸如有色人种移民等事件具有首尾一致的态度，而话语分析则表明，对于一个事物，不仅人们会根据上下文的差异产生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评价，而且事物本身也是根据其评价而以不同的方式建构起来的。

按照波特和韦瑟雷尔的说法，“话语分析提供了一种可供使用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说明对社会文本的研究本身将是一项令人激动和潜在的重要工作，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尽管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早期的研究者措词谨慎地将话语分析定位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对于人们如何使用规则、如何产生对于其行为的解释性说明（辩解、证明等）等进行了研究，并充分展示了每一种情形下话语分析都超出其他方法（如实验的方法）后，已经不自觉地对传统体系建构提出质疑。比如，与社会心理学中关于自我的传统论述相比，他们采取了一种建构性的立场，即强调了自我在话语中的变动。事实上，他们的方法对于自我和情绪这些传统社会心理学极为重要的范畴进行了小心翼翼地消解，尽管很难说贯穿始终和十分精确，但毫无疑问，这些研究者的工作已经充分表现出对传统的社会心理学体系的质疑和颠覆。

这些早期的理论家作出的突出贡献在于，他们指出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将社会心理学的任务规范为行动者和语境是如何在话语中互动的，或者说，自我是如何在话语和社会语境中被建构的，以及这样的建构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与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相比，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自称“超越内在心理解释”的这一超越性特征可以从两个角度得以说明。

其一，破除了个人主义的窠臼。传统社会心理学认为存在一种心理实体，例如态度、人格等，而谈话、行为都可由这种心理实体生发出来。研究者便是用这些心理实体来解释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这种解释被称为内在心理的解释。然而话语分析取向的研究者不认为存在着能够脱离人们语言的客观实体，相反，社会世界和个体是在人们的言语实践中建构起来的。心理自然也是言说的一种建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通过影响话语的结构来影响心理事实的建构。对于语言结构的分析及对于话语结构的控制，可以重新建构一种心理事实。这样一来，语言具有了重要的功能并成为能够带来特定后果的力量。对话语的关注不是要从话语中透视出某种客观实体的存在，而是分析话语如何不断建构社会世界。所以，话语分析的心理学研究所关注的不再是内在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而是要勾勒出这一话语实践的发生及后果，以及这种话语结构产生的过程。这便是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家所谓的“超越内在心理解释”的基本内涵。一旦内在心理的解释被超越，就能扭转对个体认知的过度关注，从而破除上面所提到的社会心理学中泛滥的“个体主义”的窠臼。

其二，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引入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当话语被赋予了社会生活中的本体论意义时，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的实质便成为话语实践，这样单单从研究基础来说，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与传统的社会心理学便划清了界限。传统的社会心理学因为受到原子论和个人主义的影响，其研究的基石和起点在于，对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人而言，他们同时拥有一个标识个性的自我和一个标识社会性的角色，这两者共同的作用构成了人类的全部社会活动，因此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体在社会环境中不同于非社会环境中的各种行为并找出这些行为的主体性的、普遍性的原因。可见，传统的社会心理学尤其是在认知心理学兴起后，致力于用个体的不可知但假定存在的自我人格等来解释和理解人类普遍的社会行为。然而在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看来，在社会环境中，个体的自我是否存在并不重要，同时，它对于人类的社会性行为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研究社会心理学时完全可以将自我这种标识个体的东西悬置起来，因为将话语置于研究中心，直接后果便是将心理学的关注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传统的社会心理学都假设社会场域（social field）是一个预先定义完好的社会群体的结构，假设心理过程是内在于个体之中，而当话语分析把研究重点放在话语的具体过程、话语的结构模式、话语的社会功能和话语的建构意义时，话语的生产者就不可能是单个的“主体”（subjects），而且作为一个承担社会功能的“行动者”（agents），对话语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也必然是对具体的社会过程的描述和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引入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解释。

话语分析的方法超越了内在心理的解释，一方面能够摆脱对实验方法的依赖，另一方面也能够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使得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更具有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