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表征理论的新进展的分析介绍

欧洲的社会心理学已经从理论到实证、从多领域和多角度对社会表征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近些年产生的最新成果很多。

一、理论探索新进展

其中，瓦格纳等人分析了社会表征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他们通过介绍社会表征的理论和形成社会表征的关键条件，利用6个经验性研究介绍了该理论的方法和假设，如性别问题、巴西的公共领域问题和英国电视的疯狂行为等，并将社会表征理论与社会认同、社会态度和社会认知进行了比较（Wagne，W．，Duveen，G．＆ Farr，R．，1999）。查尔斯（T．Charles）的研究认为，对于社会进程的观察和理解应该建筑于对社会表征形式的基础之上，他分析了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对社会进程的探索，认为社会本质上是在一种对社会表征或采用或避免的规律中运行的，社会表征在对社会的研究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Charles，T．，2004，595－602）。其他研究还包括迪克斯（K．Deaux）的“社会表征的理论透视研究”（Deaux，K．＆ Philogene，G．，2001）、费罗基恩（G．Philogene）的“社会表征理论研究”（Philogene G．，2000）、卡斯克尔（G．Gaskell）的“态度和社会表征”的研究（Deaux，K．＆ Philogene，G．，2001）和莱奥罗（K．Lahlou）的“社会表征的功能”研究（Deaux，K．＆ Philogene，G．，2001）等。

在诸理论中，比较著名的就是关于社会表征的中心系统和外围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表征的结构可以区分为中心系统和外围系统，中心系统由社会表征中心因素组成，直接与历史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条件相联系并被其决定，同时强烈地带有其所涉及的规范系统的印记。中心系统形成了社会表征的集体共享的基础部分，决定了社会群体的同质性，是稳定的、一致的和不变的，对即时的环境不敏感。而外围系统依赖于情境和个体特质，整合个体的经验和历史，支持了社会群体的异质性，是灵活的，有时可能还是矛盾的，对即时的环境非常敏感。外围系统是中心系统不可替代的补充，外围系统反映了社会群体的现实性，是具体的现实世界和中心系统的分界面。相对于中心系统来说，外围系统更加灵活，可以调节与中心系统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它最先感觉到挑战中心系统的新异信息并作出反应。外围系统充分考虑个体变量并将其整合至社会表征中去，达到二者的互补。社会表征的中心系统不仅要求在量上更肯定表征，而且要求在质的分析上该维度或该项目能明确代表社会表征客体。中心系统决定了整个社会表征的含义，并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社会表征的构成。外围系统更适应具体的现实世界和具体的个体，允许在内容上分化，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中心系统的作用。

无疑，从核心到外围的方法为社会表征结构的研究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根据这种方法，一个社会表征由许多元素组成，这些元素被组织起来以形成社会认知系统的特殊类型。一个社会表征的核心由一个或几个元素组成，用以解释这个社会表征的意义和组织。然后剩下的就是外围元素，用来使社会表征适应不同的情境。社会表征和它的两个组成部分——核心和外延结合起来使用，每部分都有其特殊性又互为补充。实证研究的实质表明了，用这种方法分析社会表征理论结构的丰富多样。原子假说使从核心到外围的方法遭到质疑。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把社会表征分解为许多元素和强调它们中重要的方面，这样每个社会表征对应一个精确的元素集合，因而被固定化。然而社会表征有结构，并且本质上是互相联系的整体。虽然每个社会表征都通过词语联想与一些元素相联系，但是在一开始就把社会表征分解为元素，然后再从元素建立关系而非相反的过程，这是错误的。社会表征理论强调了社会形态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知识结构的对话性关系。从核心到外围的方法必然会将重点放在分析社会表征理论的组织核心上，而忽视了其社会性的和互动式的动力学基础。

二、实证研究新进展

（一）经典的实证研究案例

1．赫兹里契1973年关于健康和疾病的研究（Herzlich，1973）

关于社会表征的实证研究由来已久，社会表征文献中最常引用的一个研究是赫兹里契在1973年于法国所做的健康和疾病的表征研究。他使用了开放式访谈法，围绕在由先前对20位样本访谈后所得到的重要主题上。共有80位受访者，其中一半被归为专业群，另一半则为中间群。大部分受访者居住在巴黎，有12位居住在诺曼底的郊区。赫兹里契发现最重要的并且一再出现的主题之一是：认为都市的生活方式是发生疾病的主要因素。许多受访者都认为都市生活令人厌倦和神经紧绷，结果使得人们较缺乏抵抗力而易于罹患疾病，精神疾病、心脏疾病和癌症等是受试者最常提到的因这种生活方式而产生的疾病。虽然外在环境即都市生活，是产生疾病最重要的原因，但是诸如个体的特质、体质和脾气等内在因素，被认为是抵抗疾病发生的重要因素。

如果疾病源自个体和社会的冲突，那么不健康通常被归因于人类天性和其活动之产品间的冲突。赫兹里契总结说，健康和疾病的表征，似乎环绕于一些对立的概念：内在与外在、健康与不健康、自然和不自然，以及个体和社会等。受访者使用许多类别和分类来区分疾病，但这些纯粹是偶发的方式。分类的指标包括严重性（seventy），例如疾病是否疼痛、时间的长短和初期的病状等。这种指标并不是医学的用法，他们并不以医学专业的方式，例如以有机体的（organic）、解剖的（anatomical）或生理的（physiological）等指标来分类疾病。相反，受访者是以疾病的程度及其对个体生活的影响来分类它们。人们在归类疾病时，通常会以个人的参考架构来分类，这正是各种疾病如何获得其意义和类别的过程。人们以疾病对日常生活的干扰程度和对个体角色的影响程度来谈论疾病，对疾病的了解的真正效标并非其生理或解剖上的特性，而是疾病对个体影响的程度。许多人认为疾病使其倦怠的影响，远比疾病令其疼痛的影响还要重要。心情和人格特质的改变被认为和正常生活的岔断有关，因此行为的效标是定义疾病的重要依据，对疾病的意义乃是透过其对个体日常生活、角色及和他人间的关系等的效应而获得的。

赫兹里契认为在她的研究中，对疾病和健康的表征之稳定的概念架构是在环绕个体和社会之二分的条件下结构而成的，健康被认为是主观的经验，而它使得个体能与社会整合，并参与和实现其角色和义务；另一方面，疾病带来的是倦怠和岔断，它造成社会的排斥。因此，对于健康和疾病的主观状态，借着对健康人和病人的社会行为而获得意义。

赫兹里契的研究被认为是社会表征理论研究的里程碑，这不但是因为其研究发现，也因为它所使用的方法是质的研究法，不是主流的实验研究。斐尔将此研究认为是“素朴未磋商的说明”（naive unnegotiated accounts），但是斐尔也质疑赫兹里契的研究结果，他认为这是一种归因现象，即自我照顾归因。

2．精神错乱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Mental disorder）

对健康领域的社会表征传统的另一个研究是德罗萨对精神错乱的表征研究（De Rosa A．M．，1987，2）。她认为历史上对于“疯子”的社会意象，已是多层面的或多形态的。这些表征可能来自科学及法律世界和日常共识宇宙之中，是由于“疯”的各种意象、信念与共同理解的辩证关系所产生的。她反对正统历史对疯的观点，在这个观点中，疯被视为中世纪的超自然着魔的心智疾病。她认为，从柏拉图时代就已经存在多重之疯的意象和想法，其中大部分还存留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之中。(www.xing528.com)

德罗萨追踪了从孩提时代到成人对疯的社会表征的发展路径。她用语文问卷的技术，例如社会距离尺度和语意分化等来引出这些表征。她要求受试者产生疯的图案表征，再对其内容加以分析。被试为720名5岁到16岁的学童和成人受试者，涵盖不同性别、社会阶层和城乡等变因。每一个受试者画出三张图，一张是人类的图，一张是疯子的图（测验B），以及一张像疯子的图（测验C）。他们一共绘出2160幅图绘，这些图均以不同维度被编码。她希望测验C可以刺激一些无法在测验B中表现出来的元素。她将这些图和一般通俗与艺术绘画的插图来作比较，并参酌历史上各个阶段的人类学文献和神话文献，以探讨这些图画中的核心象征表征。

在分析这些图画时，德罗萨发现学童和成人的疯子都被表征为社会的偏态，其中像疯子的画中含有神奇幻想的元素。测验C的图画的范围，从与疯子之正向的内涵到负向的内涵都有，前者包括小丑、丑角和仙女等。在有些图画中，疯子被表征为艺术家或天才。在负向这一极中，恶魔和怪物为其主流。她指出，要在历史的插画材料中找出类似的表征并不困难，尤其是那些表现正向极的疯子。这些可能是疯子的人，可被视为与日常角色、行为和常态的思想参数不同的人。

在一些图画中，将疯子表征为邪魔，这是中世纪的一个共同表征，同时将疯子表征为怪人也是相当典型的做法。怪物的特征不同，但主要的主题是人兽的混合（例如，鸡与人、猴与人或蟾蜍与人），神话如奇形怪状的图形也是共同的（例如，人头马身怪、独眼人和阴阳人等图案）。测验B的图画描述的是反常的元素，不是恐怖的元素。这些图画将疯子表征为社会的孤立者，刻板印象的核心包括那些违背社会常模的人（例如，不穿衣服上街、对神不敬和语无伦次的人等）。其他的图画所涉及的失常行为包括暴力与犯罪，代表图画是疯狂谋杀者的刻板印象。西方历史也提供了以罪犯来表征疯狂的证明。有趣的是，社会失常的疯狂也由较近代的一些失常行为所表征，诸如吸食禁药者和醉汉等。在青少年的图画中，社会上半途而废的人也是共同的表征之一，其他共同的表征包括流浪汉、无赖和衣衫褴褛的人等。

尽管将疯狂表征为失常是共通的，但在学童和成人的图画中，医学上的表征并不寻常。虽然以文字的方法所作的研究指出，从八九岁开始医学的表征开始取代犯罪的表征，但这种演化却未出现在图画研究中。德罗萨猜想这可能反映了以图像表达这些表征较为困难的缘故。包含医学表征的图画包括疯人院里的病人、患有先天疾病的人、有身体缺陷的人和认知错乱（例如妄想与幻觉等）者。有些图画也将疯狂表征为神经质的人、钻牛角尖的人，以及沮丧而具自杀和自我伤害倾向的人。

德罗萨说明了那些在学童和成人的图画中所呈现的种种刻板印象的核心，如何与历史和现代社会中的疯狂之概念对应。疯狂的刻板印象的形成似乎环绕在正常与反常、健康与生病，以及美与丑等二极化主题间旋转。就心理学来说，这些两极化的主题是在任何社会中建立组内与组外关系的基础。该研究以非语文的方式引出人们对于心理疾病的象征意象，这可以和其他心理疾病的态度研究进行对照。将这些意象与历史图像材料进行比较和评价，结果表明，这一研究的受试者的表征与西方社会文化对疯狂的集体表征取得了联结。

3．群体间表征（Intergroup Representation）

对于莫斯科维奇所宣称的——不同类别的人群所拥有的社会世界的表征也不同，而这种共享的表征是建立组群认同的基础——也有一些实证研究。赫鲁斯顿等人在1982年的研究尝试表明社会表征、社会认同过程和组间归因之间的互动关系（Hewstone，M．，Jaspars，J．＆ Covariation，1987，663－672）。这个研究探讨了两个具有冲突历史的英国组群：自费学校（称为公立学校）与州立学校（称为普通学校）的男学生。这两个教育系统之间存在地位差异和长期竞争，这些男学生对自己和内群体具有良好的定义并且拥有充分共享的表征。通过组间的社会比较过程，这些表征有助于每一个组群建立正向的社会认同。

研究被试者是20个公立学校（PS）的男生和20个普通高中（CS）的男生，平均年龄16岁。他们被要求在20分钟内撰写一文以描述PS男生和CS男生的异同。然后研究者对这40篇文章进行内容分析，以单字或词汇在卡片上编码，再将具有相似词汇、单字与意义的卡片放在一堆，并对每一堆加以命名。有趣的是，他们很少提及相似性，他们所提及的尽是彼此差异的对照。组群之间对于下列差异的同意度相当高：PS男生具有较好的社会背景和前景；PS男生认为自己较有学术价值，而CS男生认为PS男生较用功和受到较好训练；在学校的结构方面，PS男生认为自己的学校是小班级、多样的选择，以至于有较高的学术水平，CS男生也提到PS学校较好的结构，诸如较少的班级和老师有较佳的待遇等。每一个组群也都提到了自己组群的特色：PS男生说他们有优越的智识能力，并认为CS男生有较多的学习问题和反社会行为；他们也指出CS的合科教育让CS的学生拥有较好的男女关系，以及导致PS和CS男生拥有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态度。相反，CS男生提到了PS男生的势利眼及他们优越的语言水平，同时也认为PS的男生是有礼的、无趣的和用功的。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PS男生的文章中对自己组群包含着正向（例如智识能力）和负向的特征（例如和女生的关系不佳），但CS男生则未尝以正向的特征来自我定义，却以对PS男生的负向特征来定义自己。这或许反映出这两个组群不同的社会地位：PS学生的高地位使得他们有空间可以负面地描述自己，这样并不会危及其正向的社会认同。

这一研究的结论是，尽管这两个组群之间共享一些类别，但总的来说，这两群学生拥有对自己和对方相当不同的表征，这些表征广泛地为组内成员所共享。这些表征或许对其建立正向的组内认同相当重要，而组内认同可以决定组群的自我定义和其于社会中的相对地位。

（二）社会表征实证研究的新近探讨

近来，关于社会表征的实证研究百花齐放。如克瑞斯托尔（W．Christopher）在2004年所做的关于“社会表征和职业训练”的研究，认为社会表征理论不仅为实践工作提供了研究框架，而且成为实践进行中不可或缺的分析工具；在其研究中，他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儿童社会工作与儿童福利的理论与实践（Christopher，W．，2004，3）。努诺·古逖尔（Bertha Lidia NuńoGutierrea）和古扎勒斯·弗逖扎（Catalina Gonzālezforteza）对“儿童药物消费的家长选择的社会表征”的研究，把社会表征看作引导家长面对儿童药物使用和消费中的作用因素，采用定性分析方法中的自由列表法、描述性问卷法和深度访谈法，对60名被试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发现，社会表征引导父母进行选择的过程融入了社会、家庭和文化的因素（Bertha Lidia NuńoGutierrea，Catalina Gonzālezforteza，2004，1－9）。彼特（B．Peter）等在对儿童书的文化和性别的表征研究中，从搜集到的比较流行的220本儿童经常阅读的书籍中得出结论，认为儿童通过对图书的阅读和学习来掌握对自属文化的性别角色的学习与表征（Peter，B．C．＆ Dawn，B．，1994）。其他研究还包括詹姆斯·刘（Liu James）和黄丽丽（Huang Li－Li）关于社会表征的历史和其在政治身份中的作用的研究（Liu，J．＆ Huang，Li－Li，2005），赫鲁恩（J．Helene）关于社会表征和健康心理学的研究（Helene，J．，2005），巴泰尔（D．Bar－Tal）对犹太以色列人反对阿拉伯的刻板印象和社会表征的研究（Daniel Bar－Tai，2005），努若（S．Muro）等人对和平、战争和冲突与社会表征的关系的研究（Muro，S．＆ Alberta，C．，2004，549－568），瑞逖（H．Raty）对智力的社会表征问题的研究（Raty，H．，2002，385－391），瓦奥玛（V．A．Valma）等人对Leros Island的精神疾病的社会表征的研究（Valma，V．A．，Tempeli，E．＆ Sakellari，V．，2003，20－23），莫罗尼（G．Moloney）等人在2005年进行的关于“社会表征与主题研究：以捐献和移植中的社会心理为例”的研究（Moloney，G．，Hall，R．＆ Walker，I．，2005，415－441）。斐尔指出，目前社会表征旗帜下的大多议题都与社会密切相关，这也反映了社会表征理论的社会实在共享的特性。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表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还被应用于旅游学的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皮尔斯等人将这一概念引入旅游学研究（赵玉宗、李东和、黄明丽，2005，85－93）。他们认为，作为一种产生于日常生活的常识性知识，社会表征应该被同一组织群体内部的所有成员所共同拥有并成为群体成员信息交流的基础。相应的，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和态度可能会受到来自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不仅是个体的直接经验。因而皮尔斯等人引入了社会表征理论，帮助解释社区群体成员对旅游发展的回应和理解，并研究了社会表征在社区旅游规划和决策过程中的应用。弗雷德莱恩等人运用社会表征的方法对社区居民群体进行了划分，在明确社区内部的细分群体后采用合适的媒体和沟通方式，进行“内部营销”，从而进一步获得社区居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Fredline，E．B．＆Faulkner，2000，763－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