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表征理论的研究方法的介绍

斐尔（R．Farr）认为，社会表征取向的研究不能仅仅限制在实验室中，因为社会表征是在社会的、非实验室中发生，是具有历史性的现象（Farr，R．，1984）。在社会表征领域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量化方法、质性方法、人类学方法、实验方法、访谈方法、词组联想法、焦点组方法和多维标度方法（MDS，Multidimensional scaling）都被大量尝试和使用。

一、人类学方法

社会表征大量使用人类学的方法。由于社会表征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人类学的方法对于文化的求证具有得天独厚的研究优势，这些表征性的文化既存在于最具体的日常生活和技术的物质层面，也表现在比较抽象的伦理道德和信仰与艺术等领域，还可以归结为行为中的逻辑思维结构等，因而使用人类学的方法有助于社会表征研究中探讨事物原创性、表达性与独特性方面对内在意义与价值的诠释，更加注重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些方法常常包括田野调查方法、背景分析方法、跨文化比较方法、主位与客位研究和大传统与小传统研究方法等。如乔德里特所进行的精神疾病的社会表征正是应用了人类学方法。这项研究在法国中部的13个小村子里进行，从20世纪初开始，这些小村庄接受精神疾病患者作为“寄宿者”在家庭中生活。乔德里特运用人类学方法考察了精神疾病与精神疾患的道德特点的关系，并讨论精神病患者的社会表征行为与象征性行为的关系，分析了这种社会表征对寄宿者以及房东的行为方式的影响（Duveen，C．＆ Rosa，A．De．，1992，94－108）。此外，杜温（C．Duveen）使用人种志的方法研究孩童时期的性别发展，用以考察孩童的动作行为与语言的社会表征性来源（佐斌，毛丹，2005，265）。

社会表征领域的经典研究是赫兹里契（C．Herzlich）在法国所做的健康和疾病的表征研究。赫兹里契在对健康与疾病的表征研究中使用了开放式的访谈方法，他发现被访者将都市生活表征为发生疾病的主要因素，他们认为都市生活令人厌倦和使人神经紧张，人们因缺乏抵抗力而患病（Herzlich，C．，1973）。他的研究被认为是社会表征理论的里程碑，不仅因为他的研究发现，还因为他对质的方法的采用。又如帕卡斯多（V．B．Pelcastre）和盖芮多（L．F．Garrido）用质的方法考察了停经妇女对停经的社会表征，结果显示停经被表征为生育能力的结束和老年的开始（Pelcastre，V．B．＆ Garrido，L．F．，2001，408－414）。在研究中他们使用了深度访谈的方法，在1998年9—10月期间访问了20位45～65岁的妇女，搜集了有关社会人口变量、诊断、感觉以及情绪、生活方式变化和心理变化的资料，得到了老年妇女对于停经事件的心理表征。

在人类学方法中，还有学者采用人种志的研究方法对社会表征进行研究。杜温利用人种志的方法研究孩童时期的性别概念的发展，他认为由于孩童生活在充满社会文化意蕴的复杂的社会网络中，这个网络一方面透过孩子与他人的互动而被组织，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套独特的意义架构，让孩子能够将他对世界的了解组织起来，因而孩子性别认同的发展历程正是通过社会表征理论来显现的。他观察孩子在教室内的行为，认为孩子的动作行为比反应性的语言行为更具有丰富的社会表征特性，通过长时间的人种志研究，他了解了孩子的性别身份的发展情形。

二、焦点组方法

焦点组方法是利用小组讨论来搜集信息，最早应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一些商业活动中，收集到的信息可以用来决定项目需求和进行项目设计与改造。它一般由6～12人组成，小组成员在许多方面具有类似点，不同的焦点组往往在某一个特征上有显著区别。小组讨论时间不超过90分钟。

贝克斯多姆（A．Backstrom）等人所做的对新异食物的社会表征就使用了焦点组的方法。该研究将44名被试分配到9个在年龄、性别和教育背景基本同质的焦点组中进行讨论。对讨论结果的内容分析发现，对新异食物的社会表征的5个二分的特征，分别是信任与不信任、安全与不安全、自然与人工、乐趣与必要和过去与现在（Backstrom，A．，PirttilaBackman，A．M．＆ Tuorila，H．，2003，299－307）。

毛丹在关于“青少年儿童对中国和美国国民以及国家的社会表征”的研究的第一阶段中，抽取中美两国4个年龄阶段的被试进行焦点组讨论：在4个年龄阶段中各抽取一定数量，将每个年龄阶段被试分成8组，每组有4～8人对中国人和美国人进行评价，然后得到结果并进行年龄对比。此后，在通过质的研究中编制问卷，实施问卷调查研究。这一阶段中有168名被试讨论得到1033个对中美两国和国家的印象词语，通过分析确定出主要的16个描述国民和10个描述国家的词语形成进一步的社会表征问卷，再通过对问卷的分析获得结论。这些结论包括：中国青少年儿童和美国19岁青年对两国和两国民的社会表征是多维的；中国人注重性格维，美国人注重公德维；中国青少年对中国人的社会表征更具有肯定性等（毛丹，2005，9）。

刘力（2006；2007）采用焦点组、个体访谈和媒体分析的方法，开展了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生活质量的社会表征研究，并认为生活质量本身就是一套关于“理想生活”的符号和意义系统，它是在特定文化历史背景中形成和传播的社会共识和社会知识，其功能在于为日常生活的组织提供一种符号性的思维环境（symbolic thinking environment）。同时，他认为社会表征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基耦”（themata）这一概念。它在社会表征理论中常常是以相互交织的二元形式出现，在生活质量领域，它表现为“占有（having）”和“存在（being）”，二者相互依赖，辩证且相互对立相依。这一基耦的生存根基就是中国文化，而表面生成的则是复杂的各种由此萌生的生活质量的表征，其中“占有”包含了金钱、食物、衣服、房屋和汽车，而“存在”包括根基、联系、参与和自由。由“占有—存在”这一基耦衍生的是各种不同生活质量表征。

三、多维标度方法

此外，波克卡特（H．Pirkhardt）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即利用多维标度方法来了解心理疾病的社会表征（张满玲，2004，13－23）。多维标度方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MDS）是一个以空间方式表达资料，用以找出资料背后向度的一种统计方法。它利用相似性的刺激描绘出各种刺激在空间的关系，找出他们的相对位置，帮助研究者找出隐藏在资料背后的模型。这是一种探索性的资料分析方式，在概念上它存在以下三个前提：①刺激在个体心理形成的概念可以用这些刺激在空间中的点的位置表征出来，一个刺激所赋予的概念就如同空间中的一个点；（2）个体所知觉到的刺激与刺激之间的差异被认知为一种心理距离，等同于空间中的点和点之间的距离，也就是以物理距离表征事物在个体思想中的心理距离；（3）物理空间的向度和心理空间的向度是相关的。基于上述的前提，个体会在心理对事物形成各种不同的社会表征，就如同将大脑看作一个空间，而不同的事物如同一个个点散布在上面，不同事物表征的距离就如同点和点之间的物理距离。因此要了解事物的社会表征或认知表征，就可以利用多维标度方法找到相应的空间距离。(www.xing528.com)

以多维标度方法研究社会表征的优点在于，社会表征和认知表征具备以下一些共同的前提：①两者的中心概念都是基于“知识是共有的”概念，即生活在同一社会情境中的个体拥有共同的知识表征，这是人们的“共识”；②两者皆假设个体在思考复杂的刺激时会指涉一些心理上相关的属性或是刺激的向度；③使用该方法可以在不束缚和不强迫被试进行自由判断的前提下，让存在于其社会情境中的各种类型的社会表征被量化和被解释分析。因而在对社会表征的研究中，它体现了其优点，如判断方式简单，对被试的干扰可以降低到最低程度，可以使其反应自由，直接反映被试的内隐的知识概念等。

四、词语联想法

词语联想方法有利于保持被试社会表征的所有内容，不带有研究者的主观引导和价值偏好。如梅尔（K．Meier）和克兹勒（E．Kirchler）在澳大利亚进行的对欧元的社会表征的研究中就使用了词语联想的方法，他们让534名被试对“欧洲统一货币”这一词语进行可以多达10个词汇的自由联想，然后在搜集到的1900个结果中选取有价值的进行分类研究（Meier，K．＆ Kirchler，E．，1998，755－774）。

五、问卷量表法

问卷的方法有利于研究者系统地考查观点、态度和假设是否成立，在社会表征的研究中常常被大量使用，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如一项典型研究是对健康领域展开的，即德罗萨（De Rosa）在1987年对心智疾病的表征研究。他采用问卷技术、社会距离尺度和语义分化的手段来得到表征，认为历史上对疯癫的人的社会意象是多层面的；他追踪了儿童到成人的关于疯癫的社会表征，通过让被试产生关于疯癫的图案表征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儿童和成人都将疯癫视为社会的偏态行为。他的研究以被试的表征与西方社会文化的集体表征加以对照分析（De Rosa，A．M．，1987，2）。又如在对攻击性社会表征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攻击性表现型量表对西班牙马德里的被试进行研究，得到攻击性的三维社会表征结果，并发现在年龄维度和性别维度中存在显著效应（Hose Luis Gran；Gomez Jose Manuel Andreu；Heather Lynn Rogers ＆ Juan Carlos Arango Lasprilla，2003，223－236）。伯格曼（M．M．Bergman）在对欧洲美国人和墨西哥美国人身份的社会表征研究中，通过质的研究得到27个诸如勤劳、尊敬、城市、迟钝和粗鲁等词语，然后将这27个项目编制成四点计分问卷，分别考察欧洲美国人和墨西哥美国人对内群体、相对外群体和自己的社会表征（Manfred Max Bergman，1999，1－4）。

在关于组间社会表征（intergroup representation）的研究中，研究者也采用多种方法探求不同类别的人群所拥有的不同的社会表征，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赫鲁斯顿（M．Hewstone）、扎斯帕斯（J．Jaspars）和卡汶瑞申（J．Covariation）。他们探讨了英国公立学校和普通学校男生的组间表征结构，这项研究被认为是透过组间而进行社会比较的过程研究，它对每一组群的正向社会认同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他们运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了社会表征、社会认同过程和组间归因的互动关系，探讨了两个极具冲突的群体——自费学校和公费学校的男学生，他们长期处于竞争关系中，彼此都认为自属群体和他群体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表征，而这些表征却在组群内部共享（Hewstone，M．，Jaspars，J．＆ J．Covariation，1987，663－672）。

六、实验法

社会表征的研究也曾经在实验室中被使用。艾伯瑞克（J．C．Abric）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表征影响下的社会行动和行为方式，利用“两难游戏”探讨竞争与合作情境中的人际互动问题。他发现，被试对对手的不同的表征形态影响了他对策略的选择和反应，他的研究对于社会互动和沟通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Hewstone，M．，Jaspars，J．＆ Covariation，1987，663－672）。两难游戏在心理学中是一个普通的方法，用来探讨在竞争与合作的情境中，影响人类互动的因素。艾伯瑞克只探讨了实验情境的客观条件，并未对被试的主观分析或表征方式作进一步展开，但是他的研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他让被试在进行两难游戏时，告诉他们这不是竞赛游戏，其中一半被告知现在要和他们游戏的对手是另外的学生，而另一半人被告知对手是一台机器。事实上在这两种情境中，真正的对手都是实验者。研究者发现，在知道对手是人的情境中，人们更愿意采取的是合作的策略，而得知对方是机器的游戏者更倾向于采取竞争的游戏策略，从而降低合作水平。研究者进一步发现，人们常常根据对对方的社会表征来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和行为手段，而后这一研究成果被借用到人际关系心理学中的人际交往的问题上了。

在很多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多种方法在表征领域中的应用，同时较显著的是常常出现在某项具体研究中的多种方法参与完成的情况。如迪加卡莫（Di Giacomo）在1980年利用非结构化的描述方法探讨了天主教大学生的由学生发起的示威活动的表征体系，他通过自由联想、形容词核对、内容分析、判别意义、聚类分析和多尺度分析等方法描述和分析学生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策略等问题（Di Giacomo J．P．，1980，329－345）。

从以上对社会表征的研究方法的回顾可知，传统的研究其内容和方法的变化都非常大，除了接受社会表征作为研究的框架之外，这些研究并不具备共同特征。但是其中社会表征的研究方法的选择非常重要，应该充分考虑到被调查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关注背景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