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加工观指导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社会心理学中的信息加工观点直接来源于普通心理学，该观点从普通心理学介入社会心理学的时间大概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不过在整个70年代，运用该观点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尝试阶段，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现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到目前为止，研究成果已不仅仅局限在社会心理学的某个或某几个领域，而是扩展到了社会心理学的方方面面。限于篇幅，这里只选择学者们最为关注的四个领域，即自我、态度改变、刻板印象以及情感状态对人的影响加以介绍。

一、对自我的研究

首先，学者们运用信息加工观点对自我概念进行了新定义。他们认为，自我概念就是个体有关自我的一系列认知结构，在社会经验中，个体总是用这些认知结构去认识并解释与自我有关的种种刺激。基于此，米勒（D．T．Miller）等人对自致性偏差（selfserving Bias）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自致性偏差的造成源于与自我有关的种种刺激具有较强的可用性（availability）和可忆性（memorability）（米勒，1978）。卡弗（C．S．Carve）和沙伊尔（M．F．Scheier）运用信息加工观点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有关自我监管（selfregulation）的理论，他们称之为“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对其当前状况有所知觉，他有了这一知觉后，就会将它与某一参照点进行比较。如果在当前状况和参照点之间知觉到某种不和谐，他就会采取某一行为，该行为的目标是力图减小知觉到的那种不和谐。倘若未被减小或效果不佳，他会再次采取行为，如此循环不已，从而构成一个反馈环路（卡弗、沙伊尔，1982）。

马库斯等人对自我图式的研究对以后的自致性偏差研究和偏见研究等有着直接的影响。马库斯认为，自我图式（selfschemata）就是“对于自我的认知概括（cognitive generalizations），这种认知概括来自过去的经验，组织并指导对于个体社会经验中与自我有关的信息进行加工”（马库斯，1977，64）。正如对啤酒、桌子、父母等各自的图式一样，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经常使用的图式。

虽说自我图式是“对于自我认知概括”，但并非一个人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能成为自我图式的一个部分。显然一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是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自我图式只包含那些对他本人非常重要的方面。正如马库斯所指出的：“自我概念是指一个人的行为的某些重要方面，但究竟是哪些方面却因人而异……人的行为数不胜数，而只有其某些方面可被视为与自我有关。指明与自我有关的领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在这些领域里，个体最注意自己的行为、对它负有责任感，并力图监控它。正是在这些领域时，我们才会发现最紧密的人格／行为联系。”（马库斯，1977，544）

可见，在一个人的大脑中，有许许多多的图式，其中有的是关于啤酒，有的是关于桌子，有的是关于自我的，而关于自我的那些重要方面的图式才是所谓的自我图式。自我图式的内容因人而异，足球运动员是一种自我图式，音乐家是另一种自我图式。自我图式形成后对行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了解个体的自我图式对于预测他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马库斯等人还做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首先，马库斯验证了如下假设：个体在加工与自我图式有关的信息时，速度较快。举例而言，在进行某一人格测验时，常会发现有些题目很容易回答，有些题目却不然。根据马库斯的研究，某些题目之所以易于回答，是因为你的头脑里已经有了较完备的与这些题目有关的自我图式。某些题目之所以难以回答，则是因为你的头脑里没有（或者即使有也不完备）有关这些题目的自我图式。

关于自己是不是独立型的人，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我图式。马库斯就是通过人们的这种自我图式展开自己的研究的。她先通过被试们的表现将其分为独立型图式者、依赖型图式者和中间者（那些既无独立型图式又无依赖型图式的被试），3至4周后，这些被试被招来参加一项实验。实验是这样的：主试每隔一定时间就在一个屏幕上打出一个形容词，被试的任务是按下标有ME和NOT ME的两个按钮中的一个，以表示某一形容词是不是描述他本人的；另有一个秒表与按钮相连，可准确测出被试决策所花的时间。在这些形容词中，15个是描述独立性的，另有15个是描述依赖性的。实验结果基本证实了前面的假设：在对描述独立性的形容词予以反应时，独立型图式者按按钮ME所用时间最短，依赖型图式者按按钮ME所用式间最长；独立型图式者按按钮NOT ME所用时间最长，依赖型图式者按按钮NOT ME所用时间最短。在对描述依赖性的形容词予以反应时，独立型图式者按按钮ME所用时间最长，依赖型图式者按按钮ME所用时间最短；独立型图式者按按纽NOT ME所用时间最短，依赖型图式者按按钮NOT ME所用时间最长，中间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反应时都无大的变化。

在马库斯之后，罗杰斯（Rogers）、凯珀（Kuiper）和柯克（Kirker）在一项实验里验证了如下假设：与自我图式有关的信息比较易于被忆起。主试在屏幕上呈现40个词，针对这40个词问40个问题，让被试（大学生）尽可能快地按下YES或NO按钮。这40个问题当中，有30个在回答时不用通过被试的自我图式，它们要么是问某词是不是写得更大些，要么是问某词是否与另一个词押韵，要么是问某词是否与另一个词意思相同。对另外10个词，主试的问题是它们是不是描述了被试自身。也就是说，被试不得不通过他们的自我图式来加工信息。答完问题后，主试让被试回忆三分钟，尽可能多地回忆这40个词（被试事先并不知道有这一项任务）。结果表明，被试对最后一类词能回忆起的平均数量要大大超过其他三类词。罗杰斯等人认为，这是因为通过自我图式进行的信息加工比其他方式的信息加工具有更强的可忆性（罗杰斯、凯珀与柯克，1977）。

总而言之，马库斯等人的自我图式理论认为，自我图式就是个体有关自我的认知概括；了解个体之间自我图式的差异可大大帮助人们理解他们行为上的差异；人们在加工与自我图式有关的信息时，速度较快；人们在回忆与自我图式有关的信息时，效果更佳。

表面看来，马库斯等人的自我图式理论似乎并无什么独特之处，但从本质上看，它的意义却非常重大。首先，它第一个明确地把“自我”置入了经验研究的范围之内。在此之前，人们要么将自我视为黑箱不予理会，要么只对其进行抽象、思辨的论述。行为论社会心理学家显然属于不要自我者那一类，而早期的詹姆斯（W．James）、库利（C．Cooley）、米德（G．H．Mead）和罗杰斯（T．B．Rogers）、凯利（G．A．Kelly）等人则属于后一类。马库斯等人不仅将行为论者扔掉的自我捡了起来，而且把它归入了经验研究的对象之列，这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其次，马库斯等人的自我图式理论直接影响了米勒对自致性偏差的研究，从而为科学地解释“自致性偏差”这一重要心理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不难看出，“人们在回忆与自我图式有关的信息时，效果更佳”这一命题与米勒的思想已颇为接近。可以说，米勒对自致性偏差的解释是以自我图式理论为基础的。在马库斯和米勒之前，在对自致性偏差的解释上，居支配地位的是精神分析学的“自我防卫”说，它从动力观的角度去挖掘自致性偏差的深层动因，而自我图式理论和米勒的研究则指出了精神分析学家所忽视的认知上的原因，这显然是一种进步。

二、对态度改变的研究

信息加工观点对态度改变的研究有两个基本思想：第一，说服过程（态度改变过程）可被分解为一系列信息加工性的行为步骤；第二，要考察某自变量与态度改变之间的关系，就得考察该自变量对每一行为步骤的影响。

信息加工观点认为，说服过程其实是一个沟通过程，它一般包括六个相继的行为步骤：①要使说服言辞有效，必须呈现给被说服者；②被说服者必须注意它；③被说服者必须理解它；④被说服者还必须接受他所理解的内容；⑤如果想让态度改变持续一段时间，被说服者必须保持对这一新立场的接受；⑥如果我们想看看被说服者是否会基于这一新立场而表现出某种行为，那么被说服者必须作出与新立场相一致的新行为。

上述六个步骤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一个联系紧密的链条。如果某一步骤未能发生，链条会就此中断，下面的步骤也不会发生了。例如，倘若被说服者没有接受所理解的内容，那么问他是否将其接受保持了一段时间便毫无意义。总起来讲，某步骤发生的概率与此前所有步骤发生的联合概率是成比例的。若步骤1的概率是0．80，步骤2的概率是0．50，步骤3的概率是0．30，那么步骤4发生的慨率的最大值便是它们的乘积，即0．8×0．5×0．3＝0．12。

运用信息加工观点研究态度改变的代表人物麦克盖尔（W．J．McGuire）举了一个购买牙膏的例子，来说明这六个步骤发生概率之间的关系。在一些社区里掀起一场广告运动，力劝公众购买某种牌号的牙膏。广告作用（即说服）的有效性用广告运动前后这种牌号的牙膏在这些社区里实际销售额的变化来测量。变化的参照点是另一些未进行广告运动的社区。结果发现。销售额迥异的发生概率与上述各行为步骤发生的联合概率是成比例的。假定这些步骤是独立的话，那么，销售额产生差异的概率就等于六个相继步骤的概率的乘积。这一等式形象地说明了要使某广告运动有效是何等困难。即使这些步骤中的每一个发生的概率都很大，最终销售额上产生显著变化的概率也会非常小。上述公式还说明了为什么即时态度改变比较容易，而实际行为上的变化较难。前者由人们在被说服后立即填写的看法问卷来鉴定，它依赖于前四个步骤发生的概率；然而要在新态度的基础上产生实际的行为，那就要求另外两个或然性步骤也得发生。

信息加工观点对态度改变研究的第二个基本思想是，要考察某自变量与态度改变之间的关系，就必须逐一探讨该自变量对六个行为步骤中的每一个分别有什么影响。比方说，我们想考察一下专家的说服和密友的说服哪一个更为有效，我们就是这样依次进行的：先看第一个步骤，即呈现信息，可以假定，被说服者的老朋友比专门权威更具优势；再看第二个步骤，即所呈现的信息被注意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这样预测，专家由于其新奇性和权威地位会比密友得到更多的注意；再看第三个步骤，即理解，一般来讲，密友在这方面可能较具优势，因为他的表达往往通俗自然且为接受者所熟悉，故理解起来较为容易；最后，我们要看第四个步骤，即接受，可以认为，专家在此方面可能较具优势，因为他的威名和特殊的表达方式会对接受者构成一种巨大的压力，迫使其接受所理解的材料。

但是不难看出，仅考察专家—密友这一自变量怎样影响了每一个行为步骤，并不能告诉我们它与态度改变之间的净相关究竟是正的还是负的。要弄清净相关的正负，我们还必须分析在特定的说服事例中每一步骤可能发生多大的变化。例如，若信息简单重复，不管出自谁口，最一般的人也能理解，那么我们可以说“理解”这一步骤在决定专家—密友这一自变量与态度改变的净相关中作用不大。相反，若信息非常复杂，各接受者对它的理解程度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理解”这一步骤在决定该自变量与态度改变的净相关中就非常重要了。一般而言，通过上述两步分析，我们便能算出在某一说服事例中，某自变量与态度改变之间的净相关。

麦克盖尔曾如此评论道：“从信息加工观点出发对态度改变进行的研究，其数量和质量均高于其他理论。”（麦克盖尔，1976，311）麦克盖尔这样说绝非自夸，而是因为与其他观点相比，信息加工观点对态度改变的研究确实具有一些优点。首先，信息加工观点将说服过程分成了前后相继的六个不同步骤，强调每一步骤对说服结果的影响，这与传统观点只重视“接受与抵制”这一步骤大相径庭，弥补了后者的严重不足。其他观点，如知觉观点、一致性观点、功能观点等虽然有时也谈到“接受”之外的其他因素，但其注意的焦点始终是被说服者的接受倾向；而信息加工观点则在强调“接受”对态度改变发挥影响的同时，也在同等程度上强调“注意”、“理解”等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其次，其他观点一般只重视观念层次的态度改变，而很少涉及基于新态度的行为改变，信息加工观点则将其落脚点（即最后一个步骤）放在外显行为上，从而在态度改变与行为改变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

三、对刻板印象的研究

刻板印象又称定型，意指人们根据有限信息对某一群体形成的一种普遍的结论，如老年人是保守的、青年人是毛糙的、女性是温柔的，等等。刻板印象的形成有助于简化认识，但它往往只强调某些共性特征，忽视个性特点，从而导致偏见。研究刻板印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以它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当中的热门课题。信息加工观点强调对认知表征和认知过程的研究，自然对刻板印象这一课题十分关注，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们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www.xing528.com)

首先，学者们探讨了刻板印象与信息提取的关系。大多数研究都表明，那些与刻板印象一致的信息，往往容易被人忆起。斯奈德（M．Snyder）和尤拉诺威茨（S．W．Uranowize）曾做过一个这方面的实验。主试虚构了一个人物，并将有关该人物的大量信息提供给被试，然后主试将该个体标定为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最后的再认测试表明，如果将该个体标定为同性恋者，那么被试们忆起的信息大都与人们对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有关；如果该个体被标定为异性恋者，则被试们忆起的信息大都与人们对异性恋者的刻板印象有关。显然这一研究结果说明，人们更容易忆起与刻板印象一致的信息。

罗斯（T．I．Rose）和汉密尔顿（D．I．Hamilton）也发现，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印象的会对人们的即时再认（immediate recognition）产生影响。被试们不仅对与刻板印象一致的描述反应较快，而且更易于回忆起这些描述。

布鲁尔（M．B．Brew）、达尔（V．Dull）和卢依（L．Lui）于1981年发现了这样的情况：与刻板印象很不一致的信息和与刻板印象一致的信息一样，也比较容易被回忆起。在这项研究中。主试先让被试们观看分别关于“老大娘”、“老奶奶”和“年轻女子”的幻灯片，同时为他们提供有关每类人的描述性信息，5分钟后对他们实行自由回忆测试。结果发现，被试们更多地记起了与刻板印象一致的信息（如老奶奶常常做饭）和与刻板印象非常不一致的信息（如老奶奶穿着方面往往很时髦），而对来自相近范畴（老大娘）的信息（如老大娘常领食物券赖以生存），则回忆起的较少。

上述三项研究尽管多少有所不同，但它们都表明，刻板印象对人们的信息提取有着明显的影响。不过，斯奈德和尤拉诺威茨两人的实验的可重复性却令人怀疑。贝莱扎（F．S．Belleza）和鲍尔（G．H．Bower）、克拉克（L．F．Clark）和沃尔（S．B．Woll）曾分别作过这种努力，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其次，学者们研究了刻板印象对归因的影响。这方面研究成果颇多，但主要集中在刻板印象对“基本归因错误”的影响这一主题上。“基本归因错误”（ultimate attributional error）这一词组是由佩蒂格鲁（T．F．Pettigrew）提出的，它是指这样一种错误的归因图式：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内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和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归因于内部因素，而将内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和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归因于外部因素。佩蒂格鲁认为，这种归因偏误是所有归因偏误中最具根本性同时也最重要的一种。

持信息加工观点的社会心理学家们一般认为，刻板印象与“基本归因错误”有很大的关系。泰勒（D．M．Taylor）和加吉（V．Jaggi）曾经以信奉印度教的办公人员为被试做过一项研究，他们先让印度人和穆斯林人分别从事四种积极行为，再让他们分别从事四种消极行为，然后让这些被试对这些行为进行归因。结果发现，他们对印度人从事的积极行为和穆斯林人从事的消极行为在更大程度上予以内部归因；相反，对印度人的消极行为和穆斯林人的积极行为在更大程度上予以外部归因。由于这几种行为都是按这些被试的刻板印象设置的，所以泰勒和加吉对上述现象作如下解释：这些被试对印度人和穆斯林人怀有的刻板印象，造成了他们对这两个群体不同的预期（Expectancy）。如在观看印度人之前，就已怀有印度人从事积极行为的预期，在观看穆斯林人之前，就已怀有穆斯林人从事消极行为的预期，而正是这两类不同的预期严重地影响了被试们的信息加工过程，导致了上述的“基本归因错误”。

在泰勒和加吉之后，邓肯（B．L．Duncan）在1976年、斯蒂芬（W．G．Stephan）和伍尔里奇（D．W．Woolridge）在1977年、塞格（H．A．Sagar）和斯科菲尔德（J．W．Schofield）在1980年也分别对“基本归因错误”进行了研究。他们一般也这样认为：刻板印象和预期对“基本归因错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除了以上两个问题外，学者们对其他问题，如刻板印象的形成、刻板印象与行为的关系等也有一些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比较零碎，并没有从信息加工观点出发形成整合的理论模型。

四、对情感状态与人的思维和行为之关系的研究

社会心理学中的信息加工观点对情感因素并不十分重视，以它为指导的研究大都是不涉及“动”因素的情感回避性研究。但是由于外界批评所造成的压力和自身发展的需要，认知社会心理学家注意到了情感因素对人的思维和行为的影响。

认知社会心理学家们认为，积极的情感状态会导致积极的思想出现，而一种积极思想又会导致另外的积极思想，最终可能导致助人行为。为什么积极的情感状态会导致积极的思想和行为呢？有关的研究者对此提出了所谓的“易接近性假说”（accessibility hypothesis）。艾森等人在1975年和1978年通过实验研究后指出，处于积极情感状态下的人更倾向于恢复记忆积极的材料，因为与这种积极的情感状态相联系的思想或引起积极情感状态的思想，能起到有效地揭示记忆中另外的积极性材料的作用，因而使得这类材料更容易被回忆。

易接近性假说完全是根据认知心理学关于记忆的一些理论而提出来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回忆时给出的恢复揭示能起到增加有关材料易接近性的作用，因而造成回忆材料的增加和回忆速度的加快。例如，如果在一串字母前放置一个有关的单词作为提示，那么被试判断这串字母是否是一个单词所费时间比放置无关单词时所需时间要短。认知社会心理学家由此受到的启发是：情感状态的作用可被看成是这类记忆研究中提示材料的作用，情感状态可作为提示引发出有关的认知材料，这样他们便把情感状态纳入认知结构之中了。鲍尔等人1978年做过一个实验，他们让被试学习两套材料，主试先用催眠法让被试回忆生活中一段愉快的经历，从而产生出积极的情感状态，这时让他们学习其中一套材料。主试又用催眠法让被试回忆生活中的不幸事件，从而引起消极的情感状态，这时让他们学习另一套材料。在后来的回忆测验中，研究者们发现，若用催眠法让被试处于学习时相同的情感状态下进行回忆，效果较好。这类研究表明，情感状态能提示记忆中与种种情感状态相联系的材料的恢复，从而起到影响人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和行为的作用。

为什么情感状态能起到提示作用呢？这种作用是如何发生的呢？认知社会心理学又从认知心理学中受到了启发。认知心理学在说明这种作用的产生过程时有一种叫作“扩散的激活”的理论。认知心理学中有关记忆的网络说认为，语义记忆是一种巨大的网络，它通过一套连线把相互之间有关系的概念联系起来，每个概念在这种网络中是一个结点，这个概念的各种性质或特点由网络中表示出各结点之间关系的连线表示出来。例如，“狗”这个概念的语义记忆是图4－3所示的那样。

图4－3　“狗”在语义记忆中再现示意图

按照这种观点，在要求一个人回答一个问题时，他便进入有关语义网络中激活一个结点，激活的结点又朝外激活其他概念结点。首先被激活的是与这个概念关系密切的、彼此直接连结的结点，然后又激活与这个被激活的结点直接连结的另外的结点，如此等等，便是所谓扩散的激活。这里所说的结点的激活是指它所代表的概念或思想进入了心中，被回忆出来了。激活的量是变化的，激活需要达到一定先阈限值才能实现。

根据这种学说，认知社会心理学对于情感状态影响人的客观事物的判断和社会行为的过程作了阐述。可以设想，情感是以概念化形式在记忆中存贮的结点，它与另外的结点——与该情感有关的情景、动作、物体、对事物的态度等构成一种网络。根据扩散激活的学说，当一个人处于一种情感状态时，情感结点便被激活，由此而引起与之有关的结点的激活，所以他便更倾向于对事物有某种态度或更倾向于有某种行为。例如，当一种能产生积极的情感状态的活动出现时（如向人送礼物），那么与这种活动相连接的材料（包括一种积极的情感和另外的与代表这种情感的结点相联系的材料）便被激活。这样受到馈赠的人便处于积极情感状态下，同时他也就倾向于更多地去想人们多么和气，这一天多么愉快，等等。又例如，对处于积极情感状态下的人为什么表现出更乐于帮助别人，可以作如下的解释：在这个人头脑中也许已经存贮了与帮助别人这种活动连结在一起的有关活动后果的一些内容，其中一些可能是被帮助者报之以微笑，发出热情的谢语，自己感到心情舒畅（积极的情感状态）等等，这便形成了一种网络。以后，当这个人处于积极的情感状态下时，有关的材料倾向于更易于被激活，这时如果他碰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他便更有可能去从事助人的活动了。

此外，认知社会心理学对消极情感也有类似的解释，此处就不作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