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知的归因理论的分析介绍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社会心理学家不再满足于对社会认知过程的笼统研究，也不再试图建立一种能阐明社会认知整体过程的理论模型，致使认知一致性方面的理论研究开始走下坡路，并逐渐被阐述社会认知过程本身的归因理论所代替。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海德关于认知结构平衡论的第二个基本假设。归因理论者认为，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人们为了有效地控制和适应社会环境，往往对发生于周围环境中的各种社会行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作出一定的解释。即认知主体在认知过程中，根据他人某种特定的人格特征或某种行为特点推论出其他特点，以寻求各种特点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海德的“行动朴素分析”理论

归因理论的创始人海德首先将普通人与科学家进行类比，把归因过程理解为逻辑推断过程。1958年，他在《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中，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试图理解自己周围的世界及其意义，而理解周围世界各种事件和现象的基本途径是寻找这些事件和现象产生的原因，因此获得或达到对环境因果关系的认知掌握是人类的基本动机之一。

哲学家米尔（J．S．Mill）指出：“科学的逻辑就是生活和日常事务的逻辑。”唐克（Duncker）也指出：“因果分析是借助于类科学的抽象推断而进行的。”受到了这些哲学家的影响，海德认为社会知觉类似于人们对物理事件的知觉，是一种朴素的因果分析，因果分析在方法上类似于科学实验方法所采用的逻辑。那么人们究竟是怎样寻求和确定行为事件的原因呢？海德认为，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对可供选择的原因进行归类。在这一点上，海德接受了唐克的观点，认为人的感官有区别刺激事物本身和环境的特性的能力。因此，人们由一刺激事物可以获得双重信息：一方面是来自刺激事物本身的信息，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环境的信息。由此出发，海德认为，归因也具有两重性，行为的原因不外乎有两类：一类是活动者个人方面的原因，诸如他的人格、品质、动机、情绪、心境、态度、能力和努力等，称为内部原因；另一类是环境方面的原因，诸如活动的周围环境气氛、奖赏和惩罚、运气和工作性质等，称为外部原因。

那么人们对一种偶然事件如何从多种可能的内、外部因素中确定它的具体原因呢？海德依据米尔的“差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提出了“协变原则”（Covoriation principle），认为在多种可能作为原因的因素中，只有与待解释的行为或事件协同变化的因素，才会被判定为行为或事件的原因。如果一个人的能力被认为大于工作难度，并且他在其意图方向上作出了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结果出现了，那么观察者就会把这个行为结果归因于行动者的内部原因；否则，就归因于行动者所处的环境。海德指出，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科学家，在寻找行为或事件的原因时，都遵循这个原则。

二、琼斯和戴维斯的“对应推断理论”

继海德之后，对现代归因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是琼斯（E．E．Jones）和戴维斯（K．E．Davis）等人。他们在《从行为到倾向：人际知觉的归因过程》（1965）一书中，提出了归因过程的“对应推断理论”（Correspondent inference theory），系统地探索了人的行为究竟是由情境决定的，还是由人的内在属性决定的。

按照“对应推断理论”，人们在知觉和评判其他人的行为时，外部情境因素只得到很少的考虑。人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到底这个人的哪些属性或特点使他产生了这种行为，或者说从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如何推知他的内在属性或特点？琼斯和戴维斯注意到，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代表他们的观点、信仰、态度和能力等内在属性，因此从一个人的外在行为一般不能直接得知他的内在倾向或属性，这就需要一个归因推断过程。“对应推断理论”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系统解释人们如何根据特殊行为进行原因推断的理论”，“相应推断”也就是知觉者对行动者的行为是由一个特殊品质引起或者与一个特殊品质相对应的判断。

琼斯和戴维斯认为，只是有意图的行为才反映一个人的内在特质，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越被认为有意图性，那么这个行为相应地被观察者做内在特质归因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提出两个推断准则：①行为效果的期望度的大小表现在该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合理性，是否符合某种社会规范，是否对自己有利可图。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不易作出对应推断；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易作出对应推断。②非共同效果原则，任何特定行为都是行为者本人选择的结果，把选择的行为的效果与未选择的行为的效果相比较，则可推论出意图所在。行为原因是非共同效果，而非两种行为的共同效果。如人的两种行为：一种是符合角色的行为，另一种是不符合角色的行为，后者比前者给观察者带来更多有益的信息。

三、凯利的协变理论

凯利（H．H．Kelley，1967）的协变理论是继“相应推断”理论之后，对海德的归因理论的又一次扩充和发展。协变理论是建立在海德的归因思想之上的，即人们对外部环境的理解是通过与实验方法相似的原因分析的方式实现的。凯利认为，尽管行为的原因很多，并且原因作用的方式也比较复杂，但是结果总是随着一定的原因而产生的，在特定的行为与导致这一行为发生的原因之间总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固定不变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会把那种与特定行为有着不变的、内在联系的条件看作是行为的原因。凯利把这种原因和结果之间相随共存、相应变化的关系称为“协变”。他指出，按照“协变原则”进行归因所遵循的逻辑和科学家处理实验结果时常用的“方差分析”方法的逻辑很相似，即操纵自变量（条件）以观察因变量（结果）的变化，因此他把自己的归因思想称为“方差分析模型”（Analysis of variance model）。

人们是如何根据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协变关系进行原因推断的

呢？凯利认为，人们在对特定社会行为进行归因时，可供选择的原因不外乎有三类：①活动者个人方面的原因，如他的心境、个性和态度等；②环境方面的原因，如环境气氛和某种外界压力等；③刺激对象的原因，如活动对象的特点等。这三种归因分别称为“个人归因”（P）、“环境归因”（C）、“刺激归因”（S）。究竟选择哪一种因素作为行为的原因，依赖于三种信息：①来自个人的普遍信息，它反映行动者的行为与大众相同与否，称为“一致性信息”（consensus information）；②来自时间的一贯性信息，它表明同一实体的反应前后是否一致，称为“连贯性信息”（consistence information）；③来自实体的区分性信息，它表明不同实体的反应是否相同，称为“区别性信息”（distinctiveness information）。每一种信息都有“高”（H）或“低”（L）两种维度，归因者总共可以得到六种信息。由于“高”或“低”两种情况同时只能存在一种，所以就某一种特定的归因过程而言，归因者只能获得三种信息，这三种信息构成一种信息模式，不同的信息模式导致不同的归因。凯利根据排列组合规则，共列出了八种不同的信息模式，分别是： HHH、HHL、HLH、HLL、LHH、LHL、LLH和LLL。他认为，依据上述不同的信息模式，就可以对多种可能的归因作出精确的预测。当观察者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受限制时，他们就严格地按照可获得的客观信息合乎逻辑地进行归因推断。根据凯利的“方差分析模型”，许多研究者进行了实证研究。如麦克阿瑟（L．Z．McArthur，1972）首先用严格的实验方法证明：在低一致性、低区别性和高连贯性（LLH）的信息模式下，被试作出个人归因；在高一致性、高区别性和高连贯性（HHH）的信息模式下，被试作出刺激归因；在低一致性、高区别性和低连贯性（LHL）的信息模式下，被试作出环境归因。这和凯利的预言是一致的，然而其他信息模式所导致的归因却难以预测。奥维斯（B．R．Orvis，1975）克服了麦克阿瑟实验设计的缺点，从另一个角度进行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凯利的HHH、HLH、LHL、LLH四种信息模式，但在其他四种信息模式下得到的结果却不符合预言。

由于方差分析模型需要做多重观察，产生一致性、区别性和连贯性信息才能作出归因判断，然而在许多研究中被试无从获得这些信息，日常生活中的多数归因也是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凯利（1972）指出“方差分析模型”是一种理想化的归因模型，而在许多情况下知觉者没有足够的信息可供参考，他们也没有时间和动机去从事寻找信息的多重观察。在这种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归因者是借助于头脑中的“因果图式”（causal schemata）作出归因的。所谓“因果图式”，就是依据过去的经验建立起来的，关于一定种类的原因如何相互作用产生特定种类结果的信念、概念或观点。观察者能够通过将有限的信息与头脑中的图式进行比较、综合来理解它。最简单的“因果图式”之一是“多重充分原因”（Msc）图式（凯利，1972）。根据这种图式，在给定的若干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都能单独产生同样的结果，即每一个因素对于产生同一种结果都是充分的条件。

凯利还提出了一些与每一种“因果图式”相联系的归因原则。与“多重充分原因”图式相联系的原则是“打折扣原则”（discounting principle），即如果不同的原因能够产生同样的结果，那么当其他可能的原因存在时，给定的一种原因对于产生特定结果的作用就要“打折扣”。凯利（1972）还提出了“增加原则”（augmentation principle）：如果在缺乏某种拮抗原因的条件下结果产生了，那么一种给定原因的作用就会被增加。“增加原则”不仅适用于“多重充分原因”图式，而且适用于更加复杂的“多重必要原因”（MNC）图式（凯利，1972）。根据该种图式，几种原因必须同时起作用，才能产生一种结果。凯利指出，这种“因果图式”将用来解释不寻常的和极端的结果。除此之外，凯利（1972）认为还有许多其他适合普通人使用的“因果图式”。由于以下几种原因，“因果图式”对于归因是十分重要的：①有助于知觉者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作出归因，②它们是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能使用的关于因果关系的一般概念，③它们为知觉者提供了更容易、更快地完成复杂的归因推断的“捷径”。

四、韦纳的“动机和情绪的归因理论”

（一）韦纳理论的思想来源

韦纳的“动机和情绪的归因理论”，是以归因为核心来建立的一种动机和情绪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勒温、阿特金森（J．W．Atkinson）、罗特（J．Rotter）和海德等心理学家关于期望转变、原因成分和部位等研究的基础上的。勒温通过“投环”技巧的实验证明，人的抱负水平可以说部分地由主观的成功期望决定，随后的抱负水平依赖于先前的行为水平或结果（成败）。成就的各种情境、联系行为的成功或失败影响期望的变化，达到目标将增加成功的信心，没有达到目标减少成功的信心，这种期望的转变称为典型转换。阿特金森和罗特也有近似的看法。另外，莱普利（W．M．Lepley）等人曾研究在机遇场合如博弈中，期望的非规律或非典型转换，如博弈中常见的人们赢了后期待输、输了后期待赢，不过他们也发现了在典型转换场合有时出现非典型转换，而在非典型转换场合有时也出现典型转换的情况。从这些期望转换的研究中，韦纳发现可以从归因方面得到恰当的解释。

关于原因的研究，在韦纳之前海德已提出行为依赖于人的内部因素和环境的外部因素，与勒温认为行为是人与环境的一种函数的见解十分相似。海德阐述行为结果是实际的个人力量（努力、能力）和实际环境因素的一个函数，而努力又是难度或能力的函数，他也提到在一定的情境中运气是成功或失败的决定因素。由于海德的影响，韦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研究与成就有关的能力或天资、努力程度、任务或作业难度、运气或机遇等四个原因。

韦纳所提出的几种原因成分中，“内部的—外部的”这对原因成分在海德所举的划船过湖的例子中有所体现，但最早明确提出来的是罗特。韦纳特别感兴趣的是罗特等社会学习理论派所进行的对技能和机遇的研究，这种研究与罗特提出的控制部位概念相联系。罗特认为，行为的觉察到的原因是一个连续体，内部的和外部的控制部位分别处于这个连续体的两端。决定这种不同的反应条件之一，是个体觉察或理解这种强化与自己或他人行为的伴随程度：经常得到强化，归因于内部线索；偶尔得到强化，归因于运气（外部因素）。韦纳从罗特的研究中找到了可以借鉴的方面和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罗特及其同事们没有充分注意原因解释的丰富性和原因成分的多样性，因而混淆了原因的部位和其他原因成分的作用，但他吸收了罗特提出的控制部位（韦纳叫作“原因的部位”）的概念，并发展了罗特的辨明的期望转换能用原因结构来解释的思想。

（二）韦纳理论建设的原则

韦纳提出用来指导其理论建立的原则如下：①基于与体内平衡不同的概念，②包括比欢乐主义更多的内容，③包括认知过程的全部范围，④必须涉及意识经验，⑤包括自我，⑥包括情绪的全部领域，⑦不过于一般化也不太刻板，⑧建立在可靠的（可重复实验的）经验的关系上，⑨建立在普遍法则而不是个别差异的基础上，⑩包括相继的（历史的）因果关系，瑏瑡应用相同的概念解释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两种行为，瑏瑢说明争取成就和社会交往的目标。这些原则说明，韦纳理论力图克服传统的动机和情绪理论将体内平衡、驱力降低、趋乐避苦等作为基础的缺陷，而以人们生活中十分普遍的社会认知现象——归因作为动机和情绪产生的重要基础；力图克服传统动机和情绪理论中不可证的思辨方法的缺陷，而以可重复验证的经验研究方法来建立理论；力图突破单纯从某一个角度、用某一种认知成分来说明个体差异的动机理论观，而试图建立可以包括人的全部认知过程、反映人类普遍法则和适用于全人类范围的动机理论。用韦纳自己的话说，这种普遍的理论“可以用于广泛多样的现象，而没有明显的、历史的界限或是任何特殊的、社会环境关系的限制”。这种理论的企图反映了他的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价值观，即以西方式的理性思维试图通过经验研究（即实证研究）的方式来建立适用于全人类的动机理论。

（三）韦纳理论的研究方法

对于原因特性或原因成分的研究（这是韦纳理论中最有成效的部分），韦纳认为如果只是列举许多形形色色、性质各异的原因，而找不到它们之间的关系或可比性，那就只能是限于对其的描述而无法认清其本质。如果能把原因的性质加以比较、概括和分类，就有可能找出原因之间的内在关系或规律。他采用的方法是把一些性质似乎不同的原因，如天资和努力，尽量按其可能存在的相似性分组，找出最基本的分类或基本的原因成分；接着在相同的分组或分类中寻找是否存在某个方面不相似或不一致的因素，即发展矛盾；然后假定一种附加的原因成分引起这种不相似，通过证明这附加的成分的存在来解决这一矛盾。这种方法在西方被称为“辩证的方法”。应用这种分类对比的方法，韦纳从海德和罗特等人的研究中，推论、检验和鉴别影响行为的主要原因的成分和结构，及其与情绪的相互关系，由此提取出部位、稳定性和控制性三种原因成分，并确定了这些成分对个体将来的期望、情绪和行为的作用方式。他又用实验和问卷法对此进行了证实。

韦纳的这种分类法既进行逻辑推理、找出矛盾，提出不同论点，又用实验和大量的问卷调查论证之，对于研究原因的各种成分起了引人注目的作用。同时，归因理论在采用问卷时，一方面比较注重在其具体问卷中提供多种情况或控制多种条件，使被试在问卷中根据情况或条件设身处地地加以推理作答；另一方面重视通过跨文化研究，把问卷交由各国访问学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和检验，或根据文化背景和已发现的主要问题设计新的问题，从而得出更多样本和测试结果来验证其理论。不过，这种研究方法仍是前述的西方“标准科学观”的体现，即对经验事实观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知识，根据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相信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普遍存在的）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假设，然后用实证的办法验证这种假设，最后建立和完善这种理论体系。

（四）韦纳理论的基本观点

1．成败归因的原因、维度及其对情绪、行为的影响

韦纳通过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三个原因维度：部位（内部的和外部的）、稳定性（稳定的和不稳定的）、控制性（可控的和不可控的）。每个维度都是一具有两个端点的连续体，三个维度相互交织在一起，由此创立了归因的一种三维模式（部位×稳定性×控制性）。这三个维度搭配起来就可以构成八种不同成分的分类组合，如图3－2所示：

图3－2　由三种原因构成的八种不同的分类组合

图中每个归因成分的具体组合产生特定的期望和情绪反应，其中，部位产生自豪、自尊等与自我价值有关的情绪；稳定性影响下次成功的期望，并产生期望、无望等情绪；可控性产生羞愧、愤怒和同情等指向自己或他人的情绪。这些期望和情感上的变化构成了下次行为的动力，这种动力作用可以在人们的任务选择、操作强度、行为意向和行为坚持性等指标中得到表现。

韦纳的归因理论主要是为了说明成就动机和成功与失败的动机效应。他把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能力、努力程度、任务难度、运气或机遇这四个主要因素，认为个体的成败结果（O）可以被看作是能力（A）、努力（E）、任务难度（T）和运气（L）的函数，即O＝f（A×E×T×L）。韦纳将成功和失败的三个方面归纳出八种主要原因，见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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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韦纳的归因理论的因素、维度

从表3－1中可以看出，能力是内部的、稳定的和不可控的因素，努力是内部的、稳定的和可控的因素，任务难度是外部的、稳定的和不可控的因素，运气是外部的、不稳定的和不可控的因素。韦纳指出，对成功和失败的不同原因和不同维度的归因，会对个体今后承担任务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他认为，稳定的和不稳定的原因与早先对成功和失败的期待有关，成功归因于一个或多个稳定的原因，如很强的能力、积极性、努力、难度和教师的积极关心，比不稳定的原因，如心境、即刻的努力、好的机遇和别人的意外帮助更能增强动机；而失败归结为一些稳定的原因，如较低的能力、一般的努力、高难度和教师的消极倾向，比不稳定的原因，如恶劣的心境、缺乏即刻的努力、不好的机遇、别人很少或根本没有帮助更能削弱动机。内部的与外部的原因与个人的自我感觉及对任务的坚持性有关，并产生特定的情感反应。如成功归因于个人努力（内部的）时便有满足的体验，并能坚持完成任务；当成功归因于别人的帮助（外部的）时，会产生感激的体验；如果归因于机遇（外部的），便会感到吃惊和宽慰。与成功相反，当失败归因于能力低（内部的）时，人们会感到内疚；当人们感到失败的原因在于别人引起的时候（外部的），便会感到气愤。可控的和不可控的原因主要与人际判断有关，如教师对没有作出努力（可控的）的学生会表示愤怒，而对于因为缺少能力（可控的）而未取得成功的学生则会表示同情。这几种归因的性质和作用如表3－2所示。

表3－2　在成就范围内的几种主要归因的特点及其作用

续表3－2

资料来源：林钟敏：“归因过程与教学”，《心理发展与教育》，1988（4）： 25－31。

2．成就动机水平与成就归因

韦纳研究了成就动机水平高低不同的人在成败归因方面的差异性，提出了一种“成就动因观”。所谓“成就动因”，“是将成功看作是由内部因素导致、而将失败看作是由不稳定因素导致的能力”。他认为，成就动机水平高的人具有这种关于成败的特殊信念（归因方式），所以他们能在成功后体验到胜任和自豪，失败后产生奋发和向往下次成功的情绪，成败都不影响，甚至能刺激他们选择与成败有关的任务；成就需要水平低的人很少将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达到目标后也体验不到胜任感，因而较少选择与成就有关的任务。成就动机水平高的人认为努力与成功协变，花费的努力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因而他们特别积极努力地工作，操作强度特别大；成就动机水平低的人则认为自身能力低，努力对成败结果影响小，因而他们在成就行为中表现出相对小的努力程度。成就需要水平高的人易将失败归因于努力，而低成就需要的人则易将失败归因于能力。努力可以由个人控制，并在未来的场合得到扩充，能力是稳定、不可控的因素，在许多领域内不能很快发生变化。正是由于这种归因特点，使得不同成就动机水平的人在失败面前的坚持性表现出很大的差异，高成就动机水平的人面对失败能继续努力，而低成就动机水平的人面对失败则会放弃努力。

3．能力自我知觉水平与成就归因

韦纳的归因动机论指出，一个自认为有能力的人失败时，对这一结果的认知和他关于自身能力的认知产生了矛盾，出现认知失调。这时，他就将失败归因于努力不够、外界条件差等，失败的结果并没有改变他对自己能力的认知，也没有使他产生自卑和不信任，他仍然对成功保持高期望，反而能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保持自我的一致性。当这个自认为有能力的人成功时，他关于自身能力的认知与客观结果的归因一致，认知各元素间的关系协调。这种状态提高了他对成功的期望，因而提高了他的成就动机，他体验到极大的自豪感，就会追求更高的成就目标，或在未来的成就行为中继续努力以保持自我的一致。

综上所述，韦纳的成就归因理论有三个主要论点：第一，个体过去的成败经验和个体差异（如成就动机水平的高低）等因素，会影响他对某一成就的归因；第二，个体对前次成就所作的不同归因，以及这些归因的向度特性（稳定性、内外控、基源性）将会影响个体对下次成就行为的期望、努力程度和情绪反应等；第三，个体的期望、努力程度以及情绪反应对成就行为有很大影响。

（五）韦纳归因理论简评

从上述韦纳归因理论的基本思想可以看出，他对归因问题的考察是围绕单个的个体来展开的，注重说明的是个体的期望、成败经验、成就动机水平和自我能力知觉水平等对归因的影响。在解释这些影响时，他借用了西方一些已有的理论，如期望理论、成就动机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等（如前所述，这些理论完全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反映的只是西方人的特性，而非全人类的共性）。韦纳理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原因成分和原因维度的抽取和提炼，经过大量的跨文化研究的检验，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他用这些原因成分及其结构维度的属性在西方社会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则只能说是对西方人文化特性的反映，而无法像他个人所期望的那样，建立起“可以用于广泛多样的现象，而没有明显的、历史的界限或是任何特殊的、社会环境关系的限制”的普遍理论。比如他的结论之一——成功归因于内在的稳定的因素，如能力、努力等，可以增强个人的自信，有助于保持其对今后成功的进一步期望；而将成功归因于外在的、不稳定的因素，如运气，则无益于增强个体的自信，也无法激发个体对今后成功的进一步期望——在强调个体的价值、自由和个人自我实现的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中，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种归因有利于保持个体的自尊和形象，符合个人的价值期望。然而在非个体主义社会中，对于非个体主义取向的人或处于一定的关系网络之中的“关系人”来说，这一结论则不一定正确。

五、归因偏向

归因偏向指人们在归因中表现出来的偏离正规的、理想的归因模型的系统偏好，即使在这种归因不符合客观实际时也是如此。归因偏向是归因领域里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这一部分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透视西方归因研究的个体主义和竞争主义文化取向。

归因偏向（也有很多人称为“归因错误”）最初是针对经典归因理论的理想归因模型所提出来的，它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下面分别加以简述和评析。

（一）基本归因偏向

基本归因偏向（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bias）是琼斯（Jones）和哈里斯（Harris）在1967年研究发现的一种归因偏向，指人们进行行为归因时，有一种高估内在倾向而忽视情境因素作用的一般倾向，即个人归因多于情境归因。基本归因偏向是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归因现象，得到了大量实验的验证。为什么西方人会表现出这种归因偏向呢？这与西方社会的个体主义文化价值观有关。西方社会是一种鼓励个人奋斗和个人成功的社会，它在给予个人充分的自由和机会的同时，也要求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如下说法十分盛行：“你可以做你心中想做的任何事。”“除了你自己，没人会指责你。”“为自己的生活负责。”（Sampson，1981）正是这种强调个人权利和义务、鼓励个人奋斗的社会标准或规范，使得人们倾向于作出个人归因而不是环境归因。在后文介绍的“基本归因错误”的跨文化研究中已经发现，在非西方文化背景（如印度、中国等）中，这种所谓的“基本归因偏向”并不普遍存在，东亚人更倾向于进行情境因素归因而不是个人特性归因（详见后文分析）。

（二）活动者和观察者的归因差异

活动者和观察者的归因差异（Actor and observer’ s attribution bias）是最早由琼斯和尼斯班特（Jones ＆ Nisbett，1965）发现，后来又被许多研究证实的一种归因偏向。这一偏向表现为，当归因者作为观察者对别人的行为作出归因时，倾向于更多地作出个人归因，即更多地把他人的行为解释为个人的内在因素引起，而忽略了外部情境因素的影响；但当归因者作为行动者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归因时，则倾向于更多地作出环境归因，即更多地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由环境因素引起。简单地说，就是人们有一种将自己的行为原因外在化而将他人的行为原因内在化的归因偏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归因差异呢？西方学者提出了两种解释观点：①这是由于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所拥有的信息量的不同造成的，②这是由于“活动者”（自我）和“观察者”（他人）的知觉集中点或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造成的。不可否认这种解释的合理性，不过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实质还在于其文化背景，笔者对中国高中生和家长进行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这种差异性（后文详述）。结合下面即将介绍的利己主义归因偏向，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是西方个体主义和竞争主义文化取向的产物。

（三）利己主义归因偏向

利己主义归因偏向（The egotism bias）又称“享乐偏向”（The hedonic bias）、“自我服务偏向”（Selfserving bias）、“自我强化偏向”（Ego enhancement bias）和“自我防卫偏向”（Ego defensiveness bias）等，指人们倾向于把积极的行为结果（成功）归因于个人因素，而把消极的行为结果（失败）归因于环境因素。这种归因偏向最早由韦纳（1971）发现，后来在多种不同的领域得到证实（如体育比赛和学校成绩等）。利己主义归因偏向后来被引申到有关组内和组外关系的研究中，又提出了“组内归因偏向”（Intergroup attribution bias）的概念。施兰克尔和米勒（Schlenker ＆ Miller，1977）发现，成功群体的成员有一种夸大或高估自己对成功结果所负责任的倾向，而失败群体的成员则有一种缩小或低估自己对失败结果负责任的倾向。希尔斯顿和贾斯帕斯（Hewstone ＆ Jaspars，1977）以及拉吉（Lalljee，1982）研究发现，私立学校的学生将群体内成员的学业成绩欠佳归因于努力不够，而将州立学校学生（群体外成员）的学业成绩欠佳归因于能力不足。

对于利己主义偏向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分歧意见：一种意见是从认知角度出发，用认知失调理论来加以解释，认为人们把积极的结果归因于个人因素而把消极的结果归因于环境因素，是由于这两种结果与人们事先对结果的预期的不同造成的。当一种结果符合个体对结果的预期时，它就和个体的认识处于协调一致的状态，将这种结果归因于个人因素不会导致认识上的失调；相反，当一种结果不符合个体的预期时，它就和个体的认识处于不协调的状态，将这种结果归因于个人因素会导致认识上的失调，不易为个体的认知系统所接受，而把它归因于环境因素反而能降低失调感，维持个体认知的同一性。另一种意见是从动机角度出发，用传统的“趋乐避苦”的原则来解释，认为人们之所以会把成功结果的原因内在化而把失败结果的原因外在化，是由于成功总是和欢乐、愉快等正面的积极的情感体验相联系，而失败总是和痛苦、不快这类负面的消极的情感体验相联系的。至少有三类动机与“利己主义偏向”的产生有关：①增强和维护自我估价的动机；②给别人留下良好印象的动机；③避免认知失调和维持对环境控制感的动机。从本质上说，这两种解释都是个体主义文化观的反映，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认知解释观注重的是个体自身的认知体系的和谐统一性，动机解释观强调的则是维护个体的形象和自尊、保持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它们同时蕴含了把他人视为竞争对手和自我利益的威胁者，力图通过抬高自己、贬低他人来保持自尊的竞争主义文化内涵。“自我服务归因偏向”的跨文化研究已经指出，在将成功归因于内在原因而将失败归因于外在原因上，美国被试表现出自我服务的偏见，亚洲人（如日本人）则表现出相反的偏见（如自我消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