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动力学的发展与评价的分析

如上文所述，理论与研究在社会实践中的结合是群体动力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群体动力学在社会需求中诞生，也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它的起落盛衰，都与社会实践息息相关。行动研究和敏感性训练正是群体动力学在实践中应用发展的突出体现。

一、行动研究

在群体动力学家看来，有关群体的研究都应属于一种对于“行动”的研究。正如勒温所言，我们所说的研究，就是“行动研究”，就是在现实水平上的研究。我们的信念是“没有离开研究的行动也没有离开行动的研究”（Marrow，1969，193）。“行动研究”这一概念可有三种层次的含义：第一，它涉及对某些行动过程的外部表现，比如像对社会动乱、组织信念或群体效率等问题的研究。第二，它表现为一种研究程序，即从某种群体活动的参与者中搜集资料，然后将研究结果反馈给对象群体，旨在寻求对该群体的行动过程施加影响的有效方式。第三，“行动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本人即是社会群体的成员，置自身于一种关于他们本人的研究过程中，并利用这些研究结果来检验他们的工作，寻求群体活动的改进和群体自身的发展。在“行动研究”出现之前，大部分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通常只是对某一群体的某些方面作些观察和研究，然后把研究结果以及他们的见解和建议写成报告作为研究的终结。研究者们并不注重研究结果的效果和反馈，也很少把这种反馈作为一种影响社会或群体过程的手段。从实践意义上来说，这种类型的研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研究报告往往会被忽视或根本不被接受。“行动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针对这种弊端而出现的，继而成了群体动力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态度改变是行动研究得到应用的重要领域。勒温与同事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形成了一种通过信息反馈来影响态度变化的技术。通过将研究结果反馈给被试乃至整个公众，并与他们讨论这些结果的意义以及对行动计划的相应改善、对“行动研究”中这种反馈过程之意义的理解，研究者能够有效地对群体态度施以积极的影响。有关组织反馈规划的研究正是后续研究者利用这一方法进行的有效探索。研究主要是针对工厂的士气和群体功能进行的。主要设计是将初步研究结果对工厂的一些子群体进行有选择的反馈，借助经过训练的领导帮助这些群体对反馈信息进行分析、解释，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改进计划。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应用价值，至今依然在企业管理和组织管理文献中得到广泛的引用。从1945年到1955年的10年间，勒温所领导的“公共关系研究会”共推出71项与行动研究有关的成果。到了70年代，“行动研究”更为普及，渗透在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并以多种方法得到反映。

二、敏感性训练

在群体动力学的发展中，群体动力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频繁互动还促成了“基本技术训练”，即“敏感性训练”体系（Tgroup）的形成。作为群体动力学发展的另一重要分支，这一方法体系与“行动研究”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可定义为“一种促进个体对自身以及他人的敏感性的方法”（《心理学百科辞典》，1994，626）。它的基本目标是增加个体对自身情感的感知、对他人的反应能力以及对他人的影响力，提高个体的倾听能力，促进对他人的共情理解以及情感的适宜表达等。

敏感性训练源于1946年勒温为康涅狄格州政府就工作效率问题所作的研究和培训。在三个培训班的活动当中，几个受训者参加了研究者对训练情况的讨论，并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们参与讨论对随后的训练效果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研究者进而将这种反馈的影响方式纳入培训设计当中，类似的培训班很快遍及整个美国，敏感性训练作为群体动力学应用的一种主流方法体系得以形成。归结起来，敏感性训练通常包括以下特征：从当前人际交往和受训者本人的经验中收集典型例子，对训练过程和“反馈”效果进行观察，运用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形成强烈的情感气氛，以及对个人价值和组织变化的评价。

作为一种内容广泛的职业性训练，敏感性训练涉及诸如教育、军事、管理、营销、人力资源和政府工作等许多领域，并以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得到体现。到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群体训练在某种程度上被人类潜能运动所取代，人们的注意力转到了个体以及个人的成长上。但是敏感性训练的基本技术依然得到广泛的应用，只是训练的重心更多地在于自我表现、物理操作和强烈的情感体验上。到了80年代，勒温的观点重新获得关注，人们意识到小群体是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必要连结，而敏感性训练所产生的技术和有关结论在这个领域有其独到的价值和意义。

在上述群体动力学的研究和实践发展中，场论和拓扑心理学理论的应用与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勒温本人在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建成两年后便因心脏病而去世（1947），他的许多研究构想都是由他的同事与学生完成的。从群体动力学诞生至今，勒温之后的研究者已分为三代或者四代，包括卡特莱特、费斯汀格、赞德、弗伦奇、巴克、多伊奇、凯利、沙赫特、阿隆森和辛格等，如今每个名字都代表着当代社会心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如卡特莱特的群体决策论、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论、多伊奇的合作与竞争论以及凯利的归因理论等。而每一种理论都与勒温和群体动力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或均可看作是群体动力学的发展。在社会认知理论的章节中将对这些理论进行重点讨论。

三、对群体动力学的评价

虽然群体动力学尚未完全成为历史，但却不妨从历史（心理学史或社会心理学史）的观点对其意义进行一番评价。如前所述，群体动力学体现为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它涉及诸如管理、教育、军事、家庭、政府工作等许多领域，本身便含有意识形态、社会实践和心理学研究三个层面的研究和应用。具体在社会心理学中，群体动力学的意义可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拓扑心理学及场论对于人格心理学研究的贡献(www.xing528.com)

人格心理学是人的拓扑学的一部分。它将人陈述为生活空间的联系的、不分区域的一个点。这仅仅是初步的研究。实际上人不是完全一致的一个单元而是有不同程度的分化。“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是其分化的流动性不够的表现；“刻舟求剑”或“守株待兔”则是人格僵化的结果。所以人的结构以约丹曲线与环境分离，而其人格内部则被区分为运动、知觉区域，是人与环境之间的界限地带。人之内部区域状态的需求和准需求都通过运动区域影响内环境；反之，外部环境的情况及其变化则由知觉区域通过界限地带传送到人格内层。这个界限是不易确定的。人的衣服本来同于环境的部分，但与他人交往时，他的衣服鞋帽也会成为界限区域的一个特殊地带而获得关注，从而对内环境发生影响。

人格内部的中心阶层的动力则是拓扑心理实验研究的核心问题。勒温的学生对于愤怒情绪进行的拓扑研究指出了人格中心的特点。研究认为，人格内层有边缘和中心之分。如果只有较边缘的部分受了他人的指斥便较易引起愤怒情绪的表露，其程度也较为肤浅。如果冲突涉及的是较中心的部分，则愤怒情绪很少得到公开的表露，而是以一种深层的恨意在不同的情境中间接地表现出来。由此可见，人格的中心部分与接近外部环境的界限地带之间存在强大的障碍。在当代人格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拓扑心理学所提出的研究方法和试验结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群体动力学的方法论意义

一种成功的理论其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极大启发性的研究方法。群体动力学在方法上的贡献在行动研究、敏感性训练等方法体系的蓬勃发展中得到了充分验证。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群体动力学整体而言有着以下三方面的方法论意义：

1．实验的社会心理学

在勒温及广大群体动力学家的努力下，对社会心理现象和群体生活进行实验研究的方法得到了确定，因而群体动力学被称为“实验的社会心理学”，勒温也获得了“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的称号。社会现象和群体生活的真实性得到承认，“群体心理”和“文化”首次从哲学思辨的抽象层面进入了实证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这一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促进了新观点的确立、新方法的引入，随之带来了研究对象和研究课题的全新转向。

2．动力整体观

动力整体观是勒温场论的核心，也是群体动力学家所秉承的“世界观”。它始终把研究对象看作是一个动力的系统、一个格式塔的整体；强调整体的特性，强调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群体动力学家们对群体目标、群体内聚力和群体压力进行分析，并坚持从群体水平来研究群体心理，都是这种动力整体观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动力整体观已基本上脱离了在心理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牛顿的物理观，而转向了以量子论和相对论为标志的新物理学的世界观。比如它也坚信事物的相互联系、活动的交互作用以及动力性和整体性，而这些都是属于新物理学世界观的特点。

3．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群体动力学基本秉承了勒温的研究理念，即用理论指导研究，用研究来丰富理论。自“行动研究”主导群体动力学的研究以来，理论、研究和实践更是融于一体。正如马洛的传记所言，“实践的理论家”既是对勒温的评价，又可看作是整个群体动力学的形象。

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群体动力学的主流已经融会于当前社会心理学的认知理论中。从1945年至1965年的20年是群体动力学作为学科主流发展的主要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如领军人物的退休或离开、公众兴趣的转移、实验室方法的局限等，群体动力学作为一种自觉的运动到了70年代便逐渐衰退了。或许我们可以在这里借用波林的一句话：群体动力学“因其成功而消亡”。但是有一个事实却不应被忽视，即在当代的社会认知理论和整个社会心理学研究中，都蕴含着群体动力学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整体肯定的前提之下，也有研究者列举了一些阻碍群体动力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因素，如过分强调实验室实验、忽视传统的群体（指家庭、学校等，因群体动力学以研究非正式群体而著称）、过分依赖于统计标准等（Shaw，1976，445－451）。另一方面，多数研究者指出，在应用严格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应当更加重视所研究问题的意义，注重对自然环境中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注意统计分析的逻辑性，扩大群体动力学的研究范围，这样就可以使群体动力学重新充满活力，取得新的发展。这在群体动力学在80年代之后的复兴上得到了充分验证。弗里兹·海德（F．Heider）曾说：“我每每谈勒温，总觉意犹未尽，飘闪着一些未能捕捉到的东西，在那里还蕴藏着意义和价值，潜伏着新的发展。”（De Rivera，1976，Preface）这既是写勒温的，也是写给整个群体动力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