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动力学的理论与研究的介绍

群体动力学作为一种研究主流的形成固然有其理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有大量实证性研究的支持。如上所述，理论意义上的经验研究是群体动力学的最大特征。在勒温为群体动力学提供理论基础的同时，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包括勒温本人，也以实践论证了有关理论构想的真实性和可操作性。这些实验研究丰富与发展了群体动力学的理论，促进了群体动力学的应用，深化了群体动力学的意义。

一、勒温之前的实验研究

20世纪20年代前后，群体的存在与否以及群体现象能否成为研究对象，还属于悬而未决并且颇有争议的心理学问题，并在麦独孤和F．奥尔波特关于“群体心理”的长期论战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前者认为，群体和文化等都具有不同于个体的客观性质，像劳动分配、价值体系和组织结构等群体所具有的性质，都不能被看作是个体的性质，支配这些群体性质的规律只能在群体水平上得到解释。后者的观点与此相反，主张只有个体是真实的，群体只是呈现为个体心理的一整套价值、思想和习惯，并且只能存在于个体的精神中。但是同时奥尔波特也将具体实证研究作为解决分歧的关键途径，并率先对群体和社会心理现象进行了实验研究，带动了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投入到这一领域当中。

首先，谢里夫（Sherif，C．）有关社会规范的研究开创了对群体心理进行直接研究的先河。在1936年出版的《社会规范的心理学》一书中，他对社会规范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并对群体中社会规范的产生作了富有独创性的实验研究，巧妙地结合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观察和思辨途径与实验心理学中的实验室技术。在承认风格、传统价值等行为标准客观存在的基础上，也对其客观性和制约能力进行了论证。他赞同F．奥尔波特（F．Allport）的观点，认为唯有采用经验研究的技术来进行实验研究，才能打破有关社会规范的迷雾而取得科学的进步。谢里夫指出，社会规范包括两个方面的性质：①社会交互作用的产物，②影响个体的社会刺激。通过一系列的社会研究，谢里夫阐明了社会规范在实验群体中的形成及其对个体行为和认知的影响，加强了人们对社会现象之真实性的解释。

其次，纽科姆（T．W．Newcomb）在同一时期基于自然环境，对社会规范以及社会影响过程进行了实验研究。从1935年到1939年，他利用态度测量、社会计量和交谈法来收集资料，并将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人格与社会变化》这一专著当中。纽科姆的研究表明，个体的态度反映了其所属群体的价值、规范，而群体对个体态度的决定程度，则取决于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在群体动力学的发展史上，这一研究在具体、客观以及量化等方面，同谢里夫的研究一样，进一步表明了对群体生活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行性。

最后，怀特（R．White）在1937年进行的“街角社会”研究体现了群体动力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背景。怀特在三年多的时间中对社会群体、政治组织和街头团伙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利用“参与观察法”论证了社会群体在其成员的个体生活以及整个社会、政治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这项研究在群体动力学的发展上有着重要的质性意义：其一，细致而深入地揭示了群体在个体层面及社会系统层面上的重要意义；其二，从个体互动的角度来解释团体性质和群体过程；其三，提出了关于群体变量——如领导方式、群体形象、互惠和群体内聚力等——之间关系的一些预设。

二、勒温—利皮特—怀特关于群体气氛的研究

勒温—利皮特—怀特在1937年和1938年分两步进行的这项研究，被视为群体动力学的诞生标志。作为当时社会心理学中实验性和经验性研究的一次成功的结合，这一研究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学的概念。研究者在研究设计中既采取了实验心理学的方法，也进行了控制观察和社会测量，以场论为理论基础来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充分体现了群体动力学的特点。

（一）利皮特的初步研究

研究最初始于利皮特（Lippit，R．）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在勒温的指导下，这项对“群体气氛”或“领导方法”的研究在爱荷华大学进行。在研究的第一步中，一些11岁的小学生被分为两组，放学后到观察室来做面具和其他一些建设性活动。两组被试的小学生在年龄、性别、学习成绩和家庭状况等许多变量上都得到了控制，并由同一个实验者（利皮特）来领导。但利皮特在其中一组采取的是民主型领导方式，在另一组中则体现了专制型领导的特质。每一组各有5个孩子，一共聚会了11次，由5位观察者对不同成员的行为进行记录。起初两组孩子的行为表现大致相同，但随着实验的进行，他们很快就表现出差异，这种差异随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显著。在专制型领导的小组中，孩子们常常发生争吵，相互怀有敌意；当领导不在时，孩子们就停止工作，破坏他们自己的产品，捉弄别人。民主型领导的小组则有着较为友好的气氛，孩子们在和谐的人际互动中开展合作。这项研究采用了一种用实验来研究生活而又最大化情境真实性的类实验方法。

（二）勒温—利皮特—怀特研究及其结论

1938年，怀特与勒温、利皮特共同对群体气氛和领导方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实验研究。他们把20名11岁的孩子分成四组，让他们放学后在一个成人领导下进行一些娱乐活动。研究在利皮特研究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放任组”和“放任型领导”变量，并在实验设计中增加了一个转换阶段，让每个孩子既能体验专制型领导，也能得到民主型领导，从而控制被试的个性因素。群体气氛或领导方式对个体行为及群体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研究的重点所在，可归结为如下四点：①民主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虽然专制型领导可能提高工作产出，但是在民主领导情景中成员工作的创造力更大，工作动机也更强。②放任不同于民主，放任组的工作效率很低，产品质量也较差。成员对活动漠不关心，常处于一种无组织的状态中。③专制可能造成潜在的不满情绪，并引发公开的敌意和攻击。在两个专制组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趋于紧张，常常发生争吵并相互捉弄。④在专制领导下人们体现出较强的依赖性，缺少个性和独立性，具有更高的集体意识。

在研究报告中，勒温指出，关于领导方式的试验，“并不是要重复任何专制或民主的形式，也不是为了研究何为真正的专制或民主，而是旨在造一种框架，这种框架将提供对潜在的群体动力的洞察”（勒温，1945，74－75）。这是勒温首次使用“群体动力学”这一概念，明确了研究的主旨在于增进有关群体生活潜在动力的认识。他认为，建构一种关于群体生活本质的理论体系，即群体动力学理论是可能的。这种理论可应用于家庭生活、工作团体、课堂和军队、政府部门。具体来看，领导、交流、社会规范、群体气氛、群体目标等特定问题都是理解群体动力学本质的切入点。群体动力学的研究由此全面展开。

三、群体动力学的基本课题

勒温—利皮特—怀特的这项研究起到了关键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此之后，一系列有关群体现象的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将群体动力学研究推向高潮。这一时期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弗伦奇对组织性群体与非组织性群体在挫折与恐惧情境中的反应的试验研究，马洛（A．Marroul）等对于群体决策及其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的研究等。在1945年到1950年的5年间，勒温与其同事及学生以群体动力研究中心为基地，共发表了113项研究成果，汇集了当代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L．Festinger）、卡特莱特（D．Cartwright）、凯利（G．A．Kelly）、多伊奇（M．Deutsh）、沙赫特（S．Schachter）等一批当代社会心理学的领军人物。1953年出版的《群体动力学：理论与研究》收录了二十几项群体动力学的典型研究成果，据此可将群体动力学的基本课题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群体凝聚力

群体凝聚力主要指群体的吸引力，包括群体的性质和成员个人的动机两个方面的因素。群体性质包括它的目标、计划、组织形式和社会地位等；个体动机包括一个人追求交往、认同和安全的需要，以及他想从群体成员身份中获得某种东西的愿望。因而可以把一个有内聚力的群体描述为其成员为了共同目标而一起工作，每一个成员都愿意为群体承担责任、经受痛苦和挫折、面对外来的批评和攻击等。共同任务取向、友好气氛的形成、相同的背景和态度、荣誉的共同获得或具有挑战性的目标、经常的互动交往，以及具有共同的不幸遭遇等，都是形成群体凝聚力的因素。

群体凝聚力具体体现为作用于所有成员，促使其参与群体活动的各种力的组合。如何解释在群体凝聚力的作用下群体中所形成的疆界和力场，是该领域的一个主要问题，因此勒温的场论和拓扑心理学理论得到了应用和推广。研究的基本预设认为，通过提高成员的感受性和认识水平，使其认识到归属于群体便可满足其所需，将会增加群体的正引拒值。换言之，如果一个成员将个人的期望寄托于群体，就更倾向于努力为它工作，积极维护它的存在。一般来说，群体凝聚力的提高可产生一系列积极影响：①更多责任性行为。在凝聚力较高的群体当中，成员更愿意为组织负责，积极参加群体活动，能坚持为达到困难目标而工作。②成员间的积极互动。受群体吸引的成员更乐于影响他人，倾听他人的意见，采纳别人的建议。③成员价值的较高一致性。成员们更加珍惜群体目标，遵守群体规范并劝阻与指责那些违反群体规范的人。④较高的安全感。如果群体凝聚力较高，成员会较少感到紧张与恐惧，并且时常能在群体关系的活动中获得轻松与安全的感觉。(www.xing528.com)

（二）群体压力与群体规范

为求群体的生存和运转，群体必须对其成员施加一定的压力以保证某些行为和态度上的一致性。“求同的压力”是群体对其成员影响的突出表现。一个成熟的群体应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使其成员都感到一种适度的求同压力。与此同时，在群体目标能为大家所接受、群体规范得到遵守的前提下，在许多方面又能允许成员们保持己见，承认成员之间的差异。多伊奇与此有关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群体成员能被允许自由地公开表示己见，而不是被迫私下议论，那么这些成员更倾向于以合乎群体期望的方式行事。

简言之，群体的一致性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并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第一，群体作为整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第二，个体通常会假定真理为多数人所掌握，其行为也倾向于与群体中其他成员保持一致。此外，个体在行动上力求与群体中其他成员保持一致与其所感受到的压力有关。关于求同压力的来源，群体动力学家认为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当一个人发现自已的观点和行为与他人不同时所产生的内在压力，另一种是由其他成员所施与的外在压力。这些压力通常直接指向群体成员的“被赞许”的行为，所以又被称为群体规范。

群体动力学的研究表明，群体规范作用的大小与下列条件下密切相关：①群体的特异性。一个群体愈富有特色，其求同压力的效果将愈明显。②群体的成就。作为群体活动可能的先决条件，群体成员愈是认为一致性行动能有助于群体达到其目的，求同压力的效果就愈明显。③群体的凝聚力。在一个凝聚力较强的群体中，求同的压力也相应更大。④制度的明确性。如果制度明确规定，违反一致性行为规范的成员将受到相应的惩罚，则求同压力的体验更加显著。⑤自信的程度。自信强的成员比自信弱的成员更易受群体的规范和求同压力的影响。

（三）个人动机与群体目标

任何一个群体都会有一种目的作为其存在和行动的理由。因此，群体目标一向是群体动力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群体目标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群体的行动、群体作用方式、成员对群体的依赖性、自尊感、成员对群体的态度和信心，乃至该群体的凝聚力及其存亡。因此群体目标常被作为评估群体性质的重要标准。

对于群体目标的理论研究通常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把群体目标看作是个体目标的组合，从而将群体变量（如群体引拒力和群体结构等）与个体变量（如动机、认知和学习等）联系起来，但有其片面性。另一方面则是将群体目标视为群体的一种性质，并从群体水平上对群体目标作出界定。在群体层面上，群体目标的界定需要考虑以下四方面的因素：①群体是特定环境中的一个实体。②群体目标是为群体所期望的某种状态。③群体活动是群体向目标移动的途径。④群体决定是特定“目标—途径”结构的动力来源。群体目标的本质特征在于指导群体的活动，使之达到更为令人满意的状态；群体目标和群体活动的关系、个体行为与“群体活动”的转化则是研究的重点所在。

总之，群体目标与成员的个人动机是密切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群体目标本身即是一种动因，一种对群体成员施加影响的动力源泉。群体动力学的有关研究表明，高度认同群体目标的成员也同时具有较强的需求紧张和相应的行为动机，并努力为使群体达到其目标而工作；仅仅是接受群体目标的成员则动机水平相对较低；而那些反对群体目标的成员往往不表现出朝向群体目标的行为。

（四）领导与群体性质

作为群体动力学实验的起源，对于群体领导的研究是群体动力学中的经典课题，也是最有影响和最有意义的课题之一。领导者的素质及其领导风格，在所有的群体生活、企业管理以及社会生活中有着关键性影响。在群体动力学中，对于领导变量的研究涉及它对群体实现目标的影响，以及群体效率的高低。对领导方式的研究又与群体成员的激励问题密切相关。

研究者指出，应该从群体性质及其存在环境的层面上来研究领导问题，这一问题不应被完全归结于个体特质。如果群体要实现其目标、维护某种价值，其成员就必然要作出相应的行为。领导能力应以促进这些行为的程度来衡量。具体的领导行为包括设立群体目标、促进群体的目标行为，提高群体间相互作用的质量，增强群体凝聚力等由群体成员共同进行的活动。

勒温—利皮特—怀特关于群体气氛和领导风格的研究，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有着以下三方面贡献：①对于领导风格和领导的关注，而非单一强调个性和个体素质的作用。②以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从理论上看，领导的群体动力学研究可以概述为以下两点：一方面，考察领导方式的最好方法，是以对人际关系的研究为基础；因此另一方面，大部分学者都把研究重点放在像领导态度、领导行为和领导动机等人际关系变量上。③对于领导者的智力、工作能力和专业知识等个体因素的强调程度有所下降。

（五）群体结构

结构指某一群体成员间的相对稳定的关系安排。在这一意义上，决定群体结构产生的主要因素包括：①群体的工作效率。具体的分工和明确的结构通常有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②个体的动机和能力。个体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群体中必然扮演不同角色，进而影响到群体的结构。③群体所处的环境。群体存在的地理环境及社会环境，都对其结构有所影响。

另一些群体动力学家则倾向于用职务、身份、地位来指代群体结构中的不同部分，并从两个角度对群体结构进行分析。一方面，这些术语表明，群体的每一成员都位于特定结构组成部分的“之内”或“之外”。另一方面，个体在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与特定行为方式的可行性密切相关。研究者认为，群体结构不仅包括不同的组成部分，还包括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信息的交流、工作的流动和人才流动等。

就理论基础而言，对群体结构及其意义方面的研究是勒温拓扑心理学理论的现实应用，抽象的拓扑心理学理论在群体情景中得到了具体化。通过研究群体结构中接触或邻近部分的模式，或是通过控制这些接触或邻近部分，都可达到这种目的。对于目标取向的群体中交流与控制的研究，以及对群体中社会计量模式的探索都是该领域的主要问题。

总之，群体动力学的理论既源于实际研究，又接受拓扑心理学和场论等基础理论的指导。这反映了多数群体动力学家的一个基本信念：理论指导研究，研究丰富理论，应用则是根本目的。正如勒温所指出的那样，心理学不应只用来解释社会心理现象，还应能改造社会，促成社会变革。这一根植于实践的信念在群体动力学的后续发展中得到了充分反映，也决定了诸如行动研究和敏感性训练等方向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