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底线思维，要坚持“定位—定标—定法”的统一

底线思维是一种着眼最坏、力求最好的思维方式。从坏处着眼，就是要找准底线、筑牢防线。面对一个对象、事件、局面，找准其底线及找出如何筑牢防线，需要确定其历史的和现实的、纵向的和横向的方位，此为“定位”。力求最好是底线思维的目标，在定位的基础之上，要确定该对象、事件、局面的目标。目标不同于愿望，愿望可以信马由缰地想象，目标则必须接受特定约束条件（历史方位）的限制，此为“定标”。底线思维讲求咬住底线、力攀顶线，由底线通达顶线，才是底线思维的完整实现，而这一过程需要确定恰当的方法，此为“定法”。运用底线思维，必须做到“定位—定标—定法”的有机统一，才能做好工作。

方位是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所处的位置。方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性；一个事物的方位不是静止的，总是以一定的形态发展、变化；这也决定了通过方位把握事物具有时效性，即方位只能把握某一特定时空阶段内客观事物的存在状态。确定一个事物的方位，包括确定其历史方位和空间方位，前者为纵向的定位，后者为横向的定位。确定方位是全面了解一个事物及其与自身的历史和其他事物关系的过程，对于任何的决策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底线思维中，定位也非常重要，是底线思维的起点。只有准确地确定一个事物、事件或局面的方位，才能找出这个对象由好变坏、由可以接受变得不可接受的临界点。同时，也只有在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才能找出如何守住底线、在多大的距离上构筑防线及如何筑牢防线。我们党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什么时间准确地把握住了党和国家的历史方位，什么时间就能把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因为党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方位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空间方位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拨乱反正，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是因为我们党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局和国内贫穷落后的状况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十六大更是对我们党所处的方位做出了明确的判断：“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一概括明确了我们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的方位转变。随着我们党的方位发生转变，党的工作重心和执政方略都要发生重大的转移和改变。

在确定方位的基础上，还需要确定目标。定标，就是确定一定历史方位和空间方位中的首要任务和目标。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它首先能提供方向。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没有目标并不是无法生存，但却会像无头的苍蝇一样盲目。目标还能提供凝聚力，对于个人而言，目标能够聚集行为人的注意力，发掘个人的潜力；对于集体而言，目标能够凝神聚气，团结集体的力量，办成大事。底线思维要求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之下开创最好的局面。在这里，“最好”是一个相对概念，为行为人提供了目标。“最好”并不是说目标的设定可以天马行空、恣意妄为。事实上，目标设定的最大忌讳就是好高骛远。关于目标的设定，管理学经过科学的实验，总结出了五条重要的原则，即目标必须是明确的、可测量的、行动导向的、务实的、有时间表的。这为我们设定目标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www.xing528.com)

找出底线、设定目标之后，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落实目标。定法，就是确定实现首要任务和根本目标的基本途径与方法。毛泽东曾经说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这句朴实无华的话语充分表明了方法的重要性。因此，毛泽东同志特意告诫过党的领导干部，“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

问题”。^[1]在很多时候，只要找到了恰当的方法，很多复杂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曾经说过，“任何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无法可想的事是没有的。要是果真弄到了无法可想的地步，那也只能怨自己是笨蛋，是懒汉”。爱迪生以自己几千次寻找灯丝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只要肯尝试、够刻苦，就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运用底线思维必须坚持“定位—定标—定法”的统一，以这套方法定方位、找底线、立目标、寻方法，化解危机，成就事业。“定位—定标—定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都是“定位—定标—定法”的行家里手。毛泽东通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定位—定标—定法”的经典运用；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也是“定位—定标—定法”的绝妙之笔；习近平的“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四个全面”，更是“定位—

定标—定法”的妙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