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重视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

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稳定的大局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在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准确的定位之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重要论断。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已经被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的政治斗争的热情尚未完全退去。一时之间，各种声音甚嚣尘上，“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尤其激烈。在国际上，中国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不仅有来自美国的压力，还有来自苏联的压力。中国俨然成了一个“火药桶”，稍有不慎就有“炸锅”的危险。邓小平同志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要想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必须进行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将为中国带来深刻的转型。转型意味着旧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矛盾又会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同时，改革意味着打破旧有的体制和旧的利益格局，“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开放意味着引进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思潮，“就像打开窗户，新鲜空气会进来，苍蝇蚊子也会飞进来”^[13]。各种利益的碰撞，各种思潮的交锋，在一定的时期内将尤其激烈。稍有不慎，中国就有可能“天下大乱”。因此，稳定的局面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都至关重要，是一条必须守住的底线。

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不能乱，只有保持社会大局的基本稳定，改革开放才能顺利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才有好的前提条件。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稳定问题，“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14]邓小平同志还提到，“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15]。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同志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改革开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讲得非常直白、非常透彻，对社会动向尤其是不安定因素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以多种方式释放出决不允许乱的信号。经过中央和各级党组织、政府部门的艰苦工作，统一了思想认识，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排除了来自“左”的或“右”的干扰，保持了国家政治稳定，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前提条件。

邓小平同志把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实现三步走战略的重要条件。1987年3月8日，他在接见外宾时说，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同志又提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6]。1989年2月26日，面对开始变得有些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他再次告诫全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7]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18]在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邓小平同志尤其重视稳定，把它视为“压倒一切”的重任，这是邓小平同志有着鲜明的底线意识的体现。改革为国家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动力，发展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这一切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丢掉了稳定，就丢掉了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一切都将无从谈起。(www.xing528.com)

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壮举，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壮丽行动既没有现成的榜样可供参照，也没有成功经验可供模仿。要想走出一条开天辟地的新路，首先要维持国内局势的基本稳定。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邓小平同志以中国人特有的智慧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口号。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不少同志开始怀疑邓小平同志这句话的适用性，并嘲笑说，“水深了，摸不到石头了”，邓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论断已经失效了。其实，这是缺乏思想、人云亦云的表现。“摸着石头过河”是一句俗语，邓小平同志强调的是在探索、摸索中寻找正确的道路。这句俗语的哲学含义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找到正确的路线。邓小平同志用这句话强调的是，要重视实践的作用，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重视基层干部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好方法。绝对不能简单地以“水深摸不到石头了”，来否定这句口号的重要价值。邓小平同志在推动改革开放中的实际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注意从群众中寻找灵感，在调研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1978年开始，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许多重要决策都是在调研中提出的。在邓小平同志所进行的这一系列调研中，以1992年南方谈话为标志达到了一个顶峰。1992年，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对国人的理想信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此外，受制于国际国内的形势，中国经济遭遇重大困难。1988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1.2%，到了1989年就骤降到4.1%，1990年更是滑到了3.8%。与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样，邓小平同志也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压力。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因为他最担心的是随着经济滑坡，引发大范围的不安定因素爆发，进而导致改革开放发生逆转。1991年年初，他在视察上海时就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开放还要讲几十年，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并要求抓紧开发浦东，不要动摇，一直到浦东新区建成，带动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加速发展。邓小平同志深知，改革开放的阻力和经济特区受到的责难，其要害在于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当时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邓小平同志认为这种观念的根在于“左”的错误倾向。为了解决这部分人的疑虑，他理直气壮地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19]；并且告诫全党，“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0]邓小平同志不主张搞“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不主张在“左”和右的问题上互不相让，扰乱稳定团结的局面。这是邓小平同志智慧的体现。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们脱离如何摆脱贫穷、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个中心问题，而去抽象地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那是毫无意义的，只能拖累中国的发展步伐，最终让整个国家在不堪重负中走向混乱、崩溃。

邓小平同志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维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在现实生活当中，发展难免不碰到一些波折和困难，而每当有一点风吹草动，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和论调都会出现，其中很多主张都认为改革开放过时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合适了，要因时而动、因势利导做出改变。邓小平同志从大局出发，始终坚信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主流，并没有因为周边的小摩擦、小战争而放弃改革开放的国策，维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维持了国内政治局势稳定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