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纠正“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极大的破坏，遭受了巨大伤痛的中国人民迫切期待历史能够翻开新的一页。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李先念等人果断决策，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标志着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社会各界欢欣鼓舞，要求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解决“文革”遗留问题。

然而，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熏染，整个国家的局面还是迷信盛行、思想僵化。尽管呼吁变革的声音很高，但是它所面临的压力也非同一般。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文章《学好文件抓住纲》，其中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在“两报一刊”刊出，并成为社论的主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的政治信号。

“两个凡是”提出的本意是，借助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稳定形势，从而巩固揭批“四人帮”的既有局面。但是，在“两个凡是”之中，一个是“坚决维护”，一个是“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条都是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标准提出来的。为了与“四人帮”作斗争，最后陷入了盲目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当中。例如，1976年10月26日，在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谈话时，华国锋谈到了揭批“四人帮”的问题。他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1]

因此，“两个凡是”一提出就遭到了具有远见卓识的老干部的反对，邓小平同志曾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意见。在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写信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1977年年底，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意见，中央党校明确规定了研究党的历史需要遵守的两条原则：第一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指示；第二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随着形势的发展，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正确与否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就成了党的理论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最终在邓小平同志的积极推动下，思想理论界开始出现了一些拨乱反正的好文章，最终促进了“思想解放”。

其中最有影响的要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同志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任何理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基于此，这篇文章还提出实践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把实践作为真理和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与以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作为真理的标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在邓小平同志的积极推动下，这篇文章登上了“两报一刊”。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华社还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予以转载。“实践标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论”，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

“时势造英雄”。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篇文章能够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走向。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迸发出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当然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和历史背景有关。在蹑手蹑脚的理论风气面前，它像一颗春雷惊醒了沉睡了十年之久的土地。当然，尽管这篇文章具有非凡的进步意义，但是也有不少人忌惮它直指毛泽东同志，提出批评意见。当时，中央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人一再召开会议，点名特约评论员，批评胡耀邦同志，提出“下不为例”的要求。思想舆论一度面临收紧的局面，刚刚崭露的思想破冰之旅又有被重新冰封的危险。

在前进还是倒退的历史关口，邓小平同志于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明确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对“照抄照转照搬”的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对当时正在遭受打压的思想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恢复了正常的理论争鸣。

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在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立刻就认识到，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在他的指示下，中央党校的哲学专家吴江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该文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1978年6月24日发表，《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刊登，《光明日报》于6月25日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又一有力支持。在那之后，实践标准论开始在党和军队系统内广泛传播。从1978年8月开始，各省市党委和各大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积极参与讨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评“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走向深入。(www.xing528.com)

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到东北视察工作，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继续高喊这样的口号，必然要损害毛泽东思想。在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充分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2]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把问题提到了应有的高度，是对这个讨论所作的最好的总结。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真理标准”大讨论也由此结束。

“真理标准”大讨论，改变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正是这场大讨论完成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确立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对于打破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对于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其重要意义，邓小平同志曾经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足见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是不容践踏的底线。一旦背离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将会出现无法接受的结果。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得益于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确立起来实践的真理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处于崩溃边缘的社会主义事业被挽救了过来，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路线的指引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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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解决。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它的一个根本特征。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革命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论》）这里所说的是：“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也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靠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它，也只有它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选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N].光明日报，1975—05—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