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层面，区域城乡贫富差距拉大

2015 年中国居民收入“跑赢”GDP　　（新华社发　马研　陈聪颖　制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也步入了快车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过头来看，取得的成绩固然是主要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腾飞，就在于我们党摆脱了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消除了“社会主义”就是“平均主义”的误解，而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一发展理念充分利用了中国固有的自然、经济和社会优势，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这是一种重点发展战略，其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尤其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战略的负面效应就更加明显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造成的后果与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效应相结合，导致了利益分化的加剧。”^[14]由于先天的自然条件和后天的政策偏向，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即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发展差距悬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共识下开展的。最初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14个城市都是沿海城市，那里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从国家到地方各个层面的政策支持，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这些城市发展迅速，不仅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也在快速提高，积累了很多社会财富。相比于东部沿海城市，中部和西部地区既缺少引进外资的政策支持，又缺少良好的工业基础，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只能借助于农业来发展经济，以至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由此造成的结果则是东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大。(www.xing528.com)

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中国是世界上有名的奢侈品消费大国，同时，逢年过节大小商铺里的热闹景象也表明普通民众有强烈的消费意愿。但是，2011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才仅为35%，同一年美国的居民消费则约占到GDP的70%。2013年中国的居民消费与GDP的比率上升到了50%，而同一年美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份额则达到了80%。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这个差距并不是由于中国人不愿意消费造成的，主要是由于广大的农村地区都还很贫穷，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能力消费。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收入的差距最直观地反映在城乡人口可支配收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农村居民纯收入为989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92∶1。据中国经济网统计，这已经是2002年以来的最低值。2002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一直维持在“3”以上，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3.33∶1。^[15]

东西部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所造成的一个直接社会后果就是农民进城务工。由于东部比中西部的就业机会更多，收入也更高，每年都有大量的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到东部的城市务工。每逢重要的节日，广袤中国的大地上都会出现蔚为壮观的迁徙人潮。2015年春运期间，有28亿人次往返迁徙。这种画面看起来有一种史诗般的壮观，但也有让人啼笑皆非的心酸。农民进城务工，能够获得比农村更高的工资收入，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本是一件双赢乃至多赢的事情。不过进城务工的农民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低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或者辛苦的建筑业，他们即使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由于工作的附加值低，所获得的报酬也很少。他们用自己的体力劳动改变了城市的面貌，让城市人的生活更加便捷，却一直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里找不到生活的空间。当然，由于进城务工能够获得比农村更多的收入，能够享受到城市便捷的生活设施，农民进城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家庭和务工者自己的生活。但是农民进城务工也带来了不少的社会问题，如农村空巢老人的赡养、留守妇女儿童的权利保护、农民工下一代子女的教育等。

第二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足以说明上述问题的严重性。30多年前的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是农村出来打工的人，这些人进城的目的很简单：出来赚钱，以后回家建房子，送孩子读书，给孩子结婚。然而与上一代人不同，第二代农民工从小生活在温饱不成主要问题的年代，因此他们的生活目标不可能只停留在温饱的层次上，这是他们与父辈的根本区别。更何况，作为一个基本接受过完整初等教育的群体，二代农民工对社会和生活的认知远比父辈要丰富和深刻，这使得他们普遍不愿意接受父辈同样的命运，“一代更比一代强”就是这种认知的朴素表达。在他们的幼年，父辈们给他们的训诫就是不能只做苦力，要有技能，要更有尊严地生活。对于有这样成长经历的二代农民工来说，生存本身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生活常态，所以他们对发展权的追求比生存权要强烈得多。二代农民工所追求的是有体面的生活，他们对农业毫无兴趣，把城市作为自己生活的理想和希望。然而，他们主动“抛弃”了农村，却又被城市拒绝。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却不是城市资源、利益的享有者，在教育、就业、医疗、保险等许多公民权益事务方面与城市居民严重不对等，在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远不及同龄的城市青年的现状表现越来越明显时，就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二代农民工的心理因此容易失衡，导致对城市的反感，这种被歧视感和心理落差甚至会成为潜在违法犯罪的动因。要生活而不是要生存，要幸福而不是要温饱，二代农民工的朴素理想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关键。我们原本需要采用有力措施来帮助农民工，让他们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而不是让他们成为“城市候鸟”。但恰恰相反，在这方面，我们的相关制度不但乏善可陈、进展缓慢，环境上的不友善甚至是歧视都限制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如果说一代农民工为温饱而奋斗是他们的历史宿命的话，那么二代农民工继续重复同样的命运则是一种悲哀，这只能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从起点又回到起点。令人可悲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很多人反倒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农民天生就应该承担这样的义务。“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这种理论可能并不完整，但多少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实质，即需要将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至城市。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将拥有超过12亿的城市人口，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但同样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过程。只有成功地将大量农业人口转变成稳定的城市人口，才能称之为发展，而在当前，这只属于少数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