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来自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是社会学家基于生物学领域的“转型”（transformation）概念创造的词汇。在生物学中，“转型”是指生物物种间的变异。西方社会学家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变化，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台湾社会学家范明哲是最早从英文引入“社会转型”概念的学者，他在《社会发展理论》中，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直接译为“社会转型”，并认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3]。作为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事实，“社会转型”已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中，郑杭生教授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对社会转型做出如下定义，“第一，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第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4]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包含着深刻的社会转型。社会结构转型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如果离开了社会结构上的变动，社会转型很难称为社会转型。孙立平教授就曾把中国改革开放所引起的社会变迁概括为总体性的结构转型，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基本的变化就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具体表现为：第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是社会转型的基础性内容，也是其他转型出现的前提。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在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方式和生产内容极其简单。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则是工业化大生产，效率高，流程复杂。第二，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工业化的进程直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城市化，这一过程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业发展向心积聚的特点最终使得农村荒废，城市兴起。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也是城市不断增多和扩大的过程。第三，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小农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每个乡村都能独立完成所有人从生到死所需的一切产品，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工业社会出现了产品的大量堆积，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来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同时城市化的过程又大大降低了这一过程的成本，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交换带来了社会的开放。“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随着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基调的逐渐确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总体而言进入了一个正常、快速和健康的推进时期。”^[5]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方向正确，中国正在逐步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工业社会，其中伴随着中国举世震惊的城市化进程和整个社会从一元到多元、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

上述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国家与社会在一些领域逐步分离，在另一些领域出现更加有机的团结。“改革前，中国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国家对几乎全部的重要稀缺资源进行垄断，这种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们谋生和发展的机会及信息资源。国家对经济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在改革过程中，“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出现分化。首先，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范围在缩小、控制的力度在减弱、控制的方式在变化、控制手段的规范性也在加强。其次，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力量的形成。例如，私营企业主、较有实力的个体户、乡镇企业的管理者、‘三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的形成与壮大”。同时，社会发展壮大，成为社会资源和就业机会的独立来源。“改革以来，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并且这种资源机会的提供和交换，是在市场中进行的。改革中，国家对资源垄断的范围的缩小和力度的减弱，使得一部分资源不同程度地从国家的垄断中游离出来，进入社会或市场。”^[6]这一系列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社会从国家的控制中独立出来。(www.xing528.com)

为了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顺利完成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化的工业国的过渡，在经济制度层面，必须实现从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1949年借鉴苏联模式以来，中国国家经济层面的小农经济已经消失，全面学习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但是在社会层面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小农经济的色彩依旧很重。历史已经证明，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效率十分低下的资源配置方式，不足以支撑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必须采纳市场经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转型不同，中国的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在于，“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时并进，相互交叉，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郑杭生教授指出，“两个转换包含着不完全相同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内容，不能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是从一种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型，而相对于结构转型来说，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7]

在以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方式上，中国的社会转型表现为，“由权力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由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由人情社会走向理性社会，由依附社会走向自立社会，由身份社会走向实力社会，由注重先天给定社会走向注重后天努力社会，由一元社会走向多样化社会，由人的依赖社会走向物的依赖社会，由静态社会走向流动社会，由国家社会走向市民社会”^[8]。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家长制为封建王权思想提供了天然的土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每一个普通的人都是君主的子民，权力社会的色彩极其明显。一个农业生产占据着最重要地位的国家，“家长制”“个人崇拜”等封建思想很难根绝。而在工业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市场经济的平等参与者，家长制的土壤没有了，每个人必须按自给能力的大小从社会中获取自己的报偿。与小农经济的家长制相适应，家长、君王同样被视为道德楷模，以“三纲五常”为表现的“德治”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相适应，以人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治理方式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必须从人治转向法治，为市场主体提供交易的准绳。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被打破，每个人都能独立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命运。但是市场经济所实现的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完全独立，每个人都必须在市场上交换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从而维持自身的生活，并通过交换关系维持自身的独立自主。

当然，除了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治理方式转变这三方面之外，中国的社会转型还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例如，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曾经作为重要社会单元的“单位制”正在逐步消失，由于种种原因，新的社会组织没能跟上时代的脚步迅速成立，由此带来了社会认同的危机。同时，市场经济的确立，带来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西方的思想观念进入国内，由此造成人民的思想认识多元化，带来了主流意识形态式微的危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