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理的尺度看，底线是量变质变的临界点

从真理的尺度看，底线是事物发生质变的度的临界点。质变量变原理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唯物辩证法认为，变化是事物的存在状态，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化之中。而变化又分为质变和量变两种形态，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都是质变和量变的统一。量变是质变的必要条件，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质变的飞跃。当质变条件尚未成熟，量的渐进性积累对事物的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质与量的统一就是“度”。度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身的质不发生改变的量的限度，度的两端都存在着关节点或临界点。在临界点的范围内，事物的质保持不变；超出临界点，事物的质就发生变化。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为人处世时必须把握适度原则，要“注意分寸”“掌握火候”。我们常说的“过犹不及”，就是指超过或低于事物发展变化的临界点都会带来不好的结局，因为它们都打破了事物维持自身质的底线。在现实生活中，底线就是事物质变的度的临界点，如法律底线、政策底线、利益底线、道德底线等都是事物质变的度的临界点。一旦突破这些底线，事情就会发生质变，从可以接受变得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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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辩证法的度的原理，黑格尔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

尺度中出现的质与量的同一，最初只是潜在的，尚未显明地实现出来。这就是说，这两个在尺度中统一起来的范畴，每一个都各要求其独立的效用。因此一方面定在的量的规定可以改变，而不致影响它的质，但同时另一方面这种不影响质的量之增减也有其限度，一超出其限度，就会引起质的改变。例如：水的温度最初是不影响水的液体性的。但液体性的水的温度之增加或减少，就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点，在这一点上，这水的聚合状态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这水一方面会变成蒸汽，另一方面会变成冰。当量的变化发生时，最初好像是完全无足重轻似的，但后面却潜藏着别的东西，这表面上无足重轻的量的变化，好象是一种机巧，凭借这种机巧去抓住质（引起质的变化）。这里包含的尺度的两种矛盾说法，古希腊哲学家已在不同形式下加以说明了。例如，问一粒麦是否可以形成一堆麦，又如问从马尾上拔去一根毛，是否可以形成一秃的马尾？当我们最初想到量的性质，以量为存在的外在的不相干的规定性时，我们自会倾向于对这两个问题予以否定的答复。但是我们也须承认，这种看来好像不相干的量的增减也有其限度，只要最后一达到这极点，则继续再加一粒麦就可形成一堆麦，继续再拔一根毛，就可产生一秃的马尾。这些例子和一个农民的故事颇有相同之处：据说有一农夫，当他看见他的驴子拖着东西愉快地行走时，他继续一两一两地不断增加它的负担，直到后来，这驴子担负不起这重量而倒下了。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些例子轻易地解释为学究式的玩笑，那就会陷于严重的错误，因为它们事实上涉及到思想，而且对于思想的性质有所认识，于实际生活，特别是对伦理关系也异常重要。例如，就用钱而论，在某种范围内，多用或少用，并不关紧要。但是由于每当在特殊情况下所规定的应该用钱的尺度，一经超过，用得太多，或用得太少，就会引起质的改变（有如上面例子中所说的由于水的不同的温度而引起的质的变化一样），而原来可以认作节俭的行为，就会变成奢侈或吝啬了。同样的原则也可应用到政治方面。在某种限度内，一个国家的宪法可以认为既独立于又依赖于领土的大小、居民的多少、以及其他量的规定。譬如，当我们讨论一个具有一万平方英里及四百万人口的国家时，我们无庸迟疑即可承认几平方英里的领土或几千人口的增减，对于这个国家的宪法决不会有重大的影响。但反之，我们必不可忘记，当国家的面积或人口不断地增加或减少，达到某一点时，除开别的情形不论，只是由于这种量的变化，就会使得宪法的质不能不改变。瑞士一小邦的宪法决不适宜于一个大帝国，同样罗马帝国的宪法如果移置于德国一小城，也不会适合。（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36-238.）

底线是质变与量变的临界点表明它是一种客观存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的分化越来越深刻，计划经济时代千人一面的场景已经非常少见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味、审美、理念和追求。随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每个人所理解的道德准绳和伦理标尺也越来越不同。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禁会问，社会生活中还有一条值得每个人都坚守的底线吗？既然社会分化是现代化不可阻挡的结果，还有必要强调共同的底线吗？在底线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由此产生。如果用人们对底线的理解开始分化，甚至出现对立的现象来否定底线概念、否认底线存在的必要，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它没有认识到，底线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体。一方面，底线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另一方面，每时每处的底线条件都有其特殊性。不论社会如何变迁，时代如何变化，总是有些东西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最低要求，否则人和动物就没有了差别；也总有些要素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能够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一个社会和国家就不成为社会和国家，而是畜群。这些最低要求和必要条件就是底线，不能轻易践踏。一旦突破，将出现无法收拾的结果。同时，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们每一个人为人处世的底线都不相同。我们做不同的事、对不同的人，会坚持不同的底线标准；在不同的情况下，做相同的事、对相同的人，也会用不同的底线标准来评判。当然，不论我们每一个人的底线多么迥异，都不能低于人之为人的“最低要求”。(www.xing528.com)

兜底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民之疾苦，国之要事，要竭尽全力，坚决把民生底线兜住兜牢。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掌握底线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对于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底线的普遍性告诫我们，一定要遵守社会共同的底线。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要想被这个社会关系接纳，就要融入其中。这首先要求我们遵守相同的社会准则，不能坏了“规矩”。在这里，规矩是特指的法律，它就是一个社会运转的“底线”。一旦有人突破了共同的底线，他就可能被剥夺在这个社会中继续生活的权利，甚至是个人的生命。底线的特殊性告诫我们，要想和别人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必须首先了解他人的底线，并做到不轻易触碰别人的底线。在待人接物时，我们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线，对不同的人要坚持不同的底线要求，切不可以千篇一律的僵化标准来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当着瘸子不说短话，失意人面前不提得意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底线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还告诫我们，要正确处理他人底线和自己底线之间的关系。每个人的底线都不同，了解他人的底线固然重要，但是认识到什么是自己的底线也同样重要。

随着时代的变迁，底线的具体内容也会发生改变，但是底线本身绝对不会消失。面对底线，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切不可有“浑水摸鱼”的侥幸心理。做人、从政皆是这个道理。做人的底线有很多，如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坚守家庭美德等。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各不相同，对待人之为人的底线也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论差异多大，都不能背离最基本的社会伦常，不能低于做人的起码要求。铁窗之中关着的每一个人，无不是因为践踏了社会的底线而受到惩罚的。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公权力，为政、为官更应对底线有清醒的认识。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做人从政的底线应该比普通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底线设置得更高一些。党员干部要严于律己，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工作上的“老实人”、作风上的“干净人”、生活上的“健康人”，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搞小团伙，杜绝山头主义，不触碰法律的红线，不践踏道德的底线，把好生活中的感情关、金钱关、兴趣爱好关，真正做到一尘不染、一身正气。党政干部一旦突破底线，必然带来腐化堕落，走向自我毁灭。周永康、徐才厚和令计划等“大老虎”，无不是因为践踏了为官从政的底线而受到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