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文化的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造就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蕴含了丰富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社会教育思想, 有着源远流长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等方面的理论论述和社会实践。比如如何弘扬人文精神、引导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阐释;比如运用品德教育、思想教化、因材施教等方面的思想,组织开展对社会成员进行核心价值观、社会心态的培育和引领,比如如何对社会成员个体进行个性化的施教、引导,等等。
一、注重人文精神
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注重人的文化教养的精神,也是具有终极关怀与人文关怀的文化精神,同时又按当时社会的标准塑造教养有素质的、多才多艺的人。
古代中国作为“礼仪文明之邦”对于“人文”有着独特的理解。对天下人推行道德教化,这便是“圣王”的品格和圣贤的文化使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易》,就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阐述,不仅率先提出了“人文”一词,而且还阐明了人文关怀的初始内涵和目标。这里的“人文化成”基本上是规范家庭、社会、国家各种人际等级关系的伦理概念。《孟子·滕文公章》在论及三代的学校教育时便指认道:“夏日校,殷日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以明人伦也。”可见中国古代的人文教育,是以伦理道德的教育为核心的。到了孔子,大家都知道,其“六艺”之教乃以道德修养统摄之,以造就所谓君子人格。孔子之后的《大学》的教育追求更明示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显然,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注重人的文化教养的人文精神,具有浓厚的泛道德主义色彩。尽管中西古典人文精神有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其基本精神内核是相通的:培养多才多艺、有理想人格、注重道德情操的人。
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人生精神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贵,这也是传统文化的基调。在中国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恒定万物的尺度。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封建时代的“奉天承运、替天行道”,表面是按“天”意在“承运、行道”,实际上“天”成为人们实现道德理想的手段。天人之间,人为主导,人是目的,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生精神。
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家,一贯反对以神为本。孔子虽然承认天命,但对鬼神一直存疑,他说:“务民之意,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弟子问如何事鬼神,孔子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弟子又问人死后的情况,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雍也》)可见孔子是将现实的人事、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而将侍奉鬼神等放在无所谓的位置。孔子关注现实的社会人生,并将希望寄托于人,而不是神。
传统文化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以人为本思想,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创造性的发展。东汉思想家仲长统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所取于天道者,谓四时之宜也;所一于人事者,谓治乱之实也……以此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期然与?”就是说,人们要顺应四时自然,用天道指引人道,建功立业,而不要利用自然现象妄言人事的吉凶。天道和人道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末,后者是本。仲长统的论述是儒家人本思想的精髓。佛教传入中国后,宣传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的观念,但得到了儒家的批判。南北朝的何承天撰写了《达性论》批判神学,宣扬人本思想;范缜写了《灭神论》,彻底批判了神不灭论,捍卫了人本主义。[37]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把道德实践提高到至高地位,对于人生精神的开发、个体道德的自我建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信仰,用道德自觉抵制宗教强制,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以人为中心的精神。
二、蕴涵心理疏导和引导社会心理思想
心理疏导以一种独立的学说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是近代的事情,但是作为一项活动,作为从多方面开展的心理疏导工作,有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如在古代中国巫师、哲人和牧师扮演着精神生活的“指导者”或是心理困惑的“疏导者”的角色,当人们精神上感到困惑或是遇到难解的问题时,帮助人们去应付无情的现实,改变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不满态度,维护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十分丰富,蕴涵着丰富的心理疏导思想。《论语·述而》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句名言对于心理疏导十分适用。也就是说,当教育对象没有积极的渴望的情况下,是不能硬性去逼其接受心理疏导的,必须“启发疏导”。因此,对于疏导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创造“愤”和“悱”,激发人们对于心理疏导的渴望,从而达到心理疏导的目的。老子的“抱一”“守中”,指按照既定的目标前进,脚踏实地,坚忍不拔,不依赖,不懒惰,努力去做,这样一定会有好结果。心理疏导抓住这些积极的原则,并使之融合于自身体系之中,以“清静无为”“无私无欲”为导向,不断提高人们的自我认识能力,使之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及生活中处处达到“自我满意”的境界。
儒家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引导社会心理的思想,比较典型的是《大学》中所讲的“三纲”“八目”。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一解》一文,指出:“八目”的关系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论述其清晰的逻辑就是把修身作为治国的基础,修身则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基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建设、社会治理要以心理教育、行为养成为基础,这也是我们所讲的心理建设的核心内涵。[38](www.xing528.com)
在中国近代一些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也在尝试社会心理建设的实践。国民心理建设是孙中山救国、建国思想的重要内容,被他放在《建国方略》的首位。他不仅从革命、立国、建国诸方面强调了国民心理建设的重要性,而且从多方面论述了国民心理建设的基本内容。[39]梁启超认识到社会心理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提出必须探求时代的社会心理状况,考察其如何蕴积、发动和变化。[40]他还非常明确地道出了社会心态的内在机制,个体心理如何成为一种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又如何影响每一个个体。
三、对社会成员进行品德教育和思想教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源出现代,但是中国古代具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悠久传统,通常称之为“教化”。《说文·攴部》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说文·匕部》云:“化,教行也。”教化就是运用从上而下的教育手段,来转变人心和风俗。我国历代君主、思想家、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他们运用品德教育、思想教化等方面的思想,组织开展对社会成员进行核心价值观、社会心态的培育和引领。
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把“仁”“义”结合起来,提出“五伦之教”,将“教以人伦”作为德育的基本内容。荀子则以性恶论为基础,“仁礼”结合,提出了“化性起伪”,把“教化”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战国至西汉初成书的《礼记·大学》篇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同、平天下。汉唐时期,董仲舒推行阴阳之变,究“天人之际”、发“《春秋》之义”、举“三纲之道”,综合名、法,不废黄老,创立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为基础的新儒学体系。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德育思想立为“名教”。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儒学吸收了佛学和道学的部分内容,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更为完善,并最终形成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儒、佛、道相结合的德育思想新格局,给以家族本位、伦理政治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最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宋明时期,理学思想继承了孔孟的“道统”。吸收了佛、道思想成分,提出了以“天理”为宇宙本体和道德本质,对儒家的人性论、义利观、修善论等德育思想作了新的概括和发展。明代中期以后,出现的进步德育思想家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他们举起了对封建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的义旗,抨击僵死的程朱理学,批判其“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揭露其“以理杀人”的实质,提倡功利主义。同时他们还提出了朴素的平等观念,主张个性独立、言论自由,倡导以身任天下的人生观。[41]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乐群贵和的处世的之道。所谓“乐群”,是指在人际交往中要乐于合群,主张与他人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在特定的群体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它把与群体的和谐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所谓“贵和”,就是主张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以“和为贵”,以“和”为最高价值,做到“和乐如一”,和谐相处,即保持群体中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运用乐群贵和的思想教化,强调在个人与他人、与社会发生冲突时,要采取谦让的态度,以群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培育和引领健康的社会心态。
总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而且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相比有独特的优势,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如“刚健奋进”“发愤忘食”“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推己及人”的持生规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勤勉风格;“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奉献思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民族气节;“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经世致用”“济世之穷”的积极用世思想;主张“利民”“富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以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等等,对于社会成员的品德教育、思想教化起了重要作用,并对他们的社会心态的培育和引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对社会成员个体进行个性化的施教、引导
因材施教的模式实质上是一种个性化的教育。人的身心发展有个体差异性。比如,有的人形象思维能力强,有的人抽象思维能力强;有的具有艺术才能,有的具有组织才能;有的坚强,有的柔弱。只有因材施教,才能使不同性格、不同智力水平的人,从不同的起点上循序渐进,塑造成材。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个性化教育,目的是要尊重个体差异性,从个体特征出发进行引导,既能发挥个体特长又能实现全面发展。
因材施教思想始自孔子,论语上记载这样一则著名的因材施教的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它的意思是,孔子讲完课回到自己的书房,学生公西华给他端上一杯水。这时候,子路匆匆地走进来,大声地向老师讨教: “先生,如果我听到一种正确的主张,可以立刻去做吗?”孔子看了子路一眼,慢条斯理地说:“总要问一下父亲和兄长吧?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子路刚出去,另一个学生冉有悄悄的走到孔子面前,恭敬地问:“先生,我要是听到正确的主张,就应该立刻去实行吗?”孔子马上回答:“对,应该立刻实行。”冉有走后公西华奇怪地问:“先生,一样的问题你的回答怎么相反呢?”孔子笑了笑说:“冉有性格谦恭,办事犹豫不决,所以我鼓励他临事果断,但是子路逞强好胜,办事不周全,所以我就劝他遇事多听取别人的意见,三思而行。”
儒家主张从学生的个别差异出发,进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因材施教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质,走向人生的成功。形状奇怪的树根如果想要按照普通的方法做成木材,不过是废料一根,而如果经根雕家因势利导因材施教稍加雕琢,便会成为举世无双的工艺精品。一废变一精,便是因材施教的成果。所以说,只有针对不同学生的天赋特点,因势利导因材施教,选择特殊的方法和途径,才能造就人才。[42]《礼记·学记》认为:“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心。”意思是说,学生常犯四种毛病,或贪多务得,或孤陋寡闻,或浅尝辄止,或畏难而退,其原因在于“心之莫同”,即个性差异。因此,教师要掌握学生的心理差异,认识到它有两重性。即“多、寡、易、止,虽各有失,但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于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于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所以《学记》要求“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师要注意学生的个别差异,帮助他们发扬优点,克服缺点。“长善救失”使“因材”与“施教”的关系更加明确。儒家的孟子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对学生有的应及时点化,有的应成就其德行,有的要发展才能,有的可答其所问。不能入门者则可以间接地受教,甚至“予不屑之教诲也者,足亦教诲之而已矣”。拒绝教诲,足以成为人的警策,事实上也成为一种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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