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先贤琴缘的回顾与展望

张栻、朱熹——湖湘学派的双子星座

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A.D)，真宗帝祥符八年(1015)御赐“岳麓书院”匾额，书院名闻天下，但书院真正辉煌时期，当属南宋后期张栻、朱熹共同主教之时。

张栻(1132—1180)原籍四川绵竹，抗金名将张浚之子，张浚被秦桧陷害谪居永州时，张栻随父入湘，其时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之子胡宏在衡山讲学，张栻拜胡宏门下，探求孔孟周(敦颐)程(颐、颢)学说。绍兴三十一年(1161)到长沙住妙高峰，邀众学者相与讲习，并在自己寓所建城南书院(遗址在今天心阁映山楼旁)，1165年主持岳麓书院教事，传授理学，享誉四方。与此同时，朱熹(1130—1200)在各地讲学，门徒日多，著书立说，吸收佛道二家思想，建立了一套涉及哲学、政治、文字、教育、自然科学的完整的理学体系，成为理学领袖。闻张栻受名儒胡宏先生亲授，深明儒家学说精义、主持书院、声誉甚隆，遂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八月率得意门生林用中由福建来长沙访问张栻，两人一见倾心，日夜畅谈探讨道学义理。张栻时复邀集大批学士分别在岳麓、城南书院听朱熹解说儒学真谛。实际是朱熹的闽学派与张栻的湖湘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四方来岳麓书院听讲、求学、问道者络绎不绝，“马钦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盛况空前，以致不得不在道林寺旁另建宿舍以安顿日益增多的求学者。朱熹曾登岳麓依次为山景题匾，“道中庸”，“道乡台”、“极高明 ”、顶峰题为“赫曦”以颂此山峻拔宏伟，首沾朝晖，并为书院手书“忠孝廉洁”四碑。张栻邀朱熹于朔风凛列大雪纷飞之季步行南岳作七日游，“天寒饮我酒，酒罢赓君诗”，数日内写出149首唱和诗，后由张栻序，朱熹跋刊印《南岳唱酬集》。

张、朱二人皆擅七弦琴，日间唱和吟诗，入夜则各以诗意谱入琴弦。张栻、朱熹的音乐美学思想继承儒家“乐仁统一”、“尽善尽美”、“思无邪”、“成于乐”等积极成果，而有所发展。朱熹强调音以其自然之节“体现中和之德”，他在《答潘恭权》书中谈到“诗经”“风”时说：“凡言风者，皆民间歌谣，采诗者得之，而圣人因以为乐，以见风化流行……其谓之风”。“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风之动物而成声耳”。他在自己最爱的一尊紫阳琴底题刻一首琴铭：“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无言物有则，我独与子钩其沉”。表达了他弹琴的理想与态度。

张栻在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培养人才，其教学内容既有儒家经典，又有七弦琴音乐，《张南轩先生文集》第61—62页记载张栻办学目的与施教内容：“尝考先王所以建学造士之本意，盖将使士者讲仁义礼智之彝，……以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事盖甚大矣，而为之则有其序，教之则有其方。故必先使之从事于小学、习乎六艺之节，……优游乎弦歌诵读之际，……齐其耳目，一其心志，……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宜者”。其教育目的是培养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当然这样的大事要有程序和方法，先从事“小学”和“六艺”学习，通过“弦歌颂读”以陶冶性情，达到“齐其耳目，一其心志”。由于张栻“报国利民”务实教育熏陶，“宋之亡也，岳麓精舍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无数”。(《宋元学案?南轩学案》)岳麓诸生在国运艰危之秋，不怕牺牲，坚持民族气节，与岳麓书院教育和良好学风薰陶有密切关系。

真德秀(1178—1235)人称西山先生，原籍福建浦城，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曾任潭州(今长、株、潭地区)知府，勤政爱民，主张抗金收复失地。学术继承朱熹，琴乐美学思想亦承袭朱熹“乐以载道”、“弦歌教化”的思想，推崇古琴为惟一正声。真德秀青少时就喜古琴，他《赠萧长夫序》云：“始念少时，读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谓其忧深思远，有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而淳古淡泊，与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为之喟然抚卷太息曰：琴之为技，一至此乎!”真德秀还有赠萧长夫诗。“古音之寥寥，听若欲睡兮;新声之洋洋，喜不知止兮，自战国已然，况今之世兮;嗟嗟萧君，娱众所弃兮;我琴可破，志不可徙兮!彼断方为园，真子所耻兮。霜风修修，裂子之袂兮;子毋好游，从此归兮。予将俟子于仙游，从子于武夷兮。”对身怀古琴绝技，固守古调之希微，不逐时尚，以致“贫寒流落”，宁肯破其琴也不放弃淳古淡泊琴风的萧长夫备加称颂赞扬，说明二人音乐美学观点相同，是琴学理论的“知音”。真德秀官职做到参知政事(副宰相)，很多琴人抱琴登门献艺，因而真德秀几乎接触遍全国琴人，其中以玉笋山道士萧守中具琴、诗、美学识见三绝，与真德秀倾心交谈，最为相得。萧守中深得道家尤其是《庄子》养生论与音乐美学思想精髓，真德秀对萧守中称赞备至。真德秀以优越的政治地位，奖掖琴人，扶植琴坛，作了很大贡献。

郭楚望(南宋晚期)名沔、原籍浙江永嘉，以琴知名于世，南宋嘉泰、开禧年间(1201—1207)曾在参知政事张岩府任琴师，张岩从郭学得《乌夜啼》，被时人称为张乌夜，开禧3年(1207年)宰相韩佗胄发动北伐以收复失地，宋宁宗听信奸臣妄奏，杀韩佗胄向金求和，支持北伐的张岩被罢官，郭楚望离京流寓湖南衡山隐居，他愤感朝廷腐败，时代黑暗，痛心疾首，创作了《潇湘水云》、《泛沧浪》、《秋鸿》、《岁月》等琴曲。

在开禧北伐期间，郭楚望积极支持北伐抗金，受到过主和派的不少非议，常为自己不被人们所理解而深感苦闷，曾作诗明志：我心如明月，万古无成亏。偶逐区中名，遂为尘所欺。抱影长夜吟，别鹤同离思。行矣归故山，探云结幽期。

他创作了《泛沧浪》琴曲，借泛舟高歌的形象抒发了他的心志，朱权《神奇秘谱》、《泛沧浪》、序云：“志在驾扁舟于五湖，弃功名如遗芥。”他的《秋鸿》琴曲，则是借秋天的鸿鹄在高空飞翔，以喻自己不愿与浊流合污的高洁情怀。朱权评论说：“以达人高士，怀不世之才，抱异世之学，与时不合;知道之不行，而谓道之将废，乃慷慨以自伤，欲避地幽隐，耻混于流俗，乃取喻于秋鸿，凌空明，干青霄，扩乎四海，放乎江湖，洁身于天壤，乃作是操焉。”郭楚望隐居衡山时，乘船在潇水和湘江汇合处，看到两条奔腾的江水互相撞击，波涛四起，浪花飞溅，眺望远处被云水笼罩的九嶷山，百感交集。此情此景，恰似壮丽的山河在异族入侵践踏之下已不可重睹一样，高高的九嶷山为“云水所蔽”，激起了他对南宋朝廷腐败无能的强烈不满，对异族疯狂入侵的愤恨，他把这不满和愤恨化作音符，创作《潇湘水云》。《五知斋琴谱》云：郭楚望“因泛沧浪，远望九嶷，云水掩映，感慨系之”。这首琴曲借描绘自然景致，抒发忧国情怀，既优美动听、感情丰富，又充满着激动不安和悲愤之情的深沉曲调，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愫，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喜爱。

郭楚望传其谱于刘志芳，刘又传于毛敏仲、徐天民，毛、徐都是著名琴家，是宋度宗时少师杨瓒的门客。杨瓒也擅长琴艺，曾资助毛敏仲、徐天民拜刘志芳为师，由江西谱改学郭楚望谱。毛敏仲、徐天民又协助杨瓒汇集订正调意、操弄四百六十八首，编为《紫霞洞琴谱》十三卷，成为收录最丰富的大型谱集。他们的“浙谱”取代了风靡一时的“江西谱”，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浙派，郭楚望实为身住湖湘的浙派创始人。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住衡阳船山，人称船山先生。自幼勤奋学习，7岁读完《十三经》，14岁为秀才，24岁中举，清兵入关后，曾坚持12年艰苦抗清斗争，失败后，隐姓埋名，潜心著作，所著涉及天文、历法、乐律、数学、历史、文学、哲学等100多种，400多卷，近700万字，包括对儒家经典的发挥，如《尚书引义》、《诗广传》、《礼记章句》、《春秋世论》、《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等二十余种，对诸子学的诠释，如《老子衍》、《庄子解》和后期儒家著作的注解如《张子正蒙注》，对佛经教义的解释，如《相宗络索》以及独立发挥自己学术见解，如《黄书》、《噩梦》、《俟解》、《搔首问》、《思问录内外篇》等近二十种，史学著作如《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等数种，文学著作如《楚辞通论》、文选评、诗选评、词选、自作文、诗、词集、杂剧等四十余种。王船山毕生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写出如此大量著作，抱负为其动力。“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堂联)，“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自撰墓志铭)，其自撰堂联和墓志铭集中反映了他政治和学术思想的抱负。政治上坚持华夷之辩，坚持反清复明，“君位可禅、可继、可革，唯不可使夷类间之”，反映了高度民族气节;而对政权管理则提出了“宽以养民，严以治吏”，“天下非一姓之私”等民主观念;学术思想上，总结宋明七百年心物斗争经验，承扬唯物主义传统，达到中国古代唯物主义高峰。

王船山的音乐美学思想，对先秦儒家的“崇尚礼乐”及“乐者和也”有所继承有所发展，提出“理乐居本”，“人情皆协”的观点。从“礼乐居本、衣食居末”我们看到他崇尚精神生活和在物质匮乏条件下仍然坚持文化研究，为后世留下巨量精神财富，这种辉煌人生的自觉自律，真正找到了“孔颜乐处”;从“人情皆协”我们看到儒家“协和万邦”，“乐者天地之大和”理性和谐审美观的精神承传。王船山弹奏七弦琴是他丰富的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礼乐居本”思想的生活体现。王船山用过的的《独幽》古琴现藏湖南博物馆。(www.xing528.com)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阳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寥天一阁主)，浏阳人。戊戌政变死难六君子之一。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尤好今文经学，苦读王夫之《船山遗书》，甚赞龚自珍、魏源，对自然科学尤致力探讨。能文章，好任侠，喜剑术，擅操琴。父继洵官湖北巡抚。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蘖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智术日长。弱冠从军新疆，曾数次往来于直隶、新疆、甘、陕、豫、鄂、湘、皖、江、浙、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加之童年经历影响，较早即有“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惨败，谭嗣同愤感“创钜痛深”，因而“摒弃一切，专精致思”，立志变法，筹建算学馆，“先小试于浏阳”作为“湘学之先导”，主张革除书院旧章，以崇实学，又要求改变科举考试制度，1896年入北京，结识梁启超，作康有为私淑弟子。以父命为侯补知府，在南京闭户读书一年。“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写成《仁学》一书，阐发君民关系原理：“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同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君须“为民办事”，臣须“助办民事”。1898年2月与维新志士在湘筹办新政，建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保卫局、商办矿务、湘粤铁路、内河轮船等，创南学会(实为学会与地方议会统一体)，嗣同实为学会领袖，每七日集会讲演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听者千数百人，湖南全省风气大开。1898年7月到京参与戊戌维新，八月初三夜劝袁世凯于天津阅兵时杀权臣荣禄以救光绪，袁告密于太后，初六日发生政变，谭嗣同谢绝走避，八月初十被捕，十三日(即1898年9月28日)慷慨赴义，年仅三十六岁，实践了孔子不忧不惑不惧，佛家大无畏教义，对此后的辛亥革命发生很大影响。

谭嗣同擅长古琴，而且能识制琴良材自己制琴，他曾自制很多琴，其中一具是雷火烧残梧桐木制的，他自《题雷残琴铭》：“破天一声挥大斧，斩断枝柯皮骨腐，纵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鸣咽哀鸣莽终古”。预言了自己最终遭遇。他藏有文天祥的“蕉雨琴”，在其《文信国日月星辰砚歌并叙》中说：“余旧蓄信园焦雨琴，亦旷代罕见，行将相质，而诗以先焉”。谭嗣同善作琴铭，其友黎壬生有良琴名仃云琴请他作铭，他欣然命笔：“欲雨不雨风飓然，秋痕吹入鸳鸯弦，矫首转弄心涓涓，同声念我，愿我高骞。我马驯兮，我车完坚。汗漫入表周九天。以琴留君，请为君先”。清末社会上已有“鄙促激厉”品位低下的媚俗之乐流行，谭嗣同对其非常不满，他在《石菊影庐笔识》第二十三章说：“昔人所谓淫声，靡靡而已。今则专尚鄙促激励，视古之靡靡，且如《咸英》、《韶》、《濩》。此风会之大变，治乱之大闲，华夷之大辨，生死之大源。然非精审独至，不能察也”。可见谭嗣同非常警惕“溺音”流行的社会后果，提到“治乱之大闲”，“生死之大源”的高度，以深爱高尚古琴音乐而且锐意改革的谭嗣同，如果生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必定会对关系“治乱之太闲”的“鄙促”溺音流行现象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的，可惜当时大环境太差，以致像谭嗣同这样的志士仁人不得不用年青的生命去换取大环境的改善。而将“弃淫声”的任务留给后人。

杨宗稷，(1865—1933)字时白，湖南宁远县人。十四岁入县学(满清时称邑庠生)，二十岁开始学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废科举制，办现代学校，长沙人张百熙主持京师大学堂,聘杨宗稷为支应襄办。1904年被选为学部主事。1908年去南京，从大琴家黄勉之(1853—1919)学琴三年，黄勉之说：“我几十年教了数百名学生，杨时白的琴艺是最好的”。老师的表扬极大地鼓舞了杨宗稷，从此更加专心致志，广泛调查收购古琴，经常节衣缩食，典当衣物换琴购琴近百具。1916年曾一度任南县知县，但生性不喜官场应酬，于1917年10月辞职回北京定居教琴，自号九嶷山人，称居室为百琴斋，创九嶷琴社。1922年春受聘入北京大学教授古琴，同年冬受阎锡山聘教授古琴于太原。1933年病故，葬于北京西山之麓。杨氏于1911—1931年编写琴学著作43卷，约70万字，包括《琴学漫录》2卷，《琴粹》4卷，《琴话》4卷，《琴谱》3卷，收琴曲32首，《琴学随谈》2卷，《琴镜补》3卷;《琴瑟合谱》3卷;《琴学问答》1卷;《藏琴录》1卷，后人合刊为《琴字丛书》。《辞海》1215页有介绍。

杨氏藏琴甚富，其中多有自己题刻的琴铭，如《大成琴铭》“大贤法物，名流护持，音谐金玉，贵逾鼎彝，旷代希遇，荘对忘疲，禁淫制邪，永为我师”，另有很多，兹不具录。

杨宗稷在北京教了很多学生，其中管平湖名声最著，1977年8月20日美国发射的“旅行者一号”宇宙飞船向外星人发出的邀请函(兼作地球人类身份证)为中国古琴曲《流水》，即由管平湖演奏，因其出于九嶷山人杨宗稷门下，我在赠管平湖先生的诗中有一联云：“九嶷高山传天籁，一曲流水洗太空。”可以说明安卧于九嶷山的舜帝的德泽是多么源远流长。

第三章 迎接古琴文化的复兴

前面回顾了历史上湖湘先贤与古琴的因缘，古制“士无故不撤琴”，在清末废科举以前，凡文士无不弹七弦琴，本文所列的只是十几位最显著的代表，但从这少数代表可以看出：无论他们工作多么繁忙，处境多么困难，生活多么艰苦，他们都坚持弹琴弦歌不辍。这是因为他们深知古琴音乐具有宏大的教化功能，为了正人心，挽时运，一方面他们以古琴天籁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其中获得浩然正气和充沛的力量，一方面他们以古琴音乐作为整个教育工程的组成部分。使莘莘学子从中享受到益智、辅德、健身心的好处，使他们受到高尚的薰陶，从而提升素质，成就卓越的人格，如此代代相传，这是湖湘文化不断发扬光大的一项内在动力。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古琴文化在二十世纪趋于衰落，(今天大家对她都感到陌生)，而成为濒危的文化遗产?这是多种原因交织而成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原因是清末废科举。废科举肯定是一项进步，但任何进步都是有代价的，废科举，兴办西式学校，实用专业教育取代了通才教育;被置于次要地位的音乐课程也完全是西乐内容，古琴被排斥于教育系统之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被当作“封建四旧”而备受摧残。几十年来，以美国为发动机的大众流行文化全球出击，无形间使传统文化(包括古琴)被挤入边缘，古琴的音乐形式和社会地位逐渐被现代学校体制和市场艺圈舞台所代替，这些都是古琴趋于式微的原因。然而作为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结晶的古琴，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古曲《流水》的进入太空，联合国世界遗产的入选，说明古琴的卓越价值已被世界有识之士所认识;因救亡任务过于沉重而在当时与古琴失之交臂的当代湖湘革命志士，已在其安度晚年时补上古琴欣赏之课;不满足于时俗艺圈喧哗而希望提高精神素质的青少年(以及部分中老年)渴求学习古琴已渐成风气。20世纪古琴与国运同衰，21世纪古琴必将与国运同兴，古琴的复兴以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为标志已经开始，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杨州、杭州、广东等地已有琴社、琴会等学习或研究古琴的团体组织，作为古琴发祥地的湘楚(湖湘)岂可落后于人?发扬湖湘文化就要发扬湖湘先贤视为生活(甚至生命)组成部分的古琴文化;岳麓书院更不能没有古琴，这个千年学府如果没有古琴教学和研究就丧失了张栻和朱熹的一项传统，一份神韵。古琴文化复兴是政府与民间的共同责任，其中政府起关键作用。政府应制定保护和发展古琴文化的法律和政策;每年从财政拨付专项资金;规定教育制度中素质教育和古琴教育的地位;发展古琴文化事业;支持古琴文化产业的发展。

复兴古琴文化艺术是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是我们古琴界同仁必须勇敢担负起来的历史任务。我古琴界同仁一定要增强使命感，紧迫感，团结奋斗，勤奋练习，潜心研究，发扬古琴文化的优良传统，吸取世界各民族之长，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不断增强古琴音乐艺术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