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军政当局立即以“卢沟桥事件”为契机,全力启动战争机器,将局部冲突扩大为全 面侵华战争。战后,日本史学界极少数人以日本内阁实行了所谓“不扩大方针”[1](第 129 页),来为日本当局 辩护,企图为日本法西斯开脱侵略罪责。但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是,正是日本当局将卢沟桥事件作为借 口,借题发挥,蓄意扩大事态,进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共分三个阶段: 从七七 “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声明,将“卢沟桥事件”改称“华北事变”为第一阶段,从“华北事变”到日 本政府将“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为第二阶段,淞沪会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为第三阶段。

一

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声明,将“卢沟桥事件”改称“华北事变”为这一时期日本 对华政策的第一阶段。 1937 年 7 月 7 日夜,日本中国驻屯军驻丰台日军,借军事演习之机,在北平南郊宛平县制造了卢沟 桥事件,史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是天津的日本驻屯军驻丰台部队,为了夺取控制北平、天津的战 略要地———宛平县城而蓄意制造的事件[ 1 ](第 127,128 页),由于日本当局已做好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可 谓万事俱备,只欠借口。因此,卢沟桥事件一发生,便立即引起了日本各方的注意。在当地,驻扎在天津 的日本中国驻屯军立即以一名演习的士兵失踪为借口,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县城,遭到中方拒绝后,便立 即调兵遣将包围宛平县城。事实上,所谓“失踪”士兵 20 分钟后已归队,但日军却有意隐瞒事实真相,以 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一方面派人与中方谈判,企图胁迫中方就范,以便不战而夺取宛平; 另一方面,

第 4 期 胡德坤: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于 7 月 8 日上午 7 时 30分,命令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 占领卢沟桥附近地区,解 除该地中国军队武装[ 2 ](第150页)。接到河边命令后,日军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于 9 时 25 分下 令: 要求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立即撤退,根据需要,解除中国军队武装,占领卢沟桥。“占领卢沟桥是 驻屯军的意图,请迅速执行。 ”[3](第 343 页)根据这一命令,日军迅速完成了对卢沟桥和宛平县城的包围。 下午 3 时 30 分,河边坐镇丰台指挥日军。5 时,日军向河北省第三区行署和宛平县政府发出通牒,要求 中国驻军撤出宛平和卢沟桥,遭到中方的严辞拒绝。6 时 5 分,日军以猛烈炮火攻击宛平城,炸毁了专 员公署,炸伤了中国驻军营长。驻平津地区的中国二十九军下令反击,才使日军的图谋未能得逞。自 “九一八事变”后,在华日军屡屡挑动事端,由于中方的妥协退让而屡屡得手,但自“西安事变”后,中国政 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日本侵略的扩大,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中国各阶级、各政党以国共合作为轴 心,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形成了团结抗战的新局面,因此,日军在卢沟桥的挑衅行为必然遭到中国军队 的顽强抵抗,使其占领宛平县城的预谋破产。日本中国驻屯军见硬攻不利,便改变策略: 稳住局势,以待 时机。8 日晚,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在北平会见中国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日本中国 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在天津会见中国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双方进行紧急磋商,9 日凌晨 3 时,中日 双方达成协议: 立即停止射击,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宛平由中国保安队驻守①。 在中国东北和朝鲜,日本关东军于 7月 8 月晨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卢沟桥事件”的对策,会议一致 认为,应乘机对“(中国) 冀察(地区)一击”,决定将关东军第十一旅团主力调往长城一线待命,以支持日 本中国驻屯军,并另动员 2 个旅团准备进行华北作战。关东军还派人赶赴天津,鼓动日本中国驻屯军 “彻底地扩大下去”。日本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获知消息后,立即向日本参谋本部进言: 日本应“利用 这一事件推行统治中国的宏图”[2](第 154 页)。可见,日本关东军和日本朝鲜军都在以“七七事变”为契 机,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推波助澜。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军政界的法西斯分子立即借题发挥,以卢沟桥事件为契机,策划全 面侵华战争,并积极推动军部和内阁尽快决策,及早发兵。在参谋本部,法西斯军人扬言,现在是“千载 一逢的良机,此时还是干为好”[ 3 ](第 424页)。“事已如此,决心干吧! 应当制订进攻南京的计划。 ”[3](第 415 页)一时间,硝烟四起,战云翻腾,对华开战之声甚嚣尘上。当日,参谋本部便拟定了向华北派兵的计 划: 从关东军派遣 2 个旅团、从日本朝鲜军派遣 1 个师团、从国内派遣 3 个师团到华北作战。9 日上午, 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了所谓“不扩大”方针,即要求中方反省、道歉,否则,“我方将及时采取措施”[2] (第 157,158 页)。日本内阁所谓“不扩大”,一是感到仅仅是“卢沟桥事件”还不足以作为扩大侵华的借口, 还需等待时机; 二是将“七七事变”发生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无理要求中方道歉、撤军等,实际上是在使 事态恶化,以便寻求新的出兵借口; 三是声称必要时日方将采取“适当措施”,为日本择机出兵埋下了伏 笔。尽管如此,日本军部法西斯仍不满意,参谋本部第二部认为,中国正在继续准备抗日,这种情况再发 展下去,日本将失去出兵良机,同时,日本中国驻屯军也将陷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为此,必须从速出 兵救援 [ 2 ](第160 页)。这一意见得到军部认可。11 日上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杉山提案,决定增 兵派往华北,声称“派兵是为达到目的而显示武力”。会议决定将“卢沟桥事件”称为“华北事变”,表明日 本内阁已将“不扩大”事态方针,改变为扩大事态方针,将“卢沟桥事件”造成的局部冲突扩大为华北地区 的战争。同日下午,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声称中国第二十九军“于 7 月 7 日夜在卢沟桥附 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 日,已无怀疑余地。 ”“为维持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要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 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日本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 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政府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希望由于中 国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态圆满解决。 ”[ 4 ](第 366 页)日本政府的派兵声明可谓一石三鸟: 一是颠倒黑 白,将“七七事变”的责任推到中国第二十九军头上,诬陷中国驻军进行“非法射击”引发冲突,是中国方 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等等,以此作为日本大规模出兵中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借口; 二是以所谓“不

427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58 卷

扩大”混淆国际视听,来掩饰其扩大侵华战争的真实目的; 三是以所谓“不抛弃和平谈判”行缓兵之计,因 为日本从国内派兵到华北需要数周时间,如果不加掩饰,其在华北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就会全军覆没,为 此,高唱“和平”来蒙骗中国当局,以赢得调兵遣将的时间。会议决定将“卢沟桥事件”改称“华北事变”, 表明日本对华政策完成了将七七卢沟桥事变这一中日局部冲突作为扩大侵华战争导火线的阶段。 从这一阶段的日本对华政策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内阁和军部默契配合,借题发挥,终于将“卢沟桥事 件”变为扩大侵华战争的借口和导火线。正如日本陆军省《业务日志》记载的所言: “事变发生后陆军大 臣姑且不说,政府的态度大致是乐观的: `卢沟桥事件' 近期可以解决。然而,担心这样大嚷大叫,煽动举 国一致,仅仅只解决`卢沟桥事件' ,无论如何也不会满意,如果一疏忽就会给人留下话柄。同时,因为是 建立举国一致体制的好时机,就想利用这一机会把多年的悬案解决好。这种考虑在内阁成员、特别是总 理心中是很牢固的。 ”[ 5 ](第 5-7 页) “想利用这一机会把多年的悬案解决好”,即利用“卢沟桥事件”之机, 实现日本多年想解决的将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的目标,这就是这一阶段日本对华政策的实质。

二

从“华北事变”到“中国事变”是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日本以全面灭亡 中国为目的,不仅在华北发动进攻,而且在上海挑动战端,将战火延伸到华中。 日本政府派兵华北的声明实际上是没有宣战的宣战书,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动员令。当晚,日本 内阁首相近卫文麿亲自召集贵族院、众议院议员代表、财界和新闻界人士开会,通报内阁会议决定派兵 华北声明的经过,要求得到两院和各界的支持。在近卫的亲自煽动下,日本掀起了空前的战争狂热。当 日晚,日本参谋本部在下令动员国内师团的同时,要求关东军和日本朝鲜军迅速向华北派遣援军; 同海 军达成华北协同作战协议,尽量将战争限定于华北。必要时,出兵青岛和上海。作战以陆军为主,海军 主要担任华中、华南的警戒,当战争扩大到华中、华南时,陆军至少应派遣 2 个师团协同海军作战[ 5 ](第 5-7 页)。参谋本部还立即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迅速赶赴华北指挥作战。 日本政府的派兵决定传到日本中国驻屯军后,立即出现了对华开战的紧张气氛,参谋专田盛寿认 为,出兵华北表明内阁会议下了重大决心,“为了解决多年悬案———中国问题,现在是绝好的机会”[ 6 ](第 25 页)。在司令部召开的紧急会议决定: “以此次事变为契机,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目前,要暂停与 中方的谈判,逐步集结兵力,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以彻底打击和扫荡。日本中国驻屯军在给陆军中 央的《形势判断》中建议,“我军为使以后的行动较为有利,应坚决改变态势,示以坚定的决心促进谈判, 其结果将不得不发动武力”[2](第 171 页),表明日本中国驻屯军确定了以武力夺取华北的方针。7 月 12 日上午,新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到达天津。香月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在陆军中央接受 任务时,“感到那时必要的紧急派兵、内地 3个师团的及时动员、山东作战的意图等,完全是对华作战的 开端”[ 3 ](第 563页)。离开东京前,“我认为我自己是在扩大的考虑之中,作为军队,即使进行交涉,也必 须考虑作战,作战制胜是第一位的”[ 1 ](第 533 页)。香月是日本为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而被派往中国的, 他也正是抱着扩大侵华战争的指导思想而走马上任的。为此,香月一到天津就下令全军,随着增援部队 的到来,“做好适应对华全面作战的准备”[ 2 ](第 178页)。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以外交活动相配合,向 中国第二十九军提出新的谈判条件: 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罢免排日要人,撤除冀察地区的国民党系 统各机关、各排日团体,取缔排日言论、排日运动和排日教育,北平城内不得驻扎军队等要求,如果中方 不同意,就被认为是没有诚意,日本就有了开战新借口。正如香月所言,这样一来战争一定会扩大,“其 结果要变成全面战争”[2](第 179, 180 页)。 日本中国驻屯军的设想得到陆军中央的认可。7 月 15 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制订了作战计划,将华 北作战分两期进行,第一期进攻北平郊区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二期在保定、石家庄一线同中国中央军 决战[5](第 15 页),同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在《形势判断》中提出,“帝国务须向华北派遣所需兵团,以

428

第 4 期 胡德坤: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求在最短期间内解决事变”[2](第 194 页)。7月 17 日,日本陆军中央决定将对华交涉改为有限期交涉,估 计日本中国驻屯军能在 19 日前完成作战准备,便将有限期定为 19 日。对华交涉的主要内容是: 一、第 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式道歉,处罚中方责任者,罢免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中国军队撤出八宝山一 带; 二、若中方不予履行,我军即停止现地交涉,进攻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将国内师团派往华北等[7](第 448 页)。接到日本内阁指令后,日本代理驻华大使日高信六郎向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提出,在华 北,中国军队多于日本军队,日军受到了“威胁”,因此,日本派兵华北是“必要的”,而中国派遣中央军到 华北则是“扩大事态”。日高通告中国政府: 立即停止一切挑衅言论和行动,不得妨碍中日双方在当地的 交涉,限于19日前答复[2](第 199 页)。与此同时,在华北,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中国第二 十九军提出了有限期要求,其内容便是 7 月 13 日向陆军中央呈送的报告———《情况判断》中对中方的要 求。针对日本政府的有限期交涉,当天下午,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中国政府外交部也照会日本政府,揭 露了日本有意制造事端、乘机扩大事态的阴谋,重申中国的自卫决心,提出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的建 议。当晚,中国第二十九军代表张自忠答复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 中方大体上承认日方要求, 由宋哲元军长向日方道歉。7 月 18 日,宋哲元访问香月清司,表示了中方诚意。尽管如此,由于日方是 有意寻衅,所以,无论中方如何应对,日方都不会罢休。19 日晚 10 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宣布: 从 20 日零 时开始采取自由行动。20日凌晨 1 时 30 分,日本外务省宣称,事态恶化是由于中国政府妨碍当地交涉 和派兵北上造成的。20 日晨,日本参谋本部会议认为,“以外交谈判终究不能解决事变,为使平津地区 安定,现在必须决定使用武力。 ”为此,将从关东军和朝鲜调往华北的日军编入日本中国驻屯军,并着手 从国内派兵。这一决定得到内阁认可[2](第 206 页)。21 日上午,日本内阁陆相杉山上奏天皇,请求尽快 从国内派遣 3个师团到华北,天皇顾虑重重地问道: “现在,(卢沟桥)事件已经解决,如果对方一切都实 行的话,怎么办呀!”[ 2 ](第 211 页)很明显,天皇的顾虑也在师出无名,陆军中央不得已,只好静待时机。 25 日,在日本中国驻屯军的指使下,从朝鲜调到天津的日本第二十师团一部,非法占领了北平至天 津的廊坊车站,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制造了廊坊事件。26 日下午,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部乘坐 26 辆汽 车,来到北平广安门,企图进入北平,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制造了广安门事件。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一发生,日本中国驻屯军立即以此为借口,向陆军中央报告: “对于在廊坊附近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我 军为了自卫而动用了兵力,给该地中国军队以惩罚。以此为转折,不得已事态可能扩大,为此,恳乞批准 可随时使用武力。 ” 日本陆军中央接报后欣喜不已,一致认为行使武力的时机已经到来,参谋本部立即同意日本中国驻 屯军“可以行使武力”[ 2 ](第 215页)。27 日晨,日本陆军中央决定迅速从国内派遣 3 个师团到华北,得到 内阁和天皇的同意。同日,参谋本部命令日本中国驻屯军向驻守平津地区的中国二十九军发动攻击。 28 日,香月清司指挥日军向平津地区发动全面攻击,当晚,控制了平津地区。8 月 5 日,日本参谋本部在 《形势判断》中指出,中日两国已处于全面战争状态,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国内师团到达华北后,尽快发动 华北会战,“迅速对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央军的空军,给予沉重打击,使南京政府在失败感下不得已而屈 服,并由此造成结束战局的机会”[2](第 231,232 页)。日本参谋本部的意图很清楚,以华北会战给中国军 队以打击,即速战速决,使中国政府屈服投降,以尽早结束中日战争,标志着以“七七事变”这一中日局部 冲突,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精心策划下,急剧向全面战争扩展、升级。 当日本陆军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侵略华北的战争之时,日本海军也在积极推动出兵上海,将侵华战 争扩大到华中。“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就预计战争将波及全中国,便秘密制订进攻华北、华中、华 南作战计划。7 月 16日,在上海的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在向海军军令部呈送的《对华作 战用兵的意见》中提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与南京最为重要”。他主张派遣5 个师团兵力进 行华中作战,确保攻占上海与南京[5](第 186 页)。7 月 27 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决定: “鉴于今后 形势有很大可能导向对华全面作战,因此,海军应做好全面对华作战准备。 ”[2](第 224 页) 8 月 9 日,日本 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驾车冲进上海虹桥机场,开枪打死了机场保安人员,被保安队击毙,史称“大山事

429(www.xing528.com)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58 卷

件”。“大山事件”是否是日方有计划的挑衅行为,尚无史料证实,但该事件一发生便被日本当局所利用, 作为出兵上海、将战火扩大到华中的借口。13 日上午,日本内阁会议确认了陆海军出兵上海的决定。 同日,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以吴淞港口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为依托,从日租界向中国军队发动进 攻,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8 月 14 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先发制人,袭击南京、杭州、南昌等地中国空 军机场,将战火扩大到长江下游地区。当晚,日本内阁举行临时会议,要求正式对华宣战,将华北事变改 称中国事变,迅速攻占南京、洛阳等地。15 日,日本内阁发表《帝国政府声明》,诬蔑中国方面“非法暴戾 已极”,“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进南京政府觉醒,于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4](第 370 页)同日,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令组建日本上海派遣军,辖 2 个师团,准备开赴上海作战。9 月 2 日,日本内阁临 时会议决定,将“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至此,中日战争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面战争。 综观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日本当局是在极力制造事端,寻找借口,将中日“卢沟桥事件”局部 冲突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借口是很容易找到的。继“卢沟桥事件”之后,“廊坊 事件”、 “广安门事件”、“大山事件”也成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借口,这是日本实施全面灭亡中国的既定 国策的必然结果。

三

淞沪会战是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是以军事进攻为 主,外交攻势为辅,软硬兼施,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 8月 18 日,日本天皇在召见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时提出,战局渐次扩大,要想迅速收拾 时局,促进中国反省,只能集中兵力,给中国以重大打击。21 日,陆军中央和海军中央将协商的结果上 奏天皇,确认了迅速取得对华军事胜利,尽早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2](第283-285 页)。按照这一方针,日 本当局采取军事与外交相配合、以军事为主的策略,企图在短期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战争的胜利。 在国内,日本当局迅速建立战时体制。9 月 3 日,日本天皇在议会的开幕式上,赞扬侵华日军正在 “排除万难”、“发扬忠勇”对华作战,目的是“促进中华民国省悟”。这篇开幕辞被日本当局称为对华战争 的宣战书。9 月 5 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议会发表施政方针,表示日本将迅速地给中国军队以打击, 使其丧失战斗意志,如果中国继续顽固抵抗,日本将长期打下去。他要求尽快建立“举国一致”体制,即 战时体制[2](第 305,306 页)。近卫的施政方针得到议会的支持,议会决定增加 20 亿日元的临时军费,并 制订了一系列的战时统制法令,以支持侵华战争。9 月 13 日,日本内阁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要 纲》,动员全体国民支持战争。11 月 18 日,日本成立大本营,统一指挥日本陆海军,表明日本战时体制 的完成,为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保证。 在军事方面,日本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上海会战和华北会战。在华北方面,8 月中旬,日本国内 3 个 师团相继到达平津地区。8 月 11 日,日本中国驻屯军从北平向平绥线发动进攻,在南口遭到中国军队 顽强阻击,日本当局决定再从国内派遣 4 个师团赴华北作战。8 月 31 日,日本参谋本部下令组建日本 华北方面军,下设 2 个军,辖 8 个师团,其任务是: “迅速歼灭河北省中部之敌,挫伤敌人的战斗意志,获 得结束战局的机会。 ”[ 5 ](第 36 页) 9 月上旬,日本国内师团相继到达华北,日本华北方面军分三路发动华 北会战: 一路北进,沿平绥线推进,与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相呼应,进攻内蒙、山西; 一路沿平汉线推进,进 攻保定、石家庄等地; 一路沿津浦铁路线推进,进攻山东等地。至 11 月 8 日,日军相继攻占张家口、包 头、石家庄、太原等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 在上海方面,8 月 23 日,日本上海派遣军 2 个师团在上海进行登陆作战,遭到上海中国守军的顽强 阻击,进展缓慢。9 月上旬,日本又增派 3 个师团、3 个旅团兵力投入上海作战,仍无大的进展。日本当 局不得已,又从华北抽调 1 个师团、从国内再派3 个师团增援上海作战,使投入上海作战的总兵力达 9 个多师团。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日本设立日本华中方面军。中日双方激战至 11 月 12 日,日军以死伤 4

430

第 4 期 胡德坤: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万余人的代价才攻占上海。 军事与外交是战争之两翼。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外交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 政治服务的,也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战争服务的。“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日本在积极策动全面 侵华战争的同时,也在充分利用外交手段为侵华战争服务。在“卢沟桥事件”之初,日本极力避免与中国 政府交涉,以有利于对华北地方政府施压,将“卢沟桥事件”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制造扩大侵华战争的 借口。日军占领平津地区后,为巩固军事胜利的成果,便将对华外交提上了日程。8 月 7 日,日本陆、 海、外三省又制订了《日中停战条件》,要求在平津地区周围划分出非武装地带,在非武装地带建立亲日 政权,解决日中间悬案等等,以上条件要促使中方提出[ 4 ](第367-369 页)。日本此时愿意与中国谈判的主 要目的,一是用外交手段巩固平津作战的军事成果,二是以外交谈判来掩饰其军事行动。正如日本外相 广田弘毅在给驻华大使川越茂的电文所言,从国内派往中国华北的 3 个师团,预计在 20 日左右才能集 中完毕,在此之前,无论如何需要同中国谈判[ 2 ](第 248 页)。8 月 7 日,日方代表川越茂等人到达上海。9 日,中方代表高宗武亦到达上海,双方开始了接触,但由于“大山事件”的发生,此次谈判宣告流产。 日本发动华北会战和淞沪会战,是企图以军事打击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以避免陷于中日长期战争。 淞沪会战一开始,中日双方展开激战,战局出现胶着状态。9 月上旬,日本增派 3 个师团参加上海作战, 战局依然严峻。上海久攻不下,给日本当局造成了巨大压力。9 月 13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指 出,10月中旬左右,日军将在上海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在华北也将击败敌人,“这将是与中国 媾和的最好时机,失去这个时机就会变成长期战争。因此,从现在起,需要在外交方面开展秘密活动”。 他认为,日中处于敌对状态,不便直接交涉,宜请德、意斡旋[2](第 342 页)。在日本参谋本部强烈要求下, 10 月1 日,日本内阁首、陆、海、外四相会议制订了《中国事变处理要纲》,提出日本对华战争“当前的目 标,是期望这次事变在取得军事成果与适当的外交措施的配合下,尽快结束战争”。为实现这一目标,军 事行动的目标是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外交措施的目标,在于迅速促使中国反省,将中国诱导到我 方所期待的范围内,对于中国与第三国进行及时的谈判与工作”。与中国谈判的主要条件是,中国承认 满洲国,放弃排日抗日政策,与日本共同防共,与日本进行经济合作,在华北与上海等地设置非武装地带 等[4](第 370-372 页)。10 月2 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又决定,以日中直接交涉为基本方针,不排斥“第三国 的公正斡旋”[8](第 178 页)。以日中直接交涉为基本方针,在双方正在激战之时是很难实现的。10 月上 旬,上海作战仍未出现对日本有利的态势,日本当局焦虑不安,不得不改变日中直接交涉的基本方针,转 向请求第三国的斡旋。10月 21 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希望德国出面斡旋日 中和谈。22 日,德国政府同意介入中日和谈,指令驻华大使陶德曼、驻日大使狄克逊具体负责。10 月 30 日,陶德曼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陈介转告了德国政府的意向,陈介表示希望知道日方的谈判条件。 11 月 2 日,日本外相广田向狄克逊提出了与中方谈判的条件: ( 1)在内蒙古建立独立于中国的“自治政 府”,( 2)将平津地区划为非武装地带,( 3)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带,由国际警察管理,( 4)中国停止抗日政 策,( 5)日中共同防共,( 6)降低日货关税等等[ 8 ](第 179, 180 页)。11 月 6 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转告了 日方的谈判条件。此时,正值九国公约国代表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讨论中日战争问题之际,蒋介石断然拒 绝了与日方的谈判,使日本对华外交攻势受挫。 从以上可以看出,淞沪会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主要是通过华北会战与上海作战,速战速决,以避 免出现中日持久战的局面。但日本当局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使得中日全面战争 之初,日本进攻相继受挫,久攻不下,不得不渐次增加兵力投入上海和华北作战,从而一步步地走向中日 持久战的泥潭。如果从短期军事作战角度来看,日本的确是取得了华北会战与淞沪会战的胜利,战果显 赫,但中国并未屈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又未能达到目的。在外交方面,日本企图以外交配合军 事,诱导中国屈服,但以失败而告终,完全未能达到目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只能说是胜败 参半。 纵观“七七事变”到淞沪会战时期的中日战争史,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发

431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58 卷

动和扩大侵华战争。按照这一方针,日本军政当局以“七七事变”为导火线,不断制造事端,增兵中国,一 步一步地将中日局部冲突扩大为中日全面战争。这一时期,为了达到全面侵华战争的总目标,日本军政 当局也经常使用外交手段显示日本的“和平”与“善意”,但事实证明都是用来掩饰侵略行为的烟幕。在 这一时期,日本当局内部也出现过“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吵,但二者之间并无实质分歧,只是策略 与手段的分歧,并不能达到否定日本侵华战争本质的目的。

阅读本文请点击下方链接（1、本文仅限电脑用户阅读，手机用户暂时不能阅读本文；2、如果点击后页面没有显示文字，那就说明您的浏览器版本太低，请升级浏览器版本后再阅读。）

胡德坤：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_胡德坤+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