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四川作战”计划的破产

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四川作战”计划的破产

一 “四川作战”计划是日本当局企图从中国持久 抗战泥潭中挣扎脱身的冒险之举、穷极之策。 北进、南进政策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对外侵略扩张的主要国策,是日本世界战略的 主要组成部分。所谓北进,是指日本通过中国向 苏联远东地区扩张,主要对手是苏联。所谓南进, 是指日本通过中国向南洋一带扩张,主要对手是 美英等国。但日本要实施北进、南进战略必须先 占领中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日本地主 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 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 国”,“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 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 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 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这就是说, 征服中国是日本实施北进、南进政策的基点。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速战速 决,在短时间内灭中国。但中国的顽强抵抗打破 了日本的如意算盘,日本陷入中日持久战泥潭而 难以自拔。尤其是日本陆军主力投入了中国战 场,使日本当局无力南进进攻美英,北进、南进政 策迟迟不能提上日程。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闪 击波兰,英法随即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 发,为日本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提供了契机。但 中国的持久抗战拖住了日本的后腿,使其无法迈

出南进的步伐。面对欧战爆发,日本阿部信行内 阁束手无策,于 9 月 4 日发表声明,声称“现今欧 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不介入欧战,专注于为解决 中国事变而迈进”。为了能尽快将南进政策提 上日程,日本当局集中力量进行对华战争,以便迅 速结束中日战争。 1940 年5、6 月份,德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席卷西北欧,击败了英法军队,法国败降。德国在 欧洲的扩张牵制了美英苏等世界大国,德国在欧 洲的胜利也大大刺激了日本南进的欲望,认为是 千载一遇的南进良机,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 要加快南进的步伐,跟上德国的侵略速度,乘英法 之危,在南洋趁火打劫。7 月 27 日,日本大本营、 政府联席会议在《适应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理 要纲》中指出,“同世界形势的变化相对应,改善内 外形势,在促进中国事变解决的同时,捕捉良机, 解决南方问题”; “关于中国事变的处理,集中政 略、战略的综合力量,特别是断绝第三国的援蒋行 为等一切手段,尽快使重庆政权屈服”; “在中国事 变已解决的情况下,只要内外形势允许,就捕捉良 机行使武力,解决南方问题”; “在中国事变未能解

决的情况下,如果内外形势特别有利,也可以行使 武力解决南方问题。 ”这就正式确定了南进政 策。为了准备南进,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措 施。1940 年 9 月,日本与德意结成了军事同盟, 明确地把东亚、包括南洋地区划为日本的势力范 围,把美英作为主要敌人,其目的是利用三国同盟 对美英施加压力,使其放弃援华政策。日本当局 在《关于强化日德意轴心的文件》中明确写到: “为 了解决中国事变,希望德意尽可能地在政治、经济 方面给予协助。 ”1941 年 4 月,日本与苏联缔结 了中立条约,一方面是希望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 另一方面也想削弱苏联的对华援助和支持。10月3日,日本外务省在《日苏国交调整要纲案》中, 明确要求苏联承认伪满洲国,放弃援蒋政策,抑制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行动等。1941 年 1 月,日本 与美国重开谈判,企图利用日美谈判来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这些外交措施的一个共同点是: 争 取解决中国问题的有利形势,甩掉南进包袱。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给日本提 供了向北进攻苏联的良机。但日本陆军主力深陷 中国战场,无力北进。正如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 所言,“现在日本将重兵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不 可能”。陆相东条英机也指出,“中国事变必须继 续解决”。7 月 2 日,在日本御前会议上,杉山元 又进一步指出: “对德苏战争,日本当然应该根据 三国同盟精神采取行动,但帝国目前正忙于处理 中国事变,我觉得以暂不介入为宜。 ”在经过一 番激烈争论之后,会议赞同陆军的主张,认为北进 问题只有等到苏联败局已定,瓜熟蒂落,才能趁火 打劫,不战而胜。因此,会议通过了《适应世界形 势演变的帝国国策要纲》决定: “不管世界形势如 何演变,帝国均将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为方 针”,“向处理中国事变的目标前进,并为确立自存 自卫基础,跨出南进步伐。”为此,“不辞对美英一 战”。南进也是为了“进一步从南方区域增加压 力,促进蒋介石政权的屈服”。如果说 1940 年夏 到 1941年夏,日本对华政策是为了准备南进,那 么,这次御前会议确立南进方针后,日本对华政策 便是为了推进南进政策的实施。此时,日本当局 感到,要想先解决中国问题再南进已毫无希望了, 只有先南进,再利用南进的胜利,使国民政府进一 步孤立,才能迫使其屈服。但日本中国派遣军总

司令官畑俊六大将认为,中日战争已经 5 年,“仅 仅—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就很勉强”,“现又两面作 战,情况将会越来越困难”。1941 年上半年,武 汉地区日军第十一军进行了湖北襄阳作战、江西 锦江作战,华北日军在晋东南进行了中原会战等。 由于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治安战”,因而,这些小规 模的“短促作战”,都以损兵折将而告终。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中国战场便成为日本南进最大的后顾之忧。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兵力为 51 个师团, 具体分布情况是: 日本本土 4(另有混成旅团 11)、 朝鲜 2、中国 35(其中东北地区 13,另有混成旅团 24 ; 其他地区22,另有混成旅团 20)、太平洋战场 10(另有混成旅团 4)⑥。在太平洋战场的日本陆 军仅 10 个师团,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 19. 6 %, 而在中国战场的日本陆军有 35 个师团,占日本陆 军师团总数的68. 6 %,这就表明,日本陆军主力 仍在中国战场作战。1941年 12 月 3 日,日本大 本营在《大陆命第 575 号》命令中,规定日本中国 派遣军的总目标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迅 速处理中国事变”。总任务是在华北、京沪杭地区 的占领区加强“治安战”,“迅速恢复治安”,对国民 政府“加强封锁,摧毁其抗战企图”,“确保重要资 源地区,努力培养我战力”,“实施对华谋略,促使 抗日势力的衰亡”,在武汉地区发动进攻作战,“努 力摧毁敌人的抗战力”,在广州地区扩大对沿海的 占领。⑦ 根据这一命令,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不 仅要在各方面自给,而且还要从占领区攫取更多 的物资,支援太平洋战场。1942 年 3 月 19 日,日 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在上奏中提出,“在形势许 可的情况下,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断然为解决 中国事变而迈进,以图迅速解决之。 ”他提议,“在中国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作战目的是: 或能歼 灭敌之中央军,或能攻占对重庆政府构成直接威 胁的战略要地,或使重庆政府进一步丧失统制力, 策动其各军分裂、崩溃”。他强调,对日本在华占 领区进行“清乡工作”,“根据清乡工作的扩展,彻 底提高占领区的治安”。为此,要从其他地方抽出 若干兵团,同在华日军一起进行大规模作战,歼灭 国民党中央军。 4 月 6 日,杉山元在上海向畑俊六做了进一 步说明。杉山元指示说,“在目前时局下,中国事 变的处理着眼于歼灭敌军,摧毁敌抗战力, ……彻 底肃正治安,进而通过政略、谋略的运用,加强经 济压迫,消磨敌之抗战意志。尤其是在切断缅甸 援华道路后, 击溃敌骨干兵团, 其意义极为重 大。”①他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就这次作战进行研 究。5 月 16 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边盛武中将 到南京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传达日本大本营的意 图。田边盛武指出,日本在南方的作战已大致告 一段落,要利用南方作战的成果,努力解决中国问 题。为此,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研讨“西安作战” ( 简称 50 号作战)计划和“四川作战”(简称 51 号 作战) 计划,争取在 1942 年 9 月以后发动“西安作 战”,作战目的是: “歼灭西安地区正面之敌,攻占 西安及宝鸡附近要地,并努力切断西北通道,强化 对重庆政府的压迫态势,以支持政略谋略的推 进。 ”1943 年春季以后发动“四川作战”,作战目的 是: “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战果,伺机对四川平原实 施进攻作战,歼灭该方面中国抗战军队的主力,攻 占四川平原要地,以政略与谋略相结合,使重庆政 府屈服、崩溃或分裂。 ”②于是,“四川作战”计划的 制订便正式提上了日程。 二 1942 年 5 月 24 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 “西安作战”计划,准备集中 7 个师团、2 个旅团的 兵力进行“西安作战”。对“西安作战”计划,日本 华北方面军忧虑重重,内部发生激烈争论,不少人 认为不宜进行“西安作战”,其理由是: “日本华北 方面军正在全力剿共,以期迅速恢复治安,但如能 在增强兵力的有利情况下,也想歼灭西安方面胡 宗南的重庆嫡系第八战区军队。可是,当前第八 战区在与我军对峙的同时,也与延安的中共军队 对峙,只进攻西安反而对日本在华北的主要敌人 中共军队有利,因而下一步要考虑消灭延安”,“日

本同重庆方面虽一时相争,却有共存的性质。但 日本同中共势力之间是不容许共存的”,“日本华 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在于消灭延安。 ”③即是说, 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其主要敌人是中共军队,更 重视的是“延安作战”,而不是“西安作战”。在日 本参谋本部也有不少人对“西安作战”持反对意 见,认为如果只进行“西安作战”而不进行“四川作 战”,对解决中国问题效果不大。于是, 到 6 月, “西安作战”便合并到“四川作战”计划中,成为“四 川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此时,日本中国派遣军 对“四川作战”寄予了厚望。1942 年 6 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失利,日 本大本营估计,1943 年下半年以后,美英的军事 力量将逐渐增强。为此,必须在此前主动发动攻 势。在中国战场,日本参谋本部加紧制订“四川作 战”计划,6 月末,制订出“四川作战”(时称 51 号 作战,后改称 5 号作战)的基本方案。该方案要求 日本中国派遣军出动 16 个师团、2 个混成旅团、2 个航空师团的庞大兵力,分别从西安、武汉出发, 南北两路夹击四川,“歼灭敌中央军主力,攻占重 庆,并占领四川省”。④ 对这一方案,日本陆海军 中央部、日本中国派遣军经过多方研讨,深感困难 重重,但为了取得战争主动权,也不愿放弃冒险一 试的机会。8 月25 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目 前形势下的陆军作战准备》中指出,拟于 1943 年 春在中国战场出动16 个多师团的兵力发动“四川 作战”(即 5 号作战) ,“这次作战的目的,是歼灭敌 中央军主力,并攻占四川省的要地,摧毁敌抗战根 据地,促进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 ”为了进行“四川 作战”,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将中国( 不含东北 地区) 的日本作战兵力从61 万人增加到 97 万人, 即增加 36万人。其中,从日本本土抽调 12 万人, 从中国东北抽调 18 万人,从太平洋战场抽调 6 万 人。日本中国派遣军新组建第五方面军,下辖第 一、第七、第二十八军共 11 个多师团的兵力,其中,第一、第七军担任沿山西潼关、陕西汉中、四川 广元一线,进攻成都,占领四川;日军第二十八军 沿河南郑州、湖北襄樊一线,从重庆北部进攻重 庆;武汉地区的日军第十一军沿湖北宜昌、四川万 县一线,与日军第二十八军相配合,从东面进攻重 庆。作战时间预定为 1943 年春季以后。① 9 月 4 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同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 长河边进行了恳谈,传达了“四川作战”计划。由 于日本陆军主力长期对华作战,仍只能维持战略 相持局面,现在岂能以重兵进攻四川? 长期在中 国战场指挥作战的河边对“四川作战”深表疑虑, 他反问到,“大本营对 5 号作战使用兵力预测的基 础如何? ”“同进攻武汉时相比使用更大规模的兵 力进攻四川可能吗? 其结果只是占领点和线吧! ” 但日本大本营仍坚持原案。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 长田中新一中将在回忆录中写到: “我作为第一部 长,决心排除万难实施 5 号作战。那是由于我认 为在战争最后阶段决定性的力量仍是控制中国大 陆,而且立足于必须坚决防止中国大陆成为美国 空军基地。同时,考虑到控制中国大陆对印度和 西亚诸国带来影响,这是在促进战争结束方面目 前的重要方策。 ”9 月 6 日,河边返回南京向畑俊 六做了汇报,其要点是: 一、美国战力日益增强,而 日本军需生产供不应求。为确保南方作战成果, 要先瓦解英国,再使美国丧失战斗意志,争取在西 亚与德意会师,对苏联采取既定方针,期待在今明 年内结束战争。在此期间,为瓦解重庆政权而发 动进攻,时间视形势而定,但要着手准备。二、进 攻四川的作战完全是一种赌博行为,以此打开局 面是一种悲壮的决心。因为日本的国力关系到同 美作战问题,所以虽不允许将宝贵的军用物资用 于对重庆作战,但作为穷极之策,陆军中央同意进 攻四川。9 月 9 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 俊六召开军事会议,要求迅速准备“5 号作战”演 习。 9 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瓜达尔康纳尔岛 争夺战中遭到重创,导致太平洋战场战况开始向 不利于日本方面转化,使日本大本营对“四川作 战”计划产生了怀疑。9 月下旬,日本参谋本部通 知日本中国派遣军,“四川作战”延期到 1943 年 7 月。11 月,日本在瓜岛战役中再遭重创,形势对 日本更加不利,不得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到太 平洋战场。日本大本营认为,美国暂时难以从中

国大陆发动大规模反攻,日本只有竭尽全力在西 南太平洋作战以打开局面,为此,须中止“四川作 战”准备。11月 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作战课长 宫野大佐就“四川作战”计划到日本参谋本部进行 了恳谈。11 月 7 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边盛武 中将托宫野大佐转告通知日本中国派遣军: 按照 参谋本部的意见,“关于 5 号作战问题,经过各种 研究之后,由于全盘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有关船舶 及国家物资动员(预计可获得的军需品数量锐减) 的问题,判断在 1943 年实施此作战至为困难,此 问题当于最近研究后另行指示”,“当前,日本全军 的状况是,不仅不能向中国增加兵力,而且还不得 不考虑将来要从中国向其他方面转用部分兵力和 物资。 ”12 月 10 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在向天 皇上奏中指出,“根据全面情况,当前不仅不能向 中国增加兵力和物资,反而要抽出一部分兵团、部 队转用于南太平洋及其他方面。当前,应在上述 范围内,根据现在的任务进行作战,尤其要努力提 高占领区的治安。 ”同日,日本参谋本部在给日本 中国派遣军的《大陆指第 1367号》命令中指出,停 止“四川作战”准备。据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畑俊六在 1942 年 12 月 13 日的日记中写到,“大 本营判断,凭借大东亚战争初战成果,能得以完成 不败的态势,企图进入印度洋同德意联络。原来 判断美国从明年下半年反攻,但却意外地提早反 攻,不仅在所罗门方面,最近在新几内亚、帝汶方 面也企图反攻。如果放弃所罗门,日本海军联合 舰队也就失去了根据地而后退,不仅不能完成不 败的态势,而且必定处于守势。可以预料,美军将 在婆罗洲、菲律宾方面反攻,日本将举全力确保所 罗门、帝汶一线”,“由于明年全年对中国方面不能 补充兵力、资材和补给,明年在中国的进攻作战一 律中止”,“形势如此急剧变化,极不愉快,但从全盘形势来看,别无良策。 ”从畑俊六的日记中可 以看出,中止“四川作战”计划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 是由于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持久抗战,日 本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进退两难,仅靠日 本中国派遣军则无力发动“四川作战”,“四川作 战”计划便被迫搁置。二是太平洋战场正在发生 战略转折,从 1942 年 6 月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因 战败而丧失制海权,到 12 月瓜岛争夺战屡屡失 利,日本正在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将面对美 国在西南太平洋到东南亚一线的反攻,这比日本 大本营的预期要早得多,打乱了日本企图利用太 平洋战争初战成果,在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以结 束中日战争的战略计划,使日本无力实施“四川作 战”计划。 1943 年 6 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转入守势, 估计美军即将开始发动大规模反攻,便企图在美 军攻势到来之前建立“不败态势”。其中,关于在 中国战场的作战,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在研讨时 出现了严重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日本面临美国在 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应重在研究在太平洋的防卫, 即使想解决中国问题也不会有成效; 另一种意见 认为,应在中国进行“四川作战”,因为“不能形成 自强必胜的态势,就是战败的前提”,还是以进行 “四川作战”为好,因为重要的是目标明确,认清能 否确实使重庆脱离美英,蒋介石虽不致于举手投 降,但其部下将领四分五裂,这就意味着美国将无 法利用中国。讨论的最后结论是: “对华作战不宜 操之过急,必须避免鸡飞蛋打。 ”日本参谋本部 深知要在中国进行“四川作战”,是心有余而力不 足,于是,只能伺机而动,不敢贸然行动。 1945年初,日本中国派遣军取得“一号作战” ( 中国称“豫湘桂战役”)胜利后,总司令官冈村宁 次大将再次提出“四川作战”计划。1 月 1 日,日 本中国派遣军在《关于今后作战指导的意见》中指 出,如果进行“四川作战”, 蒋介石政权将极为动 摇,现在正是对蒋介石政府军各个击破的最后机 会。因为估计美军将于今年中期在中国东南沿海 登陆,那时,蒋介石政府亦恢复了战斗力,将与美 军相呼应在中国西部发动攻势,使日本中国派遣 军处于东西两线夹击之中。为避免东西两面作 战,同时也为了将美军吸引到中国大陆,有利于日 本本土决战,现在应乘胜发动“四川作战”,“攻占 四川省要地,防止重庆军队的总反攻于未然,同时

也使重庆政权崩溃”。1月5日,日本中国派遣 军总参谋长松井中将到东京向大本营建议,“估计 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进攻的时间约在今年中期以 后,要在美军进攻之前进攻四川,攻占重庆”。日 本中国派遣军认为,抵抗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 美军进攻较之进攻四川要困难得多,因而主张先 进行四川作战。日本参谋本部虽然认为日本中国 派遣军的分析判断有道理,但此时,日军在菲律宾 战败,估计美军下一步将在中国沿海登陆,要求日 本中国派遣军首先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做好防御 准备。日本大本营紧急研讨新的作战计划,提 出了两种作战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继续努力进行 决战,消耗盟军战力,同时使“日、满、华”地区要塞 化; 第二种方案是放弃目前的决战,立即退守重要 地区,全力进行长期战争。经过辩论,多数人认 为,不进行决战就不可能进行长期战争。于是日 本大本营便采纳了第一种方案,提出了《以 1945 年中期为目标的战争指导草案》,决定“帝国依然 继续进行决战,争取战局的好转,并迅速确立以日 满华为基础的积极防卫态势,坚决实现长期持久 战争。 ”1月 20 日,日本大本营制订《帝国陆海军 作战计划大纲》,确定新的作战方针: 以粉碎美军 的攻势为作战重点,确保和维持与战争有关的重 要地区,挫败盟军的战斗意志,达到战争的目的。 作战计划是: 一方面加强日本南部诸岛和中国东 南沿海兵力,阻止美军进攻; 另一方面加强日本本 土防卫,建立以日本本土为中心的防御体系。这 表明,日本大本营作战重点是阻止美军进攻。1 月 22日,日本大本营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下达《大 陆命第 1228 号》和《大陆指第 2363号》命令指出, “大本营的意图是击退正在反攻的敌人,尤其是美 军,确保以皇土为核心的国防要地,摧毁敌人的战 斗意志。 ”此后,日本处在中美苏盟国的包围之中,四面楚歌,已无还手之力,至此,日本“四川作战”计划便寿终正寝。 纵观日本“四川作战”计划的酝酿、提出和破 产的全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四川作战”计划 制订的目的,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是为了利用太平 洋战争的初战胜利成果,攻入中国大后方,迫使中 国屈服,以结束中日战争,将中国变成日本同美国 决战的后方基地。但日本实施“四川作战”计划, 仅靠在华日军的兵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其 他方抽调大量陆军,这就增加了日本实施“四川作 战”计划的难度。当日本在瓜岛战役中失利,在太 平洋战场转入防御,不得不退守“绝对国防圈”时, 日本对“四川作战”计划逐渐丧失了信心,最终放 弃了日本“四川作战”计划。由此观之,日本“四川 作战”计划破产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战场的 持久抗战的结果。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 发时,日本陆军在太平洋战场仅 10 个师团,而在 中国战场达 35 个师团,如果发动“四川作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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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兵力本来就不敷使用,还要抽 调 6 万兵力到中国战场, 实际上完全不可能。 1942 年 12 月,当日本在瓜达尔康纳尔岛作战中 失利时,日本不仅不能向中国增加兵力,反而决定 从中国抽出一部分兵力转用于南太平洋及其他方 面,这就使日本“四川作战”计划未及实施,便胎死 腹中。二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作战,使日 本顾此失彼。历史证明,打败日本法西斯是中美 英苏等盟国合力打击的结果。日本“四川作战”计 划的破产,是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互相支持,互 相援助的结果,是战时中美合作的典型一例。

[胡德坤: 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邮编: 430072] [责任编辑: 蒋　梅]

( 上接第 96 页)从监察院提案弹劾到政务官 惩戒会决议被否,王正廷被弹劾案历时两年 4 个 月,此案的不了了之,既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 中。出意料之外,是因为在法理上,王正廷的被付 惩戒决定是在经历了全部合法程序后,由党政两 方面的政务官惩戒机构所共同审核议决而形成 的,然其最后却是与前决议截然相反的结果,如从 国民党党国体制下权力行使的规则角度来考量, 这样的结局显然是十分“出格”的,甚至可被视为 对国民党党国运作机制的一个嘲弄。然而,此结 局其实又在情理之中,因为前述种种法规和章程 都只是国民党“党治”体制权力结构的外化表现。 由于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政权乃一以“党治”名义

行之的独裁政体,在这一政体中党权与“领袖权” 被混为一体,在“朕即党”的“人治”观念下,权力制 衡只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影响,通行的主要是隐伏 于制度层面下权力运作的“人治”规则。而起最后 作用的,不仅不是监察部门,甚至也不在党的中枢 机构—中政会、中监会、抑或中常会,而在于凌驾 于所有这些部门之上却真正握有实权的领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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