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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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进攻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华作战采取速 战速决战略,以期在短时间内一举灭亡中国,结束战争,再准备北进、南进战略,夺取亚太地区霸权。按 照日本当局的预测,日本发动华北会战、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后,中国就会屈服,就会出现结束战争的机 会。但同日本的预测相反,中国并未屈服,仍在继续进行抵抗。为达到使中国政府屈服的目的,日本立 即策动新一轮攻势,发动以武汉会战为主体的一系列作战,并辅之以政略、谋略攻势,企图制造新的结束 战争的机会,避免陷入中日长期战争的泥潭。日本发动武汉会战大致可分两大阶段: 一是政略攻势,二 是军事作战。

一 武汉会战的第一个阶段是日本对华政略攻势,即日本利用攻占南京的军事胜利对华发动强大的政 略、谋略攻势,以期迫降中国政府,并同时进行武汉会战的军事准备。 攻占武汉是日本当局的既定方针。自“七·七事变”始,日本接连发动了华北会战、淞沪会战和南京 会战,以制造迫降中国、结束中日战争的机会。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本攻占南京后,中国政府仍无屈 服的迹象。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当局将对华政略攻势提上了日程。12 月 14 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指 出: “进攻南京,是为了促使中国方面回到日华提携的道路上来。但国民政府毫无反省之意,因此,日本 决心通过对亲日政权的提携、对抗日政权彻底惩罚等方式,从根本上解决日华关系问题。由此,应彻底 认识到,真正的对华长期政策自今日始。 ”[1](第 468 页)日本政府的声明很明显是借南京作战的军事胜 利,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反省”,诱导其走向对日屈服之路。为此,日本当局将对华交涉提上日 程。又由于日本攻占了南京,因而对中国交涉的要价更高了。12 月21 日,日本内阁会议在《关于日华 交涉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中,提出了新的对华谈判条件,其基本条件是: ( 1)中国放弃容共和抗日、满 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 ( 2)在必要的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内设立特殊机 构; ( 3)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合作协定; ( 4)中国应给日本以必要的赔偿。其具体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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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 ( 2)中国放弃排日反满政策; ( 3)在华北及内蒙设置非武装地带; ( 4)华北在中 国的主权之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应设置适当的机构,赋予广泛的权限,特别是实现日、 满、华经济合作; ( 5)在内蒙古设置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相同。( 6)中国须确立防共 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的实施予以协助; ( 7)在华中占领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上海地区,日、华 合作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 ( 9)日、满、华三国在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讯等方面,应签订必 要的协定; ( 9) 中国应给日本以必要的赔偿。日本要求中方在年内答复[ 2 ](第 380, 381 页)。日方提出的这 些条件,其实质,一是分裂中国,二是变中国为其独霸的殖民地。26 日,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将日方 条件转达给中国政府后,27 日便遭到中国政府的严词拒绝。 12 月 24 日,日本内阁会议制订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指出,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帝国政府切 望南京政府迅速放弃其抗日容共政策,与帝国合作, ……若南京政府有所反省,而当与之共谋收拾时局, 但南京政府仍标榜长期抵抗,毫无反省之意。 ”“有鉴于此,今后不一定期望与南京政府谈判成功,而继续 寻求收拾时局的其他途径,并与军事行动互相配合,对事态的进展做好准备,以应付南京政府的长期抵 抗。 ”[2](第 381 页)这一文件表明,日本当局此时已感到很难达到使中国屈服的目标,因而对华进行政略 与战略两手准备: 一是以政略手段,通过对华谈判达到使中国屈服的目标; 二是谈判不成则准备以战略 等手段应对中国的持久战。鉴于中国政府迟迟未于年底前正式回复日本的谈判条件,日本当局恼羞成 怒。1938 年 1 月 11 日,日本御前会议制订了《中国事变处理根本方针》,明确指出,“如现中国中央政府 能断然悔悟过来,诚意求和,”仍可谈判。“如现中国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 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 ”“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 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 ”[ 2 ](第 385-386 页)这一文件表明,日本对华政策在政略与战略之间,重心已转向 战略的一方。当收到中国政府关于回绝日方谈判条件的正式复文后,1 月 15 日,日本当局迅速召开了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停止对华交涉。16 日,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史称第一次近卫声明,宣称“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反省的最后机会,一直等 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 ……因此,帝国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 中国。 ” 在国际法上只有承认和否认某国某政权,未曾有过不以某国某政权为对手的先例,因此,日本政 府的声明引起了种种猜疑。为掩饰其失误,18 日,日本政府又发表补充声明,称“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 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权更为强硬。本来,从国际法上来说,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就可 以达到目的,因为尚未到达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时期,所以,这次开国际法上的新例,在否认国 民政府的同时,将它彻底抹杀掉”[2](第386-387 页)。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是日本攻占南京后制订的新的对华政策,其涵义是: ( 1)不以国民政府为对 手进行交涉; ( 2)不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 3)在中国另行扶植亲日政权; ( 4)将采取措施使国 民政府崩溃或将其并于新扶植的亲日政权下; ( 5)将采取措施应对国民政府长期作战。按照这一方针, 日本当局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制订新的政略与战略。1938 年 1 月 20 日,日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 起草了《昭和 13 年( 1938 年)以后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提出其基本方针是: “首先继续指导当前 的对华持久战争,同时,断然推行昭和军制建设和整顿、加强国家整体力量,完成对苏中两国的战争准 备。在此期间,继续注意和处理苏联的动向,同时,运用政略与战略迅速结束对华战争。 ”该计划约用 4 年时间完成。在政略方面,通过扶植“新政权”,恢复占领区的“治安”,诱导蒋介石政权与“新政权”合流, 导致对华战争的结束。外交方面,要加强同轴心国的联系,要同美国保持亲密关系,并避免刺激英国和 苏联。在战略方面,对华采取消极持久战,特别是要减少战力的消耗,促进对苏、中两国的战争准备。要 达成上述目标,就要建立“昭和军制”,使陆军达到 60 个正规师团、30 个临时师团,空军 250 个中队。军 事方面的人力总动员为 600 万人,工业交通方面的人力总动员为 400 万人,战略物资方面总动员指标 为: 钢材 1300吨,煤炭 1. 1 亿万吨,飞机 1 万架,卡车 10 万辆 [ 3](第 143-156 页)。2 月 16 日,日本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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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自昭和13( 1938)年 2 月至同年夏,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指导要纲》,要求在华日军“确保在华的现占 领区,谋求其安定。同时,为了同苏、中两国作战,要完成我军的实质性准备。 ”[1](第 486 页) 2 月 18 日,日 本取消华中方面军,设立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由畑俊六任司令官,准备武汉会战。 第二,消化与巩固已占领地区,建立对华作战的基地。其重点是扶植和建立各级傀儡政权,通过傀 儡政权控制和统治占领区。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已攻占我国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大片领土,以少兵 临大国的日本,在未消化和巩固占领区前,是不敢冒险继续推进的。为此,日本每占领一地,就迅速寻找 亲日分子,拼凑傀儡政权。日本关东军占领察哈尔、绥远、山西北部等地后,1937 年 9-10 月,先后建立 了“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等伪政权,在此基础上,又于 11 月 22 日成立 “蒙疆联合委员会”,成为“七·七事变”以来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建立的第一个较大的伪政权。在华北,日 本华北方面军积极扶植华北傀儡政权,得到陆军省同意。日本陆军省进而提出先成立省级政权,然后成 立联省政权,待华中联省政权成立后,再成立统一的全国性伪政权。按照这一设想,1937 年 12 月 14 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炮制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在北平成立,由大汉奸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在华中,日本华中方面军先后建立了“上海市大道政府”、“南京自治委员会”、“杭州治安维持会”等地方 伪政权。1938年 2 月 12 日,日本陆军省制订了《华中政务指导要纲》,要求日军在华中占领区,建立统 一的伪政权,以达到“维持治安”,“确立日华提携共荣的基础”,“促进蒋介石政权实质性的崩溃。 ”[1](第 496 页)按照这一方针,日本华中派遣军紧急拼凑华中伪政权,3 月28 日,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以统辖华中占领区的各地伪政权。至此,日本以日军为后盾,通过伪政权统治华北、华中占领区。 第三,完善国家总动员体制,进一步增强国力。1938 年 1 月 22 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第 73 次议 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指出,中国事变已进入新阶段,要达到战争的目的,需要完善国家总动员体制。为 适应战争的长期化,预算也要尽力保证军需品的充足发展。为准备对华长期战争,议会按照近卫的要 求,军费预算在原35 亿日元的基础上,增加了 49 亿日元,增幅达 140%,以保证对华长期战争的需要。 议会还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 “国家电力管理法”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法令达 86 个[4](第 83-91 页),加快了日本这架战争机器在侵华战争轨道上前进的速度。 总之,武汉会战前,日本当局利用南京会战的军事胜利,向中国政府发动了强大的政略攻势,妄图使 中国政府接受日方条件而结束战争。当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后,便将武汉作战提上了日程。应该说,这一 时期的对华政略攻势具有两方面的涵义: 一是迫降中国政府,二是进行武汉会战前的各种备战。在这个 意义上说,南京会战后日本对华政略攻势也属于武汉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武汉会战是日本对华战略进攻的最后一战。南京会战后,日本当局在对华发动战略攻势的同时,积 极进行武汉会战的军事准备。武汉会战亦分两个阶段: 一是武汉外围战,二是武汉作战。 武汉外围战的目标是攻占武汉外围地区,时间始于台儿庄战役。早在 1937 年12 月,按照日本参谋 本部命令,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发动山东作战,至 1938 年 1 月中旬,相继攻占济南、青岛等地,控制了 山东省大部分地区,企图打通津浦线,将华北、华中占领区连成一片。为阻止山东日军沿津浦线南进, 1938 年 2 月,蒋介石命令驻守徐州地区的中国第五战区在津浦线北段发动攻势,收复济宁等地。日军 第五、第十师团也进行反攻,于是中日军队在津浦线山东段展开激烈的争夺战。3 月 13 日,日军第二军 命令第十师团南下占领运河以北地区,第五师团从临沂进攻峄县,配合第十师团作战。为阻止日军南 下,中国第五战区派出重兵阻击日军。3月 12 日,中国军队在临沂同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 1 个多旅 团兵力)进行激战,直到月底,坂本支队仍未能走出临沂,导致第十师团濑谷支队( 1 个多旅团兵力)孤军 深入。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突破中国军队防线,相继攻占滕县、临城、韩庄、峄县等地,逼近台儿庄。 台儿庄属山东峄县,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徐州北面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3 月 22 日,日军 濑谷支队先遣队向台儿庄发动进攻,被中国守军池峰城第三十一师击退。日军恼羞成怒,接连发动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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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多次进入市区,又被中国军队逐出。日军坂本支队奉命增援,在台儿庄东部遭到中国军队围攻,被迫 突围。4 月 4 日至 6 日,濑谷支队也遭到中国军队包围,被迫突围。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遭到惨败。是 役,日军死伤达 11984 人[ 5 ](第 41 页)。 日军在台儿庄战役的受挫,使日本大本营发现徐州地区中国军队仍有很强的战斗力,对华北、华中 日军都有威胁,若将华北、华中占领区连成一片,就必须进行徐州会战,歼灭中国军队主力。徐州为苏北 重镇,位于津浦线与陇海线交汇处,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南京失陷后,徐 州便成为阻隔南北日军会师、牵制日军向武汉进攻的战略地带。台儿庄战役取胜后,蒋介石进一步充实 第五战区兵力,准备在津浦线同日军作战。4 月 7 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 84号》,下令日本华北 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协同作战,南北夹击徐州地区的中国军队。同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下达《大陆指 第 106 号》指令,所附《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指出,华北方面军以约 4 个师团的兵力向陇海沿线发 动攻势,为此,以主力攻击徐州附近之敌,以约 1个师团攻击兰封—绥德一线敌军的退路; 华中派遣军以 约2 个师团兵力从南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为此,攻击津浦沿线地区,努力切断敌军退路。作战时间 预定于 4 月下旬[ 6 ](第 245-246 页)。 根据这一命令,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分别制订了徐州作战计划。5 月上旬,日军发动徐州 作战,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徐州战略地位虽然重要,但却无险可守。中国守军在徐州外围战中进行了 顽强阻击,但未能阻止日军合击,5 月中旬,南北两路日军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此时,中国军事当局及 时决定第五战区突围,以保存有生力量。第五战区将 40 万大军化整为零,分别突围,至 21 日,顺利撤至 豫南和皖北。日本大本营命令日军沿陇海线两侧乘胜向西追击,进入皖北和豫西。6 月上旬,日军进至 开封,逼近郑州。如果郑州失陷,日军将沿平汉线长驱进击武汉。为阻止日军南下,中国当局下令引黄 河之水阻止日军。6 月 9 日,中国军队在新郑北面的花园口掘开黄河堤防,滔滔黄河水奔泻而出,淹没 豫、皖、苏三省大片地区,以沉重的代价迫使日军退却。 徐州作战以日军的胜利而告结束,但其消灭中国第五战区军队主力的目标未能实现,日军承认“战 果之微,出乎意料”[7](第 542 页)。然而,日本通过徐州作战将华北、华中占领区联成了一片,为进攻武汉 形成了有利的战略态势。实际上,日本大本营在攻占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武汉、广东会战,在进行徐州作 战时就考虑到进行武汉会战,并将广州作战(主要是切断中国的补给线)一并进行。日本大本营认为, “进行武汉作战是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这是陆军的一致看法。陆军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攻 占武汉、广东,就能统治中国。如果这次作战胜利,可以说用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目标就能实现一大半。 海军也认为,控制了中原,就能实质性地统治中国。由于国民政府大部分机关迁往重庆,为了轰炸重庆, 必须占领武汉地区。如果进行武汉、广东作战需投入陆军主力,以现有兵力作战是可能的。日本大本营 预计苏联不会参战,但对武汉、广东作战再加上政略、谋略的作用,能否使蒋介石政权屈服,没有把握。 [7] (第 546 页)由此观之,进行武汉、广东作战的主要目的是要迫使蒋介石政权屈服,但大本营对此缺乏自 信。尽管如此,大本营无计可施,也只有走这一着棋了。6 月 15 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进行武汉作战。 根据御前会议决定,6月 24 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制订了《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要求集中国力直 接解决中国事变,以此为前提,使对内对外政策一切适应于此[2](第389-390 页)。 日本进行武汉会战最重要的准备是军事准备。早在 1925 年日本就制订出武汉作战计划,1938年 4 月,日本大本营在制订武汉作战计划时,也是在原计划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即华北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华 中日军沿长江西进,两路夹攻武汉。此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造成日本 华北方面军占领区“治安不良”,日本华北方面军“因治安肃正力不从心”,又因黄河决堤交通不便,只能 “以佯动牵制敌军。 ”[7](第 544 页)这一始料不及情况的出现,迫使日本大本营修改武汉作战计划,放弃华 北日军南下计划,而由华中派遣军沿长江西进进攻武汉。6 月 18 日,日本大本营下令进行武汉作战准 备。7 月 31 日,日本大本营制订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领》,决定在秋季进行武汉、广东作 战,“捕捉结束战争的机会”。武汉作战的目的是“摧毁蒋介石政权最后统一的中枢———武汉三镇,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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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徐州作战以来就着手建立的黄河至长江间的( 对华)压制圈。 ”“本次作战对敌军打击越大,其价值就越 高。 ”为此,进攻武汉时,应对配置在该地的中国军队以“最大的损害”,然后限制战局扩大,在武汉附近配 置若干机动兵团,形成持久战的态势。 [6](第 269 页)为进攻武汉,日本投入了重兵。当时陆军总兵力为 34 个师团,其中,华中派遣军就达 14 个师团,占其兵力的 41%,用于武汉作战的兵力达 9 个师团,占其总 兵力的 26. 5 %,可以说是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是一次性投入兵力最多的战役。日军分两路进攻武汉,第 二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亲王中将) 4 个师团在安徽合肥集结,沿大别山向鄂北、豫南推进,从北面包 围武汉,担任配合作战; 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 5 个师团在江西庐山集结,沿长江和长江南岸 向武汉推进,从东面和南面包围武汉,担任主攻作战。8月 22 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 188 号》命 令: “华中派遣军同海军相配合,攻占武汉附近要地”,“华北方面军努力牵制敌人,策应华中派遣军作 战。 ”[6](第 271 页)日军第二、第十一军分两路同时向武汉推进。 武汉地处中原,为纵贯南北的平汉线、粤汉线和横穿东西的长江的连接点,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战略 地位十分重要。南京会战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武汉便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为此,国民 政府十分重视武汉会战,决定李宗仁第五战区驻守大别山地区,陈诚第九战区驻守庐山地区,利用险峻 山地阻击日军。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最初为 30个师,后逐步增加到 129个师,约 110 万人,是全面 抗战以来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 8月 27 日,日军第二军分南北两路发动进攻: 北路沿安徽六安至河南光州一线向信阳推进,切断平 汉线; 南路沿安徽霍山至湖北麻城一线向武汉北面推进。两路日军均遭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伤亡惨 重。如信阳作战中,中国军队重创日军第十师团,日军第三十九联队从出发时的2800 人减少到不足 800 人。 [5](第 147 页)在大别山作战中,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苦战 1 个多月,死伤 4400 多人。 [ 5 ](第151 页) 10 月 16 日,日军攻占信阳,后沿平汉线南下时在桐柏山又遭中国军队阻击,直到 26 日武汉沦陷后才 进入湖北。进攻大别山的日军直到 25 日才突破大别山防线。 8月 30日,日军第十一军兵分三路从江西九江向武汉推进: 北路沿长江北岸,中路沿长江南岸,同 时向武汉推进; 南路通过庐山,沿德安、永修一线推进,攻击中国第九战区主力部队。日军第十一军的进 攻同样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在庐山,从 8 月至 11 月,中日两军打得难解难分。9 月 25 日,日军 第一零六师团在庐山马回岭遭到中国军队阻击,死伤续出。10 月 8 日,师团司令部向军司令部紧急报 告: “师团正面之敌,一到夜晚依然向师团四周进行数次反击,师团逐渐处于被包围状况。 ”[5](第174 页) 日军派出多支援兵,直到 10 月 17 日才突破重围。9 月 26 日,日军第一零一师团在庐山南麓向德安推 进时,遭到中国军队阻击,死伤甚多,连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也身负重伤。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日军第 一零一、第一零六师团几乎失去了进攻能力。但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等援军投入作战后,突破中国军队防 线,于 10 月 27 日攻陷德安。长江沿岸作战中,在湖北田家镇,日军今村支队遭到中国军队夹击,死伤 1 150人[5](第 158 页)。田家镇失陷后,武汉已无险可守,日军长驱直入,第六师团沿长江北岸推进,于 10 月 24 日攻占武汉西北郊的黄陂。10 月 25 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武汉东郊的葛店。与此同时,日军第 九师团攻占咸宁,切断粤汉线,逼近武汉南郊。至此,日军三面包围了武汉。由于武汉无险可守,中国军 事当局已令守军撤出,武汉实际上是一座空城。26 日,日军第六师团进入汉口,日军波田支队进入武 昌。27 日,另一支日军进入汉阳,至此,武汉三镇陷落,历时 3 个月的武汉会战结束。 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规模最大的战役。日军虽取得了会战胜利,却 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死伤达35500 人。 [ 8](第 295 页)同时,日本既未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也未使中国政 府屈服,更未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远未达到其战略目标。 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初期日本对华战略进攻的最后一战,也是日本对华战略进攻的完成与终结。 以武汉会战为起点,日本终于深深陷入中日长期战争的泥沼而难以自拔。武汉会战则成为日本侵华战 争从战略进攻到战略相持的转折点,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转折点,在中国抗日 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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