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发展是六朝时期江南社会经济进步 的重要基础, 北方先进农业技术因黄河流域人 口南迁而传入江南为六朝江南农业发展的原因, 这似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这一时期南方是否 实行文献记载中的 “火耕水耨” 耕作方式, 这 一耕作方式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则学界并未达 成一致意见;又北方旱作技术对六朝南方农业 的影响, 学人亦缺乏翔实的论证。本文就此略 作讨论。
一、 关于 “火耕水耨” 稻作 技术的理解
《史记·货殖列传》 叙述西汉前期长江流域 农业生产落后状况时说:“总之, 楚越之地, 地 广人希, 饭稻羹鱼, 或火耕而水耨。 ” 关于 “火 耕水耨”, 唐张守节 《正义》 说:“言风草下种, 苗生大而草生小, 以水灌之, 则草死而苗无损 也。耨, 除草也。 ” 同书 《平准书》 亦称:汉武 帝时, “山东数被河灾, 及岁不登数年, 人或相 食, 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 诏曰:`江南火耕
水耨, 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 欲留, 留处。 '” 刘宋裴马因 《集解》 引东汉应劭说法:“烧草, 下 水种稻, 草与稻并生, 高七八寸, 因悉芟去, 复下水灌之, 草死, 独稻长, 所谓火耕水耨 也。 ” 从文意上看, “火耕水耨” 是一种当时南 方普遍采用的同时也是粗放的稻作生产方式。 《盐铁论·通有篇》 亦说荆扬地区 “伐木而树谷, 燔莱而播粟, 火耕而水耨”。 《隋书》 有关篇章叙南方农业生产, 亦概括 为 “火耕水耨”。该书 《食货志》 说:“晋自中 原丧乱, 元帝寓居江左, ……而江南之俗, 火 耕水耨, 无有蓄积之资。 ”[ 1 ]( P. 673) 《地理志下》 亦说:“江南之俗, 火耕水耨, 食鱼与稻, 以渔 猎 为 业, 虽 无 蓄 积 之 资, 然 而 亦 无 饥 馁。 ”[ 1 ]( P. 886)我们当然不能据此判断隋代江南经 济社会状况与司马迁时代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 正确理解 “火耕水耨” 的确切含义, 成为了解 六朝时期南方农业发展水平的前提。日本学者 西山鸟定生曾结合 《齐民要术·种稻篇》 等相关史 料, 详加讨论, 认为 “火耕水耨” 插秧技术采 用之前, 南方稻作中实行的一种一年休闲的直播条列方法, 从西汉至南朝末乃至中唐以前一 直沿用。① 《齐民要术·种稻篇》 说: 稻, 无所缘, 唯岁易为良。选地欲近 上流。三月种者为上时, 四月上旬为中时, 中旬为下时。先放水, 十日后, 曳陆轴十 遍。地既熟, 净淘种子, 渍经三宿, 漉出; 内草 中 之。复经三宿, 芽生, 长二分。 一亩三升掷, 三日之中, 令人驱鸟。稻苗 长七八寸, 陈草复起, 复须薅。薅讫, 决 去水, 曝根令坚。量时水旱而溉之, 将熟, 又去水。霜降获之。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没有理由认为 《要 术》 记载的水稻栽培法是一年休闲制, 而且 ……史籍中也找不到汉隋间水稻耕作法是一年 休闲制的可靠材料。 ” 并进一步认为早在魏晋以 前南方稻作中占统治地位的火耕水耨法已开始 受到挑战, “至迟在东汉以降, 南方广大地区的 水稻生产已开始突破火耕水耨的水平, ……六 朝时期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先进地区, 一种集 约程度远高于火耕水耨的新稻作方式已基本形 成, 火耕水耨已不再是南方水稻生产的代表性 农耕法。 ”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 六朝稻作业 新的耕作方法表现为陂塘灌溉、 牛耕、 除草、 施肥等技术进步, 甚至还可能出现了插秧技 术。② 亦有学者主张, “火耕水耨” 作为南方撂 荒制时期直播漫种的方式, 是与陂塘蓄水和农 田排灌设施工程相结合的一种稻作技术, 比更 为原始的刀耕火种已有相当的进步, 同时并不 能将其作为六朝南方唯一的水田农业技术, 当 时南方存在着比火耕水耨先进得多的、 以秧田 移栽为主要体现的水稻栽培法。③ 《齐民要术》 有关水稻的种植方法, 应也反 映了南方的水稻生产方式, “稻苗长七八寸, 陈 草复起, 复须薅。薅讫, 决去水, 曝根令坚”, 所说应即 “水耨”, 因而完全否定 “水耨” 在这 一时期曾普遍在生产中运用, 并不正确。针对 上述将 “火耕水耨” 视为稻作中的两个不可分 的环节, 对六朝时期江南是否曾实施过 “火耕 水耨” 加以完全肯定或否定的观点, 有的学者 主张将 “火耕” 与 “水耨” 理解为南方开发及 水稻生产过程中两种不同内容或者说可以单独 进行的农活。具体到 “火耕”, 又可分为垦辟山
泽与正常生产两种类型。垦辟山泽即是人们通 常理解的近代在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仍能见 到的 “火耕”, 乃是指放火焚烧树木杂草, 这一 古已有之的方法在六朝时期仍是南方地区开发 的重要手段, 并有大量史实作为依据;为研究 者忽视的正常生产型的 “火耕” 乃指在翻耕之 前放火烧掉上年干枯的稻杆和杂草, 具有除草、 施肥、 防止病虫害多方面的功效, 六朝时南方 水稻鲜见病虫害记录, 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产 量稳步上升, 均得益于 “火耕”。至于 “水耨” 即指在稻田有水的情况下除草与中耕, 不仅不 能说为落后粗放, 反而是南方水稻种植中 “精 耕细作” 的有机组成部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 还认为, 六朝江南水利设施的增加并不构成 “火耕水耨” 方法之外的一种 “先进的稻作方 式”, 只不过更好地解决了稻田灌溉问题, 扩大 了耕地数量。正常生产型的 “火耕” 技术六朝 以后逐渐消失, 不是因为水利工程的兴建, 而 是因为在人口增长压力下, 水稻一年一熟制被 一年两熟制或水旱轮作制取代, 留下稻杆杂草 以待来年烧田已难进行。至于中耕兼除草的 “水耨”, 则一直是稻作区农民一年中最辛苦的 农活。④ 我们认为, 作这样的理解, 更接近六 朝时期南方稻作的实际情形。需要补充的是, 当时南方山地开发中进行的旱作农业亦须砍伐 丛林、 杂草, 以火烧之, 所谓 “燔莱而播粟”, 不拘泥于 “火耕水耨” 所说全为稻作生产, 而 将其理解为南方山地与平原湖区两种生产方法, 或许更为全面。 虽然考古发掘业已证明, 早在汉代, 今广 东佛山、 四川新津即有插秧技术出现⑤, 但从 前引 《齐民要术·种稻篇》 所述稻作技术看,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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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 《广东佛山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 《考古》, 1964 年第9 期;刘志远:《考古材料所见汉代四川的农业》, 《文 物》, 1979年第 12期。
许辉、 蒋福亚主编:《六朝经济史》, 第 255 页～ 264 页,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简修炜、 庄辉明、 章义和:《六朝史稿》, 第 89～ 96 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 第 21 页,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类似的论点可参张泽咸对于汉唐 间 “吴越平原农业” 的全面叙述, 见氏作 《汉晋唐时期的农 业》 (上) , 第 280～ 332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西 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 第 132 ～ 166 页, 冯 佐哲等译, 农业出版社, 1984 年。
不见插秧技术的运用, “一亩三升掷”, 只能是 直接撒播。“ `水耨' 必须以插秧为前提”, “水 耨法的流行, 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水稻移栽法 的广泛实行” 等说法①, 并没有足够的史料可 以证实。晋人郭恭义在 《广志》 中说:“苕草, 色青黄, 紫华 (花)。十二月稻下种之, 漫延殷 盛, 可以美田, 叶可食。 ”② 但是否广泛用于稻 作中, 亦不甚清楚。至于有关史料中偶尔见到 的南方使用人畜粪肥记录, 亦很难说是用于稻 田施肥。 总的来说, 六朝时期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更多体现为湖泊与山林的开发利用, 体现为耕 地面积的扩大, 而不是稻作技术本身有长足的 进步。③
二、 六朝南方旱作农业的 兴起及其意义
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 北方旱作技术不仅 表现为以耕—耙—耢为中心的越来越精细的整 地活动, 还有粪肥使用、 垅作与轮作复种等内 容④, 而相关技术因人口迁移传入南方, 是六 朝时期南方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晋书·隐逸·郭文传》: 郭文字文举, 河内轵人也。……洛阳 陷, 乃步担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 之地, ……区种菽麦, 采竹叶木实, 贸盐 以自供。 [ 2]( P. 2440) “区种” 是北方汉代即已出现的在小块土地 通过精耕细作以增加收获量的旱作技术, 豆类、 麦亦是北方传统的主要粮食品种, 这是北方流 民南下传入北方旱作作物及种植技术的实例。 北方南下的个体流民或农户, 不可能有现 成的良田可供耕种, 而其经济力量亦不可能对 未开发的湖泊进行利用, 如果不投庇于富室成 为依附民, 则深入还未被圈占的山地, 开垦小 块土地以维生, 便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甚至 一些北来的大族, 由于南方土著大姓业已占尽 良田的背景, 也不得不深入浙东山地 “求田问 舍” ⑤。南方河流纵横、 湖泊众多, “饭稻羹鱼” 为早远形成的历史传统, 但长江流域亦有不少 丘陵、 山地, 这为旱作农业的发展留下了很大
的空间。或将稻麦轮作制是否普遍, 作为旱作 在南方农业经济中所起作用的重要依据, 我们 认为, 南方山地开发是江南总体开发中不可缺 少的一环, 而旱作农业又是南方山地开发的促 进因素, 也就是说, 旱作农业在这一时代对于 南方开发的真正意义, 表现为南方山地开发的 兴起, 而不是体现为稻麦轮作制的普遍采用。 山地开发当然也可以进行稻作, 但旱作亦 必不可少。谢灵运 《山居赋》 叙其始宁别墅中 的粮食作物时说:“阡陌纵横, 塍埒交经。导渠 引流, 脉散沟并。蔚蔚丰秫, 香粳。送夏 蚤秀, 迎秋晚成。兼有陵陆, 麻麦粟菽。候时 觇节, 递艺递熟。 ”[ 3]( P. 1760)其中有需要 “脉散沟 并” 的水渠灌溉的水稻, 也有不需要随时灌溉 的 “陵陆” 作物麻、 麦、 粟、 菽, 东晋南朝浙 东士族田园当大都如此。《陈书·陈宝应传》 称, 梁末大乱, 浙东饥馑, 候官 (今福建福州市) 人陈宝应 “自海道……载米粟与之贸易, 多致 玉帛子女, 其有能致舟乘者, 亦并奔归之。由 是大致赀产, 士众强盛”。 [ 4 ]( P. 486)福建多山地, 又是永嘉之乱后北方流民迁入较多的地区之一, 陈宝应能往浙东贩运米粟获厚利, 说明当地旱 作的粟, 产量也很大。因为小麦生长期适宜于 与水稻轮作, 其在南方的种植情况颇受研究者 重视, 但粟同样也是东晋南朝从北方传入并日 渐重要的旱作作物。朝廷用于赏赐的粮食除稻 米外, 粟亦常见⑥。如果说刘宋前期疆域及于 黄河南岸, 乃至梁末, 疆境亦及于淮汉, 朝廷 所赐之粟难遽断其产地的话, 那么, 除了上举 《山居赋》 及 《陈宝应传》, 我们确实还能找到 江南产粟的史证。《南齐书·良政·傅琰传》 称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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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何 德章: 六朝江南农业技术两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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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兹举数例:《宋书·武帝纪中》 记东晋末执政的刘裕下 令:“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 人赐粟五斛。 ” 同书 《孝武帝纪》: 孝建元年正月, 赐 “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粟帛各有差”;大明元 年正月, “赐高年孤疾粟帛各有差”;五年七月, “雨水猥降, 街衢泛溢, 可遣使巡行。穷弊之家, 赐以薪粟。 ”
王志邦:《东晋朝流寓会稽的北方士人》, 收于氏作 《六朝江东史论》, 第 47～ 66 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9 年版。
参郭文韬 《中国古代的农作制和耕作法》, 第 205～ 215 页, 农业出版社, 1981 年。
参拙文:《六朝南方开发的几个问题》, 《学海》 2005 年第 2 期。
《齐民要术》 卷 10 《五谷果 菜茹非中国物产者·苕》
引。
上引 《六朝经济史》, 第 283 页。
琰南齐初任山阴令, “二野父争鸡, 琰各问 `何 以食鸡 ' , 一人云 `粟' , 一人云 `豆' , 乃破鸡 得粟, 罪言豆者。县内称神明, 无敢复为偷 盗。 ” 山阴地当今浙江绍兴, 其地百姓食鸡之粟 豆, 理应是自家土地所产, 故山阴人贺琛能 “常往还诸暨, 贩粟以自给” ①。粟与稻生长时 间重合而性状耐旱畏湿, 自然是种植在 “陵陆” 之上, 不可能与稻轮作。 东晋南朝政权在发生大旱、 稻作因缺水难 以进行时, 敦促种麦, 对旱作在南方的扩大也 起了推动作用。 《晋书·食货志》 称: “太兴元年, 诏曰: `徐、 扬二州土宜三麦, 可督令 地, 投秋下 种, 至夏而熟, 继新故之交, 于以周济, 所益 甚大。昔汉遣轻车使者汜胜之督三辅种麦, 而 关中遂穰。勿令后晚。 ' 其后频年麦虽有旱蝗, 而为益犹多。 ”[ 2 ]( P. 791)据同书 《五行志中》:“元 帝建武元年, 扬州旱。去年十二月, 淳于伯冤 死, 其年即旱, 而太兴元年六月又旱。 ”[ 2 ]( P. 840) 因为扬州连续发生旱灾, 可能导致水稻欠收或 不能种植, 所以朝廷下令种麦, “继新故之交, 于以周济”。同书 《五行志上》 又称:“太兴二 年, 吴郡、 吴兴、 东阳无麦禾, 大饥。 ”[ 2]( P. 8098) 这当然是属于在原本稻作的土地上进行的暂时 性的旱作, 而不是从根本上改稻作为麦或稻麦 轮作。 朝廷因大旱而强调旱作, 刘宋时亦如此。 元嘉二十一年七月诏: 比年谷稼伤损, 淫亢成灾, 亦由播殖 之宜, 尚有未尽。南徐、 兖、 豫及扬州浙 江西属郡, 自今悉督种麦, 以助阙乏。速 运彭城下邳郡见种, 委刺史贷给。徐、 豫 土多稻田, 而民间专务陆作, 可符二镇, 履行旧陂, 相率修立, 并课垦辟, 使及来 年。凡诸州郡, 皆令尽勤地利, 劝导播殖, 蚕桑麻 , 各尽其方, 不得但奉行公文而 已。 [ 3]( P. 92) 大明七年九月己卯诏: 近炎精亢序, 苗稼多伤。今二麦未晚, 甘泽频降, 可下东境郡, 勤课垦殖。尤弊 之家, 量贷麦种。 [ 3]( P. 133) 元嘉二十一年诏书所谓 “淫亢”, 亦即大 旱。大明七年诏书所说 “近炎精亢序, 苗稼多
伤”, 在 《宋书·天文志四》 有这样的记录:“大 明六年正月, 月在张, 犯岁星。占曰:`民饥流 亡。 ' …… 明年, 扬、 南徐州大旱, 田谷不收, 民流死亡。 ”[ 3 ]( P. 752)这些史料说明东晋南朝政府 在属于江南地区的南徐、 扬州浙江西属郡或 “东境郡” 推行麦作, 并非因为旱作比稻作省功 且收效大, 具有明显的优势, 而是应对旱灾采 取的特殊救荒措施。元嘉二十一年诏书一方面 督促南徐、 兖、 豫及扬州浙江西属郡种麦, 一 方面又批评 “多稻田” 的徐、 豫二州百姓 “专 务陆作”, 要求当地 “履行旧陂, 相率修立”, 也就是说, 强调该地应利用地区优势, 采用稻 作, 表明在宜于稻作的地区, 稻作还是比旱作 具有优势。要说明的是, 刘宋徐、 豫二州地当 今淮河流域, 这一地区在三国魏末及西晋时专 务稻作, “皆以火耕水耨为便”[ 2 ]( P. 788), 刘宋时 则 “专务陆作”, 原因也不是旱作较稻作有优 势, 而是永嘉乱后人口迁移, 刘宋时这里的居 民更多是从今山东、 河南北部等地原旱作区迁 徙而来, 他们更习惯旱作所致。东晋南朝, 面 食流行, 甚至为朝廷规定的祭品②, 可以说, 江南旱作一定程度的发展, 与南迁者原来的饮 食习俗也有很大的关系。 研究者往往将东晋南朝旱作在南方的推广 归因于北方旱作农业技术较南方稻作技术先进, 这与上述分析不合。在没有确定的亩产量高低 差别作为依据的情况下, 简单地断言两种不同 的耕作方式孰优孰劣, 似欠准确。我们认为这 一时期江南旱作业之所以得到发展, 是以上所 说三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即南方不宜稻作 的山地开发的需要、 大旱之时水稻种植难以进 行时的救荒措施以及南迁北方人饮食习惯的影 响。 陈朝境土限于长江以南, 对旱作农作物仍 相当重视。天嘉元年八月诏称: 菽粟之贵, 重于珠玉。自顷寇戎, 游 手者众, 民失分地之业, 士有佩犊之讥。 朕哀矜黔庶, 念康弊俗, 思俾阻饥, 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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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南史·何尚之传何戢附传》 称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 “好水引饼”, 《南齐书·礼志上》 称:“永明九年正月, 诏太庙 四时祭, 荐宣帝面起饼、 鸭月霍。 ” 《武帝纪》 记齐武帝萧赜遗 言, 死后灵前 “唯设饼、 茶饮、 干饭、 酒脯而已”。 《梁书·贺琛传》。
富教。麦之为用, 要切斯甚, 今九秋在节, 万实可收, 其班宣远近, 并令播种。守宰 亲临劝课, 务使及时。其有尤贫, 量给种 子。 [ 4]( P. 51) “菽粟之贵, 重于珠玉”, “麦之为用, 要切 斯甚”, 对于旱地作物的提倡超越前代。太建九 年五月诏书, 减免 “逋租田米粟夏调绵绢丝布 麦”[ 4]( P. 90), 粟、 麦与稻米均已属国家税收的内 容, 则旱作作物在江南粮农作物中, 无疑已占 了一定的比重。 东晋南朝旱作的日渐推广, 对于南方山地
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说, 即便是作为 救荒措施的旱作, 也有重要的意义, 它表明在 南方人口增加, 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 农业上单一的 “饭稻羹鱼” 耕作模式已难以保 证社会经济稳定持续地发展, 而一定程度的旱 作提供了这种保证。尽管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 稻麦轮作, 但作为救荒措施在原来稻田上进行 的麦作, 业已预示了稻麦轮作的可能性, 为稻 麦轮作的出现与普及打下了基础, 或者说为南 方社会经济更深层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 责任编辑 胡晓明]
参考文献:
[ 1 ] 魏征.隋书 [ 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2 ] 房玄龄等.晋书 [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 ] 沈约.宋书 [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 姚思廉.陈书 [ 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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