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

评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

一

社会史与生活史是近十多年来日益受到国内史学界重视的研究领域, 这既是新一代学 人对传统的注重政治、 经济、 文化及发展规律等史学研究主题的合理突破,也是西方当代 史学理论与史学旨趣强有力影响的结果。新的研究旨趣可以说真正将史学研究者的目光从 政治与社会上层人物身上引向了曾经生活过的芸芸众生, 关注他们的生老病死与喜怒哀 乐。 在社会史研究方面, 台湾及香港学者较之内地学者, 远远地走在了前面。就内地来 说, 在新的研究旨趣下作出的研究成果, 有关宋元明清时代的较之唐代以前, 显得充分得 多, 恰与传统研究所作的成果成反比。由于史料相对贫乏, 关心唐以前时代社会下层生活 的学者主要还只能在为数不多的几部正史中爬梳零篇断简, 因而难成体系。 侯旭东先生 1998 年 10 月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五、 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 仰》 (下简称 《民众佛教》) , 全书近 30 万字, 主要由绪论、 上篇 《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 史背景》、 中篇 《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研究》、 下篇 《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 的社会影响》 及全书结论等几大部分构成。通读全书, 感到该书确实可以说是在新的研究 旨趣之下作出的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

二

有关北朝时期的史料, 除了 《魏书》 等几部正史外, 几乎不再有系统的史料, 现有的 史学研究方法还不能结合考古材料与考古学研究成果诸如墓葬形制、 随葬物品、 纹饰符号 等对当时社会与民众生活实态作贯通的阐释。就这一时期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佛教来说, 能 够说明问题的系统史料只有 《高僧传》、《弘明集》 及 《续高僧传》、《广弘明集》、《洛阳伽 蓝记》, 后三部书对北朝佛教史研究尤其重要。而除了 《洛阳伽蓝记》 外, 其他几部佛教 史典籍如同正史, 关注的只是名僧大德与政治、 社会地位较高的信仰者的思想及宗教行 为, 这使现有的研究著作多限于对南北朝佛教发展特征、 佛理变迁、 佛教与当时政治社会

及文化关系等问题进行论述, 对支撑佛教繁荣的数百万民众来说, 研究者只能就经典教义 的流行情况来理解他们的信仰, 或就当时政治经济背景分析民众向佛的社会经济原因, 难 以对民众自身的信仰变迁、 生活祈求及其社会影响作出恰当的分析。 新的研究需要新的材料。《民众佛教》 一书的作者将研究的视角定位于五至六世纪北 方民众佛教信仰的内涵及活动特点, 考察普通民众的信仰及其与佛教教义、 中土佛教思想 之间的互动关系, 并将传统佛教史研究鲜加留意的造像记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材料。如作者 所说, 尽管造像记著录于金石著作由来已久, 但长期只有其中少数能与文献材料发生关联 者, 才引起史学研究者的注意, 用以考证地理、 职官及相关史实, 限于研究旨趣, 未能对 造像记作全面的综合探讨。作者广泛搜求散见于各种金石著作、 石刻史料汇编及地方志中 的造像铭文, 加上本人抄录的未著录者, 剔除其中年代难以确定者, 共得 1602 种, 编成 《400 -580年纪年造像目录》, 附于书后, 将这一时期的造像铭文搜罗殆尽。这不仅为该 书立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避免了已有相关研究仅就个别时期或局部地区立论产生的以偏 概全之弊, 如他日将所有这些造像记录文印行, 也当是嘉惠学林的重要成果。 许多造像铭文, 笼统看来, 可谓千篇一律, 作者巧加运用, 却使其成为论述主旨的绝 佳史料, 颇具点石成金之妙。作者按日本学者佐藤智水的方法, 将上述铭文按内部结构分 A 、 B 两大类, 在此基础上, 作者又根据造像者的社会身份将其分为平民造像、 官吏造像 及僧尼造像三大类, 为分析社会各阶层佛教信仰的实态创造了条件。作者还进一步根据这 些造像记所记明的释迦、 弥勒、 观世音、 无量寿 (阿弥陀)、 卢舍那、 多宝、 思惟、 佛塔、 佛像、 像、 玉像、 石像、 天宫像等造像题材, 以 10 年为一个时段, 加以归类列表, 计算 出每一时段中各类造像题材在不同社会身份的信徒造像中所占的比例, 及在全部造像中所 占的比例。严密的数量统计, 使新材料通过新方法的运用, 更准确地说明了各类崇奉对象 在不同社会阶层信徒中的影响、 地域分布、 时代变迁及其所反映出来的民众心态。 通过作者对造像铭文的归类分析, 我们因而知道, 与佛教经典表述相比照, 北朝民众 佛教信仰具有非系统性与随意性的特征, 造像题材与祈愿之间往往相互脱节, 甚至实为此 像而祈愿时却称彼像, 这不仅因为民众还未能深入理解佛经教义, 还因为民众凭藉本土传 统文化所塑造的心灵自主地选择经典教义的某一侧面, 表达自己的心愿, 民众的选择反过 来又对一些经典的译写、 流布及盛行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我们还据以得知, 5 -6 世纪 近两百年间, 民众信奉对象具有多样化、 随时而迁、 随社会身份而异的特征, 除了对释迦 的崇奉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外, 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或占绝对优势的崇奉对象。 具体到个别的崇奉对象, 通过作者的研究,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清晰的认识:5 世纪中 叶到 6 世纪 70 年代末, 北方释迦造像流行, 且相对集中于洛阳地区, 官僚、 僧尼较平民 更为热衷;平民崇奉弥勒早于官吏、 僧尼, 480 年后, 三类信徒均有崇奉, 6 世纪前 30 年 为该崇奉的鼎盛时期, 信众主要分布在洛阳及今山东北部, 50 年代后又急趋衰落;从 470 年后流行起来的观世音造像到 6 世纪在整个北方长盛不衰, 而平民信奉不仅早于官吏、 僧 尼, 比例上也远远高于后者, 观音造像多为小型铜像、 石像及摩崖小龛, 不仅是该类造像 以个人、 家庭为主而非跨社会阶层及一个区域全体信众共同造像特征的反映,亦是其主体

173评 侯旭东 《五、 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

信奉者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等等。作者判明各类崇奉对象出现、 兴盛、 衰落的相对年代 及其在不同社会身份的信众中的影响, 查考出各类崇奉对象大致的分布地区及其流播情 况。尽管由于现存造像记远不是曾经有过的造像记的全部, 现有造像记得以留传至今也还 具有偶然性、 随机性的特征, 不少现存造像记还因不能判明地域与年代而未加利用, 作者 所得出的结论或不一定尽合于历史事实, 但所有这些已是仅靠文献材料进行归纳或演绎分 析叙述所难企及的成就。 《民众佛教》 一书还对各类崇奉对象演进的原因作了分析, 并纠正了学术界一些似成 定论的说法。如关于北朝弥勒造像衰落的原因, 已有研究大都认为这是因为大乘起义被镇 压后, 统治者有意禁止所致或认为是由于弥勒信仰此后不再有号召力的倡导者所致。作者 指出, 统治者禁断弥勒信仰在文献上没有证据, 且大乘起义后还不断有新的公开的弥勒造 像, 前一种意见不能成立;作者还指出, 经典意义上完整的弥勒信仰应包含三个方面的内 容, 但在所收集的 329尊北朝弥勒与释迦造像中, 具备三种观念者只有一尊, 兼具其中两 种观念的亦只有 30余尊,而绝大多数祈愿预龙华三会的造像题材却并非弥勒或释迦, 因 而弥勒造像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弥勒信仰的衰落, 事实上属于弥勒信仰的龙华三会观念在以 后近千年间仍在民间广泛流行。 作者认为, 各类造像题材兴替是民众信仰非系统性与随意性特征所决定的, 而某一新 的崇奉对象的兴起除了经典的宣扬, 名僧大德的倡导外, 还必须契合于民众的内心世界。 如观世音系经典的传播、 宣扬观世音法力传闻的盛行, 都对观世音崇拜与造像的流行起了 推动作用, 而真正引起民众兴趣的, 可能还是宣传中观世音所具有的解除现实中水火、 牢 狱等自然与社会性灾难, 以及赐人佳儿俊女的法力, 这也是观世音崇拜在平民中最有影响 的原因。这些分析的理据均相当充分。

(www.xing528.com)

三

中土民众是在什么样的心灵背景下接受佛教, 接受了佛教教义的哪些侧面, 接受到何 种程度, 自身的心灵又因此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些是 《民众佛教》 一书的作者竭力要探 明的问题, 也是该书创获甚多的地方。也正是因为对此类问题的着意探讨, 使该书不仅仅 是一部具体而微的佛教史, 而且是一部探求民众心态变迁的颇有创树的社会史著作。 北朝民众向佛者为数甚多, 以往的佛教史著作, 多从经典阐扬、 社会动荡及经济因素 着眼分析民众向佛的原因。作者独辟蹊径, 从游方僧人的导化、 具有 “释氏辅教之书” 性 质的传闻集的广泛传播、 佛教教义中天堂地狱观念对民众心理上的震动、 以及僧侣异行异 术对民众心理的影响等方面, 分析同一问题。作者反复要说明的是, 所有这些还必须与中 土民众的心灵相契合才能发生作用:宣扬佛教的传闻集之所以能为佛教招徕民众, 是因为 中土民众有 “三人成虎” 之类认同传闻的传统;一些僧侣的奇行异术所以能影响民众, 则 因为中土民众原就有将神奇灵验与否作为自己取舍信仰对象的标准;天堂地狱观念所以能 震动民众, 原因是中土本有人体形神二分、 人生必死、 形死神游的观念, 而且在传统心灵

基础上形成的天堂地狱同样深深打上了本土观念的烙印。 《民众佛教》 通过造像记中民众祈愿内容具体细致的分析, 探寻信众的宗教追求与心 灵变迁、 他们对佛教义理接受的程度及中土观念与佛教义理的结合历程。作者指出, 在发 愿文中, 信众愿 “生” 或 “托生”、“值生” 于天、 西方妙乐国土、 人间王侯之家或与佛菩 萨相处, 一些信众则希望自己或为之发愿的死者的 “神”、“灵” 或 “神灵” 有此美满的结 局, 这表明他们是在传统的人体形神二分的观念基础上接受佛教再生观念, 赋予了 “再 生” 以主体, 其头脑中的再生观实为中外杂糅的产物, 但又都反映出信众对佛教再生观念 的普遍接受。与之相应的是, 持人生必死而关注现实富贵长寿的传统行为, 一变为正视死 亡、 淡化现实、 追求来生幸福的新的人生价值取向。在发愿文中, 纯为现实的世俗祈愿极 为少见,信众祈愿所离之 “苦” 不复是现实苦难而是佛教宣扬的死后三途之苦, 所得之 “乐” 亦不复是汉代民众愿望中 “长乐未央” 之乐, 而是死者来生之归宿或生者死后之境 遇。死后不可复生变为可再生, 死后归宿由固定不变演化为去无定所。作者指出, 生死观 念的这种变化促成了五六世纪为死者追福风气的盛行, 子孙向死去的祖先祭祷求福的传统 社会行为受到借助佛事振救先祖亡灵风气的冲击, 随着佛教通过这种形式日益深入地影响 中土民众的日常生活, 传统祖先祭祀及由此反映出来的子孙与祖先的关系受到冲击, 而为 祖先追福之风的盛行反过来又曲折地为传统的孝道找到了一个弘扬的途径。 《民众佛教》 一书中类似的胜义迭出的分析还有很多, 限于篇幅, 笔者不再逐一交待, 相信有机会阅读本书的读者会有同感。

四

对中古佛教史作出过无与伦比研究的汤用彤先生, 在其 《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第 14 章 “北朝造像” 一节曾敏锐地指出:“北朝法雨之普及, 人民崇福之热烈, 可于造像一 事见之。北朝造像……在已通行金石书所载造像记, 已称极多。至于近今发现而未著录 者, 尤不知凡几。若能搜齐其文, 研求其造像之性质。(如弥勒弥陀等崇拜, 年代上及地 域上之分布等。)则于北朝宗教之了解所得必不小也。 ” 汤先生立论之后 30 年, 《民众佛 教》 一书作者才出生, 复过 30 年, 方有是书, 学术薪火之传续竟隔数代, 令人感慨。该 书虽犹未能对造像形像本身作出贯通的解释, 但对造像记分析之细密, 对相关问题中外学 术界研究状况了解之透彻、 以及所论问题新见之迭出, 想锡予先生读之, 亦当首肯。 笔者读完该书, 获益甚多, 但犹有疑惑, 兹揭一端。 《民众佛教》 限于造像记偏见于北方, 论述亦仅限于北方。文献资料表明, 南北朝时, 北方民众向佛人数远多于南方, 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远比南方突出, 但人口学研究成果 却说明, 尽管南北著籍人口北多于南, 相去甚远, 但实际存在的人口, 南北大致相当。为 何相同时代人口相当且佛教义理与修持方法相互影响的两个区域内, 信众数量迥不相同? 我们知道, 这一时期 《民众佛教》 所论述的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在南方亦同样存 在:僧侣们同样在游化, 宣扬佛法神奇灵验的传闻集更多出现在南方, 而且我们有理由相

175评 侯旭东 《五、 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

信, 同样受到传统文化洗礼的南方民众的心灵与接受佛教前的北方民众不会有太大的区 别, 佛教在南方不仅未遭受北方那样毁灭性的法难, 还一度受到最高统治者不遗余力的提 倡。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时期佛教在南北民众中不同的影响呢? 笔者以为, 宗教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 宗教行为的发生除了需要关注在一定文化背景 中信仰者心理的接受能力外, 还应当对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所施加的影响予以足够的注意。 就东晋十六国迄南北朝来说, 如已有研究所揭示的, 佛教高僧针对南北不同的政治文化背 景, 在北方更多地进行宗教行为的倡导, 在南方则主要进行义理的阐释, 道教在南方民众 中的影响远比在北方广泛深入, 这些都是佛教在北方更能吸引民众的原因。同时, 宗教行 为首先应当是具有相对自由身份的人的行为。已有的研究表明, 这一时代与大地产相结合 的人身依附关系南方比北方发展得远为充分, 也就是说, 南方大量的民众虽然同样有接受 佛教的心灵, 但他们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不能进行造像建塔之类的活动, 他们作为依附 者的社会身份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轻易地投身寺庙, 成为僧侣或寺院依附人口。就北方来 说, 如 《民众佛教》 所揭示的, 5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北方民众造像活动频繁,崇奉对象 多样化, 这无疑与均田制实行后, 拥有一定财产且身份相对自由的人口增多, 有很大的关 系。我们知道, 当时北方佛教反对者反复强调, 民众涌入寺院, 是由于 “苟免赋役” 的实 际性考虑, 而不是心灵的追求使然。我们如果对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过分忽视, 对民众宗 教行为原因的解释, 将与过分强调政治经济原因一样, 失于偏颇。不知 《民众佛教》 一书 的作者及读者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