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书·州郡志》札记二则

读《宋书·州郡志》札记二则

一 、 《宋书洲郡志》 所记户口数发疑

东晋南朝各代 ,唯 《宋书· 州郡志》 保存有刘宋时较完整 的户口记录。 该记录诚如论者 所说 , 与当时南方实际可能存在 的人 口相去甚远 , 但毕竟反映了当时政权所能控制的户 口 数 , 而且为进一步估量当时南方人 口的实际数量及探寻人口 分布、 人 口结构、 家庭规模等问 题提供了基础 , 因而弥足珍贵。 今人较早对 《宋书· 州郡志》 所记户口数进行详细统计者为梁方仲先生 , 其 《中国历代 户口 、 田地 、 田赋统计》 一 书中甲编第 1 6 、 1 7 两表 , 即系据 《宋书洲郡志》 提供的材料作 成 , 虽因原书版本不同 , 数字传抄偶有歧误 , 大致详明。 梁先生在表中根据 《州郡志》 各郡 所列户口数得出了一个总计数 , 为 90 1 7 6 9 户 , 517 4 07 4 口 。 近来有关人 口 史论著, 多引以 为据①。 但若将上述精确到个位的统计数作为刘宋时某一 年的准确数字 , 却是不确切的。 因为 《州郡志》 各郡所记户 口数中, 有一些州郡有户数无 口数。 计有交州 9 2 6 2 户 , 越州 9 3 8 户 , 宁州 99 07 户 , 益州遂宁、 宁蜀、 越钱、 天水 、 沈黎五 郡计 682 8 户 , 秦州西扶风一 郡 144 户 , 梁州北阴平 、 白水 、 北上洛、 怀汉四郡计 1756 户 , 荆州天 门一郡 3 19 5 户 , 司州义阳一 郡4 6 00 户 , 共 3 6 63 0 户。 这些户包含在 9 0 17 6 9 户的总户数 中, 却没有反应在相应的口数总 计中。 为避免繁琐, 我们仅以每户 5 口 的大致数着眼 , 这 366 3 0 户也应有 1 7 一 1 8 万 口 , 以 此与梁先生提供的人 口总计数相加 , 可得约数 53 5 万 。 因此 , 我们在引用梁先生上述统计数 字时 , 必须考虑这一情况 , 以户 90 余万 、 口 约 53 5 万 左右的表述为宜 。 梁方仲先生在作出上述统计数字时 , 并未说明该数字所代表的绝对年代 , 后来利用者毫 无例外都将其作为刘宋大明八年 (公元 46 4 年 ) 的户 口数加以论述 。 这是因为 《州郡志》 总 序称 : “ 今志大较以大明八年为正 , 其后 分派 , 随事记列 。 ” 关于 大明八年的户 口 总数 , 《通 典》 与 《资治通鉴》 均给出了一个数字 。 《通典》 卷 7 “ 历代盛衰户 口 ” 条称: “ 今按本史, 孝武大明八年 , 户九十万六千八百 七十 , 口 四百六 十八万五千五 百一 。 ” 此 与梁先生之 统计 相较 , 户数相近 , 而 口数相差约 5 0 万有奇。 《通鉴》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末记 : “ 宋之境内 , 凡有州二十二 ,郡二百 七十 四 , 县千二 百 九十九 , 户九十 四万有奇。 ” 《通鉴》 无 口数总计 , 而 户数又超出 《通典》 及梁先生 的统计数近 3 万户 。 高敏先生对 《宋书 · 州郡志》 的户口数有过 自己的统计 , 并指出 : “ 实际相加的结果 , 得 户仅八 十余万 , 口则为五 百多万 , 以此与 《通 典》 所载 比较 , 则户少十余万 而 口 多几 十万 ; 较 《通 鉴》 所载 ` 户九十 四万有奇 ’ 相差也 不 少。 ” 认 为 《通典》 与 《通 鉴》 所 记宋大明八年户口数之差异及其与自己实际统计的差异 , 均属 “ 不解之谜’ ,②。 实际上 , 《宋书洲郡志》 给出了两组户口数字 , 除州下各郡分列有户数、 口数外, 各州 小序中还列有该州的户、 口总数。 梁方仲先生第 1 6 表注①解释说: “ 原书有些州 , 其属县、 或户、 口数不全 , 故不据 以作出诸州总计数字。 ” 今将各州提供 的户数 、 口 数相加 , 得 803195 户、 4 8 67952 口 , 高敏先生称“ 实际相加 ” “ 得户仅八 十余万” , 当由于此。 而这 80 多万户中, 包括荆州 6560 4 户、 宁州 102 53 户 、 交州 10453 户共 86310 户无相应的口数 , 若 仍以每户 5 口人计 , 可得 4 3 万多口 , 与前计486795 2 口相加, 可得总口数约 5 3 0 万 , 此亦 合于高先生 “ 实际相加” “ 口则为五百多万 ” 的说法。 这也表 明 , 高先生是以 各州小序中所 列户口 数作为大明八年的户口数进行讨论的。 我们且不论 《通典》 和 《通鉴》 是如何根据 “ 本史” 作出刘宋大明八年的户 口总计的 , 至少今人一据 《州郡志》 各州所列户口数进行总计, 一据 《州郡志》 各郡分列的户口数进行 总计 , 并得出了不相一致的户口总计数 , 又都认为自己的总计数是刘宋大明八年的户口总 数。 这种分歧主要 因为各州所列户口数与州下各郡所列户口数相加所得 , 并不完全一致。 在 《州郡志》 所记各州中 , 只有郧州一 州小序中所列该州户数与口数和州下各郡分列 的户数与 口数的和数完全相同, 充州的户数相同而 口 数各郡相加则比该州小序所列多出 500 0 多口 。 其中差别最大的为扬州。 扬州小序中说明该州有 14 326 9 户 、 145568 5 口 , 而下属各郡实际 相加得 247 10 8 户 、 16056 94 口 , 户比该州小序所列多出 10 多万户, 口仅多出不足 15 万人 。 各州小序所列户 口数与州下各郡所列户口数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 并不像梁先生所说 “ 有 些州 ,其属县 , 或户、 口数不全” 那样简单 , 这说明这两组数字确实有不同的渊源, 代表着 不同时期的户 口数状况 , 当我们用哪一组数字说明大明八年的户口数时 , 确须审慎行事。 心H郡志》 “ 扬州” 条小序称 : “ 孝建元年, 分扬州之会稽、 东阳、 新安 、 永嘉、 临海五 郡为东扬州。 大明三年罢 (扬) 州 , 以其他为王徽, 以南台侍御史部诸郡 , 如从事之部传 焉 , 而东扬州直云扬州。 八年 , 罢王徽 , 复立扬州 , 扬州还为东扬州。 前废帝永先元年 , 省 东扬州并扬州。 ” 也就是说, 大明八年的 “ 扬州” 并不包括前举会稽 、 东阳等 5 郡。 这应是 扬州各郡所列户 口总计数与小序中所列数不一 的原因,也就是说扬州小序中所列户口数只是 照抄了徐爱大明八年完成的 《宋书》 的数字 , 并不是今本沈约 《宋书》 扬州下属 1 0 郡 户口 数相加的结果。 今本 《宋书》 有司州, 据小序 , 此州在元嘉末罢置 , “ 明帝复于南豫州之义 阳郡立司州 , 渐成实土 焉 , 领郡四、 县二十。 ” 四郡共有 18 6 7 5 户 ,但小序中并没有列出该 州的户数和 口数 , 这也应是徐爱 《宋书》 无此一州所致。 其他州如湘州、 江州 、 广州、 大明八年后下属行政机构并无多大变化 , 但各州小序所列 户口数仍与州下各郡户口数之总计不合, 同样说明各郡户口 与各州小序中所列户 口反映的是 不同时期的户 口数。 训郡志》 “徐州” 条称 : “ 今先列徐州旧郡于前 , 以新割系。 旧领郡十二 , 县 四十三 , 户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五 , 口 十七万五千九百六十七 。 今领郡三 , 县九。 ” “ 南充 州” 条称 : “ 徐志领郡九 , 县三十九 , 户三万一千一 百一 十五 , 口十五万九千三百六十二 。 宋末领郡十 一 , 县四十 四。 ” “ 南豫州” 条亦称 : “ 徐志领郡十三 , 县六十一 。 户三 万七千六百二 , 口二 十一 万九千五百 。 今领郡十九 , 县九十一 。 ” 类似的记叙在其他一些州亦可见到 , 不烦赘引。 这些都说明 《州郡志》 所列 户 口数 源于 “ 徐 志” 的 “ 旧” 记 录, 而各郡 户 口 数 反映 的是 “ 今” 即 “ 宋末” 的情况。 “ 徐志 ” 亦 《宋书 · 自序》 所说由徐爱编定 , “ 起 自义熙之初 , 讫于大明之末 ” 的 《宋书》的志。 沈约 《宋书》 以之为底本, 故 《州郡志》 “ 大较以大明八年为正 ” , 于各州兼记徐志所 列户口数。 也就是说, 真正反映刘宋大明八年户口数状况的正是今本 《宋书》 各州所列总 数 , 各郡户 口数及其总计数是 “ 宋末” 的数字 , 至 于是 “ 宋末” 哪一 年 , 则难确定。

二 、 关于东晋南朝江陵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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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 , 东晋南朝有 “ 间外” 之称的荆州之治所江陵城 ,即今湖北江陵 (今与沙市合 为荆州市) , 但历史地理学界有不同的意见 , 认为东晋南朝荆州所治的江陵应在今湖北宜城 南汉水边 , 距襄阳只有 100 余华里 , 直到梁末萧绎集团被西魏消灭后才南移至长江边的今江 陵城。 根据这一新的见解 , 一些传统上认为位于今江陵以西长江沿线两岸的荆州辖郡如南平、 天门、 宜都等郡 , 梁末 以前都当位于汉水中游西面一些支流的河谷平原上 。 这一新见解 有详细系统的论述 , 对一 些不利于新说的史料也作了尽可能的批驳或不同解释 , 但似乎对 《宋书 · 州郡志三》 “ 荆州” 条有关道路里程的叙述未能给以足够的注意。 今揭示如下: 《州郡志三》 “ 荆州” 条称 : (荆州) 去京都水三 千三 百八十。 (荆州南平郡) 去州水二百五十 ; 去京都水三 千五百 , 无陆。 (荆州天门郡 ) 去州水一 千二百 , 陆六百 ; 去京都水三千五 百 。 (荆州宜都郡 ) 去州水三 百五 十, 无陆; 去京都水三 千七百三 十。(荆州巴东郡 ) 去州水一千三百 ; 去京都水四千六百八 十。 (荆州建平郡 ) 去州水 、 陆一 千; 去京都水四千三百八十。 上列荆州及荆州各郡相关的水路里程数 , 毫无疑问是荆州治所江陵城及各郡治所为计算起点 的 , 而不是荆州或下属各郡区域内任意选择一个地点作为计算的起点 ; 而且 我们有理由相 信 , 所有这些里程的单位标准长度是一致的 , 而不是任意更换 , 时而以当时的法定标准、 时 而以各地 民间俗定习成的里长来衡量。 在上述两个前提下, 我们发现 , 宜都、 巴东、 建平三 郡治所至京师建康的水路里程 , 正好与该郡至 江陵及江 陵至 建康的水路里程相加完全相等 , 这意味着这三郡居于江陵的上 游 , 而且必须与江陵处于 同一条水道之上 。 巴东其时位于今四川奉节东 ,建平位于 今四川巫 山县城 , 无论 旧说还 是新解 , 对此均无 异义 , 但一 旦将江陵城移至汉 水中游或长江干流以外的任何地方 , 上述里 程完全吻合的情况 便绝对不会发生 。 因为那样 , 从巴东、 建平水路至江 陵便会沿江而 下 , 至当时汉水人江处再 溯汉水而上 , 里程将会大为增加 , 可谓道阻且长 , 不可能加上 江陵至建康的水程正 好是该郡 顺江而 下建康的水程 。 也就是说 , 上述水程的吻合 , 只有当巴东、 建平以及宜都均与江陵城 同在长江干流沿线时 , 才可能出现。 天门郡有些特殊 , 其距建康水程为 350 0 里 , 与江陵至建康水程338 0 里相差无多 , 如仅 考虑这一点 , 似乎将江 陵移至 汉 水中游某地亦未尝不可 , 但志又 明记天 门至江 陵的水程 为120 0 里 , 如江陵位于 今宜城附近 , 则天 门将远 至襄 阳以远 的汉 水上 游某地 去寻找 , 因为除 了汉 水主干道, 要在汉水中游的任何一条支流寻找如此长的通航水道 , 将是十分困难的事 , 哪怕是四五百里 , 亦不 可能 。 谭其嚷先生 主编之 《中国历史地图 集》 第 4 卷第 2 5 一 2 6 图将 刘宋天 门郡标于今湖南石 门 , 至此经澄水辗转至 江陵 , 或可合 1 2 0 0 里之 数, 而经澄水越洞 庭湖区再经长江主 干道至 建康 , 与江 陵至建康 的水程确也不 会相差甚多 。 是天门郡在刘宋时 代亦不 大可能位于汉水中游西 面某一 支流河谷上 。

唯有将上列各郡中的南平郡置于汉水中游西面 , 在水路里程上不会与将江陵置于今湖北 宜城发生太大的冲突 , 考虑到上述各种疑点, 这样似乎也不太妥。 而且有趣的是 , 今 日奉 节 、 巫山至江陵的水程与 《宋书洲郡志》 所列巴东、 建平至荆沙市的水程在比例上基本相 合, 这无疑表明当时的荆州治所江陵城确实位于今湖北江陵城。 刘宋时江陵城即今江陵 , 在 《宋书》 列传中亦有旁证 。 该书卷 4 4 《谢晦传》 称谢晦于 荆州刺史任上与建康朝廷发生冲突 , 遂软禁被微还京而至江陵的益州刺史萧摹之及巴西太守 刘道产 , 后又与朝廷大军相持于巴陵。 东晋南朝, 益州官吏往还建康, 必沿江上下 , 如江陵 在汉水中游,萧摹之 、 刘道产二人被微还京却于道中停留, 远涉汉水, 则难于理解 , 且二人 “ 始至江陵” 便被囚禁, 亦无附从谢晦的嫌疑。 巴陵地当今湖南岳阳市, 若江陵在汉水中游 , 谢晦军亦无在此与朝廷西上军队对垒的可能。 几 《谢晦传》 又称: 晦军败于巴陵附近的忌置洲 , “ 晦夜出 , 投巴陵 , 得小船还江陵。 … … 众散略尽 , 乃携其弟遁、 兄子世基等七骑北走。 …… 至安陆延头 , 为戍主光顺 之所执。” 谢 晦从巴陵乘小船奔还江陵 , 所走为水道 , 若江陵时在汉水中游 , 必沿江东下再折而溯汉水以 达 , 这在朝廷大军已达巴陵并尾随而进的情况下 , 无异于 自投罗网 , 势不可能。 谢晦后从江 陵向北出逃 , 至于安陆延头戍 , 当时安陆郡治一般认为在今安陆市稍北处 , 或考证当在今随 州东境浙河店附近③。 无论怎样 , 当时安陆郡辖境均在今湖北宜城东偏南方向 , 如江陵当时 即位于今湖北宜城 , 谢晦从江陵北逃而至此则难以理解 , 如从今日江陵出发 , 安陆则位于其 东北方向。 如果对古人所记方位不特别苛求 , 称之为北方亦尝不可。 上述论列似表明刘宋时江陵城应即今江陵城。 这在汉末亦有相似的证据。 《三 国志· 蜀 志 · 先主传》 称刘备从樊城出逃 , 有南下据江凌的企 图, “ 曹公 以江陵有军实 , 恐先主据之 , 乃释猫重 , 轻军到襄阳 。 闻先主已过 , 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 , 一 日一夜行三百余里 , 及于 当阳之长坂” 云 云 。 唐代骚传, 急骤 日行 50 0 里 , 以马 , 曹操精骑急追刘备 , 一 日一夜行三 百余里并不为过。 若将当时江陵移至宜城 , 则距襄阳仅 10 0 多华里 , 只相当一个正 常人一 天 的徒步行程 , 何至于曹操的 “ 精骑” 急行一 日一夜仅 “ 及于当阳之长坂”而未达 目的地江陵 城? 若当时江陵即今日之江陵 , 则可通解。 我们举出上述材料 , 并不是说有关江陵城位置的新说便因此没有根据 , 只是想论者加以 留意 , 使新说更臻完善。 或笔者理解根本错误 , 则盼方家有以教之 。

注 释: ① 见王育民 《东晋南朝时期户口 试探》 , 载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 9 8 7 年第 1 期 ; 葛剑雄 《中国人 口发展史》 第 5 章第 2 节 ,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 1 年版; 冻国栋 `唐代人 口问题研究》 第 2 章第 2 节 , 武汉大学出版社 1 9 9 3 年版。 ② 《关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数字的几个疑问试释》, 收人作者 《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 一书 , 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③ 参武汉大学鲁西奇博士学位论文 《汉魏六朝时期长江 中游地区地 名移位之探究》 中编 《古安陆城 故址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