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新闻学”是怎么诞生的

● 高华   

　　延安整风时期，改版后的《解放日报》虽仍由博古任社长，但在很大程度上已属挂名，尽管博古仍在报社继续负一些具体事情的领导责任，然而《解放日报》的实权已在主编陆定一和中宣部代部长胡乔木的手中。

　　《解放日报》在陆定一和胡乔木的具体领导下，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从报道内容和版面设计等一系列环节，对原《解放日报》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逐渐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从而建构了毛氏“新闻学”的框架。

　　毛泽东“新闻学”最显着的特征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毛泽东早年对新闻学就有强烈兴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听过民国初年新闻大家邵飘萍的演讲，曾参加北大学生社团“新闻学会”的活动，以后也曾创办《湘江评论》，并一度担任过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宣部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笔。但是，身受五四“自由办报”思潮之惠的毛泽东，并未接受自由主义新闻学的观点，尽管毛泽东一贯喜好阅读政治倾向性较为中立的《大公报》、《申报》等报刊，然而他始终将自己的阅读偏好与出于政治功利而对中共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划分得一清二楚：毛要了解一切公开的和内幕的新闻，而中共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只需知道党要他们知道的那部分新闻。毛泽东的这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新闻观正是通过陆定一和胡乔木的解释，最早在延安《解放日报》体现出来，它以五个核心原则为中心，包含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概念：杨放之又名吴敏，1937年抗战爆发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后，即参加创办《新华日报》的工作，是《新华日报》最早的编委会成员之一。

　　他完全清楚《新华日报》自创办至1941年初每天必发社论的传统，只是因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严重恶化，《新华日报》才改而决定不再每天发表社论。但是杨放之在1941年调入延安《解放日报》后，迅速站到了陆定一一边，成了反对《解放日报》每天发表社论的主要人物。

　　一、“党性第一”的原则。

　　毛泽东、陆定—、胡乔木认为，任何报纸都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世界上绝不存在超阶级的客观报道，中共创办的报纸无可争议的应是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党报。由于共产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报不仅应是“党的教科书”，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书”。为了不使人民失望——胡乔木说，“人民的希望就是读教科书”，中共应把党报办成像“章章都好”的《联共党史》那样，使人民能“读一辈子”。为此，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举凡一切评论、消息、照片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为标准而加以取舍和编排，并以党的立场来判断一切。党报绝不是“有闻必录”、单纯报道消息的新闻纸，而是为了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的宣传工具，为了保证党报的性质，必须将党报置于党的领导机关的绝对领导之下。

　　二、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

　　陆走一等提出一个有名的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虽然从字面上，陆定一也强调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然而这个“事实”必须置于“革命立场”的统帅之下。于是，陆定一等从列宁那儿引进了“两种真实性”的观点：一种是所谓“本质真实性”即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事实，尽管它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尚未发生，但从本质上讲它却是真实的；相反，“虚假真实性”只反映事物的“表像”和“假像”，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质，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实的。如果以为它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把个别现象夸大成为整体现象”而加以报道，那就必然会犯“客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错误，而无产阶级的“真实性”和“客观主义”、“自由主义”是截然对立的。(www.xing528.com)

　　三、“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

　　“抢新闻”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恶劣表现，正确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将发布新闻的快慢完全服从于党的需要，“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一下才发表，有的压下来不发表”，总之，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绝不允许报纸和记者有丝毫的”独立性”和”自由主义”

　　四、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

　　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利用”报纸，尤其要学会运用报纸指导政治运动，在运动初起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期间内，集中报道，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五、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

　　抗战前，《红色中华》报和以后改名的《新中华报》便开始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一部分在报纸上发表，一部分编印《参考消息》，每天印五十至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阅读。《解放日报》改刊后，正式出刊了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阅读范围较前有一些扩大。出版《参考消息》的指导思想在于进一步明确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因为群众有左、中、右的划分，党员干部中也有左、中、右之区别。既然人之有区别，在“知”的权利上就不能不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中低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不足以抗御国内外新闻报刊散布的“毒素”的侵袭，因此只有久经考验的少数高级干部才有资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闻消息，干部级别越高，阅读限制就越小，由此逐级而递减。至于一般普通老百姓，为了保证他们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纯洁性，就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党报以外的其它消息了。当然，党员和群众还是有区别的，即便是普通党员，组织上也会给其比普通百姓多一些的信息，这主要通过阅读党内读物，听上级的传达报告来体现，以显示党员在“知”的方面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只是一般党员“知”的权利和高级干部相比，早已不能以道里计。

　　实际上，毛泽东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与王明、博古等并无实质性的分歧，追根溯源，毛泽东与王明、博古一样，师承的都是列宁——斯大林的新闻理论，只是毛泽东比王明、博古更加党化、更加斯大林主义化，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斯大林。与毛相比，或许博古所受的五四影响稍大一些。早在1925—1926年，博古就曾在其家乡无锡和上海主编过一份影响颇广的政治刊物《无锡评论》。1941年5月，博古将边区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调入《解放日报》，放手让其主持文艺栏，正是由于博古的宽容，丁玲才有可能在1942年的《解放日报》上推出王实味、丁玲本人，以及萧军、罗烽、艾青等人撰写的一系列批评性的杂文和短论，及至《解放日报》改版，所有这类“暴露性”的言论被斩草除根，彻底实现了毛泽东所要求的“舆论一律”。毛泽东所达到的对新闻的垄断，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斯大林都难望其项背。在文网严密的苏联报刊，偶而还有几篇批评官僚主义的小品文问世，而在延安，1942 年后的报刊上已不复有任何“暴露性”的文字。在抢救运动期间，延安还揪出了一些“写不真实的新闻”的“特务分子”。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陆定—、胡乔木的领导下，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了一份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党报”。在版面安排上，《解放日报》彻底改变了“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的惯例，而变为“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的报道和版面安排的顺序，将国际和国内新闻降至次要地位。对刊登国际新闻更是从严掌握，所有国际新闻，一律须重新编写，严禁照登外电原文。

　　《解放日报》既为“党报”，它就必然同时又是已掌握了党的毛泽东的个人喉舌。1942年 4 月后，报社遵从毛的指示，多次发表经毛修改的讲话和文稿，而发表这类讲话的时间一般都较毛作演讲的时间推迟很久。例如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演讲，其文字稿推迟约一年半才经修改整理完毕，于1943年10月19日刊登在《解放日报》。作为毛泽东严密控制的宣传工具，《解放日报》忠实地执行了毛利用该报指导整风的意图。陆定一调入《解放日报》后，奉毛泽东之命，将工作重点放在新辟专刊〈学习〉上，使〈学习〉很快成为指导整风的信风标。〈学习〉专刊于5月13日出版，共办了八个月，出版了二十四期，对于如何学习文件、如何开展小组讨论，怎样写反省笔记，都针对性地发表各类文字予以指导。当整风进入到干部思想反省阶段后，〈学习〉专刊还配合登载了一批各类干部的自我反省文章作为示范。至1943年初，延安整风转入审干、肃反阶段，〈学习〉专刊的使命遂最后完成，终于在也43年1月16日宣布终止。

　　《解放日报》还开创了中共利用报刊整肃“异端”知识分子的新模式。1942年6月报纸用两版篇幅集中登载批判王实味的文章，范文澜、张如心、罗迈（李维汉）、温济泽、李伯钊、陈道、蔡天心等纷纷“口诛笔伐”，陈伯达更在大批判文章中将王实味称之为“王屎味”。但报纸绝不为王实味提供为自己辩护的版面，使《解放日报》成为一边倒围剿王实味的主要战场之一。1942年6月20日，《解放日报》复发表冠之以“延安文艺界”名义的〈关于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的总结性长文，最终将王实味扫入“反动派”的行列。

　　《解放日报》为贯彻毛泽东的意图尽心尽责，全面发挥了其作为党与领袖喉舌的功能。然而即使是训练有素的驯马，难免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1942年4月10日和以后一个短时间，《解放日报》竟忘了“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居然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分别报道了中央党校一男学员自杀和延安大学一女生自杀的消息，此“错误”被毛泽东迅速抓住。毛严厉指责《解放日报》”仍不和中央息息相关”，报纸“尚未成为真正的党的中央机关报”。他称，“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并表示，《解放日报》的几篇社论仍有错误。毛再次重申，“以后凡有重要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均须与中央商量”。和毛泽东相比，《解放日报》编辑们头脑毕竟简单一些，他们耳闻目睹在延安不时发生的干部、学生自杀事件，以为选择一两条消息刊登也无妨，却未料道无意中他们已犯下“暴露阴暗面”的严重政治错误。在毛泽东大喝一声后，从此在《解放日报》上就再未有任何有关延安消极面，诸如自杀事件的报道了。（摘自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