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律·有所思》看“文革”发动初衷

● 高华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行迹隐秘的毛泽东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汉给江青写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断，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这封信，毛泽东在这段时间有无其他抒发胸臆的文字？对此，外界长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人们才知道，毛泽东在1966年6月还写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谈他对“文革”感受的，只是他未注明写作此诗的地点。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全诗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时，

　　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

　　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www.xing528.com)

　　故国人民有所思。

　　细细阅读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再来看他在1965年前后的思与行，大致可以触摸到他发动“文革”的初衷。

　　毛泽东终生信奉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为此，不倦地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然而，1959年至1961年的特大经济困难造成严重后果，他个人的领袖威望也因此受到损害。从6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已退入“第二线”，他的同事们虽然继续尊敬他，但过去的某些过激的思路和方法已被悄悄地进行了转换。正是在这时，敏感的毛泽东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巴卢库、卡博时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他“已经看出问题了”（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在这几年后，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刘少奇等所做的一切都背离了他的“路线”，“革命”也越来越像是博物馆的某种陈列。1964年2月，毛泽东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说，“我孤单一人”（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漓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他断定，革命正在衰退。刘少奇等注重生产、常规、秩序的务实做法，与他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渐产生了矛盾，这愈益激起他的革命危机感，也促使他萌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念头。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据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那天，毛泽东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绝。他对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果然，在宴会上，毛泽东严厉斥责中央领导同志，使他们如坐针毡（《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一个试探气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为吴晗讲话。毛泽东不动声色。1966年2月，在武汉东湖，毛泽东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彭真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但是，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杭州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5月，更挖出“彭罗陆杨定时炸弹”——正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毛泽东之发怒挟以雷霆万钧之力， “修正主义者”“不听话”者，则“败叶纷随碧水驰”。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

　　依照毛泽东的逻辑，“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1966年4月28、29日，毛泽东在杭州对康生、陈伯达说，彭真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4月版）。他也一再告诫：“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

　　其实，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

　　摘自《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