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突围之道：通过民主化获得和平崛起的国际空间

● 冯崇义   丘岳首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刘亚洲将军成为中文网络世界的焦点人物之一。在他身上，有人看到中国民主化的希望，有人却看到中国军国主义化的危险；有人看到旷世的才华，有人却看到陕隘的偏见；有人看到救国的褔音，有人却看到误国的祸水。也许，刘将军本就是个复杂的异数，聚智慧与偏见于一身。以笔者之见，敢言的刘亚洲对世局时势的诸多判断，其睿智程度实不亚于当年留下《五七一工程纪要》那篇杰作的林立果，尽管他所欣赏的因应之道带有那个以党国天然继承人自命的群体所固有的陕隘与傲慢。在笔者看来，刘亚洲最精采的见解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病根是缺乏民主，认识到“我们中国人这二百年来弱就弱在制度上，输也就输在政治制度上。”（ 4月14日军方研讨会: 《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人为何对我猖狂?》）认识到民主国家的包围是对中国最可怕的战略包围。用他自己的话说，“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再加上台湾。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刘亚洲：《对我国最可怕的战略包围是‘民主’国家的包围》www.bjsjs.net/news,25/02/2005 。这篇演讲最初在网上发表时题为“信念与道德”）

　　刘亚洲这种将民主的包围视为中国所面临的最可怕的战略包围的见解，充分表明他确实有战略家的眼光。但是，他在行文中却将中国周边地区近年来加入民主国家行列的国家称为“所谓的‘民主’国家”，又显示了他思想的混乱或在特定环境下欲言又止的尴尬。既然民主化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既然中国是因为不民主才陷入民主国家的包围，那么，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迅速完成民主化历史进程，这种包围便会烟飞灰灭消弭于无形。为对付这种包围苦思冥索种种劳民伤财甚至涂炭生灵的所谓战略对策，实属多余有害无益。

　　一、违反世界潮流的错误选择使中国陷入重围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一直陷于重围之中，而且陷入重围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实行与世界主流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当然，其表现方式在不同时期并不一样。其初是抱残守缺，妄图“以不变应万变”，完全落后于时代和世界潮流；后来又病急乱投医，在“独创”、“超越”和“民族特色”等诱人的口号中走入党国社会主义的歪门斜道。人们通常将世界近代历史的源头追朔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但是，人类社会挺进现代的天翻地覆的大转型，是十七世纪才真正展开的历史进程。从那个时候起，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等历史事变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人类最先进的部分突破愚昧而黑暗的中世纪，建立起以工业大生产和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物质文明、以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制度文明（政治文明）、以自由主义和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精神文明。而那时的中国则在明清两朝昏君们的统治下，将向近代化迈进的种种生机无情地扼杀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华民族由于昏君们冥顽地选择守旧之道而陷于停滞的小农经济、君主专制和思想文化专制。（当今国内的主流媒体及御用文人们还在对所谓的“康乾盛世”津津乐道，实在是恬不知耻、愚不可及。王蒙等提出“扫皇”，实是针砭时弊。）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完成了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并以“资本主义的面貌”改造世界的时候，无知而且正因为无知而狂妄的中国统治者们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继续将比中华民族先进了至少一个世纪的西方民族视为“蛮夷”，并且继续奉行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没有民主参与这一制度框架，普通国人在君主专制的“家天下”统治下，也无法形成中华民族的认同。这样一来，中华民族便无法成功构建起自己的民族国家来与西方列强抗衡。连当时已经“睁开眼睛看世界”从而拥有对外部世界最多知识的封疆大吏林则徐，也无法将毒品走私和自由贸易区别开来，无法将毒枭和商人区别开来。因而，当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查禁鸦片的时候，他不分青红皂白地将鸦片走私和正常对外贸易一起禁绝，将鸦片贩子和普通商人一并驱逐，使禁毒转变成对自由贸易宣战。这样的愚蠢做法，反而使鸦片商们得售其奸，说服英国议会以比反对票仅仅多出两票的多数通过了对华开战的议案，在捍卫贸易自由原则的旗帜下与中国一见高低。（参阅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中国虽然地广人众，但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落后，而且又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同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别，因而，一旦与英国交战便难免一败涂地，林则徐等主战派则落得个束手无策徒喊奈何。

　　 一败涂地的奇灾异难，终于促使部分国人的觉醒。魏源等先进的中国人发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呐喊，接着便有了旨在“富国强兵”的学习先进国家武备及物质文明的“洋务运动”和学习先进国家制度文明的“维新运动”。腐朽没落的清朝统治者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原则下半心半意地接受了“洋务运动”，却对侵蚀其政权垄断的“维新运动”始乱终弃，并将其视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举措进行残酷的镇压。谭嗣同等维新君子在“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仰天长啸中血溅北京菜市口。好在历史潮流谁都挡不住，愚顽地阻挡中华民族作出正确的制度选择的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连同君主专制制度一起被推翻。

　　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走向共和，中华民族走入了人类文明的主流正道。民国初年万象更 新，颁布宪法、总统制度、议会制度、政党竞争、工商立国、言论自由等等亘古未有的新鲜事物都被移植于中国，实可谓百废俱兴、宏图待举。然而，袁世凯等那些极端自私愚顽的军阀官僚们就是不愿与广大民众共享政权，以种种卑鄙残忍的手段破坏初生的民主政治，甚至于上演帝制复辟的闹剧。

　　在一个有几千年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实现民主政治，本就不是容易的事，民国初年中国民主政治的那些挫折，本也不足为奇。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为起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方面补辛亥革命的课，全面地建构以自由民主和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并力图革除以等级尊卑和专制政治为核心的中国专制主义传统。这样，先进的中国人便走上了不仅仅是“富国强兵”而是从西方全盘移植先进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使中华民族获得新生和复兴（有人称之为“凤凰涅槃”）的康庄大道。国人如果能以坚毅勇决的精神排除干扰，沿着这条康庄大道多走一些时日，中华民族早就修成正果而跻身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民族之林。

　　遗憾的是，国运不佳。当中国人见物思齐、正欲全心全意地移植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世界主流文明的时候，这种文明在它的西方发祥地遇到巨大的危机，受到严峻的挑战。两次世界大战及大战之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便是这种危机最明显的表现。挑战则是来自左、右两翼的极权主义，即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目睹这样的危机和挑战，中国的政治领袖和部分意见领袖们动摇了，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随之中途改道，并陷入左右两翼党国体制的恶斗。从孙中山倡导“以党治国”到蒋介石直接师法法西斯，中国国民党走上了右翼的一党专政和“党国资本主义”的迷途。中国共产党则师法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苏联，奔向左翼的一党专政和“党国社会主义”的邪路。在这两种党国体制的生死博斗和决战中，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即自由民主的 “第三条道路”被无情地堵死了。以邪压正，莫此为甚！西方患病，却由尚没有资格患那种病的中国服药，结果无端折腾了几十年，中华民族之冤枉，莫此为甚！

　　国民党的党国资本主义败退台湾，共产党的党国社会主义在大陆大获全胜，中国在偏离人类主流文明的旁门左道上越走越远。但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党国社会主义却是令整个中国左翼知识界如痴如醉的毒品，就象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使西方左翼知识界普遍地如痴如醉一样。正是在那样的一种荒唐的背景下，夺得江山的毛泽东愚蠢地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并在中国百孔千疮的时候出兵朝鲜同美军作战，在冷战中故意站错队，与那些不三不四的国家称兄道弟、打得火热，自己主动争来了世界主流文明国家的枷锁和捆绑。

　　二、坚持过时的党国体制而成为挑战世界主流文明的龙头老大

　　在冷战初期，党国社会主义支流与自由主义世界文明主流之间的是非高低，就已经判若日月。党国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机器当年总是喜欢用肉麻的言词吹捧美妙无比的“社会主义天堂”并且总是不厌其烦地宣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 “水深火热”之中。而且，饱受愚民政策蒙蔽的党国社会主义的广大子民，也大都信以为真。但是，这种宣传自始至终都只是厚颜无耻的欺骗。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党国领导们趁着风高月黑建造柏林墙来阻止“眼光雪亮” 的广大民众投奔西方的时候（唯有监狱的围墙是为阻止里面的人往外逃而建立的），他们心里非常清楚柏林墙西边是很多人向往的天堂、柏林墙的里面才是阴森森的地获。当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一批又一批迫害敢于说真话的忠良的时候，当他设下“阴谋”的圈套陷害那些响应他的号召说出一点儿心里话的愚忠之士的时候，当他昧着良心将那位凭着几十年与毛泽东的铁哥儿们关系而敢于说出大跃进真相的彭德怀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头子的时候，毛泽东在心里当然清楚他在依靠谎言治国。在这样一种现实之中，所谓“东风压倒西风”，所谓“得道多助”，都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掩盖他那没有心肝的愚民之术。建立于党国等级官员们全面垄断所有资源基础之上的党国社会主义，根本就不可能创造比西方世界更高的效率（劳动生产率），森严的社会政治等级使公平或平等更加无从谈起。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典籍之中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只不过是专制、蒙昧、贫穷的党国社会主义落后现实的遮羞布。（实际上，将当代西方世界称为“资本主义”世界并不确切，因为经过长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造，那里已经是社会民主主义世界，在相当程度上落实了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诸原则。参阅冯崇义《第三道路世纪梦：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回顾》，载冯崇义《从中国化到全球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45-70页。）

　　由是观之，“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中一开始就已彻底败北，所幸的是当年的党国领导们尽管疯狂终因内斗不断而没有机会联手起来发动“世界革命”和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将人类文明彻底毁灭。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社会主义阵营断断续续的“改革”，是走上左道迷途的人们沿着曲折的道路向人类主流文明的回归；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正是向人类主流文明回归的过程。从恢复市场经济到明确将保护人权写进宪法，从“参加国际循环”到“依照国际惯例办事”，无不是向人类主流文明回归的表现。

　　邓小平对中国政治外交的遗嘱是“韬光养晦”、“决不出头”，显示了他的务实风格。但是，政治思想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而且理论思维严重欠缺的邓小平并未意识到，在“苏东剧变”之后共产主义世界仅存中国、越南、朝鲜、老挝和古巴这“五人帮”，中国是其中仅有的真正有份量的大国，客观上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与世界主流文明对抗的“龙头老大”。在以往世界两个阵营对垒的时候，苏联是主流文明世界的头号敌人，世人最担心的是这个邪恶帝国的领导哪一天头脑发热动用足可将人类毁灭几次的核武库，使整个世界毁于一旦。苏联帝国的崩溃，使人类松了一口气。但是，苏联帝国崩溃所留下的空缺，有被中国填补之虞。尽管美国为对付当前的国际恐怖主义而没有将中国列为“邪恶轴心”，但那些被列为“邪恶轴心”的小国，对美国及西方世界来说只不过是皮疥之疾，中国这个“共产帝国”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心腹大患。应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就象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崛起从未引起他们的担心而是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一样，美国及西方世界所恐惧的并不是中国本身的经济发达和强大，而是奉行党国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中国之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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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们中国坚持党国社会主义的过时制度，被国际社会定位于“共产帝国”，就无法从根本上突破被民主国家包围、受世界主流文明遏制的外交瓶颈。虽然我们现在并不总是不明智地与一些无赖国家站在一起，在国际事务中也并不总是不按牌规出牌，而是有意识地避免民主国家将我们视为“不负责任的军事大国”，国际形象也已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制度上的根本性差异，我们与民主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几乎无法建立起来，所谓合作也只是基于短期的功利性考虑。最近运作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功败垂成，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且不说欧洲各国与美国存在经济竞争对手这样一层关系，由英、法、德等老谋深算的老牌强国组成的欧盟，对美国不可一世的霸权地位深怀妒忌。他们相信权力必须由权力制约的铁律，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深怀忧虑，这使得欧盟的政治家们希望尽早让拥有相当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中国成为积极参加国际事务的重要成员，以形成美国、中国和欧盟相互牵制的三角关系。而且，他们也希望通过与中国更为密切的合作来推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权状况的改善、公民社会的壮大、并在防止核扩散和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行动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欧盟试图采取不同于美国的对华政策，甚至于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与中国不谋而合、出现与中国联手制美的局面。但是在防止“共产帝国”破坏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这个层面，美国和欧盟存在更为根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见解。因而，“道不同、不相谋”，中国纵横捭阖、离间欧美、“以夷制夷”的空间毕竟有限。

　　党国体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权利垄断，而正是这种体制 扼杀了中华民族的生机活力。后极权党国体制也可以短期顺畅地运行，有时经济方面的效率还很高。但是，谁也无法控制它的无规则痉挛。这种无规则痉挛已经在中国重叠发生，人们已领略了它下伤害很多无辜、上殃及（包括几任）中共总书记的巨大杀伤力。权力垄断可以集中民膏民血，搞“尖端”原子弹在氢弹去与世界主流文明国家对抗，却无法在“量”在“质”上建立起真正强大的国防，更无法形成赢得世人尊敬和信服的“软权力”。

　　权力不受制约是 “共 产 帝 国”的可怕之处，表现强悍是这类帝国内人们获得权威和权力的通行证。“小平同志复出以后，…必须在党内树立绝对的权威，……最快的树立权威的办法就是打仗。……这场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也就是说为美国人出气，……此仗一打，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科技援助包括军援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到中国。” （刘亚洲：《对我国最可怕的战略包围是‘民主’国家的包围》www.bjsjs.net/news,25/02/2005 。） 刘亚洲政委却对这种反映了中国体制的重大弊端的“绝对权威”（由一个人就可以发动战争）非但不厌恶反而大加赞赏，不知理由何在。

　　在与党国体制对立的自由主义宪政体制下，各党各派可以公开地争权夺利、各种宗教信仰互竞高低、各派思想学术争奇斗艳、各类舆论媒体尽显神通。国人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通过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抗争不公与不义。这种体制的设计以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为出发点，既保证了个人利益也发挥了个人的聪敏才智。由于“藏富于民”而使国力日渐强盛，而不至于单纯为了国家表面上的“强盛”而牺牲国民的利益和宝贵生命。

　　只有在中国建立起这种现代文明政治体制，才能消除世界主流文明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和防范，也只有在中国建立起这种现代文明政治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刘亚洲所列举的诸如“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 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的种种弊端。可惜的是，刘亚洲所致力鼓吹的仍然是晚清时期的“富国强兵”的理路，仍然没有将个人置于国家之上。不想伤筋动骨的谈论“改进干部选拔机 制”，其结果将是既没有个人自由自在的心情舒畅，也不会有真正强大的国力和军队。

　　三、通过民主化为中国赢得和平崛起的国际空间

　　“和平崛起”是上个世纪末中国学界率先提出的主张，近来经过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等人的倡导似乎已为党国领导所接受。按照陈子明的说法，“和平崛起”论的提出，本意是要清算中国以往错误的外交路线，既反对中国已经失去崛起机会的历史悲观论调，也反对战争贩子们的战争狂言，认定中国崛起的过程同时也是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王思睿《“和平崛起”论反对什么？》，www.bjsjs.net/news,2004-06-11）。

　　当然，拒不认同中国能“和平崛起”的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国要“崛起”就不能承诺和平，承诺和平中国就不能“崛起”。根据吴稼祥的分析，他们之所以不认同中国能“和平崛起”，其主要理论依据是政治现实主义，特别是“有限生存空间理论”。但正如吴稼祥所说，那是非常片面的过时理论。世界霸主地位在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和平转移，有法西斯主义历史的德国和有军国主义历史的日本在战后通过民主改造和平崛起的范例，都足以证明，如果能满足民主化这一必要条件，中国的“和平崛起”便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吴稼祥《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www.ncn.org/asp，2/23/2005）

　　民主国家不会向民主国家开战，民主国家也不会围堵民主国家，这是世界现代历史的基本经验事实。并不是说民主国家之间没有严重的利益冲突，而是因为他们因为共享相同的自由主义价值和制度而可以共同遵守人道主义及和平主义的底线，可以获得相互信任而避免误会，可以依据民主机制通过对话和协议磋商来化解矛盾达成共识。而且，后进国家走自由民主的崛起道路，也不会直接挑战民主国家的根本利益。历史证明，专制国家的崛起，无论是古老的君主专制国家，还是现代党国专制国家，在崛起中都非常富于侵略性，张牙舞爪强行争夺“日光下的地盘”和利益而开罪其他民族。民主国家内部也因具有良好的对话和协议磋商机制而使许多社会矛盾得到化解，刘亚洲能欣赏这样的言论：“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它呢？”（刘亚洲：《大国策》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asp2004/06/24）足见他对此有良好的感悟。

　　包括刘亚洲在内，不少国人及党国领导向往民族主义的崛起之路。这实际上是中国人走了一个世纪的迷途。连近现代先进的中国人，包括一些自由主义者，大都无法摆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无法摆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因而都掉入以民族观念为核心、以国家为本位的陷阱，使中国的现代化长期遭受不必要的挫折。自由主义大师胡适倒是在三十年代就认识到国人试图靠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在逻辑上的荒谬，大声疾呼“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载《胡适论学近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可惜这种真知灼见如凤毛麟角被淹没在浅薄的爱国主义口号之中。

　　民族主义也是现代性之一，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与自由民主和平共处甚至于相辅相成。不过，正象笔者在别处所指出的那样，归根结底，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性质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们有不同的出发点，遵从不同的逻辑，走向不同的归宿。自由主义以人类个体为出发点，遵从“善世主义”的逻辑，目标是人类所有个体的自由幸福；民族主义则以民族群体为出发点，遵从与“他者”不同或敌对的“特殊主义”的逻辑，对同类的关爱有着鲜明的边界，目标是本族本群的优势。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积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经验教训，好不容易才达到了对民族主义和自由民主的新认识。他们已经开始自觉抛弃以国家的富强为核心目标的民族主义道路，并代之以个人主义、普世主义和全球主义的道路。由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和由国家传媒舆论导向所造成的信息倾斜、民族主义可以说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明确地将“国家利益”视为低于个人价值的次生价值，开始直接地批判民族主义思想和情感的危害性，特别是在妨害个人自由、妨害健康的国际交往，以及妨害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等方面的危害性。他们将自由民主价值视为“理性民族主义”的前提条件，不承认存在于民族个体成员的利益之外、不经民主程序确认的所谓“民族利益”。而且，他们还将人类和平、个人尊严、个人自由权利、个人理性等普世价值视为高于民族主义的价值，并要求国人及中国政府在与世人的交往中尊重这些普世价值。考虑到国家主义的传统曾经支配几千年以来中国读书人的心灵，而且十九世纪以来几代自由知识分子都掉入民族主义的陷阱而悲剧性地牺牲了他们的自由主义信念，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勇敢地将民族主义拉下神圣的祭坛，甚至于理性地向民族主义告别，这是十九世纪以来、同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中国人的一次深刻的思想飞跃。（冯崇义《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载冯崇义《从中国化到全球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83-100页。）

　　可惜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在1989年那场国殇中嘎然而止，国人普遍接受自由主义思想启蒙的过程又一次中断了，使得很多人的思想转型半途而废、半生不熟。刘亚洲对着 军队“营以上干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讲话中，本着“军人也是人”的理念讲了许多充满人情味的动人故事，同时也勇敢地抖出了许多“通天”的信息，但他指责不忍心屠杀无辜百姓的徐勤先将军（其实在他背后还站着张爱萍等一大批军中前辈）是“操蛋”，又表明他对人类生命的尊重还远远不够。刘亚洲在清醒的时侯也看到，缺乏政治民主化会使中国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然而，似乎对垄断特权和极权政治深恶痛绝的刘亚洲，面对全球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大潮流的滚滚涛声，又以卫道士的口吻高声大讲：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刘亚洲：《大国策》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asp2004/06/24）前后分裂不连贯和充满悖论的“刘亚洲现象”，可以说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后方生未死的后极权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其实，明白人都知道，只要继续“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中国的前景就非常暗淡。是的，军人服从命令效命疆场，政党千方百计维护执政地位，这都没错。问题在于，在“党天下”中，在技术层面合情合理的事情，却因为制度层面的根本错误而变得大谬不然。执行军令本是军人天职，但在党国体制下军队被用来对付无辜百姓，在这种情形下军人还盲目执行军令，就是大错特错。政党争取成为执政党，本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否则就不成其为政党了（就象时下中国那些所谓“民主党派”那样），但在党国社会主义的体制之下，共产党不是通过平等竞选来争取或保持执政地位，而是用暴力消灭反对党并依靠暴力来维持永远执政的地位，这就完全破坏了政党政治正常的游戏规则而走向万恶的一党专政。这也就难怪世界主流文明国家会把我们看成在道义上低人一等的异类。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就必须突破“党天下”的党国体制，开辟自由民主的新局。诚如是，中国就能维护基本的社会公正和动态的社会稳定，在国内以多方共赢的方式崛起，同时也借此而赢得和平崛起的国际空间。

　　结语

　　显而易见，中国之崛起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自由民主的和平崛起道路，另一条是民族主义和党国社会主义的暴力崛起道路。我们中华民族曾因民族主义发育过迟而吃了大亏，而今当这个主流文明世界已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必须防范的病毒的时代里，我们又在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民族主义颠狂而吃亏。当我们不明真相没有切身体验党国社会主义的灾难的时候，我们拥抱党国社会主义也还情有可原。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都已迷途知返走上了自由民主的康庄大道，“儒家文化圈”里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也纷纷奔向自由民主。除了还要维护垄断特权，我们已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来维持党国社会主义的制度。放着自由民主的正道不走，却撑着民族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的招牌自绝前程，实在太不明智。中华民族的同胞们应当醒悟，我们不在自由民主的觉醒中迎来和平崛起的壮丽日出，就定将在民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邪路上陷入沼泽困境和奇灾异难。

　　200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