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经七书》的文化密码的介绍



● 黄朴民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朝代。

　　 不论是对读书人来说、还是就做官作吏、当平头百姓而言，活在宋朝，都算是幸运儿。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本人，虽然是赳赳武夫出身，但是宅心仁厚，宽恕包容。早早立下所谓的“祖宗之法”。这其中，优待后周皇室宗族，不杀功臣，不杀言事之士大夫三条，尤其是皇恩浩荡，旷古未有。好生之德，实可钦佩；忠恕之道，垂范千秋。

　　 试问除了宋朝，还有哪一朝是如此优渥厚待前朝的皇族宗室的，还不是实行彻底的“肉体消灭”政策，“宋受晋终，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这是改朝换代的政治常态。可宋太祖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胸襟！读《水浒传》，看那小旋风柴进不但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收容窝藏社会上的刑事犯乃至政治异己分子，官府对他则是礼敬有加，曲护放任，就是拜宋太祖所定的“祖宗之法”所赐。换成其他朝代，柴氏早已灭门，哪里还会有柴进这号人存在？

　　 又譬如，不杀功臣，宋朝也基本上做到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认贼作父，养寇自重，当过伪楚皇帝的张邦昌伏诛遭戮之外-----应该说这完全是张氏本人咎由自取、自绝于天地，似乎也只杀过岳飞，但这冤案，很快就在宋孝宗时期得到平反昭雪。其制造者宋高宗、秦桧、张俊一干人还千秋万代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成为后人声讨唾骂的对象。历史就是那么的吊诡，偶尔杀了一个人，结果沦落千丈深渊，万劫不复；而杀人如麻、丧心病狂如高洋、朱元璋之辈，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惹来更大的谴责。历史有时真的不太公平。

　　 至于宋朝的士大夫，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也活得非常滋润、逍遥自在。其发表与朝廷主流原则相背悖，不合时宜的言论，通常也没有遭“和谐”的危险。一般也就是让你边缘化而已，说得实在过分了，惹朝廷老大不高兴，那就加以“薄惩”，将你外放到边远的州郡去反省和改造，而且通常时间也不会太长，过上几年，法外施恩，允准你返回中土，安享生活了。所以，苏东坡才会有这么良好的心态，吃荔枝，食龙眼，写诗作画，饮酒品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即使是涉嫌颠覆的“乌台诗案”，也还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而普通老百姓，在宋代的生活，毫无疑问，也是相对安宁惬意的。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直观反映的汴京市民生活情景，读《武林旧事》之类的宋人笔记所记载的勾栏、瓦舍的热闹场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的城市繁华、经济发达，使普通民众基本上过上了尚算可以的生活。“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我们可以批评宋时民众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的问题，但却不能不承认“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老百姓安居乐业、悠闲自在的事实。

　　 全国性的民众暴动，历朝历代几乎都无法避免，有如宿命。例如，秦代有陈胜、吴广大起义，西汉有绿林、赤眉横扫天下，东汉有黄巾大暴动，隋代有瓦岗军、窦建德聚众造反，唐代有王仙芝、黄巢起义军席卷六合，元代有红巾军“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明代有李自成、张献忠横扫千军、荡涤乾坤，清代则有太平天国运动烽火遍地、势不可挡。而有宋一代，除个别的地方性动乱，如王小波、李顺造反，方腊举事，以及个别的团伙性闹事，如宋江起兵之外，没有像其他朝代发生过全国性的暴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学界几成定论的宋代“积贫积弱”之说的结论似乎是下早了。说宋代“积弱”，问题好像不大，但若是称宋代“积贫”，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了。

　　 正是因为有宋一代不存在什么“官不聊生”、“士不聊生”、“民不聊生”的状况。中国的读书人，一直是向往两宋时期的。那种宽容、宽松、宽厚的政治生活氛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纯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记得当年兰州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在我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课程，当讲到宋代时，俪生先生他气宇轩昂，神采飞扬，临场发挥，说是假如在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中，有可供选择的，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首选两宋。赵先生的这番话，其实正恰如其分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状况，其厚重宽大，让今天的人们追慕不己。

　　 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宋代的崇文尚礼所导致的结果，是军事力量孱弱疲软，萎靡不振，国防形势困顿危殆，左支右绌。鲁迅先生有云，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套用过来，便是文明是挨打的象征。

　　 两宋的历史就是证明。它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让契丹、女真、蒙古人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子里子都输得干干净净。它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蒙元，那也就认了，可连在小小的西夏的面前，都难逞一胜，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了。

　　 导致这种局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燕云十六州的失落，西北牧场的易手，使优良战马的来源被切断，只能用川地的矮种马来唱骑兵组建中的主角，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战略兵种，它的强大与否，直接关系着军力的盛衰，尤其是面对北方民族强大骑兵集团进攻时，自身骑兵虚弱，未战便已输了一半，毕竟，“以步制骑”只是一厢情愿的期盼。

　　 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宋朝廷推行崇文抑武、以文制武基本国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赵匡胤、赵光义消极汲取五代时期武人干政擅权的历史教训，一味考虑不让“黄袍加身”的历史重演，使得他们将巩固皇权，强化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置放在首要的位置，“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可谓是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凡大将出征，皇上都要面授机宜，颁发阵图，何时进兵，何地行军，怎样布阵，如何接敌，规定得清清楚楚，统兵者不可越雷池一步。其手脚被捆绑得严严实实，没有机断指挥的权力。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种情况之下，要打胜仗，岂不是比登天还困难！《孙子兵法》有云：“将能而君不御”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而宋代皇帝反其道而行之，那只能是“乱军引胜”，在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连战皆负了。

　　 当然，打败仗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宋代统治者也想改善情况，有所振足。军权高度集中的做法不能动摇，那么，得另辟蹊径，别出心裁。于是乎，他们就把提升军队战斗力的重点，放到强化兵学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上来，用批判的武器来代替武器的批判。故有宋一代，学兵学理论、用兵家智慧，以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就蔚然成风，风靡一时了。

　　 换言之，宋代的兵学缘此而兴盛发达，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兵学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这标志为：在宋代第一次出现了兵学的大型类书《武经总要》，第一次实现了兵书的专业分类，涌现出一大批专题型的兵学著述，如讨论守城作战要义的《守城录》、总结军事制度沿革及其特征的《历代兵制》，评析军事人物韬略的《何博士备论》、研究各类战法经验的《百战奇法》等等。可谓琳琅满目，异彩纷呈！

　　 其实，军事实际能力薄弱，往往导致军事理论发达，乃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基本规律。

　　 先秦时期，齐国军队的战斗力是相对比较低下的，这一点，荀子已有很到位的评论：“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孙膑自己也承认，在三晋军队面前，“齐号为怯”。

　　 这跟齐国重视文化建设，厚待士人应该有关，齐威王时搞了稷下学宫，豢养了一大批文人学士，让他们享受“列大夫”的待遇，“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不治而议论”。这一点与宋代的崇文之举可以前后辉映，互相媲美。

　　 可就是这个齐国，兵学理论方面的建树却令人称道，中国历史上的最著名兵书，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司马法》等等，皆出自齐地，成为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零教授曾著文，名曰“齐国兵学甲天下”，刊于《中华文史论丛》，对这一文化现象曾作过很全面的总结。而齐国的兵学之所以能“甲天下”，背景就是齐国军队打仗不行，需要用兵学理论的先进，来弥补实战能力的孱弱。

　　 反之，像秦国那样的“虎狼之师”，却只信奉战场上刀剑定是非，拳头比高下的实力至上原则，才不会对兵书撰写，兵学理论构筑产生兴趣呢。由此可见，宋代统治者强化兵学理论建设，所说明、所印证的，恰恰是宋代军事实力与能力低下的现实，当然，这样做比不做要好，这也是没有疑义的。在这股传承与弘扬兵学理论的热潮中，《武经七书》便应运面世了！

　　 北宋神宗赵顼统治时期，朝廷有憾于泱泱大国居然师旅不振，军威屡坠，在对辽与西夏的军事抗衡中屡遭失利、贻笑天下的困窘局面，终于下决心，决定兴办武学，培养优秀军事人材，以亡羊补牢，振衰起弊，扭转形势，赢得主动。

　　 为了适应“武学”教学与训练的需要，朝廷遂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和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从此，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七部兵学著述，就被正式定名为兵家经典著作《武经七书》，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由官方校刊颁行的兵学理论教科书。(www.xing528.com)

　　 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言：“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在现实中，“知行合一”更多的是虚幻的想象，知行背悖，知行脱节才是常态。宋代人打仗已被历史证明是的确很差劲的，但宋代人的兵学理论造诣之精深，“纸上谈兵”的修行功夫之卓荦，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一点，在《武经七书》的编纂上同样也有充分的体现。

　　 战争在中国起源很早，中国的历史从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战争的历史。中国人在与外敌作战时经常显得比较窝囊，但是在同类相残时那个暴烈残酷程度却是经常突破道德的底线，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之类的悲剧，年复一年不断上演。虽说那些读书人也常在那里呼吁“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那也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真实的状态往往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战争层出不穷，杀戮惨绝人寰，它一定会附带着一个自然的结果，这就是用于指导战争的中国古代兵书的浩如烟海，叠床架屋。以至于在《汉书.艺文志》中“兵书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与“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等学科门类并驾齐驱，比肩而立。

如何在这么多的传世兵书中遴选出几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兵书，以武学经典的身份进入武学基本教材之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挑战，是对《武经七书》编纂者的学术眼光、兵学素养、文化识见的重大考验。它要求达到四个基本的目标：第一，有限入选的兵书能够系统、完整地反映宋代之前中国兵学发展的总体成就与基本面貌。第二，有限入选的兵书能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重要的代表性，且彼此之间可以起到互为补充、互为发挥的作用。第三，有限入选的兵书在思想性、学术性、文学性等方面，都要卓尔不群，引领风骚，臻于完美，具有典范意义。第四，有限入选的兵书无论是篇幅的大小，文字的阅读，表述的方式等方面，都应该恰当适宜，符合武学的教学需要，便于人们学习与掌握。

　　 应该说，朱服、何去非等人的确是识见不凡，目光如炬，很好地完成了对经典兵书的遴选工作，实现了朝廷编纂武学基本教材的初衷。很显然，这七部兵书均是价值巨大、个性鲜明、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最佳入选对象，称得上是中国古典兵家文化的杰出代表。

　　 这中间，《孙子兵法》毫无疑问是经典中的经典，核心中的核心，是名副其实的“带头大哥”。明代兵书《投笔肤谈》认为：“《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孙子兵法》堪称古代军事理论的集大成者，构筑了古典军事理论的框架，使后世许多兵学家难以逾越。后世的军事理论建树，多是在《孙子兵法》基本精神与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它代表了中国古典兵学的最高水平，无愧于“兵经”、“百世谈兵之祖”的称号。

　　 正因为《孙子兵法》一书具有巨大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崇高的历史地位，后世兵家对它的肯定和赞誉史不绝书。早在东汉末期，曹操《孙子注序》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太宗李世民对《孙子兵法》更是推崇备至，据《李卫公问对》记载，他曾由衷赞叹：“深乎，孙氏之言!”“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宋代人对《孙子兵法》予以高度评价的，更不在少数，如苏洵认为：“《孙子兵法》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辞约而义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矣。”（《嘉祐集·孙武论》）陈直中在《孙子发微》中也说：“自六经之道散而诸子作，盖各有所长，而知兵者未有过孙子者。”戴少望评《孙子》有云：“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可穷。” （《将鉴论断·孙武》）

　　 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序》中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孙子兵法》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作为中国古代兵学宝库的一笔珍贵遗产，《孙子兵法》是不朽的。因此，将《孙子兵法》选入《武经七书》，并列为全书之首，应该说是非常恰当的。

　　 《司马法》一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春秋中叶以前兵学思想的主体内容和基本特征。它是一部以古为主，综合古今的混合型兵书。其基本内容则由三个部分组成：一、古代王者《司马兵法》，即西周时期供武官学习或遵循的法典性兵学著作，这是它的主体成分。二、春秋时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的兵学观点以及他对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诠释内容。三、战国中期齐威王统治时的稷下大夫们在“追论”古者《司马兵法》之时，根据战国时代新的战争特点加入的一些兵家语言。

　　 概括而言，它孕育于黄帝至殷商，创立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成书于战国中期，具有深厚的历史淀积层，集中反映了商周、春秋、战国前期各种军事观念、作战特点与军事制度，历史文化价值不容低估。为人们在今天全面了解、准确把握我国古代战争、军事思想发展历史的嬗递轨迹提供了必要的依据。而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原“古者《司马兵法》”中所保留的西周及春秋前期的部分内容。《司马法》的重要军事学术价值，体现为它是我国现存兵书之中，反映春秋以前军事思想、作战特点、军事制度实际情况最具体最充分的兵学典籍，集中渗透着春秋中期之前的时代文化精神。

　　 东汉大历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有云：“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宋代郑友贤《孙子遗说》也指出：“《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这些论述都准确扼要地揭示了《司马法》其书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历史意义。

　　 《尉缭子》的重要性，表现为它既是现存“兵形势家”的唯一著述，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对战国兵书的渗透与影响，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战国军事制度的原始资料。它所倡导的“挟义而战”、“武表文里”的战争观念，“明法审令”、“举贤用能”的治军思想，“权敌审将”、“轻疾机动”的作战指导原则，均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故自汉唐以来，《尉缭子》一书一直受到兵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推崇。《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认为它“能分本末，别宾主”，“理法兼尽”。清代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也指出：“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对以《尉缭子》为代表的三晋兵学在中国兵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做出了恰如其分且又实至名归的界定。

　　 《吴子》，又称《吴起兵法》，今存本二卷六篇，篇名分别是《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全书约近五千字，是吴起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也记载了一些吴起的生平活动事迹，当是由吴起及其门人编缀成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子》一书是吴起兵学流派的集体性创作，成书于战国时期，但所反映的是吴起本人的军事思想。大致而言，《吴子》的兵学思想体系由三个方面组成，这就是进步的战争观念；“以治为胜”的治军理论；以及“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思想。应该承认，《吴子》一书的理论特色相对单薄，但仍不为一部有价值的兵学著作，尤其是关于战争观念、治军理论的阐述，不无独到与深刻之处。如吴起曾受业于儒家曾子门下，故其论治军时，多袭用儒家“仁”、“义”、“礼”、“德”、“教”等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这其实是开启了后世“兵儒合流”的先河，是反映中国古代兵学的主流价值观的，因此，《武经七书》中有《吴子》的一席之地，决非偶然。

　　 《六韬》的贡献，在于其是先秦兵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集中体现了战国后期学术思潮融会贯通趋势在当时的兵书撰著上所打下的深刻烙印。具体而言，首先，它具有军事学术体系的完备性与系统性，其所论述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关系，全胜战略、军事战略，治军理论，作战指导原则，国防建设思想，军事后勤方针等各个方面，从而构筑起一个十分完备的兵学理论体系。其次，当时社会政治思潮对《六韬》有广泛的渗透与高度的规范。这包括黄老之学清静无为、执一统众的指导性质，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深厚影响，以及法家、墨家学说的不同程度的参与。其三，《六韬》所阐述的许多问题，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启迪意义。如“文伐”十二法的高明运用，《王翼》中早期“司令部”构成的具体设想等等，就是这方面的有力例证。显而易见，《六韬》在《武经七书》中，也是不可替代的角色。

　　 从每一部兵书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它特有的时代属性，也即反映着一定的时代文化精神，秦汉时期成书的《三略》所体现的，就是显著的封建大一统兵学的特点。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大一统封建帝国的确立时期，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需要为大一统服务的兵学。《三略》正是这种时代需要的必然产物。它所关注的问题，既是总结“取天下”的经验，更是探讨“安天下”、“治天下”的基本原则。这一时代文化精神从《三略》自我表述的理论宗旨，诸如“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差德行，审权变”、“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之中就有突出的反映。

　　 正因为《三略》以如何安治天下为基本宗旨和立论的出发点，所以全书上下贯穿着维护大一统、巩固大一统的一根红线，响彻着“陈道德，察安危”的主旋律。《三略》安治天下的大一统时代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三略》的显著特点是偏重于阐述政略，这同《孙子兵法》等先秦兵书偏重于阐述兵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恰恰是大一统时代精神指导规范兵学建设的客观反映和必有之义。第二，《三略》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花费大量笔墨在论述君主与将帅、君主与群臣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君主如何驭将统众的重要原则。这同样是大一统时代文化精神指导规范当时兵学理论建设的具体表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三略》更像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它的出现和流传，表明军事从属于政治，军事学政治伦理本位化趋势的强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它入选《武经七书》也是丝毫没有可奇怪的。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在结合战例阐述兵学哲理，使之深化方面，比前人取得了更大的成绩。具体地说，就是《问对》的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用具体战例来阐述和探讨战略战术原则的方法，把军事学术的研究方法，从单纯的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新的境界，在认真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深化战略战术原则，使其日益接近于科学化。这对于古典兵学理论研究来说，乃是一个显著的贡献。同时，《问对》的研究视角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色，也显示出古典兵学的重点正开始由战略的层次向战役战术的层次转移，这说明，随着战争实践的日益丰富，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也趋于多元、复杂、缜密和深化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曾对其主要内容及特色作过较精辟的概括，称“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这一概括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基本上符合该书的思想要旨，宋人戴少望在其《将鉴论断》中称道它“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其军事学术价值毋庸置疑，入选《武经七书》亦属当之无愧。

　　 由此可见，宋代学人对兵学经典的认识与遴选，的确是独具匠心，别出心裁的。其眼光之独到，选择之精准，令人叹为观止。有宋一代，虽说在军事实践的舞台上乏善可陈，留下的只是“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绵绵遗恨，但是在兵学理论的建树方面则是独领风骚，让“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魂魄随着《武经七书》的流传而依稀残存于千秋江山。

　　 这就是宋代的文化气象，也是后人谈及宋代时之所以百感交集、五味杂陈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