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不归之路

● 黄朴民  

　　 发生在公元五世纪后期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北魏社会政治盛衰的一大关键，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地位、作用、影响之重要与深远，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已由国家教育领导职能部门的做法而得以证明了：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中，它与“商鞅变法”、“明治维新”等一起，被列为中外历史上十大改革事件，而成为了开展中学历史教学的重点内容。

　　 对北魏孝文帝改革意义的评价，教科书的说法中规中矩、四平八稳，这当然是政治正确的必然要求，本人曾为“人民教育”版《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一书的主编，撰稿过程中虽然有时会萌生出一些思想脱缰的想法，但落笔时还是老老实实，不敢越雷池一步，毕竟“误导”莘莘学子的罪名谁也担当不起，更何况，即便放开了写，到审查时还是会被收回来，又何必劳而无功白折腾呢。

　　 形格势禁，对魏孝文帝只能认真恭维，定调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对其倡导和推行的改革只能热情肯定，所谓“推动了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加速了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一言以蔽之，即这场改革推动了北方地区多个民族的大融合，消除了长期以来民族之间的隔阂，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而言之，孝文帝是伟大的，其改革是正确的，其历史定位是光荣的。

　　 作为教科书，这么表述是可以理解也是能够成立的，我自己也认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在促使鲜卑族汉族化、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功不可没，换言之，没有当年孝文帝犁庭扫穴，彻底“去鲜卑化”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后来隋朝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式的混同南北，实现一统。有此一点，亦足以让孝文帝青史垂名、亘古不朽了。

　　 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复杂性。从多元的视野重新审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我觉得还有许多话可说，其实，若能平心静气地进行思考，这场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其价值与意义的判断，绝非教科书所说的那么简单，人们的观点也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我认为，这就是研究与宣传的区别：宣传是正向的，单线条的，是自说自话，客观叙述要服从于主观动机的要求，强调原则，坚持立场，而研究则是逆向的，多线条的，是讨论商榷，要于不疑处找疑点，观点表述要尽可能排斥主观上的先入之见。我们今天之所以学术精品稀少贫乏，之所以研究成果缺乏厚重与公信力，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当是混淆了研究与宣传之间的界限，将研究等同于宣传。这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讨论中同样有鲜明的体现。

　　 考察北魏孝文帝改革，有几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第一，孝文帝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第二，既然改革的效果如此神妙，又是振兴经济，又是稳定政局，又为何孝文帝逝世才30年左右，北魏就爆发“六镇起义”，北魏的统治就陷入分崩离析、万劫不复的局面？

　　 第三，孝文帝改革以“全盘汉化”为根本宗旨，结果它直接而彻底地摧毁了北魏赖以统治的根基，完全泯灭了鲜卑族的个性特征，使这个曾经生机勃勃、骁勇善战，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民族逐渐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样的归宿究竟该怎么看待？

　　 第四，孝文帝改革的“全盘汉化”，汉化的重点究竟在哪里，其汉化的内容是汉文化中的精华还是糟粕，其汉化的途径与思维是否妥当？

　　 如果不将这些问题回答清楚，那么，对这场改革的评价与定位，就会永远是处于隔靴搔痒、甚至郢书燕说的混沌状态。

　　 北魏孝文帝改革可以公元490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改革侧重于“形而下”的部分，主要是整顿吏治、理顺关系、改革经济、改善民生；而后期的改革则注重于“形而上”的部分，包括迁徙都城、移风易俗、兴起礼乐、推行“汉化”。前者务实，后者务虚，前者重绩效，后者求声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皆有涉及，皆有触动，可谓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全面型改革。

　　 但这些改革虽然都归之于北魏孝文帝的名下，总称为“孝文帝改革”，但是，在公元490年之前，孝文帝拓跋宏并非是北魏朝廷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他固然命运不错，在自己5岁那年即皇兴五年，公元471年就受父亲献文帝拓跋弘的禅让而登基为帝，且一当就当到公元499年死去为止，前后近30年，但是，在公元490年之前，他始终是一个傀儡角色。

　　 当时的朝廷实权全部掌握在其祖母冯太后的手中。这位冯太后可是十分强势，史称其“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魏书·文明皇后冯氏传》）是位典型的“铁腕女人”。在波谲云诡的朝廷内部政治斗争中，她沉着果断、坚忍精明，击败一个个政治对手，依靠李冲、李安世等宠臣、粉丝的拥戴辅佐，牢牢地掌控了北魏朝廷的军政大权，曾一手策划了其子献文帝的废立，并操纵着其孙孝文帝本人的一切，两度“临朝听政”、“省决万机”，“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威福兼作，震动内外”、“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魏书.文明皇后冯氏传》)，是北魏朝廷的实际统治者。她对孝文帝拓跋宏，简直是视如无物，动辄责打，而孝文帝保命第一，绝不敢有任何的辩解，更不敢有些微的抱怨，“宦者先有谮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而受之，不自申明”(《魏书.高祖纪下》)。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490年。是年，女强人冯太后终于抗不过自然规律，寿终正寝了，这时，孝文帝拓跋宏才开始亲政，可以按自己的真实意愿来理政视事了，北魏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此可见，在孝文帝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拓跋宏仅仅是个傀儡皇帝，相关改革的顶层设计、推行实施，即建立卓有成效的新制度以取代旧制度，如推行班禄制，实施三长制，倡导均田制，改革租庸调制，等等，虽然成效卓著，但说实在的，其实都与他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那些新制的策划与制定，都是李冲等人秉承冯太后的懿旨，执行冯太后的指令而鼓捣出来的，换言之，皆是在冯太后的主持下逐一展开的。所有的功劳，当然也包括失误，都应该归于冯太后名下，而与孝文帝拓跋宏关系不大。只有在490年冯太后撒手归西，北魏孝文帝改革运动进入第二个阶段后，拓跋宏才实际登台主持大计，推行那一系列诸如迁都洛阳，制礼作乐，全盘汉化的改革。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北魏孝文帝改革中那些最为切合实际、最有实质效益的措施与做法，都是冯太后的作为与贡献，而它们的推行与见效，则为真正归属于孝文帝主持的后阶段改革奠定了基础。而也只有明确地区分了整个改革的前后阶段的不同主持人，我们对魏孝文帝在改革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改革运动中所占有的地位，才可以做出比较公允恰当的评价。

　　 公元490年魏孝文帝亲政，这之后，这场改革运动才完全由他本人来操盘了。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从490年其亲政到499年其去世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推行的改革措施究竟有哪一些，这些改革是否像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那样纯粹为正面的功绩？

　　 考察这十年中孝文帝拓跋宏亲自主持的改革，最主要的动作有两项。一是公元593年全面启动、公元494年正式完成的迁徙都城，将北魏的都城由平城迁移到洛阳；二是移风易俗，“全盘汉化”，彻底去掉鲜卑族的民族特性，将其完全融入汉族之中。

　　 就迁都洛阳而言，应该说是正面意义大于负面影响的。迁都本身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改革措施，但它实现了北魏政治中心的南移，强化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摆脱冯太后政治的阴影，削弱鲜卑旧贵族势力的影响，为接下来的“汉化”改革扫除障碍，还是颇具合理性的。

　　 当然，任何事情都是利弊交杂，有利必有弊，迁都的负面因素也是明显存在的，它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给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破坏了鲜卑族的纯朴风尚，使鲜卑贵族沾染上魏晋门阀士族的种种恶习，骄奢淫逸，官风腐败，更为严重的，是如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一书中所言，迁都丧失了拓跋贵族集团的强有力支持，造成洛阳新贵与平城老人之间的疏离和对立，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酿成日后北魏的政治危机，伏下了北魏衰亡的契机。孝文帝去世后仅三十余年，北魏政权便迅速地分崩离析，走向灭亡，其远因也许不得不追溯到迁都洛阳之举。正如宋代叶适所认为的那样，拓跋宏“始迁洛邑”的举措，乃是错误的抉择，属于“根本既虚，随即崩溃”(《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www.xing528.com)

　　 至于迁都后所推行的那些“汉化”措施，那就更值得商榷了。通观史籍，我们知道孝文帝拓跋宏是虔诚的汉文化迷恋者，史载：其“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魏书·高祖纪》)这虽不乏溢美之词，但孝文帝爱“文化”胜于扬“武化”，当属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主政后大搞“全盘汉化”，乃是必然的选择。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即开始雷厉风行地推行他的汉化措施了。其重点，是彻底改变鲜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毫无保留地学习和采纳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全方位促进鲜卑族接受汉族文化。其具体的措施有：

　　 1，易服装，公元495年，他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与北方其他少数族人一律改穿汉族服装。他还自己带头穿戴汉人服饰，并在会见群臣时，“班赐冠服”。

　　 2，讲汉话。孝文帝正式宣布以汉语为“正音”，称鲜卑语为“北语”。要求朝臣“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明确宣布“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认为“如此渐习，风化可新”。(《魏书·高祖纪》、《魏书·咸阳王禧传》)。

　　 3，改汉姓。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拓跋宏下诏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资治通鉴》卷一四〇《齐纪六》)从此之后，鲜卑族姓氏就与汉族完全相同了。

　　 4，定族等。孝文帝拓跋宏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情有独钟，在改汉姓的基础上，他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来确定鲜卑族的门第高低，并据此来选拔人才，任命官吏。“诏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弁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同上)

　　 5，通婚姻。孝文帝为了使鲜卑与汉族两族进一步融合，还大力倡导鲜卑人与汉人互通婚姻。他身体力行，带头示范：“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同上)此外，他还亲自为六个弟弟聘室，六个王妃中，除次弟之妻出于鲜卑贵族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通过这种联姻把两族统治者的利益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巩固统治。

　　 6，改籍贯。拓跋宏还颁布诏令，规定凡迁徙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埋葬在河南，不得归葬平城，从而来有效切割鲜卑人与平城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也保证了其后代的籍贯从此改为洛阳而不再为平城人。

　　 考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这些移风易俗的决策与措施，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质就是要通过“全盘汉化”来消除鲜卑拓跋氏的民族个性与民族精神，因为改革的结果，是鲜卑拓跋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没有了自己的姓氏，没有了自己的服饰，没有了自己纯粹的血统，这样一来，鲜卑拓跋氏便彻底丧失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性、主体性，从而与汉族完全同化，融没入汉族之中。更为严重的是，孝文帝还借汉化改革、移风易俗之机会，将南朝地区业已趋于没落的腐朽门阀制度在北方地区借尸还魂，卷土重来，给北魏原本比较单纯、实效的政治生活注入了腐蚀剂。

无怪乎，不少论者认为孝文帝拓跋宏的所作所为，乃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所效仿的是汉文化中的糟粕，汉人的繁缛腐朽，尤其是其以生搬硬套的方式，移植门阀士族制度，使得尚无厚重文化积淀的鲜卑拓跋氏贵族迅速腐化堕落，从而严重地消蚀了北魏统治者的锐气与活力。

　　 这样的评价当然显得有些偏激和刻薄，但是，鲜卑拓跋氏因此而自断自己的根脉，逐渐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恐怕是平允的看法。这对鲜卑拓跋氏来讲，无疑是一场灾难，一个悲剧。对此，孝文帝拓跋宏本人是难辞其咎的。所以，孝文帝以“全盘汉化”为宗旨与特色的改革，其意义当如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一书中所言那样：孝文帝只追求与汉文化相吻合，而忘掉了自己国家政权存在的基础，它对于中国历史进程宏观而言，无论怎样肯定都不为过。但对于北魏王朝、拓跋鲜卑前途命运而言，则怎样贬斥之也合情合理。

　　 除了上面这些移风易俗的做法外，孝文帝拓跋宏的“全盘汉化”还包括了大力推崇儒家学说作为北魏统治指导思想，按汉族的礼仪制度全面改造祭天礼仪，不拘一格重用洛阳新贵与汉族士人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就倡导儒学言，这表明鲜卑族认同汉文化为自己的精神归宿，它同时也意味着拓跋鲜卑主动丢掉自己的特征与优势---勇武质朴，自我削弱曾经十分强盛的北魏军事力量，一方面是学校遍布，弦歌不绝，“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魏书·儒林列传》）另方面是武备松弛，征战受挫，民风萎靡不振，斗志消沉退化。其中的得失还真不容易做简单的判断。

　　 就改造礼仪言，孝文帝的所作所为，也直接从精神的源头摧毁了鲜卑族作为个体民族的心理支柱，使其成为了没有主体性、没有共同精神文化家园的失去魂魄一族。这方面孝文帝的最大举措，是于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废除了“西郊祀天”仪式。原来鲜卑拓跋氏先世所崇拜的天、神，和汉魏王朝有很大的不同，这反映在祭天的仪式上也有相当的差异。北魏孝文帝之前，北魏政权在祭天上，遵行的是“西郊祀天”的仪式。据《魏书·礼志》所载，西郊祀天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致祭时，挑选皇室子弟七人，“以酒洒天神主”，并让女巫在祭坛上摇鼓作法，然后，再“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很显然，西郊祀天仪式使鲜卑拓跋氏贵族能够保持自己民族的古老原始崇拜，唤醒自己记忆深处的文化认同与精神皈依，从而留住自己的生命之根。可是，就是这么重要的典礼，让孝文帝拓跋宏一纸诏令给废除了，而改为采用汉族帝王的祭祀天地的仪式，圜丘祭天，方泽祭地，以祖宗配天。放弃本部族崇拜的天、神不祭祀，改而去祭祀汉族的天、神。

　　 这从好处讲，是表明拓跋宏的汉化政策确已广泛地贯彻到礼乐制度建设的方方面面，大获成功了；但若换位思考，我们不能不说，这类做法是挖鲜卑拓跋氏自己的祖坟，孝文帝乃鲜卑族的最大“叛徒”，做的是敌人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情，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亲者痛，仇者快”。

　　 就重用洛阳新贵和汉族士人而言，孝文帝的行径也是得不偿失。他要消解冯太后的影响，要摆脱旧贵族的掣肘，要走出平城时代的阴影，建立自己的核心班底，任用自己的心腹爪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则不免操之过急、欲速不达。范围比较狭窄，局限于那些支持改制的洛阳新贵，如任城王拓跋澄、齐州刺史拓跋鉴。

　　 此外，他还积极将汉族头面人士拉入自己的阵营，这中间既包括早有根基和名望的李彪、崔光等人，也不乏高闾、宋弁、邢峦这样的新锐之士。这种用人上的倾斜偏爱，加上拓跋宏对平城和整个北魏北部地区的忽略，严重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旧贵族离心离德，动辄捣乱，太子叛逃平城事件就是一记警钟，可是拓跋宏并没有真正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仍然是我行我素，刚愎自用，以致积重难返，“无可奈何花落去”。其死后不久，这种新旧对立，洛阳中枢与边防外镇的抗衡终于全面爆发，北魏王朝土崩瓦解，一蹶不振，就完全无法加以逆转了！

　　 正因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对鲜卑拓跋氏的前途尤其是毁灭性的一场灾难，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对其持否定批判态度的不乏其人，代有相传。宋代的马端临、叶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清代的赵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述中痛加斥责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全盘汉化”的做法，认为这完全是“急于有为，不计阶序，不本土俗，不量难易”，结果自然是“昧先后，失名实，不安于本而眩其末”、可谓“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其害至此”（《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

　　 他们一致强调孝文帝改革的后果是悲剧性的：“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盖徒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也”（《廿二史札记》卷十四）；“然亦竟十余年而国为墟矣”（《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并指出孝文帝拓跋宏是典型的虚伪之徒，“拓跋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夫宏之伪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乃毕行之以欺天下后世者，惟宏尔……视宏之所为，沐猴之冠优徘之戏而已矣”（《读通鉴论》卷九）。

　　 排除叶适、王夫之、赵翼等人贬斥之辞中的意气成份，我们应该承认他们的评论还是有相当的道理的。孝文帝改革本身并没有错，当时北魏王朝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也使得其从事革新、改弦更张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同时，孝文帝本人及其亲信集团崇尚汉族的先进文明，提倡汉化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问题就在于孝文帝他的改革思维与主要措施陷入了致命的“误区”，即“不本土俗”、“不安于本而眩其末”，他亲政后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并不适合北魏国家的国情与族情的，乃是他个人好恶的感情冲动战胜了政治理性运作的产物，它决定了北魏最终没落与解体的宿命。换言之，孝文帝改革的致命性失误，就是他在改革的过程中让所谓的汉族优势文化迷惑了自己的理智，以致完全丧失了鲜卑拓跋氏应有的自身立场，自动地放弃了鲜卑拓跋氏的主体性与合法性，丢掉了作为独立民族在改革事业中的话语权。一切唯“汉”是尊、唯“汉”是从，一厢情愿地“全盘汉化”，自我缴械去融入汉族文化之中，自己给自己挖掘了坟墓，这真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尚书·太甲中》）后果至为悲惨，教训极其深刻。

　　 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为主旨的改革悲剧，也印证了一个最普通的道理：任何改革，都必须立足于自身的主体性，都不能割裂自己的传统与历史，都不能脱离自己的文化土壤，“桔逾淮则为枳”，其他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观念文明再美好，再优秀，也无法直接移植、生搬硬套；否则，就难免面临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尴尬，“画虎不成反类犬”，使自己的改革愿望与最终结果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徒然贻笑于天下、成为历史舞台上的悲剧性角色。

　　 这就是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不归之路提供给今天人们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