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昌贤先生访谈录目的及内容介绍

● 董国强  

　　 本文系董国强(策划、采编)：《亲历“文革”——14位南京大学师生的口述历史》一书的节选。

　　 时间：2007年1月31日

　　 访谈者：董国强

　　 被访谈者：耿昌贤

　　 地点：耿昌贤先生扬州寓所

　　 [耿昌贤：扬州纺织厂退休职工。“文革”爆发时是南京大学外文系法文专科二年级学生]

　　 董国强：关于访谈目的和内容的说明(略)。

　　 耿昌贤：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有志从事“文革”研究，实在令人钦佩，我一定全力支持你。我不但会把我了解的真实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手上还有一些个人保存的文字材料也可以提供给你。

　　 任何事情总有一个由头，我先讲讲当时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参加造反的，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

　　 1966年“文革”爆发的时候，我是南京大学法语专科二(8)班的学生。我们这批学生比较特殊，招生计划是由外交部直接下达的，进校后属于外交部和南大双重领导性质。其历史背景是1964年中法建交，国家急需一批法语专业方面的人才，而且当时不光是法国，还包括原来一些法属殖民地国家，比如非洲、越南、柬埔寨、老挝等等，都需要派人去从事外交工作。

　　 我从中学开始就对文学很感兴趣。我在镇江中学上高中的时候，就在《雨花》、《萌芽》、上海《少年文艺》等刊物上发表过一些诗歌、散文作品。所以进入南大以后，我就参加了学生组织“文学社”。一开始我负责诗歌散文组，孙家正他们都是我们小组的成员。后来我又成为“文学社”的负责人。

　　 我们“文学社”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负责编南大“前进报”，就是南园大门进口处道路两边的黑板报，一共有十六块版面。这个黑板报每个星期出一期，逢星期六出版，由我们“文学社”负责组稿、写稿、编稿，然后把所有稿件送党委宣传部审查，审查通过了，我们就在星期六下午组织人抄写到黑板上去。

　　 在办“前进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文革”的风越刮越紧，成天搞大批判，什么“三家村”啦，“四家店”啦，北京市委问题啦，都在批了。当时作为我们学生来讲，对这些运动当然是积极响应。当时我们都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中央发动的，是“反修防修”的。这个修正主义不批不得了，整个教育界、文化界都被“牛鬼蛇神”把持了，中国也出修正主义了，这怎么得了啊?所以就积极响应。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早就开始介入大批判运动了，什么批李秀成啦，批《海瑞罢官》啦，我们都搞过，反正都是跟着中央的调子走。哎呀，我跟你说，当时也不光是我们学生，就是匡亚明他们也是跟着上面的政治风头转。所以我们每期文章都要经过党委审批，审批以后才能出版。

　　 到了5月份下旬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前进报”又要出版了。那一期刚好是由我们外文系的学生负责的，除了我这个主编之外，参加抄写和美工的人主要是法文专业四年级的莫用武他们几个人。当时要刊发的所有稿件事先都经过党委审批了，十六块版面也都编排好了，临到抄写的时候，莫用武他们发现还差一个通栏标题，就跑来问我。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根本来不及请示党委，而且我觉得所有稿件都经过审查了，现在只差一个通栏标题，这能有多大问题啊?于是我想了一下，就拟了一个“誓死保卫毛，誓死保卫党中央，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栏标题，叫他们直接写上去。当时大家都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也就这么写上去了。

　　 哪晓得到了星期一，我们系的团总支书记潘忠哲(此人曾任匡亚明秘书)找到我，满脸严肃地说：“你们这期黑板报出得有问题。”

　　 我感到莫名其妙，就问他：“有什么问题啊?”

　　 他问：“那个通栏标题是哪个提的?”

　　 我说：“是我提的。”

　　 他说：“你怎么能提这个口号呢?事先也不请示党委。毛主席、党中央轮得到你们来保卫吗?真是危言耸听!”

　　 我争辩说：“我提这个口号有什么错啊?连北京市委都出问题了，我们不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吗?”(www.xing528.com)

　　 他大声呵斥道：“你这是蛊惑人心!”

　　 最后，他对我说：“我们系总支研究过了，你必须认真地写一份检查。”

　　 我当时一肚子不服气，心想我这个口号有什么错误啊?我又没有说“打倒毛主席”，“打倒党中央”，我说的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这有什么错啊?再说我当时那样处理，还不是想让“前进报”能够按时出版吗?你们怎么能那样无限上纲呢?所以我就没有写检查，就在那里顶着。当时不光是我心里不舒服，包括负责抄写的几个人，心里都不舒服。

　　 这样过了个把星期，到了6月2日这天上午，我们班正在教室里上课，外面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来了，全文播送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当时听了那个广播，觉得好像说的就跟我们南大一样嘛，都是领导上压制“文化大革命”。所以一下课，我就跑到“法四”的宿舍去了，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我去的时候，刚好蔡福星、姚金璜、朱瑞芳他们几个人都在。大家聚在一起越谈越气愤：我们那个通栏标题有什么错误啊?党委不许我们写两个“誓死保卫”这样的口号，还要我们作检查，到底是何居心?于是大家就连夜写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南大党委。当时签字的有“法四”班上的22个人，另外加上我。

　　 董国强：你们写大字报的时候，是否知道溧阳分校发生的事件?

　　 耿昌贤：不知道。我们起来贴大字报，跟溧阳分校的“六二事件”完全是两码事。我们当时就是针对南大党委提出的“黑板报事件”，认为党委压制我们，认为我们南大和北大差不多，南大党委和北大党委也差不多。

　　 我们的大字报是6月2号早上贴出去的，就贴在校门口的大石柱子上。这是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这个大字报一出，学校党委非常紧张，立即开会层层布置，要各系党总支密切注意师生们的反应，另一方面就组织人对我们进行反击。一时间反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南大不是北大，南大党委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委。还说我们给党委贴大字报，属于“反党行为”，和1957年的“右派”一样，绝没有好下场!这个反击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在此期间，我们也没有大动作。我们心想：你批你的，反正我们没有错。

　　 大概到了6月7、8号的样子，省委派了一个联络组进入南大，组长是省计委主任汪冰石。他们派人来找我谈话，了解我们写大字报的前后情况。这样我们几个人又开始串联了，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外文系十人小组”。哪十个人呢?我一个，蔡福星一个，栗熙一个，平郑华一个，姚金璜一个，莫用武一个，另外还有“法三”的王荫梅、周至诚等人，反正是十个人。这些人当时都是学生干部、团支部书记、班长、党团员。

　　 我们分析了形势以后，认为南大党委肯定有问题!我们不过质问了党委几句话，他们不是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而是发动全校师生来围攻我们，这不说明他们心虚吗?而且这个时候，溧阳分校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了。匡亚明在溧阳把学生打成“反革命”，还斗学生，我们听了都很气愤。于是有人提议说：“我们到省里告状吧。”马上又有人说：“没有用的，省委和南大党委肯定是一起的，要告状就到北京去告!”这个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于是大家就一致推举我作为代表到北京去告状。我说：“我可以去。但是我没有去过北京，我建议请栗熙和我一起去。他是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对北京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两个人一起去，遇到事情还有个商量。”大家都说“好”。栗熙当时已经大学毕业，是带工资到我们南大法语培训班来接受培训的。他是个党员，又是烈士子女。

　　 这样决定下来之后，大家就开始凑钱，一共凑了四五十块钱。我又找到南京的一个亲戚，搞到了30斤全国通用粮票。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偷偷摸摸地溜出南大，到了下关火车站。公安厅的人一直跟踪我们到火车站，所以我们两个一路上都不敢用中文谈话，就用法语交谈。

　　 等到上了火车，我们两个人就在那里商量。“十人小组”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是一腔热血，情绪冲动得很，有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想清楚，现在真正杀出来了，上了火车了，才觉得心里空落落地耽不到底，比如我们下了火车该怎么办?我们到北京是来告状的，但是究竟找什么人告状呢?这些都是问题。最后我跟栗熙讲：“我们干脆到北大去。既然中央派了工作组去，肯定有中央负责同志在那里。” 栗熙说：“好。”于是我们下了火车就直奔北大。

　　 到了北大，大门口传达室的人不让我们进去。

　　 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说：“我们是南大的，来你们北大找聂元梓。”

　　 “你们有介绍信吗?”

　　 “我们没有介绍信，只有学生证。”

　　 “学生证有什么用啊?不行!不行!你们要告状就到党中央去告状，跑到我们北大来干什么?”

　　 正在我们与门卫交涉的时候，来了一个北大的学生。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叫郭少田，是北大经济系的学生，也是我们扬州人，扬州中学毕业的。他听到我们在那里与门卫交谈，我讲的又是一口扬州话，他一听是老乡嘛，就上来问是怎么回事情。我就简单地把情况跟他讲了一下。

　　 他知道情况以后，就低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讲了，跟我走。”于是就带着我们从边门进到北大里面去了。到了他的宿舍，他又去把一些在北大上学的扬州老乡都叫过来，结果来了一大帮人，有经济系的，还有哲学系的，把宿舍都挤满了。这时他对我们说：“你们先在这里介绍一下南大的情况，我去找我们的领导去。”他走了之后，我们就在宿舍里跟北大的学生谈我们南大的情况。那些学生们听了我们的遭遇都义愤填膺，就在那里热烈讨论如何支持声援我们。

　　 到了晚上9点多钟，郭少田回来了。他告诉我们：“我已经向聂元梓汇报过了，聂元梓也向领导上汇报过了。领导马上要接见你们。”当时他没有说是那个领导，只是叫我们在宿舍里面等着。

　　 到了10点多钟，我们被带到北大红楼。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那里警备森严，又是警卫人员，又是医务人员。进去一看，主角是一个老太婆。我们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曹轶欧，康生的夫人，他们都喊她“曹大姐”。聂元梓当时也在场。

　　 坐下来以后，曹轶欧对我们说：“听说你们是从南大来的，你们把那里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于是我们就把我们贴大字报的前后情况向她作了介绍。然后我强调，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贴大字报是不是“反革命行为”?第二个，我们私自跑到北京来反映情况，是不是“反革命行为”?

　　 听到这里，曹轶欧笑起来了：“这怎么好叫做‘反革命’呢? 你们是到北京来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又不是跑到台湾去。第二个嘛，你们在南大的那些行为也都是革命行为。我们中央早就知道你们南大的情况，现在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完全可以放心，明天《人民日报》就要发表一个社论声援你们的革命行动，社论的题目是《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其中公开点了匡亚明的名。”

　　 董国强：这个社论是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此外那天的《人民日报》上还有一个新华社的长篇电讯，对溧阳分校“六二事件”进行了报道。

　　 耿昌贤：如果这样推算起来，那我们就是15日到北京的，反正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就出来了。

哎呀，当时听她这么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