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

● 陈铁健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由于他惊世骇俗的思想，怪异的性格，曲折的经历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独特的贡献，他又被称为怪杰。

　　陈独秀，名乾生，字仲甫，1879年10月7日生于长江中游重镇安徽省怀宁县城(今安庆市)一个小户人家。祖父和父亲以教书为业，维持一家清贫的生活。3岁时，父亲病逝。陈独秀天资聪颖，自小就有叛逆的品性。他曾设计捉弄以迷信行骗的阴阳先生，更鄙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鼓励平民升官发财的科举制度。18岁时，为应付早年守寡的母亲的哀求和严命，勉强去应试，通过县、府二试进入院试时，宗师(即考官)出的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陈独秀在自传中说：“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陈独秀就这样蒙了一个秀才。但第二年到南京考举人，命运之神不再照顾他。他落榜了。但是，他看了考场上考生的种种怪状后，“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官，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于是陈独秀就成为康梁派的拥护者，与皖省维新派人士密切交往，“谈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并与“一辈后生小子”，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但是，百日维新很快失败，八国联军入侵，陷中国于瓜分之危，陈独秀受到极大刺激。“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各国，查看一番。”

　　于是，从1901年10月开始，陈独秀多次东渡扶桑，研究日本强盛之原因，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思想为之一振，犹如走出山洞，眼见广阔田野，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积极参加留学生中的革命活动，从而由改良转向革命，由“康党”转向“乱党”。

　　1902年冬，陈独秀参加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翌年3月31日，为捍卫留学生正当利益，借清政府所派学监姚煜作风卑劣事，陈独秀约同张继、邹容等闯入姚宅，由张抱腰，邹捧头，陈挥剪，发抒割发代首之恨。陈等因此被强行遣送回国。

　　当时正值沙俄背约，拒绝撤军，企图霸占我国东北地区。东京、上海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陈独秀回安徽，组织集会、演讲，成立“安徽爱国会”，以为响应和声援，遭政府镇压。他逃到上海，与章士钊等合办《国民日日报》，鼓吹“排满革命”。该报遭禁后，1904年初，陈独秀背了一个包袱，拿了一把雨伞，来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以通俗文字，阐述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险局势，宣传“国”“家”命运相连，启迪国民关心国家大事，奋起救亡。次年初，他又游访“淮上豪杰”，发起组织“岳王会”，秘密培训革命干部，有力地支援同盟会成立初期江淮地区的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时，陈独秀参加了浙江和安徽的斗争。安徽光复后，出任都督府秘书长，推行激进的改革措施，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而受挫。接着，他参加安徽地区的反袁斗争，失败后潜心探索几年来革命斗争屡起屡折的教训，于1914年11月，第一次以“独秀”笔名在他协助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提出“狂悖见解”，宣称近世国家是指“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之中国，“民无建国之力”，袁世凯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惊呼“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保存恶政府”；“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

　　该文一出，舆论大哗，纷纷攻击陈独秀“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不予理睬，只是宣称：“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他认为中国的出路首先不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在于文化的转换，实现国民性的改造。于是，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鼓吹法兰西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和宗族制度发起猛烈攻击，掀起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运动所及，教育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整整一代革命者。(www.xing528.com)

　　1919至1920年，陈独秀受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和“五四运动”的刺激，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毅然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向劳工运动，从而奠定了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的地位。

　　监狱中产生的建党念头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眼看北京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并不顾自己北大教授文科学长的身份，在6月9日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又让胡适译成英文，连夜印刷成中英文传单，亲自到闹市区新世界屋顶花园去散发。该传单除要求保卫山东权利，取消中日密约和免除曹、章、陆等卖国贼官职外，特别提出“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等。矛头直指政府的暴力机构。此意在推动运动深入发展，但无疑是欲发动一场人民革命。

　　不料，陈在散发传单时，被埋伏在旁的密探逮捕入狱。社会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孙中山在上海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在各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9月6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陈独秀。据胡适说，这次被捕对陈独秀转向共产主义、组建共产党发生了很大影响。他说：“独秀在拘禁期中，没有书报可读，只有一本基督教的《旧约》、《新约》，……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感动”；“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

　　其实，早在1917年，陈独秀在研究欧洲近代文明之源泉时，就认为，“社会主义，乃耶稣教文明”。这次出狱后，他发表了一篇《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章，称颂基督的人格和情感，把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归纳为“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又说：“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的永远生命而来;……基督教是穷人的福音，耶稣是穷人的朋友。”因此他大声疾呼：“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冷酷、黑暗、恶浊坑中救起。”

　　也许是有了这样的觉悟，再加上他出狱后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发现二者在许多方面相合，例如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精神、以“穷人”为主体，给穷人带来幸福的牺牲精神、平等博爱精神等；只有“爱敌人”的宽恕精神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不合。而这一点，根据他十几年来革命斗争屡遭迫害的感受，他自然更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他就向列宁主义跃进。过去，他把马克思主义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的修正主义混为一谈；而且当有人要《新青年》把社会主义作为“最新之思潮”在中国推行时，陈独秀明确拒绝，他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在中国实行应“缓于欧洲”。当时他竭力鼓吹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根本出路是“建设西洋式之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式社会”。

　　现在，陈独秀则认为：“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他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的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若是要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特错。”接着他宣布：“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这里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引者注)如此，在认识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阶级实质、进步性、虚伪性并且把它抛弃的同时，陈独秀就接受了列宁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说：“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得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

　　就这样，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秋，陈独秀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与此同时，陈独秀开始筹组政党。而这个政党必是国际主义的，献出自己的一切以解放全人类；它必为“穷人”带来福音；“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则不屑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