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陈铁健    

　　瞿秋白和他同时代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瞿秋白殉难前夕，在狱中所写的《多余的话》辟专章回顾《我和马克思主义》，内中谈到他在苏俄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回国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历。瞿秋白说，他到苏俄之前“思想是紊乱的”。清末以来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学术理念，对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今文经学到佛学思辩，从改良主义到实验主义，从整理国故到文化救国，从民主主义到无政府主义，都曾经溶入这位青年学子的思想。其中的无政府主义学说，虽然不能挽救中国的贫弱危亡，却在他的心田播下了一粒希望的种子，留下了一片虚幻而美好的梦境。瞿秋白说，他之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发生“兴趣”，是因为与他心目中的无政府主义的梦幻境界相合：“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所采取的手段，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掌握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付诸与革命实践，就是中国摆脱危亡的出路。

　　以往的研究者（包括我在内），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估计甚高。瞿秋白对自己的估量，却从来不高。1927年，他在自选的《瞿秋白论文集》序言中说他在1923—1927年所写近一百万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文章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试作”，“有许多没有成熟的、不甚正确的思想”。这并非自谦之词。来自知识界的瞿秋白，对当时中国知识界包括其中先进的思想代表的弱点，看的更为真切：“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当然也不能自外与此。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他说自己在这几年所做的“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正是“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

　　中国知识界陈旧的思想根基，即瞿秋白所说的“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包袱极重。即使被瞿秋白赞为“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戴季陶、胡汉民等，在马克思主义宣传热潮中风光一时后，也不能不退回他们的原点或原点之后，重返民主主义，或倒退为反民主主义。为数不多的五四激进青年精英如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等，则追随他们的前辈陈独秀、李大钊等，尽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他们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依然是有限的。确如《多余的话》所写：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没有系统的研究；对经济学不感兴趣，根本没有读过《资本论》；只是从报章杂志的零星文章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学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依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编写几本讲义；而“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在1923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少，于是，自云“只知道一点皮毛”、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瞿秋白，“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了。

　　瞿秋白是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事实上，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而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又是一回事。理解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个学习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以现实生活为源泉的感性认识为基础，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因而又是一个艰难曲折、复杂多变、漫长渐进的过程。

　　当代学者王占阳所写《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一书对此有明确的论述：“一个社会现代文明发展程度愈高，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可能达到的正确理解的程度就愈高；反之，一个社会现代文明发展程度愈低，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可能达到的正确理解的程度也就愈低。”“马克思主义从世界最发达国家到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广泛、漫长的传播过程，......从西欧到苏联、从苏联到中国、从苏联和中国再到更为落后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路线上，我们确实总是能够看到越来越严重的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事实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如波尔布特主义以及某些非洲社会主义等等”。中国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只是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漫长而曲折过程的开端。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人未能真正理解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论即生产力决定论、社会发展阶段论、社会形态和社会革命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在理想目标方面的根本区别，未能摆脱空想社会主义的深刻影响，未能正确了解“俄国人的路”，只是大体上正确地理解了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只能形成于五四之后迄今尚未完成的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

　　列宁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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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秋白从苏俄带回中国的主义，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列宁主义。要考察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弄清什么是列宁主义？对此，王占阳在《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谈到，第一，列宁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但必须剔除附加在马克思主义上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例如，列宁自承“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即试图在一个小农国家实行共产主义，是一个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的错误。第二，列宁主义是列宁所提出的已被实践证明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第三，列宁主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一个农民占多数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第四，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贡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经济政策”理论，其主要适用对象是具备同类条件的落后国家，因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列宁主义对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尤有特殊重要意义。列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仅运用到俄国，而且推广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特别是中国。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布哈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继续发展这一理论。历史证明，列宁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般理论论述，正是有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来源。

　　中国人从传统的实用理性、现实生活经验感受和自古以来盛行的大同圣境的理念出发，为当前急迫的现实斗争需要服务，从列宁主义中选择了更为实用的阶级斗争学说，直接应用于中国革命事业。1920年赴俄的瞿秋白，通过对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考察，接受了列宁主义学说，加入共产党。他所写的大量通讯报道中，具体地揭示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弊端和“新经济政策”的成就。1923年回国到1927年间，瞿秋白依据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及相关著作，移植和阐述唯物辩证法和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以此为指导，考察中国国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理论。第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理论。诸如，中国社会性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矛盾和阶段斗争状况，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动力、任务等。第三，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诸如，农民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枢，应当唤起农民的觉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武装农民，实行工农联盟等。第四，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诸如，中国资产阶级的阶层差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对其实行又合作又斗争的方针，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警惕和防止资产阶级夺得革命领导权等。第五，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与革命前途的理论。诸如，中国民主革命是广大民众参加的国民革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指导权并非天然存在，而应相机夺取；在革命胜利后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等。第六，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

　　从1923年到1927年，瞿秋白虽然未能提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名称，却已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已经不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包含了后来由毛泽东所概括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同时，在革命实践中，瞿秋白与他的战友们一道，同东方文化派、科学与玄学派、实验主义、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等，进行了争论和斗争，从而在理论上实践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应该说，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传播的良好开端。

　　对生产力决定论的排拒和接受

　　列宁主义关于“新经济政策”理论，必须以理解、掌握生产力决定论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前提才能真正理解和接受。1921年，当列宁开始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时，瞿秋白就已从莫斯科发回相关报道。可是，由于中国社会的落后性，中国人没有认识和接受“新经济政策”，反而把在“列宁主义”名义下的“左”倾空想的“战时共产主义”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建国后，误认为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也可以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依靠政治思想的力量，超越资本主义的必要发展、排斥新民主主义社会，以不断革命论为指导，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同时，这种“左”倾空想论又消极地影响到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外关系、主要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相互关系，等等。只是到了邓小平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的思想才得以在中国获得较为普遍的理解性传播，并付诸改革开放事业。

　　除却真正的列宁主义和在“列宁主义”名义下的错误思想之外，还有被斯大林所界定和解释，实际是斯大林理论化的“列宁主义”。其中正确的一面，是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错误的一面，是在时代性质和社会主义问题上，斯大林继承和大大发展了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形成苏联僵化的社会模式的理论基础。

　　斯大林所掌控的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而在某些时期，例如中国大革命和十年内战时期，其错误的严重性，超过它的正确一面，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的成败，无一不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密切相关。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从政治、组织和经济上依赖共产国际和苏联，执行他们的战略策略。瞿秋白1921年春在他的旅俄通讯中就明白指出，共产国际是“俄国共产党的外交机构”，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左”倾理论，一旦与中共党内“游民习气”（胡绳说“党内一直有游民习气”，见《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5月版）相揉和，往往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对革命事业施以负面影响，造成巨大的破坏。

　　总之，在二十世纪20至30年间，陆续传入中国并对中共产生主要影响的列宁主义理论，主要是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1949年后至1970年代末以前，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并在中共和中国社会产生主要影响的“列宁主义”，则是列宁“战时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改革开放后，在中国越来越获得理解性广泛传播、并对中共和中国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列宁主义理论，则是“新经济政策”即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相一致的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和生产力决定论，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邓小平理论真正从理论和实践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