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健的文学之路的分析介绍

文学之路 

1955年，渴望深造的陈铁健重拾学途，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学习，对近代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196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师从李新先生攻革命史，成为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史学研究生之一。

60年代初的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外面的政治气候越来越紧张，正常的学术研究难以开展。好在陈铁健遇到了李新、黎澍等各方面均堪为风范的良师，在他们指导下，他“埋头书斋，诸事不问”，根据李、黎二先生制定的学习计划和必读书目，努力研读，逐步深入到了学术的堂奥，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66年，“文革”的狂飙席卷中国，史学界由于有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文章发表，更成为重灾区。5月，陈铁健参加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写作组，奉命撰写批判吴晗的应景文章。不料，这又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文章刚刚面世，即被6月3日的《人民日报》钦点批判，作者们的压力之大可以想见。陈铁健回忆，当时黎澍“不动声色地轻轻对我们说：‘这是对着我来的，不关你们的事。也好，可以免去批判别人之劳，坐等别人批判了。’”虽然黎澍承担责任，陈铁健也没有幸免于运动的冲击，被作为“保皇派”受到批判，再加上其一篇反对戚本禹影射史学文章被作为“最恶毒”稿件亮出，更被扣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和“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列入“清理阶级队伍”的被清理名单。(www.xing528.com)

“文革”十年，陈铁健经历了无休止的各种动乱和派争，学术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但他始终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坚信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终将以理智战胜愚昧。他尽可能挤出时间，继续其钟爱的历史研究，同时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能见到的中外名著。“文革”时代，知识分子读书也成了一种奢侈，当时，最能让陈铁健兴奋的，无疑就是读到一本好书了。

1975年，在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大刀阔斧整顿生产和社会秩序，混乱中的中国呈现一线生机。和当时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人一样，陈铁健热诚拥护邓小平恢复经济的努力，希望中国能由此走上正轨。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歪风就在全国刮起。随后，觉醒了的广大人民在天安门广场发出的要求正确领导的呼声又遭血腥镇压，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陈铁健深恶痛绝，“反击右倾翻案风”风吹正紧时，他在一次会上说对“批邓反右”不感兴趣，含蓄表达对极左分子的反感和不满，险些被打棍子。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后，陈铁健开始焕发出学术的青春。他在《历史研究》参加撰写了一系列揭批极左错误在史学领域制造混乱的文章，其透彻的洞察力、犀利的文笔初步得到了发挥。他回忆，这些文章“大抵都是由我撰写初稿，经丁伟志修改或由他提出意见我再撰写二稿，最后请黎澍审阅定稿”。《历史研究》当时是“最具战斗性的学术刊物，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李锐语），陈铁健执笔的这些文章对《历史研究》的战斗性，乃至对历史学界与理论界的拨乱反正应该说是起到了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