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鲜卑早期史研究的新创获∶读田余庆著《拓跋史探》

拓跋鲜卑早期史研究的新创获——读田余庆著《拓跋史探》

《拓跋史探》(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 3 月版) 是田余庆先生近年来对拓跋史研究成果的一部结 集。文集共收录了六篇论文, 一篇笔谈及两篇附 录。 围绕拓跋鲜卑部在中古史上的定位以及相关 问题, 作者以全新的视角重新梳理了拓跋鲜卑的 早期史, 厘清了一些历史谜团, 并进而指出: “拓跋 部百余年来滋生、繁息于代北, 没有远距离迁徙, 没有太多参与北方混争, 获得了发育和完善自己 的稳定环境, 终于乘时崛起, 走出代北, 担当了结 束十六国的历史任务, 在下启隋唐之局的进程中 实际上起着决定作用。 ”( 《拓跋史探》第 2 页, 以下 凡引此书, 只标注页码)这一见解是作者对北魏开 国史的重新定位, 也是作者在本书中花费很大心 血探讨的主题之一。读罢全书, 不但使我们对拓 跋史的认识上了一层新的台阶, 而且还能够从作 者独特思考问题的方式和研究方法中得到启发。 可以说,《拓跋史探》是一部高水准的学术著作, 值 得一读。

一 本书新意迭出,创获颇多, 限于篇幅, 这里仅 就给人印象最深的两处内容作一评述。 “子贵母死”是北魏王朝实行过的一种奇特制 度,即每当后宫产子将为储贰时, 其母皆赐死。 “子贵母死” 之制自道武帝时始行到宣武帝时废 止, 前后绵延百年, 几乎贯穿了整个王朝的历史。 对于这一个案, 历代皆有学者进行研究, 近年来又 有不少成果问世。但限于史料和研究方法, 一些

问题仍未能解决。例如关于此制的来源, 仅据今 本《魏书》, 就分别有《太宗纪》“师法汉典”和《皇后 传》出于拓跋旧制二说。 孰是孰非, 至今没有定 论。①显然, 在现有学术积累上, 如果要有所突破, 则必须在研究过程中转换视角和思路, 重新审视 史料。《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 (以下简称《子贵母死》)一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 由北魏道武帝实施“ 子贵母死” 制度入手, 追溯来 龙去脉, 从而揭示出隐藏在制度表象背后的深层 背景: 道武帝时代拓跋人处于一种“出自结绳, 未 师典诰”的落后文化状态, 因此, 将师法汉武视为 立子杀母认识来源的依据不足, 只不过在道武赐 死嗣子之母刘皇后后, 子贵母死被后世效仿, 才逐 渐相沿成制。 数代之后, 这一制度自然成为故事 旧法。所谓旧法是指道武帝之法而言的。道武帝 为何要实施如此残酷的措施呢? 田先生经过考察 发现, 这涉及拓跋部早期历史的重大问题, 即在君 位传承过程中母家后族所起的作用。 依拓跋旧 制, 在联盟核心中的“七族”“十姓”之间有着“百世 通婚”之俗, 故而拓跋王室择偶对象历来取之于这 些族外部落。 由于这些母家后族的实力, 往往与 拓跋本部难分伯仲, 因而在关乎联盟最高权力问 题上, 他们从来不甘寂寞。此类婚姻关系不但符 合婚家部族利益, 而且对于维系和巩固联盟也有 着重要意义, 故能长期存在下去。 它的影响曾绵 延于神元帝力微死后的一个多世纪。当时君位传 承无序, 位次错乱, 嫡庶兄弟之间的君位争夺异常 激烈。皇后、母后为护持自己的子嗣, 积极介入君

① 对于旧制说,清人赵翼早就指出: “遍检《魏书》, 道武以前实无此例,而《传》何以云魏故事耶? 《北史》 亦同此 误。 ”( 《廿二史札记》卷 13) 《魏齐周隋书并北史》“魏书纪传互异处”条(王树民校证,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264 页) ,近人吕思勉也认为: “魏自道武以前安有建储之事? 果系故事, 道武但云上遵祖制可矣, 何必远征汉武?《后传》之说甚为诬罔, 不辩自明。 ”( 《两晋南北朝史》第八章第二节《拓跋氏坐大》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350—351 页)周一良虽然未反对旧制说, 但又提出不少疑问: “拓跋氏入中原前之旧制,凡其子立太子者,母妃先 赐死,至孝文帝母犹因而被杀。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未闻有此风俗,且游牧部落亦不如封建王朝之易于发生母 后专权之例,其来源尚待研究。 ”(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中华书局1985 年版,378—381 页)对于汉典说, 否定者也 不少,李凭的意见十分具有代表性。他用大量事例论证, 道武帝引汉武帝立昭帝杀钩弋夫人一事, 颇为牵强 ( 《北魏平城时代》第三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43 卷 第 4期 2006 年7 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43, No. 4 Jul. 2006

位争夺, 成为这一时期十分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君权不张, 使得后妃在维系整个拓跋部落联盟关 系中具有不寻常的作用。 后妃部族的强弱兴衰不 仅关乎拓跋君长在联盟中的统治地位, 而且影响 整个联盟的统治秩序。通过稽考道武帝以前几位 后妃事迹, 作者指出《魏书·皇后传》中所列的神元 以来诸后, 皆有部族背景。仅举道武帝本人为例, 其母族贺兰部、妻族独孤部, 都对道武的君位和帝 业产生过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拓跋部长期存在着 母强子立的传统。道武帝通过长期的历练, 逐渐 明白靠这种传统, 是不可能建立超越联盟统帅的 专制君权的。 要加强权力集中, 就必须采取措施 削弱乃至剥夺母后及其部族干预拓跋事务的权 力。 这就是“子贵母死”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 “子贵母死, 一个目的是清除帝母与政的可 能” ,“另一个目的是不使外家为乱, 这一点只靠赐 死帝母还不够, 还须尽可能削弱外家部落, 直到消 灭其作为部落的存在”88 。 道武帝为此对强大的 外家采取了兼具军事、政治、社会内涵的离散部落 方式。此前, 史学界从没有人把“子贵母死”和“离 散部落”两件事联系起来。 是田先生发现两件事 之间不但有联系, 而且“前一事实质上是后一事的 延伸, 都是为了巩固拓跋帝业, 使帝业得到可靠的 传承”103 。道武帝在战争中度过了创业的十二年。 他的主要对手, 除叔父窟咄外, 几乎都是与拓跋世 婚的外家部族, 特别是与之关系最密切的贺兰部、 独孤部。战争的过程, 既是道武帝伸张君权扩展 领地的过程, 又是离散部落的过程。 因为涉及各 部落及部落大人的权势和利益, 所以不可能一蹴 而就, 而是一个激烈复杂的过程。 在《贺兰部落离 散问题》(以下简称《贺兰部》)和《独孤部落离散问 题》(以下简称《独孤部》)两文中, 作者通过个案研 究的方式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认识。 与拓跋部之间复杂的婚姻和政治关系, 决定 了贺兰部在道武帝政治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前期它是重要的助手, 后期则成为纠缠不 清的敌手。《贺兰部》指出, 从登国元年( 386)即代 王位起,道武帝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做法都对贺兰 部有着针对性。 道武或靠自己之力, 或借他人之 手, 将贺兰绝大多数部落强制离散。 在离散过程 中充满了激烈斗争, 离散之后, 事端也仍不断发 生。 天赐六年( 409)六月, 道武帝被其子清河王害 死。 清河王为乱的直接原因是其母贺夫人为道武

所杀, 而贺夫人即出自贺兰部。道武帝死亡前后, 宫内事变不断, 所牵涉多与贺兰部有关。这些都 是道武离散部落后, 贺兰部的一种自我保护和不 成功的反抗。 清河王事件后, 贺兰部渐趋消失。 同样, 独孤部落的离散也是个复杂的过程。 《独孤部》分析了对独孤部的三次大规模离散。与 贺兰部不同, 独孤部落被离散后, 基本上远离了同 拓跋部的权力争斗, 甚至刘皇后赐死后, 也未见独 孤部有何动作。较稳定的环境有利于其自身的繁 衍生息, 故独孤部后世人物远盛于贺兰部。 道武帝从巩固帝国和君权的需要出发,认为 扼制外家部落必须与扼制母后本人同时进行。因 此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制度二者内蕴相通, 都导 源于拓跋历史上外家与后妃结合所形成的母强立 子之局。 46 —47 随着道武帝的成功, 尤其是外家部落 已被离散, 按说子贵母死制度也应随之退出历史 舞台。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 子贵母死制度 仍延续了百余年。作者在考察子贵母死制度演变 史之后指出, 这一制度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 由于 缺乏具体规则的指导, 经常处于变化中, 直到冯太 后时才完全制度化。 冯太后正是利用子贵母死之 制, 在宫廷争斗中消除对手, 从而达到权力顶峰 的。然子贵母死性质发生变化, 已逐渐成为北魏 后宫互相倾轧的工具。 随着时间的推移, 此制又 使得北魏皇室后继乏人, 到胡太后上台, 子贵母死 之制才寿终正寝。可以说, 经过田先生的条理, 这 一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终于有了更为合理的 解释。 《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以下简 称《共生关系》)是一篇长文。 作者以《魏书·序纪》 史实为基本线索, 在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①, 全面 而深入地探讨了拓跋、乌桓两族, 相互接触、发展 过程的相关问题。全文十一小节, 既各自独立成 说, 又互为关联。 田先生首先考察了公元 295 年 拓跋部分为东、中、西三部后, 所处的地理环境和 部族关系。 认为各部的不同特点, 正是与乌桓互 动的反映, 即东部地区乌桓势力占优, 中部地区二 族互相交错、长期共存, 西部地区拓跋力量最强, 为其根本之地。 在这种大背景下, 拓跋部经历了 平文帝以来近十年的政治纷争, 各种力量纷纷介 入代北事务, 形成以祁后及其诸子为一方, 平文帝 及其诸子为一方的两股势力。 以后, 惠帝、炀帝徙

① 如唐长孺《魏晋杂胡考》(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三联书店1955 年版);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年版); 黄烈《乌桓和东部鲜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 《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四章,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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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东木根山、遁走大宁、引宇文部为援、逃入慕容 部等事迹背后, 都与乌桓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 作者还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视角, 全面地解析了 一系列诡谲隐秘的历史事件, 进而指出: 祁后出于 乌桓之说虽非定论, 但有着东方部族背景则是不 争的事实131 ; 大宁护乌桓校尉总绾代谷, 是晋廷想 利用乌桓钳制拓跋, 但乌桓、拓跋两个部族在相对 封闭的代北地区共处、互动, 反而使得乌桓融入了 拓跋, 在经历了盛乐时期的跌宕起伏之后, 最终孕 育出拓跋北魏王朝137 。 在《共生关系》 一文的最 后, 作者就拓跋与代北乌桓的共生关系进行了概 括: 自东汉以来的北方诸部族在游牧迁徙的过程 中, 随着环境的变化, 各部族既不断相互组合, 又 有相互的分离, 出现民族发展的趋同与趋异。趋 同与趋异并存, 但融合是总的趋势。 拓跋与乌桓 自魏晋以来的共生, 是由于在代北地区(指阴山以 南、陉岭以北、上谷以西、黄河以东的草原丘陵地 带)自然环境相对封闭, 对外交往有限, 加之汉族 和汉文化不起或暂时不起主导作用而造成的两族 趋同。 只是在这一过程中拓跋居于主导地位, 然 而正是如此, 才孕育出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新兴拓 跋部。《共生关系》一文不仅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 梳理出了被遮掩的乌桓历史, 以全新的角度揭示 了拓跋部曲折发展的历程, 而且进行了深刻的理 论思考, 从而为今后的古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一 条新的思路。(www.xing528.com)

二 《拓跋史探》一书, 无论在研究视野和思路上, 还是在史实考证和材料梳理乃至具体研究方法 上, 都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首先, 书中反复倡言, 史学贵在创新。作者认 为, 学术研究要集中力量到追求创新的努力方面, 减少重复劳动, 增加原创性的探索。田先生希望, 经过若干年的积累, 学界能够获得较多的突破, 把 史学研究中的若干空白点、薄弱点多加填补、充 实, 使之更为丰满, 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 这种务实的创新精神, 在书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例如研究子贵母死制度时会发现一个矛盾的现 象, 这就是, 以道武帝为基准上溯历史, 史料反映 的是拓跋部有着母强立子的传统, 实在看不到有 导致子贵母死的历史背景。显然要探究其中的奥 秘, 就需要改变传统的思路。 作者从道武帝本人 地位的变化, 即建立北魏之前是拓跋部落联盟酋 帅, 之后成为君主专制国家皇帝的强烈反差入手, 考察与“不令妇人后与国政, 使外家为乱”的子贵 母死制度的关系, 发现道武帝所以这样做不仅是

为了集中权力削弱母后干政的可能, 而且是觉察 到母族后族背后的部族势力。“悟出这个道理, 好 些疑点都可以纳入这个思路来逐一琢磨。 ”98 这 样, 研究问题的视角不再局限于拓跋部后宫狭小 的空间, 而是放眼到了拓跋联盟内部关系这一更 大的场景。书中还从文化习俗和历史条件等方面 进行深入发掘, 进一步从宏观上把握住了历史发 展的内核。“子贵母死, 出现在拓跋部向文明攀登 的一个特定阶段” ,“它的出现, 符合拓跋部摆脱无 序继承的纷扰以及巩固父子继承制度的需要; 符 合进一步消除强大外戚部族干预拓跋事务的需 要; 更为根本的是符合拓跋部从部落盟主地位上 升为专制国家皇帝的需要”59 ,“这是从盛乐到平 城时期拓跋社会进化的一个侧影, 其包括的历史 内核是: 野蛮孕育文明”47。 前面已讲到《子贵母 死》和《贺兰部》、《独孤部》等文虽各自成说, 但实 际上是一个有机整体。三篇文章围绕着拓跋部向 专制皇权国家发展的主线展开, 个案研究为综合 研究服务, 前后配合, 其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 其次, 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作者将其归纳为: “一层一层剥笋, 一环一环解扣, 走一步瞧一步, 而不是先有基本立意, 一气呵 成” 。 106—107 历史研究, 缺乏史料是一件苦恼的事情。 史料遗存少,“ 这就更需要我们有敏锐眼光, 从史 料缝隙中找出由头, 作合理的分析判断。越是史 料匮乏和纷乱无序的年代, 越是要充分注意平常 视而不见、弃置不用的针头线脑, 千万不要在这些 零星琐碎的东西中, 漏掉哪怕是片言只语的难得 材料”96 。就是说, 任何问题的研究除必须广占材 料和了解他人研究成果外, 还要从常见的史书中 读出别人视而不见的重要材料。乌桓史料的稀 缺, 是研究者习知的难题, 且前人已对此投入了大 量心血, 研究工作似乎臻于极致。 不过, 田先生发 现,“前人使用过的资料, 有些是对资料取其大旨, 而对其深层意义不一定都处处榨干用尽, 因此牙 慧可拾之处往往而有。 尤其是对《魏书·序纪》这 一篇在我看来是历代少数族古史中难得见到的珍 贵史料, 利用还不算充分。我粗粗梳篦一过, 觉得 还可用来写点文章”111 。 作者正是从最基本的史 料出发, 挖掘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 拨开迷雾,步步深入, 触摸历史, 终于得出比前人更加深入的 见解。 这就是作者所言的“层层剥笋” 。 所谓“环 环解扣” , 是研读史料不但要读懂,而且要达到贯 通, 即把有关的各种史料结合起来, 发现隐藏其中 的内在联系。 而“边走边瞧”则是倡导在研究过程 中能及时转换角度, 善于由此及彼, 不断开发战 场, 扩大胜果。 这一研究方法在《子贵母死》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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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得最为明显。当然, 以上各种研究方法, 都是 要在尊重史实、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展开, 绝不能先 有一个基本预设, 然后为我所需, 任意裁剪扭曲史 料, 填充构架。 这就是作者反对在研究课题之时 “先有基本立意”的原因。 治史中往往有许多领域由于缺少资料而成为 “模糊区域” 。当然新史料的发现往往会提高对一 些历史问题认识的清晰度。 可是, 新史料并不是 所在皆有。 史家的广阔视野和敏锐眼光, 则一定 程度可弥补史料之不足, 当然这需要史家具备对 已有史料透彻分析和反复比勘的功力。 在研究中 还可能遇到旁证不少, 结论依稀可见, 却在某个环 节缺少直接的证据, 这就需要作者加以适当的推 测。虽然逻辑上不可避免会出现“丐词”的问题。 作者认为, 在“缺环”的情况下, 合理的推论必不可 少, 即使不能得出完全的结论, 也可扩大视野, 转 换视角, 促进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从而有助于推进 史学研究。 作者在论述过程中, 一般都随文指出 了某处是由于证据欠缺而进行的推论。《子贵母 死》一文就《魏书·天象志》记录关于刘皇后命运的 资料, 联系子贵母死制度, 推测对于如何处置刘皇 后道武帝是早有考虑的, 而他本人在决策时曾经 历了精神世界的苦苦挣扎。 再次, 注意细节, 考证精审。田先生在探求历 史内部自身发展的脉络时, 往往十分重视对细节 的认真考察, 这在其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中体 现得十分充分。 同样, 在本书中也有类似的细节 考证。如史书中关于刘奴真和刘罗辰的记载错乱 乖舛, 相互矛盾。作者通过耐心地研读相关史料, 发现奴真就是刘眷之子罗辰, 奴真与罗辰只是音 译不同而已。联系独孤部更为广泛长久的部族关 系背景, 拓跋对独孤以刘奴真为友, 刘显为敌。最 后通过削弱刘奴真而实现了对独孤部的离散, 可 见刘奴真是独孤部的代表, 其独孤部的权力传承 是库仁—眷— ——显 —罗辰 , 刘显奔走后, 独孤的代表只有罗 辰, 故而奴真、罗辰必是一人。这段考证, 贯通史 实, 加以旁证, 论述十分有力。另外, 关于“惟氏、 维氏与祁氏”问题, 通过大量征引相关史料和研究 成果, 如《立界山石祠碑》、 《太平御览》、《广韵》、有 关正史及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郭仲产《秦州 记》、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 姓氏研究》等, 从历史演变、语言音韵学等方面进 行了论证, 指出桓后姓氏祁、惟(维)属同音异字之 例。除上述文献和研究成果外, 金石墓志材料还 有《石交录》、《八琼室金石补正》、《金石萃编》、 《汉 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山

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和林格尔汉墓壁 画》以及地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 《读史方 舆纪要》、《(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等, 皆在作者 征引范围之内。 大量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 是作者研究的起 点与基础。 作者在使用这些文献和成果时, 严格 遵守学术规范, 一一标明出处, 或注释, 或补注提 示, 分清自己与他人的学术贡献。 这种优良的学 风, 是值得我们大力提倡的。

三

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 其观点或多或少都有可商榷之处。 由于本书各篇 成文迟早不一, 有些地方难免处理得不够协调, 有 些提法的理由似乎不太充分。 以下就笔者读后一 点感受, 以就教于著者。 对于《魏书·序纪》 史实的可信性, 在《〈代歌〉、 〈代记〉和北魏国史》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 作者 认为,《序纪》是根据拓跋史诗《代歌》 翻译整理而 成的《代记》演变而来的, 曾经整理过《代歌》的汉 士邓渊恰好又是负责国史《代记》撰述的人。 邓渊 死后, 留下的早期国史《代记》成为崔浩修国史的 部分依据。《代歌》所保留的拓跋历史的原始资 料, 正是邓渊、崔浩修国史的母本。 我们同意作者 对《序纪》史料价值的肯定, 但认为似乎又有点矫 枉过正。作者一方面承认其曾经“经过拓跋君主 有意筛选或部分改造” , 另一方面又坚持《序纪》是 “基本上经得起验证的资料”, 这种提法是否有些 自相矛盾呢? 拓跋祖先的事迹, 在经过当权者的 反复过滤润色后, 能留存下来的, 会有多少不合于 历史的实情呢? 例如关于前秦灭代什翼犍被俘之 事,《魏书·序纪》所载就与《晋书》明显不同。 周一 良先生通过对《宋书》、《南齐书》等史籍考辨后指 出, 魏收修史, 史事本于北魏旧史, 对于鲜卑祖先 的事迹多有含混之词, 其中就有抹去了昭成帝什 翼犍被擒入长安及道武帝流放至蜀等史实之事。 从这一点来看, 对于《序纪》史实的可靠程度, 不宜 评价过高。 使用材料时, 还需仔细斟酌, 有待于 与其他古史资料的相互印证。 田先生在考察拓跋与乌桓共生关系时, 把铁 弗和独孤称为另一种类型的乌桓, 这在立论上有 勉强之处。 大量史料证明, 铁弗和独孤不但都是 匈奴, 而且同宗。虽经过与他族通婚, 两部成员的 构成日益复杂, 但始终是以匈奴人为主体。他们 也从来认为自己是匈奴, 而不是乌桓。《魏书》卷 95《铁弗刘虎传》: “铁弗刘虎, 南单于之苗裔, 左贤 王去卑之孙, 北部帅刘猛之从子。 ……虎一名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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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孤, 始臣附于国(指拓跋部) , 自以众落稍多, 举 兵外叛。平文与晋并州刺史刘琨共讨之, 虎走据 朔方, 归附刘聪, 刘聪以为宗室。 ”刘虎举兵外叛事 发生在公元 309—310 年间。《魏书》卷 1《序纪》穆 帝三年记此事云: “白部大人叛入西河, 铁弗刘虎 举众于雁门以应之。攻琨新兴、雁门二郡。 琨来 乞师。 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将骑二万助琨攻之, 大 破白部, 次攻刘虎, 屠其营落。 ”这些史料都没有把 铁弗称为乌桓。 主张铁弗是乌桓的学者, 所持的 证据是《资治通鉴》 卷 87 考异所引《刘琨集》的一 段文字: “乌桓刘虎构为变逆, 西招白部, 遣使致 任, 称臣于渊。 ”其实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马长 寿先生在《乌桓与鲜卑》 一书中将此句做如下标 点: “乌桓、刘虎, 构为变逆” 。 马先生的断句处理, 更为合理一些。 因为《晋书》卷 62《刘琨传》明示 刘虎事件发生时“雁门乌丸复反” , 说明乌桓人也 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卷入了刘虎之乱。再说, 如果 刘虎自称乌桓, 匈奴人刘聪自然不会将他“以为宗 室” , 故《晋书》卷 130《赫连勃勃载记》径直称刘虎 为“刘元海之族也”。《载记》还讲刘虎后人勃勃建 立政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 国称大夏”。 勃勃还自诩: “朕大禹之后, 世居幽朔, 祖宗重晖, 常与汉魏为敌国。 中世不竞, 受制于人。 逮朕不 肖, 不能绍隆先构, 国破家亡, 流离漂虏。 今将应 运而兴, 复大禹之业。 ”他既 “耻姓铁弗” , 又不愿 意姓汉姓: “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 姓改姒氏, 音 殊中国, 故从母氏为刘。…今改姓曰赫连氏。 ”匈 奴人的意识何其强烈, 哪有一点乌桓的痕迹? 独 孤的情况与铁弗类似。《魏书》卷 23《刘库仁传》: “本字没根, 刘虎之宗也。 ”田先生也证实: “《北史· 刘库仁传》称刘库仁为独孤。 史家认为, 独孤即屠 各异译。可知屠各一部分在朔方者自称铁弗, 另 一部分居代北者则独擅屠各之名, 只是在汉字中 异写成为独孤”150 。《晋书》 卷 79《北狄匈奴传》: “北狄以部落为类, 其入居塞者有屠各族, ……屠 各最豪贵, 故得为单于。 ”屠各不一定“最豪贵” , 但

是匈奴, 则毫无疑问。 田先生认为独孤是乌桓的 理由是《晋书》 卷 113《苻坚载记》: “ 乌丸独孤、鲜 卑没奕于率众数万, 又降于坚。 ” 其实这句仍可将 “乌丸独孤”分开断句。 因为此段史料还有下文: “坚初欲处之塞内, 苻融以` 匈奴为患, 其兴自古。 比虏马不敢南首者, 畏威故也。今处之于内地, 见 其弱矣。 方当窥兵郡县, 为北边之害。不如徙之 塞外, 以存荒服之义。 ' ”可见这些降众中,给前秦 君臣感受最强烈的是其中有匈奴人。如果说, 铁 弗还肯接受含有“胡父鲜卑母” 意义的名号, 而独 孤则比铁弗更加固执, 他们始终坚守原有的族号, 不肯妥协。至于把《资治通鉴》卷 107 晋孝武帝太 元十二年七月“燕主垂立(刘库仁子)刘显弟可泥 (刘亢泥)为乌桓王, 以抚其众” 这段史料, 作为独 孤是乌桓的根据, 理由也不充足。 田先生详细地 论列了汉魏晋朝廷在代谷地区设立的护乌桓校尉 的职能: “护乌桓校尉既护乌桓, 又护鲜卑, 东汉已 是这样。 西晋护乌桓校尉所护除乌桓、鲜卑以外, 有时更兼及北境他族。……各任校尉都有总绾北 方防务职能, 具体行事则随北方部族形势变化而 有所不同。 ”133 —134乌桓在汉代就是强大的部落, 散 居塞内, 东汉置护乌桓校尉领护, 视乌桓为北方部 族之首, 故以此名笼而统称之。十六国时期, 各少 数民族政权沿袭中原王朝旧制, 以乌桓之名代表 北部诸方杂胡。刘亢泥的“乌桓王”则等同于过去 的护乌桓校尉, 这里的“乌桓王”类似职官称谓, 而 非酋长名号。这就是为什么《魏书》卷 2《太祖纪》 又将刘亢泥称为广宁太守的原因, 而广宁恰是西 晋护乌桓校尉所护的关键地区。 总而言之, 我们 期望田先生能将把铁弗、独孤视为乌桓的理由论 证得再充分一些。

(曹文柱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小平系北京 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