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导论

● 黄宗智 

　　在1350至1950年长达6个世纪的蓬勃的商品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以及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先进地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业长期徘徊在糊口的水平。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质的发展才真正在长江三角洲农村出现，并使农民的收入相当程度地超过了维持生存的水平。本书旨在探讨长江三角洲农民糊口农业长期延续的过程和原因，及其变化的过程和原因。我将着重分析农民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整个经济的毛收入或全部人口的人均收入。重点在于一个特定地域和社会阶层的发展与不发展，及其对中国历史总体、以及对农民社会和经济的各派学术理论的意义。

　　经典理论：斯密和马克思

　　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尽管有着明显的分歧，却共同认为商品化会导致小农经济的质的变化。[1]斯密认为，自由的市场竞争和个人致富的追求会导致劳动分工、资本积累、社会变革，乃至随这些而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的观点与此类似，商品经济的兴起会引进资本的时代。

　　马克思进而把小农农业等同于“小”生产，把资本主义等同于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伴随着以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者与他们的无产阶段劳动者为对立双方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即使斯密没有这样去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他在相当程度上持有同样的观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会导致资本“改进”和规模经济（斯密1976[1775—1776]，第1卷：特别是第7－16页）。[2]

　　当然，斯密和马克思的共识很大程度上基于英国的经验。小农农场随着商品化而让位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农场毕竟是英国圈地运动和18世纪农业革命的实际经历。斯密和马克思的共识于是在实证之上逐渐形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个规范认识，似乎达到了毋庸置疑的地步。

　　甚至革命的俄国和中国也从同样的认识出发。列宁直接引用马克思的说法，力主革命前俄国的商品经济已与农民向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和农村无产者两极分化同步发展。在列宁看来，无论在俄国，还是在英国，小农经济只能是停滞的和前商品化的经济，而商品化只能带来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分化（列宁1956[1907]）。他的继任者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化是避免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同时又使小农经济现代化的唯一办法。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分化的问题，而集体化农业能够把农民的小生产转化为高效率的大规模农业经营。

　　毛泽东接受了相同的公式和选择。社会主义的集体化被视作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发展之外的唯一途径，而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其他乡村发展途径的可能性不加认真的考虑；同时，也没有考虑糊口性的农业会在商品化或集体化之下持续的可能（毛泽东1955a，b）。

　　中国的学术研究

　　毛时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为上述的经典模式所支配。“封建经济”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于商品化的大生产。这一模式的特殊的中国式的结合体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据这一分析，“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发生差不多与近代早期的英国和欧洲同时，要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了这一进程，中国也会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据此，中国历史被纳入了斯大林主义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交替演进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另一可能的说法是西方帝国义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发展，这触犯了多数人的爱国感情。）

　　在上述主要的理论信条下，解放后中国农村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首先关注明清的商业发展，开展了鉴定主要贸易商品以及对其作量性估计的出色研究，尤其重在那些长途贸易和城乡贸易的商品，以此考察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把其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始于50年的研究的成果，在80年代终于开始发表。[3]

　　解放后第一代的其他一些学者寻找经典模式预言的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在50、60年代的官方政治理论中，生产关系被认为是马克思提出的人类历史上一对主要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中的决定性方面。它设想，要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封建”关系能被证实让位于劳资间的资本主义关系，便可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出自这一分析框架，对明清雇佣关系的发生整理出了很多实证（中国人民大学1967；南京大学1980）。[4]

　　在改革的80年代，研究的重点转向“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了新的政治理论强调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新一代学者开始寻找伴随商品化而来的生产率提高的证据。随着蔓延着的对集体化农业的非议，他们回到他们想到的唯一的替代途径：市场和资本主义。如果时清时代的商品化真带来了农业发展，那么今日的农村也应采用同样的做法。这一新的学术倾向的突出代表甚至争辩说清代长江三角洲总体上的经济发展超过了“近代早期”的英国（李伯重1985a，b，1984）。

　　关于清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中国学术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得到了呼应。美国新斯密学派的日益普遍的设想之一坚持说伴随着清代市场扩展而来的变迁应视作“近代早期”的发展，相当于16至19世纪英国和西欧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把中国并入一个通用的现代化模式，而把清史作为中国的“近代早期”史。[5]

　　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有许多值得赞许之处。在我看来，它的成功之处在无可怀疑地证实了1350至1850年间长江三角洲在围绕着本书称作“棉花革命”的过程中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商品化。它也考证了清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相当大的变化。清代中国城市、工农业中雇佣劳动的实际增长现在也没有疑问了。(www.xing528.com)

　　然而新的研究未能证实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和收入有所改进。尽管明清时代出现了蓬勃的商品化，处于糊口水平的小规模家庭农业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如同我在别处指出的，华北平原18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商品化而出现的经营式农场仅在使用雇佣劳动上类似于资本主义企业，它们明显地无法在生产率上有任何真正的进展，无论是通过规模经济，增加投资，还是改进技术（黄宗智1986）。三角洲也是这样，仅敷糊口的农业持续着，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的改进。事实上到20世纪，那里的小农农业生产排挤了明末以前相当流行的大规模雇佣劳动生产。

　　简单的事实是，斯密和马克思从英国经验中作出的预言未在中国发生，也未在第三世界的多数地方发生。糊口水平的家庭农作非但在随着帝国主义时代和形成统一的“世界经济”而来的蓬勃的商品化过程中延续，而且它至今仍存在于世界的许多地方。即使在欧洲大陆，尤其在法国，小规模的小农生产也远比在英国持续得长久（布伦纳1982）。

　　我们需要把商品化与质变性发展区分开来。长江三角洲的历史记载表明了小农经济能在高度的商品化条件下持续。易言之，小农生产能够支撑非常高水平的市场扩张。商品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典认识明显是不对的。

　　两个现代派别：蔡雅诺夫和舒尔茨

　　当代小农经济理论的两大主要学派是以A·V·蔡雅诺夫（1988－1939年）和西奥多·舒尔茨（1902年生）为代表的。两个学派都承认现代市场经济下小农经济可能持续的事实，从而区别于斯密和马克思。问题是如何和为何，以及如果光是商品化不能导致质变，那么小农经济怎样才能转化呢？

　　与马克思、列宁以及斯密相反，蔡雅诺夫认为国民经济商品化的过程 中，小农的行为仍继续不同于资产者。他指出，小农家庭农场在两个主要方面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它依靠自身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它的产品主要满足家庭自身的消费而不是在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因为它不雇佣劳动力，因此难以核算其工资与收益；因为它的投入（家庭全年的劳动力和资金投入）与产出（全年总收获）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无法衡量其单位生产成本与收益。它对最优化的追求采取了在满足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程度的平衡之间，而不是在利润和成本间。[6]因而，蔡雅诺夫坚持说“小农经济”形成卫一个独特的体系，遵循着自身的逻辑和原则（蔡雅诺夫1986[1925]：特别是第1—28，70—89页）。

　　这样的经济按照一个个家庭的人口周期而分化，不按列宁想象的通往资本主义的模式分化。蔡雅诺夫以俄国的小农经济为例证指出，社会的分化并非来自商品化带来的农民分化成富农和农村无产者，而是来自家庭周期性的劳动者与消费者比例的变化。没有子女的年轻夫妇享有最有利的比例，直至他们的不会工作、单纯消费的子女的出生。当孩子长大并参加生产，一个新的周期又开始了（同上书，第1章）。

　　蔡雅诺夫认为，俄国小农经济改造应采取的方式既不是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化，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生产，而是由农民自愿地组成小型合作社，这既能克服农民小生产的弊病，又可以避免大规模集体化农业的官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化和垄断倾向（沙宁1986：7—9）。

　　蔡雅诺夫的论点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被压制（沙宁1986；所罗门1977），要不是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小农经济至今仍持续着这一重大事实，他的理论也许会随着他的逝世而消失。蔡雅诺夫理论传统的继承者首先主要是研究前工业化时期偏僻地区的人类学工作者。他们在人类学领域以“实体主义者”著称（多尔顿1969），指出小农经济根本就不按现代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在美国，这一理论由卡尔·波拉尼（波拉尼等1957）及稍近的特奥多·沙宁（1972）和詹姆·斯科特（1976）的著作所代表。他们的主题在于论证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7]

　　尽管亚当·斯密本人认为小农经济是前商品化的，他的追随者总想把世界的一切社会现象纳入他的古典经济学，不限于发达的市场经济，也包括小农经济。第三世界小农经济在20世纪的广泛商品化助化了这种意图。同时，美国在商品化和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家庭农场的组织形式一直保持着，从而形成了英国古典经验之外的另一个农业现代化模式。人们认为第三世界小农经济也会伴随现代农业投入和扩大市场交换而出现“绿色革命”。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为这一种期望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持。他的论点相当简单：一个竞争的市场运行于小农经济中，与资本主义经济并无不同。要素市场运行得如此之成功，以致“在生产要素的分配上，极少有明显的低效率”（舒尔茨1964：37）。例如在劳动力市场，“所有想要和能够胜任工作的劳动力都得到了就业”（第40页）。进而，“作为一种规律，在传统农业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中，投资的收益率少有明显的不平衡”（第72页）。

　　简言之，这样的经济中的小农与资本主义企业主具有同样的“理性”。他们根据市场的刺激和机会来追求最大利润，积极地利用各种资源。因此，传统农业的停滞不是来自小农缺乏进取心和努力，或缺少自由的、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传统投资边际收入的递减。小农生产者只是投资收益下降的情况下才停止投资。

　　改造传统经济所需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现代投入。一旦现代技术要素能在保证利润的价格水平上得到，小农生产者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是最大利润的追求者。于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不是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去削弱小农家庭的生产组织形式和自由市场体系，而是在现存组织和市场中确保合理成本下现代生产要素的供应（同上收，特别是第8章）这样，舒尔茨保留了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的质变推动力的最初设想的核心，同时又考虑到小农农业生产的持续。

　　舒尔茨学派关于小农经济的观点在中国80年代的改革中有相当影响。领导集团中有部分人士把市场化的小农家庭农场认作经济发展的基础单位。政治理论从强调想象中的家庭农作的落后，转为强调市场刺激下追求利润的小农的创造性成就。宣传机构围绕着农村改革地区的“万元户”大做文章。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的成员甚至提出恢复市场化的家庭农场所带来的农村生产率的提高，是中国改革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引爆动力（发展研究所1985：1－27；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1987；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5－1986）。西奥多·舒尔茨本人也成为中国最高层领导的上宾（《人民日报》1988年5月17日）。这一理论处方在寄希望于小农农场、而非资本主义农场上不同于亚当·斯密的理论，但是它与经典模式同样把市场刺激当作乡村质变性发展的主要动力。

　　对舒尔茨与蔡雅诺夫学说的反思

　　当然，舒尔茨和蔡雅诺夫两人均与一般理论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