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中，中共为什么能够迅速击败国民党



但最有效、最彻底的民众动员终究还是需要诉诸阶级斗争──这应该不难理解，因为唯此才能把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

　　由此可见，在民族民主革命时代相互竞争的各个党派中，只有那些既承认民族斗争又承认阶级斗争的政党，才有可能实施最广泛的民众动员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不言而喻，中共便是这样的政党而国民党不是。人们熟知中共是怎样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这些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政策，来赢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对其战争事业的支持的。其中最突出的例证当是所谓"解放战争"期间的淮海战役，在这场中共以60万兵力全歼装备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队的战役中，江苏、山东、安徽、河南四省的解放区共出动民工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1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并筹集粮食9.6亿斤，其中4.3476亿斤运送到了前线45。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在被押往后方途中也有这样的证言46：

　　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路上我们经过一些市集，我从前也打这些地方经过，茅屋土舍，依稀可辨，只是那时门户紧闭，死寂无人，而这时不仅家家有人，户户炊烟……还看见一辆辆大车从面前经过，有的车上装载着宰好刮净的肥猪，想是犒劳解放军的。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与军装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

　　可见中共在同国民党决战的时候，已经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把广大解放区的农民真正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

　　在解放战争期间，由于坚持了阶级斗争的理念，中共还得以通过一种"新式整军运动"来提升士气和扩充军队，这也是中共能够在军事上迅速击败国民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该运动包括"诉苦"（即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是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在1947至1948年之交的冬季创造的经验，后被迅速推广到全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毛泽东如此欣赏这一经验，自然是看到了它有提高军队战斗力之奇效：整军之前西北野战军一次最多只能歼敌两个旅，之后就能一次歼敌五个旅了！盖因"诉苦"和"三查"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47。而此经验推广至全军后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也的确没有出乎毛之所料。

　　此外，该整军运动还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副产品，那就是尽管残酷的战争造成了部队的大批减员，但解放军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战愈多。如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开始时只有36.9万人，战役期间伤亡10.5万人，可是到战役结束时，其兵力竟增至55.1万人48。补充进来的新兵，不少是翻身农民，但大部分（约三分之二）是所谓的"解放战士"，也就是来自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兵。须知这些国军老兵很多都是训练有素的战士，尤其是会使用很多中共士兵从未接触过的、刚刚从战场上缴获的美式武器装备，他们加入中共军队对于国共军力对比的影响自是非同小可49。而这些俘虏之所以调转枪口炮口为中共作战，一方面是为中共土改运动所感召，另一方面是在"新式整军运动"中接受了"阶级教育"的结果，总之都是中共阶级斗争理念的胜利。

　　据有关文献记载，中共在淮海战役中进行战地休整时，特别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除了对敌军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外，还不断地对全体指战员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本着新式整军的精神，开展诉苦和三查运动，整顿组织纪律，训练新战士并溶化俘虏。……使全体指战员不断提高阶级觉悟，都充分懂得为甚么作战、为谁作战，个个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准备彻底消灭敌人。"50据近年的研究，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主要就是用这种阶级教育的办法，总共消化和改造了177万国民党起义和投诚官兵，由此源源不断地为战斗中的解放军提供着新鲜血液51。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统一战线问题。对于在1949年前的国共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的中共而言，这个问题实具有格外的重要性（所以才被当时的毛泽东列为中共"三大法宝"之首）。应该说，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曾有过两种统一战线：一种是由国民党主导的，存在于两次国共合作时期，那是一种"民族统一战线"，分别以军阀和日本侵略者为斗争对象，或者说以反帝或争取民族解放为主要诉求；另一种是由中共主导的，那可以说是一种"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具有既反帝也反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无论哪一种，对于中共来说都是发展壮大自身并实现其政治图谋的重要工具。历史表明，在毛主事之前，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不成功，之后则一路辉煌：通过巧妙利用各敌对营垒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纵横捭阖，借力打力，一度濒临绝境的中共不仅转危为安，还渐渐发展成为中国革命的唯一中坚。成功的原委何在？毛个人高明的谋略艺术固然重要，但阶级斗争理念在其中的关键意义仍不容忽视。

　　不言而喻，统一战线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寻找政治盟友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革命事业究竟有多么重要，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洞若观火。《毛泽东选集》所选入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那么怎样才能分清敌友呢？在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的毛看来，这只能借助"阶级分析"了──"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经过分析，毛得出的结论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52

　　看来，"阶级分析"方法的妙处，主要就在于它能够越过社会中复杂纷纭的个体层面，通过经济状况（贫富差异及其缘由）的对比，对全部社会成员进行分门别类的群体划分，从而把一个看上去混沌不清、杂乱无章的社会描绘得井井有条，于是革命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种社会力量的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区分敌友时也就可以成竹在胸了。毛泽东的"阶级分析"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并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术语（如"半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就是他自己的创造，主要是指中国的贫苦农民），但也惟其如此，才能更准确地揭示出当时中国各社会群体的实存状态，从而为中共寻找革命盟友的工作指出正确的方向。实际上，毛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作为自己的政治谋略艺术，同时也为中共后来的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一个理论的基础。

　　其实，同为布尔什维克化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也不是不知道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北伐战争期间，孙中山实施过"容共"（即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蒋介石还进一步把孙的"容共"解释为"联共"（即国共两党的"联合"与"合作"）53，说明国民党也曾积极寻求过政治盟友。干革命总是人多一些才好，这个道理国民党一样明白。只是由于根本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因而也不可能懂得"阶级分析"对于政治结盟的指导意义──国民党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条能为己所用的统一战线。

　　由此可见，中共之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中共坚持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路线。正是由于始终不渝地贯彻了阶级斗争的理念，中共在革命中才得以像法国革命者那样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它所行使的暴力也才得以像法国革命者行使的暴力一样所向披靡。所以说中共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法国式革命暴力的胜利。

　　总之，由于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并举，中共的革命暴力几乎成了法国革命暴力的"克隆"，维妙维肖地带有群众性、恐怖性和高效性这三大特征。而只承认民族斗争、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国民党，尽管也曾对法国革命怀有深深的崇拜之情，却终究不能在实践中复制出那种无坚不摧的法国式革命暴力。所以当中国革命的命运需要国共这两个革命党一决雌雄的时候，高下也就立判了。

　　法国式革命暴力的三大特征是循序相关的，其中群众性规定着恐怖性，恐怖性又决定着高效性。这应该很容易理解：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像"施法术一样"让旧制度从法国绝迹，无非是因为它的革命暴力特别"猛烈"、特别"凶狠"，或者说特别"恐怖"，带有突出的非理性色彩；而非理性色彩浓重的"恐怖"自然又必须由具有无主见、易鼓动、情绪化、不负责等集体心理特质的非理性"群众"来提供支撑。由此可见民众动员在革命中的关键意义：没有充分的民众动员，革命者就不能在自己的周围聚集起群众，因而也就无法获得那种恐怖而高效的革命暴力。

　　然而，怎样才能把民众充分动员起来呢？这就需要革命精英深入民间，了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的需求并尽可能地予以满足，同时在他们中间煽起尽可能强烈的对"革命敌人"的仇恨──那是实现革命暴力"群众性"的不可或缺的情绪因素。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者就是这样做的（现代政治特有的"大众动员"现象由此滥觞），而中共的看家本领（叫做"群众路线"）也正在这里。中国国民党则似乎笨手笨脚地搞不来这一套，结果它的暴力就因严重缺乏"群众性"而远不如中共的暴力那么"狠"了。实际上，国民党恐怕根本就没想过搞这一套，因为它的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认可过这种"群众性"的暴力。在蒋介石看来，煽动这种暴力是以"恨"为动机的"共产革命"的卑鄙技俩，而这种革命在中国是行不通的54：(www.xing528.com)

　　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败，使帝制复活，就是因为过于残酷，使社会全体，发生反感。这种残酷手段，适用于残酷的民族，都遭失败，那里能适用于和平的中国民族。共产革命，既然采取残酷的卑污手段，当然受中国全国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数人民所反对。

　　蒋介石的这通"妙论"，可谓道尽了国民党不可救药的"怯懦"。首先，在二十世纪这个现代世界，在中华民族还在内忧外患中苦苦挣扎的时候，蒋却试图用儒家道德来约束革命党的政治行为，实在是幼稚、迂腐得可以，看来他根本不懂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虽以其著名的"非道德政治观"而广遭诟病，却也因此而开启了现代型国家政治的先河。而蒋的这些言论表明他似乎对此完全懵然无知。比较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则显得"现代"得多了，如蔡和森1918年7月21日致毛泽东的信中就有这些马基雅维利味十足的议论55：

　　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行。……窃以为人不能有善而无恶，正人之恶，即是善之变相，求全则难免不为乡愿。……现为一恶，而将来能得十善之结果，何所顾恤而不为之！吾人若从一身之利害及名誉计算，诚有不宜屈节者，若从全体之利害计算，可以杀身成仁，况不可行伪恶以得权乎……君子无弹性，此乱之所以不止也。……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

　　其次，通过在所谓"共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画上等号，甚至还以鄙夷的态度把法兰西民族打成"残酷的民族"，蒋介石实际上已经早早告别了革命，而国民党也就在这个方兴未艾的革命年代完全失去了群众的革命伟力，其败于中共只是迟早的事了。

　　五　结语

　　毋庸讳言，中共革命暴力的"恐怖"的确常常显得过于残酷，只是其"高效"却又证明了这种暴力的某种冷峻的历史正当性。当然，中共革命暴力的"高效"和法国革命暴力的"高效"也有所不同──后者主要表现为其在摧毁封建旧制度（或者说贵族阶级的政治统治）方面的彻底性，而前者则主要是通过其在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方面的成功体现出来的。只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这种高效性都可以有力地支撑起两者的历史正当性：因为它们都顺应着时代的潮流，在各自错综复杂的前现代条件下，以某种唯一有效的方式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基础的奠立。

　　法国式革命暴力的产生，虽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这两大斗争在革命中的缠结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阶级斗争，或者说源于一种极其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应该说，无论是法国革命者下意识地把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冲突看成"阶级斗争"，还是复辟王朝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有意识地首创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历史，乃至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明言"只有阶级才能占据历史"56，体现的都是欧陆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在法国的根深蒂固。后来通过俄国传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遵循的其实也是同一种思维方式。

　　用这种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看社会和历史，固然可以得到一幅比较清晰而有条理的图像，用之于改造社会的政治实践也有助于找到比较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它终究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容易把复杂的问题过份简单化。法国式革命暴力之所以容易引起诟病，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简单化带来了高效率，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许多误伤，使许多无辜者惨遭厄运。

　　今天的世界，仍处于由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的以民族国家为舞台的现代革命的时代。从现代革命伸张人权、追求民主的初衷来看，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确不可无限期地大行其道，而且法国和中国的历史都已经显示，对阶级矛盾对抗性的长期而执著的强调，也的确会养成一种极不利于现代民主政治健康成长的政治文化。所以，法国式革命暴力作为一种政治现代化的手段，虽因其高效而有必要在一些社会历史条件类似的国家行使，但这种行使终究也只能限于这种国家的一定的历史时期──一般说来，一旦主权完整、独立自由的民族国家得到了稳固的确立，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法国式革命暴力就应逐渐淡出这个国家的政治舞台。

　　当然，法国式革命暴力一旦登上了政治舞台，要它下来往往就很不容易。结束这种革命暴力是一项极其艰巨的政治文化改造工程。在法国，这项工程启动于法国革命的热月─督政府时期，延绵近一个世纪，到十九世纪末第三共和时期才初见成效。当今中国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历史阶段，所以很显然，正像在上个世纪初一样，今天的中国仍然特别需要借鉴法国的历史经验。

　　来源: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2年8月号，总1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