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社会革命是否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来完成

时时刻刻感到"祖国在危急中"，因而也就更易于诉诸最极端的革命暴力。

　　我们已经知道，自谭嗣同以来，包括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中国革命者，都希望在中国来一场这种法国式的暴力革命，因为他们认定这是克服中国民族危机的不二法门。然而，就国共两党而言，他们是否都了解法国大革命这种特殊暴力现象的内在机理呢？

　　在国民党方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这个党始终认为，在中国革命中，"阶级斗争"纯然是虚构的，实际存在的只有"民族斗争"（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走狗──军阀）。国民党的社会理论，自孙中山以来一以贯之的特点就是根本否认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孙本人的观点，似乎很接近当今欧洲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在他看来，"社会进化"的原因绝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因为"照欧美近几十年来社会上进化的事实看，最好的是分配之社会化，消灭商人的垄断，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增加国家的财富，更用这种财富来把运输和交通收归公有，以及改良工人的教育、卫生和工厂的设备，来增加社会上的生产力。……这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调和，不是相冲突。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34。

　　孙中山在理论上显然是幼稚的，因为他甚至没有领悟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欧美各国照顾劳动者利益的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人反对资本剥削的"阶级斗争"的一个成果。而且孙的言说似乎缺乏逻辑的一贯性，因为他还在许多场合说过下面这样的话，其中多少承认了欧美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正当性，只是仍断然否定当时中国有阶级斗争的存在35：

　　今日最富强的莫过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英是君主立宪，法、美皆民主共和，政体已是极美的了，但是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盖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今试设一问，社会革命尚须用武力乎？兄弟敢断然答曰：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中国原是个穷国，自经此次革命，更成民穷财尽，中人之家已不可多得，如外国之资本家，更是没有。所以行社会革命是不觉痛楚的，但因此时害犹未见，便将社会革命搁置，是不可的。

　　孙中山这里说的"社会革命"，指的是其"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主张的贯彻，其手段也就是他一贯鼓吹的"平均地权"（所谓"耕者有其田"）。总之，在孙看来，中国革命中仅贯彻"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是不够的，还必须不失时机地贯彻"民生主义"，即通过"平均地权"来防止出现欧美式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而在尚无阶级分化的情况下实行"平均地权"，自然也就无须搞甚么阶级斗争。这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革命"完全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来完成。

　　在孙中山之后主导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蒋介石，虽然似乎一度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和孙有分歧，但这种分歧毕竟只是皮相的，只是孙完全不承认中国有阶级分化，而蒋则承认中国刚刚有了一点阶级分化而已。至于在这时的中国能不能搞阶级斗争，蒋与孙的看法则是完全一致的，比如蒋在1929年的一次讲演中就这样宣称36：

　　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甚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以社会全体的利益为前提而消灭阶级的区别，不应该以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促成社会的分化。这是从中国的社会状况，说明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不适于中国。……无论就打倒帝国主义说，或解放农工说，中国都不能采取阶级斗争。

　　很显然，孙中山和蒋介石反对在中国实行阶级斗争是基于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前提：阶级分化只是"近代产业发达"的后果，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既不存在或不明显存在阶级分野，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只能是人为的虚构。毋庸赘言，纯然是由孙独创的这种"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国民党政治文化，不仅截然对立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史观，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为国民党自己所推崇的法国革命政治文化。

　　对比之下，中共的政治文化和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就要贴近得多了。尽管在共产国际时期（1919-1943），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共曾高喊过"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其实际含义是忠于斯大林苏联）的口号，但人们熟知，在实际行动上中共却从未真正成为苏联的仆从，无论在斯大林时代还是后斯大林时代37。应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基本奋斗目标的。尤其是思想意识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本人，尽管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本质上始终是一个极富于民族自尊心的民族主义者，他领导的革命首先是一种争取民族解放或独立的斗争。所以，在坚守民族斗争立场这一点上，中共和国民党并无二致。

　　那么为甚么国共会发生矛盾，而且这矛盾还会发展为势不两立的对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共同时还有另一个坚定的政治立场──要搞阶级斗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阶级斗争问题在中共那里比民族斗争问题更为重要，因为那涉及的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必须坚持的最终奋斗目标。这就不能不同国民党的政治理念，乃至同作为国民党主要社会基础的政治经济利益，发生尖锐的冲突。

　　中共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是鲜明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朱执信等，都准确无误地传达出了"阶级竞争说"是马克思全部理论的核心要素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并强调这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利器；而毛泽东这位中共革命最主要的领导人则坦言，他在初涉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感到它虽然说得很在理，但离中国的实际太遥远，因而"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38。(www.xing528.com)

　　至于中国有没有开展阶级斗争的现实基础，即中国是不是真有"阶级"存在这个在当时中国知识界争议极大的问题，中共早期领袖的回答也是断然的肯定。如陈独秀就断言："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不能说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例如地租、房租、债息、股票之类），不能说中国社会经济的组织绝对不是资本制度，不能说中国各都会各商埠没有财产工商阶级，不能说中国那一省那一县没有大地主，不能说中国没有多数无产劳动穷苦不堪的人……"39毛泽东则坚信40：

　　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点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拿农村来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五种人各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因此对于现代的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主力军之种种不同的态度。

　　显然，毛泽东的这种阶级划分带有很大的实用性：尽管毛也在努力套用马克思的术语，但马克思十分重视的阶级与生产方式的关联问题却被毛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实际上，毛只是在简单地根据人们的经济状况来划分阶级，其目的则是为了摸清各类人群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以利实现自己的革命图谋。以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眼光来看，这种"阶级理论"也许有点不伦不类，但它恰恰显示了一种可贵的求实精神，以及一种卓越的理论创新，而中共注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传统，也正是由此发端。

　　总之，依据毛泽东的这套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现在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固然既没有孙中山所说的那种近代西方社会的"大贫大富"，也没有马克思所谈到的那些西方阶级矛盾的经典形态（像奴隶主与奴隶、封建主与农奴、资本家与工人之类），但这种表面上的差异终究掩盖不了当今人类社会阶级存在的普遍性。有人群就有贫富贵贱的差异，而差异就是矛盾，就会引起对立和斗争，所以即使中国社会真的像孙中山说的那样只有"大贫小贫"的差异，那"大贫"与"小贫"之间也实际存在着阶级斗争。

　　由于马列主义一般都强调阶级矛盾不可调和、阶级斗争具有你死我活的对抗性质，故而毛泽东那种带有中国农民式素朴特点的阶级论，极容易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黑暗局面。事实上，它也的确构成了后来中共的许多极左冒进行为的思想源头，从而严重损害过中共的事业。只是从另一方面，人们又必须承认，若没有毛的这个阶级论，中共在1949年的胜利将根本无从设想。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共建党以来由弱变强的原因时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那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十年后，在中共即将夺取全国胜利之际，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一次提到了这"三大法宝"，只是顺序不同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41

　　"三大法宝"顺序的颠倒意味深长，因为中共的地位的确已今非昔比了。但同样的"三大法宝"依旧一个不能少。不过，为甚么总要强调这"三大法宝"呢？是因为它们是中共独有的斗争利器吗？事实好像并非如此。党、军队、统一战线，这三样宝贝国民党无所不有，或者说国民党也曾认真使用过，只是结果证明，它们在国民党手里好像总不如在中共手里那样灵验。那么为甚么这三样宝贝偏偏在中共手里才特别灵验呢？原因无他，乃是因为这"三大法宝"在中共那里各自都多了一个共同的灵魂，那就是"阶级斗争意识"。

　　首先，正是因为要进行无时不有、无所不在，而且极为严酷的阶级斗争，中共才有对于党的"纪律"问题的高度重视；也正是因为特别强调守纪律，中共才得以维持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才会凝聚起无坚不摧的战斗力。所谓"纪律"，实源自俄国布尔什维克民主集中制的建党理念，它首先强调的是"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服从领袖的绝对权威。事实上，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曾为整肃党的纪律先后搞过三次大规模的整党运动，即井冈山"洗党"、中央苏区"肃反"（主要是肃所谓"AB团"）和延安整风，对广大党员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在"肃AB团"的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极端，其间成千上万的红军官兵经严刑逼供后惨遭处决，人称"赤色恐怖"）。这种"革命吞噬革命者"式的恐怖政治，其状惨不忍睹，只是很奇怪，它不仅没有把中共整垮，反而却在造就一批批冤假错案、甚至导致军队严重减员之后，收到了消除内部派系矛盾、实现全党意志统一的奇效42。

　　众所周知，国民党在组织方式上也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政党，也以民主集中制（按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纪律问题案"的表述，是为"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为其组织原则，只是它始终没有能够像中共那样在内部确立起"纪律"的尊严43。连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都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军队打败仗是因为它极度的腐败，而军队腐败的根源又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败，"我们的力量完全流于表面形式，而实际内容却空虚到了极点。……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淘汰了"44。蒋决心借鉴延安整风的某些经验，对国民党进行一次改造。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国民党1950年代在台湾的这次改造，虽然没有采取类似中共的那种"阶级斗争"方式，但还是比较有效地整肃了党纪，提高了执政能力。对于毛的治党本领，蒋自叹弗如，但他恐怕永远也认识不到，之所以如此，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毛的思想深处有一种他所没有的"阶级斗争意识"。

　　其次，在开展对敌武装斗争方面，中共军队能够从无到有、由弱变强，靠的主要也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知道，大规模民众动员作为现代战争的重要手段，是法国革命者首先创造出来的，而阶级斗争又是实现这种动员的必要条件，因为那需要牺牲（至少是部分地牺牲）富人的财产权以保障穷人的生存权。雅各宾派主要就是通过颁布一系列满足穷人要求的土地法令和生活必需品最高限价法令来实施这种动员的。当然，倡导民族斗争也是实现这种动员的一个重要途径，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后来的所有民众动员现象其实都离不开这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