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戊戌变法的头号精神领袖

像秦力山、毕永年、黄兴、刘道一、宋教仁、杨笃生、蔡锷、毛泽东、李达、刘少奇、李立三、彭德怀等也都是湖南人，尽管他们分属不同的党派。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初的湖南人对法国特别怀有一股崇敬之情，而这种"法国崇拜"似乎又主要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暴烈性。如孙中山的追随者杨笃生在他1903年发表的小册子《新湖南》里，曾这样描述和赞美过法国："法兰西者，民约论之出生地也，自由权之演武场也，其行也，以暴动而已矣"，"馘独夫民贼之首，以徇于巴黎市，举国之人莫不为之拊髀雀跃，而呼自由万岁也。三逐其君，十四更其宪法，糜肉流血，如沸如羹，有地狱之悲焉，然卒为强国。不如是则法兰西仍为奴隶国，不足以成今日之法兰西也。"27而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来说，这个"今日之法兰西"，作为一个民主共和国，乃是最理想的国度，是人们心中的一个梦，诚如清末著名爱国人士、教育家及文学家金松岑在他的一首长诗里所唱："听得雄鸡三唱晓，我侬身在法兰西！"28

　　很快，从1906年6月起，法国革命崇仰者云集且革命风潮风起云涌的湖南省就有了一个"小法兰西"的雅号。但这似乎还不能令湖南革命者满足。陈家鼎──同盟会的一位著名的湖南籍会员、孙中山的心腹之一，当时便在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感慨29：

　　湘人自丙午夏，葬烈士、立学会之各大风潮，湖南有小法兰西之称。殆黄人接及欧风之渐哉？然湖南者，中国之一部分也；中国者，亚洲之一大部分也。使湖南为中国之法兰西，曷若使中国为亚洲之法兰西哉？……使其万众一心，同德协力，共逐白山之兽，追还我黄帝之魂，虽以我圣神余力，南扶菲拉宾之独立，西助土耳其之改革，势力所及，骎骎乎别开东土，造出全亚洲之风云焉。

　　陈家鼎此文本是为号召各省革命志士前来驰援当时正在醴陵和萍乡（位于湘赣交界地区）发生的一场大规模反清武装起义而写的。起义不免要流血，而这种流血在陈看来，可以为中国、为东方的历史增添荣耀。可惜的是，醴陵、萍乡起义始终没有成为中国革命的"攻打巴士底狱"之役，因为它最终失败了。但它的组织者和鼓动者的心态中所包含的种种要素，如对本民族文化的无限自豪、对外族统治的切齿痛恨，以及矢志以一场暴力革命来解放自己同时也给其他民族带来自由的决心，同法国革命者的心态又何其相似乃尔！

　　但在这个时期，也并非所有中国人都像大多数湖南人那样热衷于革命。逃亡到国外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旧改良派，作为光绪皇帝的忠实支持者，始终是保皇派，反对任何试图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革命。但他们反对革命的最重要理由，还是革命过于暴烈，这种暴烈的革命在他们看来是破坏多于建设，有害而无益的。他们用以支持这个观点的第一个事例不是别的，而正是法国大革命。戊戌变法的头号精神领袖康有为从一开始就视血腥暴烈的法国大革命为洪水猛兽。早在1898年7月，他就在给光绪皇帝的一份奏折里肆意渲染并夸大法国革命的惨状30：

　　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变革频仍，迄无安息，漩入洄渊，不知所极。至夫路易十六，君后同囚，并上断头之台，空洒国民之泪，凄恻千古，痛感全球，……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盖皆自法肇之也。

　　如果说康有为当时这样描画法国革命还只是在试图敦促光绪加快改革步伐以避免革命惨祸的话，那么他后来写的许多强调法国式革命血腥后果的文字，就是在力图推阻中国革命的准备进程了31。只是由于康的主张完全不合当时的政治文化气候，这些努力最后只能付诸东流。1906年，革命派开始反击康对法国革命的批评言论，由此触发了一场持续了一年之久、最后以革命派彻底胜利告终的有关法国革命评价的大论战32。随着这场论战的结束，一种"革命崇拜"的心态便在中国知识界普遍确立了起来──而这也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在中国，只要有利于革命目标的实现，一切暴行都将被视为合法。

　　中国革命的暴烈性特征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了。一般说来，可以认为中国革命是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正式开始的，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广义上的中国革命则至少可以从戊戌变法算起，因为戊戌变法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君主立宪政体；虽然没有成功，但其精神已经与英、法革命的初衷相符。此后中国的革命运动经历了一个长达八十余年的持续的激进化时期，实际上直到1978年中共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才告终止，而这个时期和截止于"热月政变"的法国革命在精神气质上是基本一致的。事实上，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激进化进程也有着类似的运作机制，那就是政治倾向一个比一个更激进的党派交替上台：在法国革命中表现为斐扬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轮番主事；在中国革命中则表现为由改良派（保皇派）到同盟会及其后的国民党，乃至共产党的领导更迭。而无论在哪一次革命中，具体实施激进化革命路线的又都是一些主张共和主义的革命者──这在法国革命中是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在中国革命中则是同盟会／国民党和共产党。此外，不管是法国革命的激进化还是中国革命的激进化，无不伴随着一系列的内外战事，以及革命当局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或因形势所迫，或因意识形态缘由而推行的种种恐怖政策，由此使各自的革命进程均呈现出突出的暴烈色彩。

　　具体说来，自共和派压倒保皇派取得革命运动的实际领导权之后，中国革命就陷入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血腥的战争之中。最后一次战争（国共内战）以中共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它带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从此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共的手中。这种连绵不断的战争状态究竟耗去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可能永远得不到精确的数字；但无论如何，谭嗣同关于"新旧两党流血遍地"的期望已经实现，终究是无可置辩的事实。那么，在流了无数的鲜血之后，中华民族是否"复兴有望"了呢？答案也许是肯定的──至少主权完整这一点已基本落到了实处，或中国大陆地区的国家独立和统一已得到了保障。

　　在所谓"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短短三年期间（1946-1949），中共成功地统一了中国的大陆地区，由美国装备起来的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大部被歼灭，只残余部分随蒋介石撤往海岛台湾，原居中国革命核心地位的国民党由此被彻底边缘化。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共又成功地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在国内方面，通过剿匪、肃反、惩治犯罪和取缔黑社会（反动道会门），实现了国家对武装力量的全面垄断，从而真正完成了中国大陆的全面政治统一，并由此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首度实现了社会稳定；在国际方面，通过在1955年从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国际盟友苏联手里收回旅顺和大连，中共向全世界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捍卫领土完整和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的决心。尽管后来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文革期间曾再度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但这种动荡终究没有发展成新的武装割据和真正的内战，中共的中央政府直到今天都还能有效地控制中国大陆的局面。(www.xing528.com)

　　这不能说不是一个伟大的成功。老资格且一度极为强大的国民党始终没有能够实现的梦想，却在后起的、曾一度极为孱弱的中共手里化作了现实。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甚么是中共而不是国民党有能力建立起这个新中国？

　　四　中共成功的秘诀：法国式革命暴力的彻底运用

　　国共竞争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最伟大的一出历史活剧。这两个政党本是一对亲兄弟，尽管其成份和意识形态有很大差异，但两党无疑都是以"救国"为奋斗目标的，而且都曾深受列宁时代苏联政治文化的影响，既奉行共同的布尔什维克化组织原则，也都坚定不移地遵循暴力革命的政治路线。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共性，两党在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中曾经有过两度合作，为赢得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共同的努力。然而，国共关系的主导面终究还是对抗，而这种对抗实际上也就是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同时，权力的争夺，在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尚未养成的社会条件下，通常都只能是一种你死我活的血腥格斗，鲜有妥协调和的余地。于是国共之间的矛盾便造成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悖论：本来两党孜孜以求的都是"救国"，然而其实际作为却似乎是适得其反的"祸国"──因为它们之间的殊死对抗只能造成国家的分裂割据，而在这种内战状态下，人民不仅无法享受现代国家自由公民有尊严的政治生活，而且连最基本的生命财产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

　　那怎么办？让两党深明大义，放弃对抗而精诚合作？不少人曾为此努力过，但结果证明这根本不可能。让其中一个党自动投降，向另一个党俯首称臣或干脆自行解散、放弃存在的权利？长期居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当然不会这样做，它倒是很想让中共这样做，但结果证明那不啻痴人说梦，共产党若不是宁折不弯那也不叫共产党了。于是情势就十分明朗了：摆在中国面前的事实上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两党通过武装斗争一决雌雄，继续按"成王败寇"的传统规则来淘选新中国的政治领导核心。

　　尽管由此产生的必然是某种实质上的"一党专政"，这和现代政治民主化的革命目标相距甚远，但是也没办法。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即中华民族国家的构建，只能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去实现。虽然用这种方式来完成革命的第一步任务也许会带来一些严重的后遗症──它将为革命的第二步任务，即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从而最后完成中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预设下不少障碍，但既然民族国家建设（nation-state building）是政治民主化不可或缺的基础，那么为夯实这个基础，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应该是值得的。事实上，不管革命的第二步任务有多难，那也总归比让整个民族在没完没了的内战中受煎熬好得多。而且，尽管这个第二步可能会很难走，但还是有希望实现的，因为国共两党毕竟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造反者，多少都已经接受过现代文明的洗礼，对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现代价值都有了基本的认同，同时还受到时代潮流、国际舆论的深刻制约和影响，所以不论哪个党在竞争中获胜，都会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向民主化这个革命的最终目标蹒跚前行。

　　总之，中华民族新生的希望似乎只能到内战的连天烽火中去寻觅，而历史终于在1949年做出抉择：由中共来主导整个民族的命运。从此史学界便有了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为甚么是年轻且长期处于弱势的中共，而不是资格更老、实力更强的国民党，能够在这场世纪竞争中胜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多从道义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认为中共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其所作所为代表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愿望，"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则是因为其行为失范、贪污腐败、祸国殃民，"多行不义必自毙"。这种解释当然不无道理；实际上蒋介石本人对于这种看法，在痛定思痛之后，也是颇有同感的33。但笔者却想在这里提出一个新的命题：中共能够打败国民党，那是因为中共实施的是一种原汁原味的"法国式革命暴力"。

　　所谓"法国式革命暴力"，如前所述，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一种特别富于群众性、特别恐怖，因而也特别高效的暴力形式，而其之所以特别暴烈，又全是因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这两种斗争的同时存在和相互缠结。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中当然也有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问题，但那里的阶级矛盾显然不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那样突出。由于下层平民（尤其是城市下层平民）的力量尚未发展起来，结果英国革命主要是结成联盟的上层平民（通常被称作"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基本上已经商人化的英国贵族）与绝对王权之间的一场争斗，而这场争斗多半也只能算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冲突。而且，由于没有受到任何外来武装干涉的威胁，英国革命也几乎完全没有民族斗争的内容。至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革命，几乎是一场纯粹的民族斗争，即新生的美利坚民族针对统治和压迫他们的英吉利民族的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而当时在旧大陆正愈演愈烈的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在这里是完全不存在的。

　　法国大革命特殊暴烈性的主要秘密也许正在这里：和只有模糊的阶级斗争含义而毫无民族斗争内容的英国革命不同，也和只有民族斗争内容而毫无阶级斗争色彩的美国革命相异，法国革命是一场必须"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一把抓的革命。这里，平民和贵族势如水火，这种你死我活的阶级对抗由于贵族集团特有的国际勾连，还势必发展成不可调和的民族对抗。旷日持久地为内忧外患所困扰的法国革命者，自然会滋生出极其强烈的危机意识，时时刻刻在心中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这两根弦绷得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