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式革命暴力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一）

● 高毅  

　　一　引言

　　革命总是暴烈的，必然要诉诸血腥的暴力。这种暴力尽管很野蛮很残酷，事实上也会给许多无辜的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但在革命者看来却是为实现更好的生活所必须承受的一种牺牲。所以，革命者一般都会毫不犹疑地认可革命的暴烈性。如毛泽东所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

　　但历史也告诉我们，不同国家的革命，尽管都很暴烈，却在暴烈的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法国大革命就比英国或美国革命暴烈得多。实际上，法国大革命的暴烈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以至于言之"惨烈"都不为过。然而也正是这种"惨烈"，赋予了这场革命一种引人注目的经典性，同时也是其世界性影响远远强于英、美革命的重要原因，尽管后者在推动现代世界的成长方面也有同样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法国大革命的世界性影响主要是通过其政治文化的传播而产生的。在受到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影响的案例中，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肯定是非常突出的2，尤其是中国革命非同寻常的暴烈性和长期性，使其带有一种和法国革命极为相似的政治风格。我们都知道，在二十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革命"在中国都被看作是一种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这情况和法国大革命十年期间（1789-1799）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在中国革命者看来，"反革命"不仅是一种无耻的行为，而且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即使在中国革命者已经分裂成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之后，这个观念也没发生任何变化，并还将长期盛行。

　　不过，在中国大陆，这一情况在毛泽东去世或"四人帮"倒台之后（这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热月"的开始），开始发生了些许的变化，但对包括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内的一切激进革命的认真质疑乃至否定，也只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才出现的。持这种"反革命"态度的人的理由，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这种革命太惨烈、太恐怖，造成了太多的流血，太多的人类生命财产损失；二是这种革命的结果都带来了专横的意识形态统治，或者说带来了一种极权的政治。这些"反革命者"实际上还认为，这种法国式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中国人没有必要重复这种错误，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唯一正确之路，只能是温和的英美式革命，或是完全摈弃革命而进行缓慢的、一点一滴的改良。这种观点显然只是一种非历史的幻想，然而它在当今世界却相当流行，甚至在知识界高层都已赢得大批的信众。

　　看来历史学家需要对法国式革命暴力的历史正当性做出新的论证。鉴于中国革命是法国式革命的一个经典个案，其中也许蕴含着不少有助于做出这种论证的经验和思想的论据。这就是本文写作的基本理由。

　　二　法国式革命暴力的特点和历史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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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法国大革命"和"暴力"是两个含糊不清的术语，甚至是具有误导性的两个"陷阱"3，所以我们在讨论"法国式革命暴力"这个问题时必须十分小心。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法国式革命暴力"的独特性在于，那是一种可以被称作"恐怖"或"恐怖主义"的暴力，它的发生与在法国大革命中首次出现的"民众动员"现象有密切的关联。马克思十分重视这种"民众动员"的重要意义，认为正是"资产阶级与民众的结盟"造就了法国革命的彻底性，而"恐怖统治"实际上就是非资产阶级的民众在为资产阶级作战。他这样说过："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4他还告诉我们："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像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怯懦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5从"法国式革命暴力"这个问题的特殊视角来看这些经典论断，我们不难从中捕捉到这样一个理论信息：马克思关于法国大革命中"恐怖统治"历史功能的这种描述，实际上确认了法国式革命暴力的三个重大特征──平民性（或曰"群众性"）6、恐怖性和高效性。

　　然而，法国革命中究竟是否存在某种制度化的"恐怖主义"或"恐怖统治"，史学界至今还是有争议的。如巴黎第一大学法国革命史教授马丹（Jean-Clement Martin）2006年还在争辩，不仅"革命"这个词的含义在大革命期间一直在变化，"革命者"这个词也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意思，而且所谓"恐怖统治"也从未真正被提上国民公会和国家生活的议事日程7。不过，这一情况即使是事实，在这里似乎也并不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其实应该是长期以来一直铭刻在每个革命史研究者心目中的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确是西方历史上的一场最激进、最血腥，因而也最可怖的革命，而这也正是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那么长久地为学术界所瞩目的主要原因。如哈佛大学法国革命史教授伊格内（Patrice Higonnet）近年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法国的旧制度，像所有国家的旧制度一样，本是注定要死亡的，但法国人，由于他们是法国人，就偏偏用了一种最可怕的方式，亦即恐怖主义的方式，来干掉它。"8所以，不管这场革命中是否真的存在过一种被称作"恐怖统治"的制度，革命期间的那种社会和政治气氛终究是紧张得令人窒息的，到处弥漫着一种充满恐惧的集体心态，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杀人是摆脱危局的唯一途径。当雅各宾派著名领袖马拉（Jean-Paul Marat）阴恻恻地写出"要保障公共安宁，应该砍掉两万七千多颗脑袋才行"9这种语句的时候，他只是道出了当时法国人普遍存在的这种内心恐惧感，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主义特质。

　　事实上，法国大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用"恐怖"的手段来进行的革命。但是，"恐怖"像"暴力"这个词一样有着多重含义。按照日内瓦大学法国革命史教授巴茨柯（Bronislaw Baczko）的说法，法语的"恐怖"（terreur）一词大约是在1356年由拉丁文的"terror"借用而来的，意思是"恐怖、恐惧"，可以用来描述一种强烈的恐惧情感，并用以界定一种引起了恐惧的事物，而这种词义直到1789年大体上都没有变化，当时这个词指的是"一种能把人吓瘫的恐惧，一种能引起恐慌的恐惧，尤其是当人们遇到了某种令人害怕的危险、而该危险的根源还不为人们所知的时候"。但在此之后10：

　　在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下，这个词的含义变化得非常之快。它被用来定指某些意在让反对派时刻处在担惊受怕的精神状态的政治强制手段。热月之后，人们开始使用"恐怖制度"、"恐怖权力"这类术语，"恐怖主义者"这个词则是从1794年才开始使用的，指的是"恐怖统治执行人"。"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者"当时指的是某种恐怖体制的拥护者，他们希望吓住他们的敌人，不让他们乱说乱动。所以可以从一种描绘某种心理型事实的概念到一种表示某种政治权力体系所必需的概念之间，测定这个词的词义演变。最后，对"恐怖"这个词的使用将固定在最后那个术语的含义上，即用以描述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它建立在由权力产生的一种集体恐惧感的基础之上，旨在粉碎反抗，惩治"反革命份子"和预防"反革命"。

　　巴茨柯的描绘应该是准确的，不过，我们却不能认为"恐怖"这个词在它最后变成"大恐怖"（特指一种以共和二年〔1794〕"雅各宾专政"著称的政治权力体系，常译作"恐怖统治"）之前，指的只是大革命初期的一种纯粹的"心理型事实"。尽管这时的"恐怖"还不能被看作一种"政治权力体系"，但它显然已经是一种"暴力体系"，表现为频繁地在大街上发生的群众暴力（有点类似中国文革时代的"群众专政"）。这种暴力看起来很传统，带有自发性和无政府主义特性，但时常也能够得到一些内在于或外在于权力机构的政治人物和（或）政治集团有意的组织或默许。如果雅各宾国家的暴力行为可以被定义为"大恐怖"或"恐怖统治"（尽管无套裤汉[sans-culottes]11群众"把恐怖提上议事日程"的动议实际上被国民公会搁置了）的话，对革命群众的暴力行为自然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定义，因为后者不仅显示了一种"担惊受怕的精神状态"，而且还同时构成了一种"引起了恐惧的事物"。

　　所以一般也可以这样认为，在法国革命期间实际存在着分别由群众和国家实施的两种"恐怖"。这两种恐怖之间存在着一种年代上的差异：群众的恐怖从1789年攻打巴士底狱时就存在，而国家的恐怖是在1793年9月5日12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同时，尽管受到了那么多历史学家如伯克（Edmund Burke）、丹纳（Hippolyte A. Taine）、马德兰（Louis Madelin）等（对法国大革命持否定态度的所谓"右派"法国革命史学代表）的诅咒，群众的恐怖却仍有无可争议的历史正当性：因为在革命时代的法国存在着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所不曾有过的异常强大的反革命暴力，也唯有群众的暴力才能有效地摧毁和震慑这种反革命暴力，这种群众暴力自然应该被视为法国革命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它，法国革命不仅根本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可能得以持续。诚如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著名代表人物索布尔（Albert Soboul）所言，"民众的暴力并非无缘无故地发生的，它具有某种阶级的内容，也有某种政治的目标：那是贵族的反抗迫使人民不得不去诉诸的武器……不论群众给自己规定的是怎样的目标，他们实施的暴力和恐怖终究为资产阶级扫除了横亘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大部分封建制和绝对君主制的垃圾。"13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看到，大革命时代的群众恐怖有其固有的缺陷，主要是它常常表现得比较夸张，过份残暴，会导致践踏人权甚至滥杀无辜的恶果──因为引发这种恐怖的主要是激情而不是理性，这就不免要背离大革命的初衷。尽管革命精英出于需要，一度曾容忍甚至赞誉这种群众恐怖，但他们却不能一味地由它长期任意妄为。为了保证革命的胜利，革命精英必须做点甚么来对民众暴力实施某种限制或进行某种引导。于是我们看到，在1793年9至10月间，国民公会组建了由无套裤汉组成的"革命军"（其任务是胁迫巴黎周围的农场主把囤积的粮食交给政府），颁布了惩治嫌疑犯法令和最高限价法令，并肃清了一批被称作"忿激派"的群众恐怖极端份子，由此开始把雅各宾派著名领袖丹东（Georges J. Danton）半年前关于"让我们〔革命政府〕变得可怕起来，以便让人民不再可怕"14的号召真正落到实处。显然，法国革命时期发生的这种民众恐怖暴力的"国有化"，以及这种被称作"恐怖统治"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建立，某种程度上正是群众暴力带来的一个后果。

　　但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制度有没有在共和二年有效地清除了民众恐怖主义呢？大概没有。巴茨柯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15：

　　为了疏导多少带有点自发性的"野蛮的"暴力，为了保证革命政府在散布恐惧和实施暴力方面的垄断权，雅各宾派一步步建立起了恐怖统治。……就在争取这种垄断权的同时，这个政府却对那种"野蛮暴力"，尤其是对群众的专横处决行为（这在里昂、南方和旺代等地表现得最令人发指），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对旺代人实施的镇压最为残酷和肆无忌惮，以至于在"地狱纵队"的行动中合法暴力和"野蛮"暴力的界限已荡然无存。

　　马丹是研究"旺代叛乱"（Vend? Rebellion）问题的主要专家之一。在他看来，"旺代叛乱"和"恐怖统治"这两个概念都是人们刻意捏造出来的"神话"，因为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后，他发现旺代地区自1793年3月以来从来就不曾有过统一的反革命运动，而"恐怖统治"也从来不是一项经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政府制度化了的国策。所以他和巴茨柯有一样的感觉，认为在从1789年攻陷巴士底狱开始的法兰西"内战"中，"处决人的权力就不再掌握在单一的政权手里了"，这场内战"从1794年春便开始收场，当时救国委员会成功地消灭了它的民众竞敌，把镇压权集中到了革命法庭上。但在此之前，甚至可以说直到共和二年热月9至10日〔1794年7月27日发生"热月改变"，7月28日罗伯斯比尔等人被送上断头台〕之前，都不曾有过国家对社会的完全控制。实际上国家在这个时期是缺席的，填补这个空缺的是一群五花八门的行动者，他们擅自以政权的名义作出了种种触犯普通法的犯罪行为"16。

　　更糟糕的是，为某种意识形态所驱动，革命政府最终不仅没有能够把暴力的使用理性化，没有减轻暴力对社会生活的有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