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众治”主张
顾炎武像
顾炎武阅历深广,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今可考见者已有 50 余种,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他于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乃至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精湛研究,为清代学术开辟了众多门径。如在经学上,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注重确实凭据,辨别源流,审核名实,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在音韵学上,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上,有承前启后之功,被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其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www.xing528.com)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为其鲜明旨趣,认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并以其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清代朴学的先路,对吴、皖考据派有深刻影响,被誉为明清学问有根柢第一人,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思想家。
顾炎武强调为学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秉承“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古训,认为对社会历史(“文”)的探讨和操守气节(“耻”)的砥励,同样重要;还提倡“利国富民”,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更是影响深远,流传至今。
顾炎武的治学思想同样贯策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主张作品应为“经术政理”服务,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又说:“诗不必人人皆作”,“和韵最害人诗”,反对一切阿谀、剿袭及无聊的应酬文学,提倡严肃的创作态度。他主张“诗主性情,不贵奇巧”,但并不一般地反对运用技巧。他指出《汉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史记》则“情态横出,文亦工妙”,所以他认为《汉书》不如《史记》。他反对盲目地摹仿古人,曾批评一位朋友的诗文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与人书》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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