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保卫战:方先觉投敌，被赞为当代军人楷模

衡阳保卫战:方先觉投敌，被赞为当代军人楷模

文章简介： 衡阳保卫战乃是中国抗战史上最辉煌的战役之一。此役，方先觉率第10军，从1944年6月22日至8月8日，守卫衡阳四十七天，战斗之惨烈，令时人动容。但方先觉未能杀身成仁，而于最后关头

　　1944年，在中国的湖南省衡阳市发生过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之间震惊世界的一战，这是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0军在湖南衡阳以孤立无援的病惫之师抗击近6倍于己的日军，血战了整整47天，这一仗的影响，震动了日本朝野，直接促使东条英机内阁为之下台。纵观整个中国抗日史，这一仗持续之弥久、战斗之惨烈、影响之深远，中国战场所有的城市防卫战，似乎没哪一仗可与堪比。

　　衡阳保卫战方先觉选择降日，未能杀身成仁，令国人颇感遗憾

　　衡阳保卫战乃是中国抗战史上最辉煌的战役之一。此役，方先觉率第10军，从1944年6月22日至8月8日，守卫衡阳四十七天，战斗之惨烈，令时人动容。但方先觉未能杀身成仁，而于最后关头选择投降日军，亦颇令时人遗憾。

　　按当日情形，衡阳战事至8月7日，守军已弹尽粮绝。方先觉在军部召集高级将领，讨论最后对敌方略。时为预备第10师政治部副主任的杨正华回忆，“方先觉身边常佩的手枪，早于一日前被跟随多年的王副官取走，以防他自杀。”新编第54师师长饶少伟则说，他当日“看到方先觉装着啼哭的样子，一面说：‘我的手枪呢？’一面打开抽屉寻找，好像要自杀。其实，他的手枪早已被收拾起来了……”稍后，方先觉选择听从周庆祥建议，投降日军。

　　在投降以前，方先觉拟定了七项条件，包括要求日军保留第10军建制、不杀俘虏、优待受伤官兵等。他还要日军，派飞机送自己“到南京见汪精卫”。战事结束后，方先觉也对记者表示，“今后必将本人之一切，献于英明之汪主席，协力新中国之进展”。其投敌性质，当无疑义。

　　在军部讨论后第二天，方先觉率周庆祥、葛先才、饶少伟等与日军谈判。日军指挥官当场拒绝了方先觉的七项条件，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方先觉表示：“服从这个要求”，随后被任命为汪伪“先和军”军长。

　　需要说明的是，方先觉投降之时，衡阳防线尚未被完全攻破。日军在8月7日攻势后，“依然不得进展,估计进攻战还需要几天时间”。在这一天前后，国民政府派出的援军已至衡阳外围，给日军造成很大压力。攻陷衡阳后，日军暗自庆幸，“战争的胜负诚然在于最后的5分钟。如固守衡阳之敌誓死决一死战,或将出现‘英帕尔'的结局”。英帕尔一役，英军与日军激战数月，终于防守成功。

　　对方先觉之降日，重庆方面至晚在8月16日即已完全了解实情。当日，国军最高军事执法长官何成濬，在日记中慨然叹息道：

　　“方将军等苦战四十余日，声名烈烈，虽庸人孺子莫不称道其忠勇，如坚持到底以身殉职，则在中国史册上，张巡之守睢阳不能专美于前也，奈何当最后关头，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变而为降将军，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耻辱，我闻之，实不胜太息痛恨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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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坚持赞誉方先觉为“当代军人之楷模”，令国人相当迷惑

　　遗憾之余，令时人更感疑惑的是，方先觉从日占区逃回重庆后，蒋介石及军令部对其非但没有处罚，反而一再嘉奖，乃至誉其为“当代军人之楷模”。

　　究其原因，与国民政府当日在盟国中所处之尴尬地位有很大关系。当时，不独英国一再诋毁中国所起到的抗日作用，美国亦对国民政府的抵抗能力失去信心，一再要求蒋介石将中国军队指挥权交予史迪威。为证明中国抗日之决心及中国军队之战斗力，蒋介石对衡阳保卫战极为看重，且不遗余力进行国际宣传。譬如，当其“收到”方先觉等发誓“以一死报党国”的所谓“最后一电”后，立即指示发表，尽量扩大影响。

　　其实这个“最后一电”，颇为可疑。首先，电文没有按正常程序通过军令部，而直接发到了蒋介石的侍从室；其次，包括蒋介石等军政高层在内，至今无人见过电文原件。退一步说，即使这个“最后一电”确为方先觉所发，在衡阳战局不明的情况，贸然将其发表，也欠妥当。如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所言，此电一旦发表，“万一方等被俘后有不名誉情事,岂不遗笑于人。”

　　徐永昌竟一语成谶。电文发表后次日，方先觉投敌的消息就相继传来。徐永昌在日记中说，“二厅报告,收敌广播,述方先觉率师长等举白旗投降经过”，后又“据由衡阳逃出工人述,该军曾举出大的白旗派官长向敌讲条件,不允,又经炮击,乃降云云”。方先觉投敌一事已然确凿，但蒋介石为维护早先的宣传口径，只能无视事实，下令反驳。

　　其后，中国报刊遂统一口径，对方先觉投敌之事一概不予承认。至12月周庆祥、方先觉等衡阳守将先后逃回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向方先觉军长欢呼》，仍赞誉这些人是“力竭被俘”，方先觉“脱敌囚而回到重庆”，“没失掉中华军人的节操”。

　　至于如何处理归来的方先觉等人，军令部主张不再任用。但蒋介石出于将方先觉形象维护到底的目的，直接任命其为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0军军长，以堵塞衡阳守将投降日军的“谣言”。

　　只是这种近乎自欺欺人的做法，并未能阻止“方先觉投敌”这一事实的传播。如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曾在一次会议上，指责蒋介石“功罪不分”：“若认为方先觉守城有功，则赏之尚轻；如认为降敌有罪，则不应该不罚。”

　　在方先觉一事上，蒋介石如此“不理性”，有其必然性。国民政府抗战的总体方略是“苦撑待变”，但若无盟国援助，中国势必无法单独支撑战局。在既不能失去美国信任，又不能让出军队指挥权的情况下，蒋介石惟有希冀方先觉在衡阳击败日军，显示国军实力；蒋氏发表所谓的“方先觉最后一电”，或许亦有代立遗嘱，暗示兼勒令方先觉必须战死之用心。但结局没有按照脚本上演，蒋介石亦只能罔顾事实，继续赞誉降日归来的方先觉，乃“当代军人之楷模”。其无奈与尴尬，自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