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在中国封建时代浩如烟海的文学画廊中，女性一会儿远离现实，一会儿又贴近现实，她的存在就像是一个梦，一个关于人性美的梦，一个在中国封建社会做了几千年的颇有苍凉意味的有关人性美的梦。往事如荼，碎忆如花。在中国封建时代的男性作家笔下和女性作家笔下，这个梦诡谲灵异，浪漫如花，缥缈如烟，韵味绵长。这些男男女女的作家，无论是无名的，还是有名的，都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塑造、构建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实现着自己对女性的诠释。

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创造，“表达的首先是男性对女性世界的想象和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断。”[1]作为强势性别群体的男性，其文化立场在中国封建时代的父权社会里，雄踞统治地位，显得格外重要。他们的自我意识过分强大、膨胀，这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地从自我性别文化立场出发，根据自己对女性这一性别的想象、期待，规范、诱导着女性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塑造。在中国封建时代的男性文学中，一直制造着虚幻的女性形象。概括起来，这一男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呈现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贤妻良母型女性形象

经过反复实践、积累而形成的女性贤妻良母形象：如辅佐丈夫或儿子成就大业的周室三母太姜、太任、太姒；三度搬迁，择邻而居，培养出孟子这一位儒家亚圣的孟母；刺字激励儿子成为精忠报国典范的岳飞母亲；以及沙张白《四美人咏》中相貌丑陋，却才德兼备，所作所为无一不合“贤妻良母”典范，符合封建社会“有德即有貌”，而被冠上“美人”称号的嫫母、无盐、孟光及诸葛亮妇“阿承丑女”等等，她们在中国封建时代几千年厚德载物的社会文化传统中，始终占据最为光辉、最为庄重的一席之地。

在中国封建时代的男性文学中，正面的女性形象大多是“佐君子以成”的淑女贞妇、贤妻良母。早在西汉刘向编撰的《列女传》中，已塑造了一系列光辉照人的贤妻良母形象。此书共七卷七篇，记叙了一百〇五名妇女的事迹，根据儒学准则褒扬了这些妇女的德行，是后世“女学”的蓝本。沿此下来，后世的历朝历代都出现了表彰女子“贞操”、“贤孝”、“才德”的“烈女传”，如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篇》中为抬高娘家门第，联姻贵族，不惜屈节做妾的富家小姐李络绣；以及在危急之际，赤脚步行到伯父——东晋权要者桓温门上，号泣请求，为自己公公辩护，阻止伯父滥施杀戮的桓氏女等等。又如唐朝李公佐《谢小娥传》，表彰一弱女子，伤残之余，为报杀父杀夫之仇，艰苦万状，终于雪恨，其志行令人感泣，作者赞评：“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甚至唐传奇中的红线、聂隐娘、红拂张氏等侠骨柔肠、别具一格的女侠形象，虽异于传统的深闺女子，她们的行为也无不统一于“贞”、“节”、“义”之中，依不乏贤妻良母的风范。而另外在一些较优秀的反映爱情婚姻的男性文学作品中，也处处是“才女佳婿”、“淑女君子”、“贞妇贤夫”。封建时代的男性文人甚至在青楼妓的身上也寄托了“遵顺礼教”、“从一而终”、“忠贞不移”的“贤妻良母”的道德理想，自己狎妓好色，却要求妓女好德，这在今人看来未免虚伪滑稽，但这却是相当一部分封建男性文人处于情欲与道德冲突之间的真实心态，也是封建道德陈腐气息酝酿出来的病态之物，例如宋代秦醇《谭意哥传》中的那个遭遗弃后怨而不怒、逆来顺受、闭门养子、“治家清肃，异议丝毫不可入”，坚持从一而终的谭意哥，就完完全全是一个恪守妇道的贤妻良母形象；再如明瞿佑《爱卿传》中的罗爱爱，与其说是娼妓，毋宁说是节妇烈女。她从“山鸡野鹜，家莫能驯；路柳墙花，人皆可折”的娼妓，变成“妇道甚修，家法甚饬；择言而发，非礼不行”的贤妻贤媳。实际上，这些“夫色期艳，才期慧，情期幽，德期贞矣”[2]的传统才女形象在封建时代男性文人作品中的延续，恰是反映了封建男性文人自身衍生出来的对女性的期待与要求——即女子道德文化上仁孝忠恕，知书达礼，生活作风上勤劳刻苦，无私无欲，待人处世上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思想情感上宽容大度，喜怒不形于色。才女的目的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要成为符合男性社会标准的贤妻良母，以便更好地相夫教子。

总之，这一切“举动则有礼度，语言则合诗书”的贤妻良母型女性形象，既“满足了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期待”[3]，也规范、引导着现实的女性道德。当这贤妻良母型女性形象被男性这一主流文化群体作为一种至上的道德准则强行派定给女性的时候，这一美丽光环背后隐含的痛苦就出现了——在这个光环的照耀下，女性以天使的温情，无限的爱支撑安慰着男性，以男人为天，直到泯灭了她的主体意识，放弃牺牲了她的自我，乃至于消融了她的女性肉体存在。

（二）佳丽尤物型女性形象

自古以来，美人与两种人最为匹配：一是英雄；二是名士。作为男性的英雄、名士与作为女性的美人两情相悦，如鱼得水，他们完美的结合，是文化与美的邂逅，碰撞出了美丽的爱情和璀璨的文学艺术之花。千百年来，诗词、戏曲、小说及其他艺术作品中都塑造了无数雍容华贵、灿烂夺目、浪漫多情的佳丽尤物型女性形象，蔚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洋洋大观。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国封建时代男性作家笔下的“美人幻梦”文学。“美人幻梦”，指的就是“用幻境或梦境表达情思与性爱主题的创作类型，”[4]这种“美人幻梦”文学是出现在礼教初起的先秦时代的一种奇异的现象：当时，被誉为儒家圣人的孔子带领其弟子们精心炮制服务于父权制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在《论语·阳货》里公开宣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而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美男子之一的“无行文人”宋玉却偏偏在孔子之后的《高唐赋》里高调激昂地塑造了“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的美神形象，并对这一自由奔放、大胆向男性表达爱慕的美神流露出一种神奇的诗意的向往。“现实与幻想就这样成比例地齐头并进，一方面是女性在礼教现实压迫下日趋被动和麻木，另一方面是美人在文学幻梦中愈发主动与奔放”[5]。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梦幻美神在封建时代的男性文学中顽强地生存、发展、繁荣、延续，贯穿于诗词、曲赋、传奇、小说等各类文体，从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曹植的《洛神赋》到蔡羽的《辽阳海神传》，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到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涌现出大量未经封建礼教洗礼、拥有纯净自然天性、大胆开放、敢于真正倾注性爱与情爱的女性，毫不留情地挑战主流文化，反抗禁欲主义。这一切都体现了封建时代的男性群体从自我性别立场出发，质疑、挑战现实，对和谐理想的男女两性关系大胆进行乌托邦式的构想，借此传达出了一种崭新的呐喊与人文关怀。

其次，我们再来观望一下封建时代男性作家笔下的出身名门富贵之乡或终后落籍于权贵富豪之家的绝代佳人形象。这类上流社会的美人，拥有高贵的身份，绝世无双的容貌体格，具有能满足王公贵卿、达官富豪取乐寻欢的才艺，是贵族女性中的佼佼者，得到这种美人有时会成为男性一生最高的理想。早在《汉书·孝武李夫人传》中记载有武帝协律都尉李延年的一首古诗“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而后世的男性文学作品中，描写这类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之作可谓层出不穷。例如唐代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官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前两首人花双咏、相得益彰、绮丽高华，极言绝代佳人杨贵妃之艳美，第三首才将“名花”、“倾国”点出，画出了唐玄宗沉湎于名花倾国赏心乐事中的醉态。虽无一字褒贬，然其春秋手法已自在其中。再如宋传奇小说中，乐史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秦醇的《赵飞燕别传》、《骊山记》、《温泉记》等等，都塑造了“美艳媚惑”、“倾城覆国”的绝代佳人形象。由此可见，历代帝王莫不追求“后宫佳丽三千人”，历代公卿莫不贪图“揽二乔于东南兮”，甚至为此不惜倾城倾国。而倾城倾国之后，男性所写的文学，历史不是谴责沉湎女色，昏庸无道的帝王公卿，却是把矛头指向被他们玩赏的无辜女性，是因为“芙蓉帐暖度春晓”，才使“君王从此不早朝”；是因为“回眸一笑百媚生”，才使得“渔阳鼙鼓动地来”，所以，马嵬坡头，谁也不去指责皇帝，却非要那杨玉环“宛转蛾眉马前死”不可。“女人是祸水”，“女人倾人城倾人国”成了封建时代的历史定论，可以说，这实际上是封建时代的男性文人从大男子主义中心立场出发，以极端的方式对女性进行极尽能事的贬损与歪曲，是在男性中心话语前提下导演的一场女性的绝世悲剧。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封建时代男性作家笔下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青楼佳丽，遍观封建文人笔下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青楼佳丽不在少数。可以说，在封建文人的日常活动，审美活动中，青楼佳丽成了不可或缺的点缀。她们的美色与才情；为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描写、歌唱。早在屈原的奇文《招魂》中，我们就看到了精妙绝伦的楚宫女乐，她们螓首蛾眉、歌喉婉转，可以召唤远离故土的人回归。然后，在东汉赋家傅毅的《舞赋》里，我们可以看到宫中舞姬的体态美、舞姿美有着更为生动的、翔实的描述。到南朝，徐陵的《玉台新咏》更是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妙华丽的辞藻来描写、赞叹掖庭和豪贵之家的女伎，不但精心刻画她们俏丽风流的形容，还进一步描绘了她们绝妙高超的才艺。到唐代，唐诗对青楼佳丽的刻画出现了杜牧“娉娉袅袅十三年，豆蔻梢头二月初”的清新脱俗的抒写；以及王建“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的单纯明朗的抒写；到了宋代，宋词对青楼佳丽的描绘更加精妙雅致，如苏轼的“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晏几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等等。另外，在封建时代的许多戏曲、传奇、小说中，也塑造了大量风姿绰约、才情杰出，而又个性各异的青楼佳丽形象。在这些青楼佳丽身上，寄托了封建时代男性文人对女性的审美理想———具有审美意义的女性应该是内在与外在，精神与肉体的完美统一。

总之，这类佳丽尤物型女性的塑造，上自理想幻境中的神女，下至现世中上流社会的名媛，底层的青楼妓女等，均在封建时代的男性文人笔下达到了尽善尽美。一篇篇海市蜃楼般奇思妙想的文字，尽情倾注了男性自我的精神与肉体的欲望，获得心理与生理的满足，同时歪曲了女性的生存真相，以男性强权立场制约乃至践踏着女性的生命价值，并严格保持着男性作家的性别等级秩序，使女性成为男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可以娱情、可以永年的点缀，使女性完全充当了男性生活中的一件可喜可悦之物，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女性的非人化。

（三）精神自主型女性形象

在历史时代的演变中、经济文化的发展中、思想观念的演变中，男尊女卑的中国社会里，一些有识之士弘扬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女性发不平之鸣，提出了同情女性的思想，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思考有了新的突破。虽然那时候，他们的理想无法实现，且被封建卫道士视为离经叛道，但是却体现了一种以反对封建正统礼教束缚为特征的人文主义精神，表现出一种人性的觉醒，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在唐诗、宋词、元曲等文学艺术中都有一些同情或赞美女性的作品，替女性说话，为女性平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力破陈言，摈弃习见。例如唐代崔道融的《西施滩》中“宰邳之吴国，西施被恶名”，替西施抱不平。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中也出现了“英灵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至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明清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思想领域更是勇敢地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在女性问题上，就是批判“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否定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秩序，主张男女平等、女子参政等等。这些饱含激情的进步思想在李贽的《焚书》、俞正 的《葵已类稿》、冯梦龙的“三言”“二拍”、唐甄的《潜书》、袁枚的《随园诗话》等著述中都有着十分鲜明的体现。

就是在这一进步的思想潮流的冲击下，明清文坛涌现出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崭新的高度来诠释女性，思考男女两性关系，封建男性作家笔下精神自主型的新女性形象的塑造也就应运而生了。例如汤显祖的《牡丹亭》，通过杜丽娘这一光辉照人，异于传统的新女性形象，以艺术的手法传达了汤显祖关于“性”的美学思考，以审美的眼光全面关照了男女之间的性爱与情爱，从性爱之美到情爱之美，高度肯定了主人公杜丽娘那寻幽探胜憧憬情爱之胆，极力赞美了那种为爱情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巨大力量，高扬了女性对爱情的主体意识，是对封建伦理规范全面彻底的反叛。又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悍妇形象，她们不以男性的是非为是非，敢以女性之妒反拨男权之道，以女性之悍抗衡男权之理，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艺术魅力的女性形象。另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坚决否定了男尊女卑传统的女性观，不以贵贱富贫强弱巧拙区分，从群体上把女儿作为青春、爱、人性美的象征热情讴歌——天地日月山川精华之所钟，并创作出一大批性格各异、丰满动人的女性形象。自觉地把主体人格的发扬、个性意识的自觉作为最高境界，透露出封建末世“人”的觉醒的时代气息：不但塑造出黛玉这样有着初步个性自由要求的贵族女性叛逆者，而且还特别创作了一批闪耀着个体人格光辉的下层女性形象如晴雯、鸳鸯、金钏、龄官、尤三姐、司棋等等。第一次把这些没有“人”的地位、权利、自由、被剥夺了“人”的自我追求，身体和精神都附属于主人的“人下之人”作为“人上之人”进行叙写。再如李汝珍的《镜花缘》。作者在书中构想了“男子反穿裙子，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的女儿国，并让男子林之洋在这个阴阳颠倒的世界里，好好领受了一番做女人的滋味。他虽为王妃，身份高贵，却被迫穿耳缠足、挨尽倒悬毒打，受尽磨难。作者通过幻想，让男性设身处地体验女性被摧残的痛苦，思想上艺术上都别具一格，高人一等。胡适如此评价：“三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大胆地提出妇女问题的各个方面来做公平的讨论，直到十九世纪的初年，才出了这个多才多艺的李汝珍，费了十几年的精力来提出这个极重大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的各方面都大胆地提出，虚心地讨论，审慎地建议。他的女儿国一大段，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不朽的大文，他对于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问题的见解，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这是我对于《镜花缘》的预言。”[6]

综观中国封建时代的男性文学，不少有识之士在他们的作品中创造了精神自主型的女性形象，高度弘扬了女性的主体性，充分肯定了女性顽强的生命活力和蓬勃的生命意志。最为可贵的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女性视角叙事，追寻女性的生命逻辑，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压抑女性生命的封建男权道德，在平等的人的意义上尊重了女性生命的最高成就。

男性主流文化立场中的儒家女性观，在中国封建时代几千年的长河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然而，从完整意义上来说，女性观还应包括女性的自我意识，即女性对自身的认识、感受、评价。而这些在中国封建时代一直是以暗流形式潜藏或依附在男性主流文化的边缘，在男性主流文化的巨大阴影下，艰难地生存呼吸，并且其本质在很大程度上被伤害、被扭曲、被异化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不甘压迫的妻子义正词严向丈夫呼出：“使撰诗、礼仪、定律者为周姥而非周公，当不如是。”[7]在男尊女卑的世道里，在丈夫专有口诛笔伐的权力，“发言盈庭，著书满家，皆一面之词”[8]的时代里，这是禁锢中的勇敢女性单枪匹马地反抗男权，反抗双重两性道德的最强烈的呼声。尽管在男权意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压迫下，女子拥有的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各种才能被坚决地否定，参与文学创作的权利被无情地剥夺，但是从只在漫长浩瀚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占很小一部分的女性文学作品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历经千古沧桑，充满了忧患，刻满了伤痕，洋溢着超越时空的纯真幻想的本真女性情怀、本真女性自我意识、本真女性生存状态。这些伟大的勇敢的女性，她们在男性主流文化环境里或显或隐地坚强地生存、延续，尽心尽意地塑造着从女性自我性别意识出发，从女性自我生存立场出发的女性自我形象，其绵薄之音似细水长流。如果对古代遗留下来的女性文学作一番概观，我们可以看到封建时代的女性文学中呈现出的女性形象大致呈现为两种类型：

（一）遵循传统的女性形象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女性的自我意识一直被压抑，一直在主流文化的边缘痛苦地徘徊。被剥夺了社会权利、地位、财产甚至于人格的女性，她们不得不按照男权社会所规定、设计的模式忠实地塑造体现着儒家正统道德、价值观念的自我形象。这主要表现在班昭、班婕妤一类学丰识巨，文才尤高的女学者创作的礼教文学和“红香小册”、“翠阁吟稿”一类的闺阁文学中。作为男性文学的附属品，这些女性作品都极具文采、易读好记。它们之所以能够在封建社会里突出来，就是因为它们维护了封建礼教，是封建男权统治下的直接产物，是女性女奴地位的象征。如被奉为女性经典型的四部“圣书”，东汉女历史学家班昭所著的《女诫》，唐陈邈之妻郑氏写的《女孝经》，唐著名才女宋若华，宋若昭姊妹共同撰作的《女论语》，明仁孝文皇后写的《内训》，其主要内容就是规范女德、条疏内则，记述女子孝义贞烈事迹，对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压抑、禁锢，摧残女性的智慧、才能、个性，埋没女性的价值，塑造言气卑弱、任劳任怨、温善贤良、忠贞守节的女性形象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无形之中使得女性自我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沉沦。

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这种在封建社会集勤劳、善良、智慧、贤淑于一身的理想女性，在适应社会把她们置放于从属身份的生存环境下，以顺应的人生态度，通过相夫教子的途径协调了男女两性关系，完成了社会赋予女性的角色责任，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社会的规定。例如，西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她严于律己，博学多才，曾坚决辞谢与成帝同游后宫，道：“观古图画，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辇，得无似之乎？”[9]这种行为无不闪烁着智者的聪慧和强者的胆略与勇气。她也会在《怨歌行》中咏叹合欢扇“常恐慌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寄予她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无奈与哀怨，这种曲隐的反抗与控诉，表明确班婕妤绝非无私无欲，粉饰太平，完全麻木，完全泯灭自我意识的女奴。再如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女圣人”的班昭，她聪明美貌、温淑贤良，在文学、史学上都有建树。虽然在《女诫》中提出女子“不必才明绝异也”，但是她自己并没有以身作则，甚至反驳了自己的这种论调：如她续写《汉书》，出色地完成了父兄未竟之业，表现出卓越的智慧才能。她入宫教授妃嫔，直接参加社会文化教育等活动。可以说，这些理想女性塑造的女性自我形象，并不是一味以柔顺、低三下四的态度来博取男性的认可、支持与赞美。而是以顽强坚韧的品质、积极进取的精神，忍辱负重的作风，巧智无邪的行为，以柔克刚、小心翼翼配合男性主流文化，实现自我的女性价值，作着艰难的边缘生存，在一定意义一定程度上又使得女性自我得以保存。

（二）反传统的女性形象

人性是禁锢不住的，卑下的地位压抑不了女性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从有限的记载中我们可了解到历史不乏敢于以女性独有的立世精神藐视传统，反对、冲击那些禁锢、压迫女性的戒条，争取生存和平等的权利，争取自己的人格独立和个性发展，进行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的杰出女子。她们中有来自上流社会的名门才女，也有来自社会底层的尼女、奴婢、娼妓。她们虽然为数很少，但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觉醒的人的意识的反传统的新女性。她们从她们那朦胧的萌芽状态的觉醒意识出发，从那有异于男性，乃至有异于传经女性的独特女性本我立场出发，创造了真正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文学，与传统对抗，与男权坑衡。虽然她们在作家人数、作品数量上寥若晨星，但是她们在中国封建文学史上有着不灭的光芒，是封建伦理道德扑不灭的女性文学的天才的火花。她们笔下创造的反传统的新女性自我形象，在我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大放异彩，为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谱写了新的篇章，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www.xing528.com)

这首先表现在一批家庭出身较好、社会地位较高、文学修养较深，并且成就斐然的女性作家的创作活动中，她们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歌赋，有的还专著行世，名垂青史。例如，汉代末年的蔡琰，写作的《悲愤诗》等，继承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从关怀自我遭遇出发，诉说夫妻诀别，骨肉分离的痛苦，更有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深刻揭露了社会叛乱、时局动荡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心灵创伤，再出了历史沉痛真实的一幕，表达了具有深沉意义的怨愤———那绝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怨愤，而是处于当时现实中的千千万万人的怨愤，发出了女性自我的声音。再如宋代女作家朱淑真，虽因其手稿破焚，流行于世的作品不多，但她那仅有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大胆的爱情追求，枯肠相思的情感，叛逆传统女德的思想，终不灭其光辉于后世。其《生查子·无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最无顾忌地塑造出了情感热烈、追求自由恋爱、叛逆传统的新女性形象；而与朱淑真并称宋代词坛女中双璧的李清照，更是以“压倒须眉”的才华卓然异立于千古文坛。她比较广泛地参与社会，有着开阔的视野、敏捷的思维、勇敢的个性解放精神，这使得她的创作把女性主体意识，女性本真情怀发到了极致；她的词以女性的身份肯定女性自主人格，体现了互敬互爱、高雅平等的爱情婚姻观念，改变了男性对女性的偏见，显出反理学、反传统礼教的特殊思想价值，她的词从家庭走向社会，以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参政意识发表对历史的认识，对时局的看法，对政治的言说，对是非的判断，以女性自我发出的强音与男权文化抗衡。除此之外，她还敢于立说，在其所著的《词论》中提出“词别是一家”，并从这一理论出发，独立不倚，指点名流，激扬褒贬，激怒了封建文人。清朝的裴畅对此简直破口大骂了：“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词苑萃编》卷九引）这正好从反面说明李清照对传统思想和传统心理的冲击性。可以说，李清照以自己的创作，以自己的人格精神，塑造了有强烈主体意识，有丰富敏锐思想情感、有坚强个性、有高贵雅致的品质，绝不依附于男性话语立场的最光辉最完美的女性自我形象，在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到了明末清初，弹词盛行，众多女作家在这一领域活动频繁，奇才女子陈端生的不朽名著《再生缘》也在这一背景中诞生。《再生缘》是一部女人写给女人看的关于女人的作品，它追求的是女子逃离家庭的桎梏，获得与男子平等的机会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男女并驾齐驱，建功立业。可以说，这是又一种形式的女性神话，从传统禁锢的土壤中生长出来了。对此，百余年后的学者陈寅恪先生如是说：“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借此等描写以摧破之，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10]

其次，在中国古代的女性文学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出自历代青楼才妓之手，像李冶、薛涛、鱼玄机、温琬、王微等。这些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青楼才妓，既是诗词曲赋等文学艺术的传播者，也是文学艺术的创作者，她们与士大夫文人一起，促进了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虽然在世俗中她们始终是没有人身自由、爱情自由的“风月贱人”，但她们有自己的生活天地、内心世界、爱情经历，这些都细腻入微地体现在她们笔下的作品里。这些绝世聪颖的女子，在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悲境与险境之中，以群体形象在人的位置上言说自己的心声，创作出了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似幽而实壮，颇无腊粉之气”的本色独然、各具特色的好作品，昭示了她们虽身陷青泥，内心却傲然卓立，拥有莲花般高洁的品质。这与出自男子之手，源于间接观察体会，把青楼妓女作为客体去描述的青楼文学作品是迥然不同的。例如，唐代青楼女诗人鱼玄机的《赠邻女》：“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自可窥宋玉，何必恨王昌”，公然教授隔壁邻家的女子主动追求心上人，这种藐视封建礼教，高扬女性主体性的豪言壮语，无疑是古代女性文学中难得的奇葩；又如宋妓温琬在《书怀》《咏莲》《咏菊》《芍药》等诗作中寄予自己的人格之美，其《书怀》借鹤、松、兰惠为自己写照：“鹤未远鸡群，松梢待拂云。凭君观野草，内自有兰惠”；再如明扬州名妓王微色艺双绝、侠骨柔肠，出入佛、道两教，游历江楚，行径类名士，其著述有《远游篇》、《宛在篇》、《未焚稿》、《名山记》、《浮山亭草》等。《题修微草》称其“诗类薛涛，词类李易安，无类粉黛儿，即须眉男子，借当愧煞”，《名媛诗归》称她“与李清照、朱淑真上下”。这位才华杰出的青楼名妓，确实为中国的女性文学谱写了动人的篇章；而清代名妓柳如是、董小宛、顾媚等的诗词则是古典青楼文学真正意义上的美丽绝唱，就像西山灿烂的晚霞。以柳如是为例，柳著述颇丰，她的古诗、绝句、律诗、歌行、长篇排律、名体皆工，多有佳作。其七言古诗《朱子在雨中相过》中：“风流已觉人所少，清新照耀谁能俦。高山大水不可见，骚人杰士真我谋”，“吾欲乘此云中鹄，与尔笑傲五湖”，这些豪放的诗句，是其高远心志的流露。既有如花之貌，又有笑傲五湖的豪气，以海内安危相许的意气，这就是柳如是独具一格的反传统的女性品格风采。

总之，这些优秀的、富有才情的，感受着时代精神的青楼女的创作，是不胜枚举的，她们用发自主体的心声，实现了青楼文学由客体向主体的重要转变，她们用自己的惨痛深沉的经历，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情，编织了一个个美丽女性神话，叛逆、挑战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生动地体现了几千年漫长禁锢中某些人性的觉醒，有着独特的价值和积极的意义。

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出现的这一幅幅完美无缺而富有理想光华的幻境，一篇篇海市蜃楼般奇思妙想的文字，似乎启发了我们：女性给了文人们以无尽美丽的灵感，而文人们赋予这些女性生命以超越时空的永恒。众所周知，在父权制社会里，这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恰如西方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创始人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中所指出的那样：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是社会文化——父权社会文化塑造着女性的特征。”[11]然而，作为人类另一半的女性，其存在虽然在特定的封建历史环境中受到父权文化的制约，受到男性无情的挤压，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女性存在的特殊性，她们并不是完全无声地存在于世界，她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声，有的甚至勇敢地呼吁、呐喊。所以今天我们才有幸看到，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建构与思索，中国封建时代的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共同参与了。可以说，他们客观中考察了女性与男性存在与发展的同一性时，也着力探寻了女性存在与发展的特殊性，并在无意中揭示出了女性存在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生成过程及其特殊发展规律。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中国封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解读确实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永恒话题，一个超越了时代、地域、环境、种族而卓然存在的话题。对这一话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于女性自身，对于人类自身做出深深的反思与批判，有利于我们从新的高度来关注女性的成长与发展，有利于我们对女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新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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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Images of Women in Chinese Feudal Literature

Zhou Shuang-ho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Jingdezhen University,Jingdezhen 333000,Jiangxi Province,China）

Abstract：Singing and praising women is an eternal theme in the literature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nations.Chinese feudal literary works give more vivid and lifelike portrayals to women,which can be said that men and women writers in China's feudal society are fond of the theme.Therefore,writers created work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 show the images of women who lived a secluded and obscure life in feudal society.

Key words：Women images;Chinese feudal literature;male literature;female literature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699（2017）01-0025-07

① 收稿日期：2016-11-18

作者简介：周霜红（1975-），女，湖南湘潭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外文学与文论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