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科举制的背景上寻找现代国家建构的“种子”

对于清代的科举制，存有两个张果老倒骑驴——背道而驰的观点：一方认为，清王朝废除科举制是最终导致清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认为，科举制是导致元、清两代亡国及清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显然，前一种观点将科举制同传统中国的社会的精英阶层——恰好就是历代王朝延续其统治的核心力量相连结，认为清王朝废除科举制度最大的后果就是将这个精英阶层剥离于其统治之外，这是最终导致清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后一种观点将科举制同科学技术相连结，认为儒家所带有的反技术缺陷，对中国技术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科举制度才是导致中国科学技术倒退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绝不只是一个考试制度，它首先是中国帝制政权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同一个科举制，却有张果老倒骑驴——背道而驰的历史推定，表明人们的某些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只见一面锣，不见两面鼓的水准上。在已经形成“科举制学”的今天，人们已将科举制提升到亡国亡朝高度来认识了，在本文中将清代的科举制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问题（本文所称的现代国家，并非历史、文化、土地、人民和国家等等具有延续性的不言自明的存在的现代中国，是一个时态意义上的国家的现时存在，这里的现代也非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立意义上的现代）相连结，也就理所当然了。

笔者的观点是，从潜在层次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极具内生性，而从存在层次看，却极具内部和外部二元对立、二元互补和二元动力性。如果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比喻为从种子到植株的生长发育过程，那么，寻找到这粒种子是内生的还是外来，也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本文试图在清代科举制背景上找到这粒种子。

先说科举制及清代有过三次废除八股文的科举改革的问题

追溯科举制度的发展路程，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历经唐、宋、元、明、清，科举制度不断完善、周密，进而变得琐碎、僵硬，它的确立、兴盛与衰落，恰恰展现了传统中国从极盛到衰微的这一段历史。在科举制度之前，中国大致经历了远古时代的“禅让制”、封建领主时期的“世袭制”、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取士制度。而科举制度——以考试选拔吏治人才的方式，作为传统中国统治者进行选官的一种制度，在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的历史，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成为英国等国家文官制度的借鉴。可以说，在历史上，乃至对现代社会，科举制度都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着眼于更长远的历史，科举制度之前，各种选士基本都是从统治阶层，尤其是贵族子弟中选拔精英。由于选择范围狭小，一方面造成裙带之风盛行，人才素质低劣；另一方面又缩小和削弱了统治集团的社会政治基础，整个社会是二元的，即上层与下层之间是分割的，社会是相对封闭的，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中下层中的精英很难进入到上层，上层很难接触到下层，这样非常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公开而广泛地开科取士，使仕途向社会开放，在原则上包括农民阶级在内的下层阶级的精英，也获得了入仕的机会，这样大大增强了统治阶层对全社会的整合能力，削弱了世族势力和地方豪强的实力，加强了统治阶层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科举制最大的优点在于它的公正性、开放性。它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为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士子进行身份变迁提供了一条道路。在巩固统治阶层利益的前提下，扩大了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的可能性。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其中包括很多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市井之子。科举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就确立了由政府出面招考、考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的自由报考原则，考生几乎没有身份、阶层、职业等限制，除了倡、优、隶等“贱民”外，其他人均可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对于录取名额的限制也是非常宽松的。科举的开放性突破了血缘关系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只要有真实水平，能够通过层层考试，即可金榜题名，使广大下层民众有了入仕的机会，体现出一种平等精神，也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和变迁。

当然，若用今天的眼光看，科举制度不是绝对完善的制度。如，科举中最大的不公正是对生员的出身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上辈或本人要过饭，可以参加科举并中状元，如宋朝的吕蒙正和明朝的范际昌；可是有的职业却被视为“贱业”，如剃头的和唱戏的，子孙不能参加科考，这是毫无道理的规定，是科举制度中严重的不公正。

从整体看，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要表现出三个特点：贤能治国，为我所用；标准客观，竞争公平；立法保护，稳定延续。其作用和价值主要体现在：统一了价值，延续了文化；推动了教育，培养了人才；稳定了政治，推动了发展。总之，因为有科举制，才有中国官僚体制的稳定中的延续，也因为有科举制，才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曲折中的发展。其负面作用表现为导致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的脱离，内容单一，文体要求走向极端等。作为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无论从制度层面来看,还是从技术层面来看,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尤其在明朝“八股取士”确立后，其弊端更为明显，到了清朝更是积重难返。

那么，清代作了一些什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呢？

清代有过三次废除八股文的改革。第一次废除八股文的科举改革发生在清前期康熙年间。康熙二年（1663年）发布上谕，曰：“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自今之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国计民生之策论中出题考试”。自此废去八股一场，将第三场策五道移到第一场，第二场增论一篇，试表、判如故。实行一科后，就有人对废八股提出异议。康熙四年（1665年），礼部侍朗黄机便向康熙进言:“制科向系三场,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使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今只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虽然上奏报可，但是八股并没有立即恢复，没有八股的考试还是又进行了一科。康熙七年（1668年）才重新把八股文定为首场考试内容。第二次发生在戊戌变法时期。为了巩固统治、改革教育制度、应试制度、培养新式人才，解决“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矛盾,在维新派的推动下,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再次进行了废除八股文的科举制改革。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下令科举考试停用八股文,改试策论,其谕曰:“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一时文运昌明,制科所得,实不乏通经致用之才。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弊,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谫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贡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6月30日,又命令立即取消童试、岁试和科试的八股文,改考策论,不要等到下一次科举。然而短命的维新以失败告终，无奈八股文又起死回生。1898年10月9日,清政府颁布召令曰“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贴、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第三次发生在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后。1900年6月，八国联军迅速占领北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皇慌逃往西安。为了维持腐朽的清朝统治,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清政府进行了第三次废除八股的科举制改革。1901年8月29日,清廷发布上谕:“科举为抢才大典,我朝沿用前明旧制,以八股文取士,……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于是规定从次年开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生童岁、科两考也要考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并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至此,八股文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正式废除,八股文也最终彻底地被送进了历史的坟墓。

科举制度八股文程式最致命的弱点是清朝中后期它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一部分官僚推行洋务运动，创办了一些新式企业，如招商局、电报局等。这些企业是要用西方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来经营管理的，出身于科举的举人秀才对这些东西十分陌生，无法胜任工作。西方的学校正是培养这方面人才的，它们有小学、中学、大学，各种专门学科齐全，这显然比我们的科举制度优越。如果我们还是八股取士、策论取士，新的人才从何而来？再说，西学东渐之后，各门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知识分子茫然无知，还在整天子曰诗云，如何跟得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有识之士抨击科举，提出“废科举，兴学堂”，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仅是一种主张，而且已付诸实践。1895年，北洋大臣王文韶在天津创办北洋西学堂（北洋大学前身），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后来各省也陆续创办了新式学堂。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正式废止科举，由学校取而代之，就是顺理成章、势所必然的了。至此，科举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需要指出的是，科举制度并不是清代清代官员人才选拔的唯一途径。清代官员人才选拔分三大类：一类，通过科举取仕，这种方法通常汉人只能通过科举而取仕当官；二类，八旗在编人员或者皇室成员顶职取仕，这种方法主要针对满族人，因为满族人除了通过科举还可以“顶职取仕”（最著名的就是和珅，他当初是八旗在编人员，不思读书，所以没办法科举取仕。但等到他工作年龄的时候，便顶替了他祖上留下来的“八等轻车尉侯”的称号），按现在说法也算是事业单位正式在编的人员，吃皇粮的；三类，通过高官举荐为仕，这种方法主要针对是清代决策层的高官（最著名的就是李鸿章临终前留下“遗折”举荐袁世凯接任他的职务，遂后袁世凯便拾得了李鸿章的政治遗产，为他经后篡夺革命果实积淀了雄厚的资本）。当然，科举考试难度较大，很多人想要做官，通过科举考试这条路走不通，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花钱买官，这个在清朝叫捐纳制度。

考察历史上的科举制的“优”与“劣”及清代有过三次废除八股文及最终废除科举制对士人造成的影响并不是本文说事的重点。在前面罗列一大堆，目的是为将清代的科举制，置于且历史大环境（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同），在清朝从强大走向弱小的转折时区与东方中国以货币的价值属性、价格属性通过权力赋予为“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始终只靠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皇权本位，而始终没有搞“金本位”或“银本位”）的商品货币经济文明行将没落的大交叉时期，寻找社会的精英阶层——恰好就是历代王朝延续其统治的核心力量是如何登上政治舞台的足迹作一垫铺。

对于清朝从强大走向弱小的转折时区与东方中国以货币的价值属性、价格属性通过权力赋予为“经济基础”的问题，在前面的系列文章中已经有了交待，这里，不再重复。在笔者的视野中，18世纪后期相对富足的几十年间所孕育的1790年代的乾隆传给嘉庆的不是一个“盛世”，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坏得不能再坏的清王朝，但从1790年代到1820年代，中国一直是全球“龙头老大”、“全球第一”；正是这个时期吻合着清朝从强大走向弱小的转折时区。也是在这个时期，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已很难借助于有效的国家机器，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给予普通民众起码的安居乐业的保障体系；再加上停滞的政治框架几乎再难以包容由人口几个亿地增加与“开放”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经济，这使国家的勃勃雄心和它的能力之间已经明显地存在着差距，也就是说，大清帝国已经走到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历史任务相契合了——衰落了。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王朝行将走向末期的衰落，更是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没落，也是东方中国以货币的价值属性、价格属性通过权力赋予为“经济基础”的商品货币经济文明行将没落。

而历朝历代的由财政问题转化为政治安危的问题也在这个时期得到空前的暴露。那时，中国并不存在宪政主义或民主主义，借用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这些现代术语，从1790年代到1820年代，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规定了“根本性”的原则。表现在以下三条：第一，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仍是一个毫不动摇的基础。第二，扩大文化精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包括同公共利益协调，以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为界限。第三，国家的财政需求同地方的社会需要的协调，以政治稳定为界限。这三组问题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并跨越改朝换代之大变一直延续到晚清，并在清朝灭亡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时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剔除不同时期的语言表达差异之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有一个相同的底蕴结构将不同时期的相关议程联结起来。也可以说，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是沿着中国特有的自身的“根本性问题”以及同“根本性问题”相关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性议程”一路走过来的！？近代以来，不管人们的思想如何受到来自西方的影响，人们提出的问题及回答问题的底蕴的基本文化资源，都可以从中国传统自身找到其根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www.xing528.com)

在笔者的历史视野中，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来的政治架构，是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是一个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但若将科举制以及将西方国家民主制下的特权阶层等等黑暗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可以得出从1790年代到1820年代之前的大英帝国比大清帝国更为专制的令人想不到的结论。直到20世纪初英国还处在相当专制的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足迹是不能从宪政主义或民主主义“对比”中寻找的。因这篇文章的主题，这一话题在这里不再展开。

前面已经讲到，乾隆传给嘉庆的不是一个“盛世”，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坏得不能再坏的清王朝。人口几个亿地增加，第一个威胁是使人均土地占有率下降到了危险的低点。第二个威胁是，带来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农业的不断扩张破坏了植被并造成了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成千上万吨的泥沙被冲入河中，垫高了堤坝内的河床。自1778年遭遇特大洪水以后，黄河便连年泛滥，而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同自然灾害相比，更大的灾难却来自“人祸”。从1780到1799年的20年里，有12年遭遇了水灾，其中，1796到1799年间，年年都有洪灾发生。而且这些现象与和珅擅权出现在同一时期；1795年，西部边陲爆发了民众的起义，此后近十年间，大清帝国的军事力量被搞得寝食不宁；与此同时，在广东的广州，一场影响力同样巨大的灾难正悄悄地降临——同英国人的贸易正超越大清帝国的种种行政制约而蓬勃发展——英国商人已经从印度运来鸦片，以支付从中国进口的茶叶。18世纪20年代，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曾试图将官员们的收入建立在更为可靠的税收收基础之上，但是，官员们对于非正式的附加性苛捐杂税的依赖过于根深蒂固，而增加政府开支的压力又过于沉重，结果，这一尝试失败了。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老大难。随着繁荣的时期到来，政府开支的增加的原因，一部分是政府为了“面子形象”工程，一部分则是由官员们日益挥霍铺张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尤其在上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通过一整套税上加税的体制，由平民百姓支付账单。乾隆的时期，除了对受到皇家恩宠者所领导的派系活动保持着警惕以外，几乎回避雍正皇帝试图将官员们的收入建立在更为可靠的税收收基础之的话题。不但如此，乾隆还同和珅一起，建立了税上加税的由平民百姓支付账单的关系网：每一级官员都从下一级榨取自己所需要的的金钱，再向上一级“进贡”。这个关系网同官场的上下级关系网十分匹配。1799年2月，当太上皇乾隆驾鹤西去时，他留在身后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坏得不能再坏的清王朝。

而1790年代以后的繁荣背后的多方面危机及后果，激发了全国各地处于官场之外的精英人物研讨与议论国事。从理论上说在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种姓制度或爵位世袭制度的社会里，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便成了在社会的任何层面获得精英地位的唯一道路——再没有什么途径能够比这种投资得到更好的回报了。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对于大多数通过了县级院试的生员和省级乡试的举人来说，要想进入仕途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只能永远置身于国家体制之外。也就是说，人数相当多的一批文人对于国家大事至少有着某种程度的认识，却又绝没有亲身参与国家大事的希望。当然，获得功名的人数众多，而拥有功名者所能获授的政府职位却数量很少，这种差异并非是清朝的特例，明朝也是如此。科制就是从小就向文人头脑里灌输长大后从政的意识。因此，清朝文人的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却在1790年代到1820年代的危机，带来了政治上的意义。这就是通过省级乡试的举人们，通过担任高级官员的幕友这一重要的替代性途径以及其它途径获得了亲身参与国家大事的实践机会。这等于在政治参与上为处于官场之外的精英人物们打开了一个新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口几个亿地增加与“开放”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所带来的一个绅权扩张的积极的成果。

前面说到的乾隆同和珅及其一党之所以能建立“第二税收系统”给社会带来的沉重的压力，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就是，一个社会缺乏对抗权力滥用的力量。在乾隆同和珅及其一党所统治的时期，在繁荣的背后，有一道独特的政治文化的畸形现象：文人精英阶层因“文字狱”与“结党”恐惧而持有火烛小心的社会心理。“文字狱”可以追溯到1750年代，在1770年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范围内均有文人臣子因文字而获罪。到1780年代，所有的人都谨慎小心到了极点。17世纪上半叶，正是由于朝廷的朋党争斗而导至了明朝的瓦解，并间接地带来满族征服的实现。反过来，清朝的精英阶层的大多数人对于“结党”行为深恶痛绝，同时“结党”指控成了清代统治者手中最有效的武器。这等于睹死了在政治团体中结合起来抵制权力滥用的途径。到1790年代，任何人若试图对上层的权力滥用提出挑战，能使用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当和珅1799年倒台后，文人们的行动中开始闪现出希望之光——怎样消亡因“文字狱”与“结党”恐惧而持有火烛小心的社会心理，使文人精英阶层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滥用，终于被1790年代以来的繁荣背后的多方面危机及后果转化为文人精英阶层的动力而走向历史前台。从清代社会的精英阶层——恰好就是历代王朝延续其统治的核心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足迹，可以得出一个用不着争议的结论：科举制是繁荣背后的多方面危机造成的动力的载体。

如果与同期的西方相比较，西方的宪政民主结构就是同实现从“无国家”到“有国家”并使国家变得强大的过程，而且有一个现实而又“最近”的目标——建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而在中国本来就是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中西方不同点在于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微观中观的基础。按理，在1790年代到1820年代之前，中国是在“龙头老大”、“全球第一”而且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最具现代化政治因素条件的这个时点上，“近现代”最具有“潜力”向着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方向建构的。实际是以“落后”于西方的形式朝着现代性方向缓慢地演进着。由于国家是“为民当家作主”的，因此，在1790年代到1820年代之前这个时点上，人们尚看不到改革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微观中观的基础的可能性。但，人们已经开始思考乾隆同和珅及其一党所建立的“第二税收系统”的沉重的压力如何消亡的问题。从某种意义说，这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逻辑起点。而且，在这个逻辑起点上已规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在未来的历史舞台上跳得多高，走得多远。在19世纪40年代民族危机到来之前，朝廷要对付的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创收”政治文化的畸形现象：农民们因为不堪忍受苛捐杂税而揭竿起义，而国库收入却依然不敷开支之需。“改革”家们把焦点对准漕运与盐政危机。也就是民族危机到来之前，尤其在19世纪20年代，朝野上下有一股相对来说较为变通的改革思潮，而且，改革思潮针对着财政问题转化为政治安危的问题。如果离开了通过省级乡试的举人们，通过担任高级官员的幕友这一重要的替代性途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亲身参与国家大事的实践机会——扩大政治参与的途径，能够形成朝野上下一股相对来说较为变通的改革思潮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过，文人精英阶层的命运是曲折而又坎坷的。

如果人们能重返1790年代，那么，一定能体验到发生于西部叛乱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不安的经济后果，一定能见证国家权力（中央）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也一定能见到农村生活的严酷现实。中国教育的自身特点，当国家能力处于不断弱化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危机的历史关头，文人精英阶层就会自动趋向参政。中国教育的自身的特殊性在于，几乎自帝制时代起，文人精英们在接受教育时已将考虑政治问题当作自己的天职。也就是中国教育就是用来培养文人精英阶层的政治使命感的。矛盾的是他们大多数人永远置身于国家体制之外。而当国家现存的秩序受到威胁时，文人精英们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从这一角度说，是1790年代以来的国家受到内部叛乱和外来侵略的威胁的情势，把文人精英们推向了历史的前台。这一特点也决定着，文人精英们登上历史的舞台时，不可避免地会陷于当时的党争之中。以著有《海国图志》的湖南邰阳金滩人魏源为例，他本人直到晚年才出任官职，到最后也只当过一年的小官。然而，在1820到1830年代，魏源却在一些为官的庇荫之下，深深地卷入了当时的党争。那些成为他后台的各省大员，究竟什么原因连结在一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究竟什么原因将如同魏源一样处于政权边缘的人才吸收进党群之中？这是否意味着，文人精英们一直处于政治生活模糊性边界参政，而因合法性的明确的政治生活边界的缺乏，又使大批的文人精英们在政治参与上受到限制！？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情形，从1790年代到1890年代百年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19世纪的头一二十年里，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当头，清王朝也期望得到文人精英们的支持，然而却并非易事！？在19世纪20年代，不说洪水“天灾”，光说“人祸”，由于世界范围内银两供应短缺，再加上为支付鸦片而形成的白银外流，货币供应因而失序，导致了国内经济的动乱。经济上的危机又触发了农村地区分布广泛的叛乱。而到了此时，国家事务年年应对的问题是，贪腐丑闻侵蚀了皇位的尊严，异教邪说向清王朝的正统性及对地方的控制提出了挑战，河防体系的崩溃使得人们对清王朝的统治能力产生了疑问。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在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威胁的情势，文人精英阶层需要克服18世纪雍正和乾隆统治的年代里因“文字狱”与“结党”恐惧而持有火烛小心的社会心理。在当时，不少文人精英还表现出政治犬儒症和学究式的冷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文人精英们一直处于政治生活模糊性边界参政，因而缺乏一个合法性的明确的政治生活边界，而几乎是历代君主对这种合法性都是拒绝予以承认的。

而在1895年春，也就是在屈辱的《马关条约》签定后，康有为等人发动的“公车上书”，似乎是文人精英们政治参与原则很快就要实现了。然而，由于文人精英们一直处于政治生活模糊性边界参政以及历代君主对合法性的明确的政治生活边界都是拒绝予以承认的，因此注定了1898年时戊戌狗年（清光绪二十四年）9月21日——百日维新（戊戌变法），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至中南海瀛台，变法宣告失败的命运。

而历史百年的沧桑，具有进步意义的是，到了1890年代18世纪雍正和乾隆统治的年代里因“文字狱”与“结党”恐惧而持有火烛小心的社会心理已经消亡了。也就是政治参与的旧障碍正在瓦解。只是，国家，在“太平天国”时期尚有一点底气，而通过“洋务运动”似乎有了生存的生机，《马关条约》却把国家在“洋务运动”时期积累起来的底气全部抖落干净。康有为等人又重复着魏源等人在年青时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1830年代以后，冯桂芬等人也是这么做的。不同的是，康有为等人已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所涉及到形形色色的宪政民主结构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来呼求于社会了（如，日本明治宪法已介绍到中国）。

此类话题再多说就显得罗嗦了。对于科举制人们尽可以采取批判性的扬弃的态度，没有必要执着开头所说的，两个张果老倒骑驴——背道而驰的观点：一方认为，清王朝废除科举制是最终导致清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认为，科举制是导致元、清两代亡国及清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但一定要在清朝从强大走向弱小的转折时区与东方中国以货币的价值属性、价格属性通过权力赋予为“经济基础”的商品货币经济文明行将没落的大交叉时期，认识科举制是1790年代以来的繁荣背后的多方面危机造成清代社会的精英阶层——恰好就是历代王朝延续其统治的核心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动力的载体。若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比喻为从种子到植株的生长发育过程，那么，本文事实上已寻找到这粒种子是内生的且蕴藏在科举制的背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