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丝路（三）∶万里长城

七：雄关漫道

站在嘉峪关的城楼上。环顾四野，青色的戈壁从天边向脚下涌来，巨大的嘉峪关就像一个海市蜃楼，一个幻影，一下子失去了分量，仿佛一阵风，就会将它吹向无边的天际。嘉峪关的名气很大，什么“天下雄关”、“长城主宰”，什么“中外巨险”、“河西第一口”等等。在我的想象之中，它该是如何地高大雄伟，巍峨壮观啊！然而当我来到它的面前，登上城楼，我却有点惘然若失。我不是说它不雄伟壮观，不高大巍峨。如果将嘉峪关搬到任何一个城市去，它都会使所有的建筑物显得象儿童积木般小巧玲珑。但在这里，在浩渺无边、空无一物的浩浩戈壁上，它却显不出一点威势来，它看起来是那么脆弱，那么不真实，那么没有重量。而它两边和它连接在一起的长城，也同样让我颇感意外。这就是长城吗？这就是儿时从爷爷奶奶的故事中听到的，从课本中学到过的，甚至每天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的那个长城吗？它是这样纤细、瘦弱、低矮，仿佛一迈腿就可以跨过去，它像一条黄色的游丝一样，在蓝色的天空下，向远方飘去。西部就是这样，它似乎在以一种魔幻的方式，让我们常人眼中的世界，在这里发生变形微缩，失去它原有的吓人外表，返朴归真到应有的真实状态。说实在的，我至今一次也没去过八达岭，也没去过山海关。不知怎么搞的，好象没那个心情，不象有些地方，提起来就让人兴奋、激动。可能是这些地方被拍成图片，拍成电视电影，经常看到，虚幻的看得太多，真实的反倒难以引起人的兴趣了。于是人们就真的以为：这就是长城，这便是长城的唯一标准像。提到长城，人们眼前就会本能地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整齐的砖块砌筑而成的合乎美学原则的长城，沿着绿树繁茂的山脊蜿蜒而上，有飞动之势，有曲折之态；有高峻之峭拔，有威猛之雄奇。总而言之，东部长城像一个无可挑剔的电影明星，它的身上有明星所需的一切外观，充满戏剧性因素。然而西部长城呢？满身尘土，一脸苍凉，在沙漠戈壁中坚定而顽强地站立着，任沙漠干燥的风吹拂千年。它似乎矮小、单薄，土哩吧叽，貌不惊人，然而它却真实，朴素，有着与时间对抗千年的力量。如果说东部的八达岭长城，是备受人们注目的明星，西部的这些用土夯制，夹杂着芦苇和红柳的长城，就是长城中的“沉默的大多数”，而正是这些绵延万里，一直到达敦煌阳关、玉门关的古老高墙，日复一日地经受着风吹日晒雨打，才使长城作为具有军事价值的防御体系继续发挥着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长城的真身。

长久以来，我一直对万里长城的伟大虔诚地崇拜着，从来没有想过它为什么伟大？怎样伟大？甚至不知道这么伟大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所谓的长城只不过是一堵墙的时候，我惊奇极了！长城这么伟大的东西，怎么可能与一堵墙联系在一块？可它不是墙又是什么呢？只不过它是一堵无与伦比的长，无与伦比地大，也无与伦比地老的一堵墙。长城，GreatWall，伟大的墙，一座成了精的东方老墙。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制造墙而出名的民族；我们的历史，则是“扶着墙赶路”的历史。著名作家周涛在他那部长达十万字的散文《游牧长城》中，曾经这样写道：“它对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影响都无法估量，它比宗教的感染力更沉重，比父亲的慈爱更广阔，比帝王更有基业，比所有的古代哲人的学说加起来更雄厚……它是中国各个阶层的人在学龄之前都无可躲避、必然迎头撞上的一个血缘式的名词。而且，无论是有些痴愚的儿童，还是早慧的少年，听到它神秘奇异的名称和故事，都会感到一双巨大的古老的臂膀，从深夜的大槐树上搂抱过来，让你恐惧也让你振奋，一下子就终身难忘。。。。。。。”

上嘉峪关城楼前，当地的文物部门给了几份关于嘉峪关的资料。一份材料中说，“嘉峪关是古丝路文化和长城文化的交汇点。”我在下面的纪念品商店里，买了一本小书，书中还有这么一副楹联：“张骞通西域达大宛丝绸之路两千余载世世代代传佳话，冯胜巡河西建雄关长城尽头六百年来风风雨雨经沧桑。”果然，这里都把嘉峪关和丝绸之路联系到了一起。然而，雄关与漫道，嘉峪关所代表的长城文化，和丝绸之路所代表的丝路文化，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嘉峪关是明朝建的关，是明长城最西部的起点，我们经常所说的“万里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实际上指的是明长城。嘉峪关虽然建得雄伟，实际上比汉代的长城向后大大退缩了。汉代长城最西修到敦煌以西的阳关和玉门关，并且将烽火一直沿丝绸之路向西，经罗布泊到达了西域的龟兹（今新疆库车）。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说汉长城是为了保护丝绸之路畅通的话，明长城则更多的是隔绝西城与中原的联系，或者说阻断丝绸之路。在中国所有的朝代中，明代也许是一个最为封闭保守的朝代。尽管西方此时已经进入地理大发现的探险时代，处在现代社会的前夜，而明代则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连“一块木版也不允许漂到海外”。与此同时，明代统治者还加强了对思想的控制，大肆推广宋明理学，要“存天理，灭人欲”，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三纲五常”，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将女人的脚缠成“三角糖包式”，让它走不动，跪不了，弱不禁风地完全依附于男人。可以说，封建社会的最糟糕的东西，都是在明代系统化，严密化并发扬光大的。这样一个禁锢人心，不让人对外部世界有一丝新奇的朝代，又怎么能会像汉唐那样，不遗余力地去激发人的建功立业激情呢？又怎么能够走向大漠，走向遥远的国度，去赚取黄金珠宝，并带来各种各样令人感兴趣的信息呢？从此以后，丝绸之路再也见不到“胡客商贩日款于塞下”、“使者相望于道”的景象了。如果说汉代的长城是一种开放的象征的话，那么明代的长城则是一种封闭的体现。长城，在这里的意义已经发生了转化，预示着中华文明从此走向衰落。

据学者计算，若把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修筑长城的长度全部加起来，约在5万公里以上；长城的修筑始建于春秋楚国而止于明朝末，上下延续了2400余年。这真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如此锲而不舍，坚持千年、耗资巨大地去修长城呢？据史料记载，秦时全国的人口均2000万左右，劳动力不到1000万，男劳力仅5000万左右，修阿房宫、始皇陵和其它宫室占去了劳力150万，守边防约50万，筑长城约50万，加上其它劳役约在300万人，占全国丁壮男劳力的一半以上，人民苦不堪言，于是才有了“孟姜女哭长城”，一哭哭倒800里的悲惨故事；于是才有陈胜吴广的大泽乡揭竿而起，秦王朝不到20年便宣告覆灭。唐朝诗人张籍，写了一首《筑城曲》，描述筑城苦的情景：“筑城处，千人万人齐把杵。重重土坚试行锥，军吏执鞭催作迟。来时一年深碛里，尽着短衣渴无水。力尽不得休杵声，杵声来尽人皆死。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长城未能挡住游牧民族的铁骑，自己的政权却因修长城崩溃了。如果算一算2400年来，我们投注了多少人财物，来修一道大墙，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废时废力的高成本做法。修长城绝对是中原农民式的想法，游牧民族背景的朝代就对此不屑一顾，像唐朝、元朝、清朝。清朝康熙皇帝曾写过一首《蒙恬所筑长城》的七绝：“万里修营到天涯，纷纷调发逐浮兮。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归尔家。”不管怎么说，长城和丝绸之路，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了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构建，它们都是庞大、恢弘的文明河流，其中流淌着我们的祖先的智慧、精神、创造。无论它的得失成败如何，我们都无法摆脱他，就像我们的这次西行，他们一直若隐若现、无声无息地注视着我们，追随着我们，有时不经意地一抬头，却发现他们已早早地等在前方……

（2000年8月12日，甘肃嘉峪关市雄关宾馆）

八：众神之窟(上)

这一次丝绸之路之行，我有一个奇怪的发现，那就是西部的神喜欢住在窟里。这比较有意思。“窟”不就是洞吗？所谓“狡兔三窟”，所谓“龙生凤，凤生凤，老鼠生仔会打洞”。怎么神不住在天上，非要到人间过一种洞穴式的生活呢？从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到兰州黄河岸边的炳灵寺石窟，再到安西的榆林石窟，最后到敦煌石窟，一路上上山下山，洞进洞出，拜访名称繁多、面貌各异的各路神仙，看得我眼花缭乱，听得我昏头昏脑。也许是天生缺乏慧根，恕我不恭，我实在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搞不清他们的关系，更不知道他们都有何超凡的本领。我只知道他们或高大或矮小，或慈眉善目或凶神恶煞，反正都不是人，都是见了要拜不敢得罪的。所以，这一次旅行，除了长城以外，就是这些神和这些神所居住的洞窟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了。那么这些神都有些什么来历呢？

混血的神

在干旱的西部乘船，是件对比强烈的事情。这实际上是黄河的一部分。只是一座147米高的大坝使黄河的这一部分突然变成130万平方公里的浩渺水面，人们一般不再叫它“黄河”而呼之为“水库”。“刘家峡水库”是这片水域的名字。我们从水库大坝的黄河下端，往上溯行到黄河的上端，去寻找一个叫“炳灵寺”的神的居所。“炳灵寺”为藏语，意为“千佛”。在南北长2公里的水峭壁上，成百上千的佛从183个洞窟的佛龛中，看着我们这些乘坐现代化摩托艇的不速之客。专家们说，这是河西走廊上最早的石窟，有浓重的犍陀罗风格。所谓犍陀罗风格，是佛教艺术的专有名词。公元前4世纪末，马其顿国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进入印度建立殖民地；公元前2世纪，殖民地的欧洲人后裔，与原来居住在中国河西走廊的月氏人一起，建立起强大的贵霜帝国，定都犍陀罗（今马巴基斯坦白沙瓦与阿富汗东部地区）一带。贵霜帝国的第三代君主迦腻色迦开始提倡佛教，并以希腊雕刻神像的手法雕刻佛像，连佛的形象都是按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样子雕刻的，于是，犍陀罗艺术产生了。东汉明帝夜梦金人而佛教传入中国，3世纪时西域开始开凿石窟，5-6世纪石窟遍布河西，从丝绸之路走来被称为“佛”的神，就这样在东方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居所，犍陀罗艺术也随着佛教来到中国。

印度时期，希腊罗马文明以及华夏文明，都是在不同的区域独自发展起来的文明样式，每种文明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特点。神是文明的产物，更是一种文明的独特代表或称最高的体现。一个来自外国的神，又如何能被中国人接受，并在中国生根开花呢？其实佛教初传华夏时，受到了相当激烈的拒斥。沙门“袒服”即右袒着袈裟，违背中国服章礼制；僧人“不拜君亲”，也违背中土“敬王孝亲”之训；甚至他们吃饭的方式——蹲着吃饭，也和中国人坐在桌子旁吃饭不同。东晋至唐之间，儒家知识分子和佛教徒的“袒服之辩”、“敬王之辩”、“偏食之辩”争论数百年，最后以佛门极力向儒家靠近而结束。在新疆若羌县汉代米兰佛寺的佛塔座上，考古学家发现一幅“有翼天使”彩色画像。有翼天使是希腊神话中的东西，怎么到了印度佛教的佛塔上？佛塔上的这个长着翅膀的人，已经不叫“有翼天使”而叫“飞天”。但这个“飞天”长着像鸟一样的双翼，却没有飞翔在天的动势；而中国佛寺壁画及雕塑中的无数飞天，虽然没有双翼，却借着衣饰与背景烘托，载歌载舞，御风飞行，灵动飘逸。从长着翅膀的初期“飞天”，到完全中国化的飞天，演变的轨迹在安西地区的壁画中清清楚楚：西魏飞天，身体沉重，以强劲的力在天上飞翔；北周飞天则开始注重身体的曲线；到了隋唐时代的飞天，已是载歌载舞，在天上轻盈自如地流动。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写道：“世界上的伟大文明大多已存在了至少一千年，有的则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这些文明都有一个加强自身生存机会借鉴其他文明的记录。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人为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吸收印度的佛教，这并没有使中国‘印度化’，相反倒造成了‘佛教的中国化’。”中国洞窟中所住的大佛，身体中流动着印度、希腊和华夏文明的共同血液——假如它有血液的话。大佛，实际上是混血的神。然而也正是混血的神才更有生命力，它在敦煌以及以敦煌为代表的佛教石窟中，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灿烂文化和艺术，对中国人的精神产生了根本影响。

对天空的激情

康德曾经说过，他所敬畏的东西有两个：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敬畏道德律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还要敬畏头顶的星空呢？这种敬畏来自人的内心深处无法根除的宗教感。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又要到何处去？从古到今，这永恒的疑问一直在天际回响。“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间的大神秘，空间的大神秘，世界的大神秘，只要一想，就会犯傻。而人是有思想的，不可能不想。愈想愈想不通，愈想不通就愈要想。想来想去，就去找神帮忙。不管这个神叫佛、叫上帝、叫真主或是其他什么名称都不重要，重要的我们需要一个万能的神来崇拜，凡是我们想不通，不敢想、不愿想的事情，都交给他。

但比较起来，丝绸之路上的人，似乎更容易天然地接受宗教。让我们看一看河西丝绸之路的众多洞窟寺庙。敦煌从公元366年开始建窟，一直到公元1370年左右停建，其间绵延千年而不绝。是什么支撑着这种持续的开凿雕绘呢？麦积山的摩崖立佛高达16米，炳灵寺的摩崖大佛高达27米，莫高窟的大佛高达35.5米，这些大佛，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才能完成，是什么让那些建造者不惜金钱和时间，非要一点一点地掏空一座山，建造一个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佛像，并在洞窟内一笔一笔地画出精美的壁画呢？仅仅用一般的实用观点，恐怕很难有这种持久的毅力和热情，我们只能将其归结为一种精神的虔诚，一种燃烧着的宗教情感。试想，一个商队或使者，走在无边无际的戈壁大漠上，四周空无一人，只有单调的驼铃声发出幽远的回响，只有风发出尖利的鸣啸，寂寞、孤独蛇一样吞噬着他的心，他思念故土，思念亲人；前途漫漫，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不能够回到久别的家中。这时候，他是多么脆弱，多么渴望同类，渴望听到属于人的声音。这时候，他需要什么？需要宗教。敦煌研究院的史苇湘先生说：“社会财富的增加固然是修建石窟寺的物质基础，而重要的是那些各民族往来的使节、远征的士卒、奔波的商队，在严酷的大自然面前乞求平安，需要依赖宗教感情。”如果不是真正的笃信，不会形成洞窟的千年壮观；如果没有燃烧的激情，就不会有洞窟色彩流溢的伟大创造。对宗教的激情，实际上是对生命的激情，对生活的激情。正因为执着生命，才去探究生命的意义，才希望生命延续更长久；正因为热爱生活，才踏上漫漫旅途，经历生命的艰难和丰富，体味生活的波澜和奇崛。

（2000年8月14日，甘肃敦煌市敦煌大厦）

九：众神之窟（下）(www.xing528.com)

洞窟的秘密

世界上许多看似简单明白的事情，如果一深究，就会显现出不可思议的古怪来。比如敦煌莫高窟。人们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远离绿洲的山脊，进行如此浩大、绵延千年的创造？尽管人们通常的解释是，一名叫乐樽的和尚，在公元366年的一个傍晚，突然看到三危山金光灿烂、烈日扬扬，似有千佛跃动，于是发愿化缘在这里凿窟造像。但这个说法本身，不是更为古怪吗？再就是如此荒凉、僻远的流沙之地，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声名，吸引全世界的人纷纷涌到这里？他们到这里寻找什么？找到了吗？我也是众多涌到敦煌的人中的一个。说实在的，我并不是第一次来敦煌了，可我仍然无法理解敦煌，我的每一次寻找，都增加了更多的疑问和迷惘。敦煌作为神的居所，曾经吸引了那么多的善男信女，但现在，它已经无法以神的名义召唤人们，它的那些如此残破、颓败的洞窟内，一定聚集着一种特殊的能量，仍然能让远道而来的人如醉如痴、流连往返。过去有乐樽和尚，现代有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他们对神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和理解，但并不妨碍他们对莫高窟有着同样的痴迷和眷恋。我要说，这是用一种宗教般的情感，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虔诚和奉献。

打开一道道紧闭的铝合金大门，就像打开一个个历史的魔窟，其中密封贮藏着早已逝去的一切。当导游雪亮的手电光芒划破洞中的黑暗，突然将灿烂的一角展现给我们，仿佛解除了女巫的咒语，洞窟中的一切瞬间走动复活起来，色彩流溢、飞天翱翔，车马喧闹，佛祖的声音从遥远的历史深处空洞传来，宣谕着我们的无法明白的圣示……走出洞外，强烈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转身回头，洞窟又恢复了原来的静寂和黑暗，像一只只黑洞洞的眼睛，幽幽地看过来。这就是敦煌，神秘而高深莫测的敦煌。已经有一个以它名字命名的学问“敦煌学”，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专著，似乎想猜透它那500多个洞窟中隐藏的秘密。但这几乎不可能。敦煌石窟中也许隐藏着人类、历史、艺术、宗教、语言、民族等等所有有关人类文明发展的秘密，它的充满黑暗的洞窟中正在衍生着一个又一个无穷尽的问题。我们也许侥幸碰巧解决了其中一个元素；但这一个元素对无穷尽的问题来说，实在显得微不足道。这就是敦煌，一个难以穷尽、难以诉说的敦煌。

当我看完所要参观的洞窟，站在九重阁下，抬头再次仰望那尊高达35.5米的大佛时，我的脑子中突然蹦出一个大为不恭的念头：这些曾经被人顶礼膜拜的神，如今也“下岗”了。尽管洞窟中的诸神，大体还都保存着当初的表情和姿势，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和威严。他们由过去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人的命运的主宰者，沦落为一尊尊泥胎凡体，需要人精心保护的“文物”；由被朝拜者，转化为被研究、欣赏者。神的家族衰落，人的家族兴盛。观念一变，观察角度一变、心态一变，精神的世界，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观。在神的光芒曾经笼罩的石窟，我看到却是世俗的狂欢。原来天上人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距离遥远相互隔绝，神与人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彼此不同难以沟通。在一路上我所参观的所有石窟中，神与人同处一室，神的洞窟里演绎的，实际上都是人间的悲欢离合。

麦积山石窟。悬在大麦垛似的山峰的崖壁上，表面看来，这个窟与其它窟，没多大差异。奥秘在佛像的后面，那里还有一个长宽各约丈余的石窟。这个窟盛放着一个凄绝悲艳的故事。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在权臣高欢的威胁逼迫下，从洛阳逃往长安。这时长安为宇文泰所据，孝武帝出走长安，壮大了长安的声势，高欢感到自己在政治上吃了亏，屡屡要求孝武帝回来，孝武帝不敢也不愿再回洛阳。高欢一怒之下另立皇帝，称东魏孝静帝，并将都城迁往邺城。第二年，也就是535年，宇文泰在长安立南阳王元宝炬为西魏文帝，北魏正式分为东魏和西魏。悲剧就在这时发生了。东西魏对立，而东西魏的实权分别掌握在两个权臣高欢和宇文泰手里。当时北方有强大的柔然，东西魏都想办法拉拢柔然以自保。东魏孝静文帝把公主嫁给了柔然统治者阿那壤，宇文泰便要西魏文帝娶阿那壤的长女为后。问题在于西魏文帝此时已娶乙佛氏为皇后，两人感情很深。西魏文帝想拒绝可又不敢，只好被迫迎娶来自漠北草莽之地的公主，立为悼后，废自己钟爱的乙佛氏皇后，让她居住别宫。这位草原来的公主，生性暴戾，具有强烈的嫉妒心，。我估计大概是西魏文帝经常偷偷去和乙佛氏约会，而不大搭理那位公主。公主虽贵为公主，但也是女人，也要为保卫自己的婚姻而奋斗，她肯定不停地与西魏文帝大吵大闹，西魏文帝无奈，只得让乙佛氏到秦州，也就是现在的天水麦积山出家为尼。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公元541年，柔然居然举一国之兵前来进攻，其名义却是要诛杀乙弗氏。西魏文帝慨叹说：“天下岂有兴师百万仅仅为了一个女子。既然传出这个议论，我怎么有脸去见手下的将帅！”于是忍痛遣使者去秦州，敕令乙佛氏自尽。其实这事恐怕不难理解。据说西魏文帝虽然将乙佛氏送到秦州这么远的地方出家，但又派人秘密传信给乙佛氏，“求她带发静居，伺机再返宫帏”，而乙佛氏回信中说“回报天子，重任在肩，不必费心于我”，可见两人丝未断，情未了，还在盘算重新生活在一起。身为皇后的公主，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可她独身一人在中原，吵来吵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好向自己的爹娘告状。女儿受气，爹娘不能不管，但又不能像一般人家，将女婿训斥一顿了事。女婿贵为一国之君，公主的爹娘只好出此下策，带兵前来恐吓。而西魏文帝最怕的就是柔然，西魏皇帝也只好将乙佛氏赐死。有这样一首诗写道：“死别已吞声，生离常恻之。残花难上枝，为难能几时。最苦帝王妇，哪及百姓恩。”据当时乙佛氏冷静地对使者说：“愿皇帝享千万岁，天下百姓康宁，我死而无恨。”随后走进卧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仅31岁。

乙佛氏与西魏文帝的爱情悲剧，凄婉程度绝不亚于杨贵妃与唐玄宗。我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贵为天子，连自己所爱的女人也保护不了，让人发出“最苦帝王妇，哪及百姓恩”的感慨？帝王位至人极，在一个金字塔式权利结构的最高层。在那里，有着人的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可就是没有属于人的美好爱情。因为爱情一旦与权力有关，它可以是占有，是情欲，是利用，是交换，而唯独不可能是爱情。权力使爱情纯粹不再，发生变形；权力使爱情失去了平等、自尊，失去了对利益关系的超脱。爱情本来是个人的事情，是两个生命体激情的燃烧，是两者之间毫无保留的投注，是心与心的共振，灵与灵的拥抱。但帝王不属于自己，他属于国家、民族、人民，属于某个家族代表利益集团，就是不能属于自己，所以也就不能属于自己的爱情。所以帝王是一种恶的存在，封建专制也是一种恶的存在。无论是对帝王本人，还是对帝王所爱的人，以及对帝王治下的人民，专制制度都是消灭人性，消灭美好，制造残暴悲剧和绝望的根源。杨贵妃丧命马嵬坡，乙佛氏殒身麦积山，这种不幸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她们的爱没有错，但她们爱错了人。帝王可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但就是不能有爱情；而一旦他们不幸地产生了所谓爱情，就会被迫作出“爱江山还是爱美人”的选择。中国人永远不可能象英国的那位公爵那样，可以轻松地抛弃权力专注爱情。中国的帝王甚至连抛弃权力，过一个普通人生活的自由都没有，他只有抛弃美人，屈服权力这个毫无人性的巨大怪物。专制体制的可怕在于，专制者在对别人专制的同时，自己也被专制；在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同时，自己也被剥夺了自由和幸福。 由此我发现了这些众多石窟的一个重大秘密，那就是这些石窟并不是什么神灵的快乐居所，而是人世间痛苦和悲哀的纪念碑。麦积山、炳灵寺、安息榆林、敦煌……这一个一个外表苍凉、内里灿烂、密密麻麻、排列得像蜂窝的石窟，就像历史早已哭干的眼睛，盛满了黑暗、绝望和悲哀。辛苦终生一无所获的人们啊，把所有的希望和热情，都用在对石窟的开凿上，绵延千年、不绝如缕、“叮叮当当”敲击岩石的声音，表达的远不是什么狂热的宗教热情，而是一种悠长如歌，一种断续的哭诉，一种无望的祈祷。他们的祈祷何曾得到过回应？他们又何曾领受过佛的哪怕一点点护佑？一个个石窟开凿出来了，一个个神被塑出来了，但老百姓的生活依旧悲惨。这些破衣褴褛的劳作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过多奢望，但残酷的现实总是击碎他们的哪怕最可怜、卑微的念头，于是，他们便只有一次次来到洞窟，拜在佛的面前，让佛像慈悲的面孔、超凡的微笑，似乎洞明一切的眼神，给自己哪怕一丝的安慰，为自己寻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这些洞窟的大佛，一定倾听了人间无数的故事，比乙佛氏的故事更凄惨更悲绝。如果大佛们能够开口说话，我们就会瞬间被千年的泪水淹没。可怜而不幸的人啊，什么时候你站立起来，不再跪倒，什么时候你对压迫者、专制者、统治者敢于说“不”，你才有摆脱苦难的希望。拯救自己的人不是你用双手塑出的那些神灵，恰恰就是你自己。

顺便交待一下，乙佛氏死后，其子武都在麦积山凿龛葬母，称为“寂陵”。后来西魏文帝死，众大臣按文帝遗嘱，将乙佛氏墓从石窟中迁出，与文帝合葬于永陵。（2000年8月15日，甘肃敦煌市敦煌大厦）

十：穿越大戈壁

“丝绸之路”这个名字，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巨大陷阱。我不知道当你第一次听到“丝绸之路”这个词时，它在你的心里激起了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反正我当时一下子就被它击中了，眼前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五彩缤纷的华美丝绸，在阳光下熠熠闪光，沿着黄沙柔美的曲线，飘向远方；载满丝绸的骆驼商队从丝绸上走来，驼铃叮咚，慢慢消失在天际……这就是我心中的丝绸之路，它真的是由丝绸铺成的，诗意、浪漫而美丽。然而当双脚切实踏上这条蜿蜒几千公里的道路时，我才知道，这大概是世界上最艰险、最难走、最漫长的道路。从西安一路往西走，愈走愈荒凉，愈走心愈冷，等到穿过世界上最长的走廊“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的玉门关，我才知道了古人在踏上这丝绸之路后为何如此悲切。汉诗有《陇头歌二首》，抄录如下：“陇头流水，流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望远，涕零双堕。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陇”即甘肃。刚到甘肃，就这样伤感，更何况西涉流沙，出阳关、玉门关走向西域呢！

玉门关在敦煌西北105公里处的疏勒河畔。疏勒河已不见流水，宽阔的河道里，长满绿色植物。于是这条古老的河流像是流淌着一河绿色。在历史里，在诗人的笔下，玉门关的大名响彻古今，然而现在，它却只剩下一个规模很小的方城，像一个戍堡似的，孤零零地站在河边。这就是玉门关吗？这就是大将李广利没能攻破大宛得到汗血马，汉武帝“使使遮玉门关”，不让他和他的将士回到中土的玉门关吗？这就是班超“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的那个玉门关吗？这就是“孤城遥望玉门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那个玉门关吗？这就是玉门关。当地人称其为“小方盘城”。这个在风沙之中已矗立2000多年的古关，处于南北两山对峙的夹口之中，烽燧、城墙、土堡仍清晰可辨。在正午强烈的阳光之下，黄色的土墙厚重，通体笼罩着黄色的光芒，透射出浓烈的历史沧桑感。玉门关，只有来到你面前，我才真切地感到了岁月的重量。

出玉门关而入西域，首先要穿过一片茫茫戈壁。这片戈壁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古时称“莫贺延碛”，现在则叫“哈顺戈壁”。生长在内地的人也许不知道什么叫戈壁，也不知道戈壁和沙漠有什么区别，更不知道，这种被称为戈壁沙漠的大片区域，对人的生存意味着什么。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戈壁是砾质荒漠，也就是砾石和沙土相混合的一种地貌。这种地貌的形成与水有关，山地的岩石碎石经流水搬运出山后，随流水呈面状分散；流水速度减弱，岩石和碎石积在山麓地带，形成戈壁。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漫长到已经超出了我们平常可以想像出来的时间概念，因为戈壁是一点一点地向外扩展延伸而成，而不是一夜之间突然造就的。但对我来说，戈壁是大地的一种坚硬、破碎而荒凉的存在。表面的沙土早已被上亿万年的长风吹得干干净净，剩下密集的砾石铺展排列，就像是有人将砾石整整齐齐地摆上去似的。戈壁并不起伏，它只是平平展展地向远方延伸。它所到达的地方，任何植物都难以生长，只有荒凉，无边无际的彻骨荒凉。这种荒凉与内地的荒芜不同，荒芜是暂时地废弃，而荒凉却是不可改变的长久的状态。荒芜是人可以改变的，荒凉人却无能为力。在戈壁阔大的荒凉背景里，所有有关人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仿佛风轻轻一吹，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戈壁”之“戈”，是锋利的武器；“戈壁”之“壁”，是平躺的“悬崖峭壁”之“壁”。锋利的戈和坚硬的壁而形成的“戈壁”，当然带有某种程度的铁的性质，某种程度的强悍和凌厉。而沙漠则不同。沙漠是细如粉末的流沙组成的，可以像水一样流淌。所以沙漠的秉性是柔，它有着女性般的柔和曲线，有着女性般的柔软质地，然而当风吹来的时候，她就会披散着黄发，露出足以毁灭一切的可怕狰狞。就这样，戈壁与沙漠共同合谋，将生命驱逐出它的区域。谁想穿过它的领地，往往要付出生命代价。

也许冥冥之中有一种感应，我们这次的丝绸之路采访路线，竟然与当年玄奘大师西行求法所走的路线惊人地暗合。站在玉门关前，遥想大师当年单骑独行，从这里进入浩瀚的戈壁大漠，一种敬意油然而生。说真的，即便是在有着各种现代设备的今天，我仍然没有仅骑着一匹瘦弱的老马，就踏上如凶险之途的勇气。也许卫星定位仪能够帮助我方便地知道自己在地球上所处的准确位置；也许现代详细的地图，使我可以在没有任何显著标志的茫茫戈壁上，能够找到一条便捷的路线。然而，当我独自一人面对一个无边无际的荒凉世界时，我的内心依然充满末世般的恐惧。我脆弱的心灵无法抵挡住那潮水般涌来的孤独和寂寞，我难以忍受那种听不见任何有关人的世界的喧闹、而被整个世界遗弃的感觉。再说，我的这个已经如此娇生惯养的身体，也不可能适应戈壁荒漠上的野外生活。我的腿因为出门就坐车变得绵软无力，走上几步就会汗流浃背气喘嘘嘘；我的胃因为长期食用甜软的细食，而不能咽下粗砺的食品；而我的身体如果不是躺在席梦思上，头如果不是枕在鸭绒枕头上，就会睡不着，睡在坚硬的戈壁上，第二天我会全身疼得像散了架似的；更何况，戈壁天气白天热得烫人，我会中暑；晚上冻得让人发抖，我会感冒；还有戈壁上可能有狼，有狐狸，或其他野生动物，而我除了家里养的猫和狗外，其他动物一概都怕……你看，我一个现代人是那么虚弱，从精神到肉体都虚弱，离开了城市方便的一切就不会生活。我也去探过险，我的探险只不过是坐在最好的越野车上，到那种本无险可探的地方兜上一圈风，然后就可以宣布成功、胜利，给平庸的生活制造一点刺激，给无聊的媒体制造一点热闹。让我独自面对自然，面对一个几百公里见不到人影的荒凉得像月球一样的地方，我真的害怕极了！是的，我们这个时代也许发达了，但我们离探险精神已经很远了，我们连走出城市几里远都怕把自己丢了，更何况到什么地老天荒的戈壁去？所以，有了个余纯顺才让我们那么惊奇！我们可以买他的书，在电视上看他去玩命，但是我们不去，只躲在城市安全舒适的掩体里，阅读收听这个古代遗民的最后死亡消息。

但为什么玄奘大师那么勇敢，坚定地独自一人走出呢？他不感到孤独寂寞，不感到恐惧害怕呢？他也一定感到过孤独寂寞，感到过恐惧害怕，但他之所以一直走下去没有回头，是因为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对了，信仰给了他勇气和执着。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当玄奘大师进入“长八百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莫贺延碛后，迷失了方向，还不小心打翻了水囊。玄奘“是时四顾茫然，人与鸟俱绝，夜则妖魅举火，灿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细雨”，他不是没有动摇过，他甚至没有怎么犹豫就重返来路。往回走了10余里后，想到自己曾立下“若不到天竺，绝不东归一步”的誓言，于是决然回头，继续向西行进。在关键时刻，信仰发挥了作用。信仰是什么呢？信仰是不可更易的原则，信仰是不可跨越的界线，信仰是心中永远有所畏惧，信仰是危险时刻的勇毅和执着。一个缺乏信仰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缺乏信仰的人，是可怕的人。

没有信仰就意味着没有目标、没有追求，因此也就没有向上提升的动力；没有信仰就会没有敬畏虔诚的心，因此就可能无所顾忌为所欲为。所以，我们要敬重有信仰的人，并为自己找到一个信仰的神。这里的“神”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是道德和价值意义上的。在燥热的沙漠中，玄奘继续向前走了5天4夜，其间没有一滴水沾喉。到了第五天，玄奘终因缺水虚脱，连同那匹马一起昏倒在沙漠中。直到半夜时分，习习凉风才将玄奘和马吹醒。玄奘吆着马继续艰难地向前走去，几里之后，当玄奘感到自己已到极限，就要倒下的时候，老马突然受惊般向前狂奔，原来前面有“青草数亩”，并有一汪泉水。玄奘终于活着走出大戈壁，实在是一个奇迹。然而这个奇迹的发生，难道不是靠信念支撑着的最后一点坚持吗？

坐在舒适的空调车内飞速行驰在古丝绸之路，去遥想当年玄奘以及来来往往的古代行旅的艰辛，当然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现在的我们，自然已没有必要再像玄奘当年那样，骑马独行穿越戈壁，我们现在有飞机、火车、汽车多种快速的交通工具可供选择。然而我们面临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自然的穿越固然已经轻而易举，但心灵的穿越似乎愈加困难。有更多的比大戈壁更大的阻隔横亘在人们的心灵之间，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充满猜忌和误解，甚至还不如远古时期只有丝绸之路的纤细孔道来得容易。丝绸之路是一条交流之路，理解之路。古人如玄奘可以历尽千辛万苦，沿着这条道路使几种文明互相碰撞，并产生出伟大的现代文明。那么现在，我们要复活丝绸之路，实际上是要复活它的一种精神，让我们这个脆弱的蓝色星球不要再在互相隔绝之中互相猜忌、敌视、仇恨，不要再以战争这种残暴的方式解决双方的争执。这样的穿越，才是更动人、更美丽的穿越。

（2000年8月16日，新疆哈密市哈密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