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1870年间法国社会思潮的冲突与整合

摘要：1800—1870年间的法国，一方面是工业化启动及其基本完成，另一方面是政治上处于不断革命与动荡之中。古老的封建残余十分顽固，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激情以及工业化带来的新的激情不断催生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一心一意谋求“秩序”的统治集团一次次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人们大都持毫不妥协的见解，稳重深刻的意见常常受到冷遇，这种情况直到1870年代才发生重要变化。法国工业化时期的历史远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还很少有人能看清国家将走往何方，它的资本主义是在摸索中发展起来的。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与这场革命相关的社会动荡延续了近一个世纪。在这近百年的动荡中有一系列里程碑事件：大革命爆发，雅各宾派专政，拿破仑帝国的建立与崩溃，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0年普法战争与次年的巴黎公社起义，期间还有几乎贯穿始终的工业革命。正如不久前有学者指出的，甚至在同时代人看来，这个世纪的法国就“好像是在处处潜伏着冲突的状态中穿行”。

20世纪末由一批法国知名学者推出的“重头著作”《法国文化史》指出，在这近百年中，除了革命和动乱，就是几乎无时不在的激情和焦虑。这里讲的激情，指的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所激发出来的追求，以及由工业革命所点燃的新理想和一夜暴富的梦想。我们发现，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到处都在揭露社会的虚荣，在巴尔扎克、司汤达或是托克维尔的作品里，在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在年轻基内的《我的思想史》中都得到体现。这是‘一种急于想过上好生活的焦躁不安的期待，一种对未来抱有早熟的野心，一种对复兴思想的痴迷和继帝国时期思想荒芜之后心灵极度的焦渴’。这里的无聊，并不来自于怀旧，而来自于大革命之后人们对未来所抱的一种热切的期望。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的野心似乎都是合法的。”这里讲的焦虑，指的是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带给人们的各种理想，以及工业革命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各种希望，总是难以实现，使人们经受着情感上的煎熬，充满挫折感和失败感。

当然，各种情感能够得到比较随意的宣泄，也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有关。索维尼说，1815年后法国人的智力发展在速度和规模上发生了飞跃，这是由于表达的自由、和平的环境以及与外国人的接触；在经过25年的动荡和压制后，知识分子的热情开始爆发出来，感染了整个民族，巴尔扎克在1830年说的一句话就是这种情景的写照：“在法国，所有的人都想成为大作家，就像不久前每一个人都想成为上校。”可以说从复辟王朝开始，法国就进入了一个充满“动荡、忿懑、不满、贪欲和无序”的时代。1850年时巴斯夏还这样描述祖国的种种乱象：“一贯性的反对、议会斗争、街头起义、革命、意想不到的变故、小集团、幻想、人人可以提出的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治理的要求、怂恿人民一切依赖政府这种荒谬而危险的主张、姑息退让的外交、长期存在的战争威胁、用武力维持的岌岌可危的和平、无法公平分担的沉重的赋税、政策对一切事务的人为干预、资本和劳动人为的错误配置、引发无谓的摩擦、波动、危机和损失的根源等等。”这些乱象的背后，是社会断裂和社会分裂所造成的众多深层次的矛盾与冲突。

面对这种种乱象，许多人开出了医治社会疾病的五花八门的药方，每个人都说自己的药方是最好的，但当时的人很难分辨出哪一种药方将会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正如贡斯当在1825年所说的：“一种事物的新秩序正宣告自己的到来”，但在旧制度的“崩溃中产生的碎片阻碍着人们认清应该建造什么样的大厦。”我们通常认为，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法国社会主要有三种思潮：保皇派(royalistes)；资产阶级自由派；空想社会主义；此外，还可加上民族主义。一般认为，主流思潮显然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但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一目了然。当时，自由主义的观念不一定被大多数人看好，其他思潮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或与之有关的各种思潮则一度占有很大市场；自由主义本身又是彼此互相争斗，有时甚至难以看出它们的共性。而且，各种“主义”其实经常重叠，如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可能持有自由主义见解，反之亦然。通常被认为自由主义者的孔德在某些方面与空想社会主义很接近，因为他的一些思想来自圣西门。甚至像夏多布里昂这样的极端保皇派，某种意义上也怀有自由主义思想，如极力主张新闻自由，这使得他与德·迈斯特等人格格不入。至于民族主义，其政治态度同样很复杂。

社会断裂与社会分裂使这百年间的法国社会充斥着多重矛盾，互相纠结，难以理出头绪。最主要的是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残余的斗争，无产阶级既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余又与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此外，无论封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或农民，或先或后都分裂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相应地，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也信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首先是不同的保皇派别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即波旁派(bourbonistes)、波拿巴派(bonapartistes)及稍后的奥尔良派(orléanistes)。这三个派别与革命的关系不一样，一般而言波拿巴派并不反对资产阶级，因为他们通过革命才取得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很难与波旁派展开真正有效的合作。其次，资产阶级也分为若干派别，马克思对1830年革命后上台的统治集团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即金融资产阶级。他认为，当时银行家拉菲特说的“从今以后，银行家要掌握统治权了”这句话，“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这个阶层与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度非常尖锐，终于导致了1848年革命。工人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在1848年革命前最有影响的恐怕是圣西门、傅立叶或路易·勃朗、卡贝等人。无产阶级和农民均遭受严重剥削，但当时这两个深受压迫和剥削之苦的阶级不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大革命结束后很长时间内不仅未明显表现出联合的倾向，而且客观上还似乎互相拆台。

一、“传统”和“保皇派”的复杂含义

上述种种盘根错节的矛盾，反映了法国当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以致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传统”和“保皇派”等概念蕴涵着多种含义，只有认清“传统”和“保皇派”的复杂性，我们才能较好地理解这一时期法国社会思潮的冲突与整合。

在19世纪的法国，“传统”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含义有所变化。有一种公认的传统是封建传统，但到底什么是封建传统，答案并不清楚，因为极端保皇派(ultra－royalistes)、保皇派中的正统派(légitimistes)或波旁派所坚守的，可能只是我们所理解的封建传统的一部分。还有一种我们常常忽略但实际却很重要的传统，那就是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传统。对19世纪的法国人来说，启蒙运动和大革命都已经成为传统，相对于旧制度而言，我们可称之为新传统。新老传统都包含多种多样的思潮，而工业化进程又产生了各种新的思潮。这样，在19世纪，法国大体上存在三种文化力量的冲突与合作：老传统；新传统；新的现实需要，即随工业化而来的新思潮，包括劳资冲突及其在思想上的种种反映。新传统与老传统间的断裂远未弥合，新的现实需要在继承部分传统的同时，又对各种传统提出挑战，或者说，工业革命又造成了新的断裂和分裂。无论保皇派、大小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他们与旧传统、新传统都发生联系，但各自与这些传统的联系大异其趣。

至于“保皇派”，其含义更为复杂。首先，是主张立宪的还是主张旧制度的才算保皇派？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拿破仑帝国结束后上台的路易十八就不是保皇派，因为他建立的复辟王朝是有议会的，议会是按他即位前公布的《宪章》建立的。他本人还未到巴黎，就先在巴黎贴出告示，宣布现存的代议制政府将保留下来，分成元老院和由各省代表组成的众议院。他还宣布公众自由、私人自由和信仰自由将得到保障，新闻自由将得到尊重(但除了那些维持公共安宁所必需的措施)。后来证明，这个复辟政权延续了拿破仑的土地政策，它给予人民的“自由”在某些方面比拿破仑所给予的还要多，其议会的权力也较拿破仑时期更大。复辟王朝最有名的一些学者或政治家，像自由主义者贡斯当、经济学家萨伊、历史家和政治家基佐等都是新教徒，说明经过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洗礼，宗教迫害在法国已经没有市场。实际上，早在1815年，被认为属于最激进民主运动左翼的里戈梅·巴赞(RigomerBazin)就出人意料地把路易十八颁布的宪章解释为建立某种基于代议制的宪政政体的一个机会。两年后他又曾设想一种“王朝共和国”或“代议君主制”(Monarchiereprésentative)的可能性。

因此，如果说主张保留国王的路易十八及其支持者是保皇派，那么启蒙运动中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或法国大革命中最初掌握政权的斐扬党人也是保皇派，因为他们都赞成保留国王。从形式上看，上述各种政治势力都既主张保留一个权力很大的国王，又主张建立一个权力很大的议会，为什么他们之中有的被称为保皇派，有的被称为君主立宪派？

19世纪初的自由派一般而言并不是共和派，他们赞成的是宪政，并不主张废除国王。因此，有必要区分自由派与极端保皇派在对待国王上的区别。

1821年基佐曾在一本著作的“前言”中这样问道：“试图保持合法皇权的同时，建立一种宪法秩序；这一目的，是通过旧制度的一些准则、实践和神佑来实现？还是通过新法兰西的各种准则与联盟来实现？”也就是说，关于立宪政府，保皇派与自由派有不同的理解，而复辟王朝的态度则模棱两可。就路易十八而言，他骨子里也许是一个极端保皇派，但为了维持稳定，表面上又不得不装成一个立宪派。这种情况导致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如基佐所说：“法兰西对自己没有信心，政府也没有力量。”

其次，保皇派所支持的“国王”或“皇帝”也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中有的支持波旁王朝的“国王”，有的支持第一帝国的“皇帝”，有的支持七月王朝即奥尔良王朝的国王，这些人分别构成了保皇派的三个派别。他们之间的差别有时就像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差别一样大，因为波旁王朝代表旧制度，而拿破仑某种程度上代表大革命。

最后，保皇派的支持者也很复杂。我们习惯上总是认为支持保皇派的是三个王族或跟随这三个王族的贵族及大资产阶级，但常常忽略了19世纪支持法国保皇派的两种基本力量：农民和资产阶级。农民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保皇派，直到第二帝国的建立都是如此，这是他们与工人不同的地方。但农民的思想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或通过什么形式来表达的？路易十八的宪章反映了这种情况，它承认农民在大革命中取得的土地所有权。关于这个时期农民的政治作用，马克思指出：“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他还进而指出：农民反对其他各个阶级，这“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马克思同时从阶级关系和城乡关系来看待农民的政治态度。农民想保住大革命带给他们的成果，但他们中大部分人并不希望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的时期他们的愿望几乎左右着法国政局的发展。关于这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恩格斯在论及路易·波拿巴上台的原因时说道：“那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王朝政党和一个共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权力阵地，即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尽行占据，并且在1851年12月2日把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打碎了。”

二、共同的关注与难分轩轾的主张

上述种种复杂性，造成了这一时期法国社会思潮的混乱和无序，但人们面对的是共同的现实，所要解决的是共同的问题，所以他们的追求又具有某种共性，甚至不同立场的人有时会赞同某些共同的解决办法，这构成了各种思潮重组或整合的基础。

首先，大多数人都在怀念过去，批判现实。“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人突然迷恋于回忆和地方的空间”，以至于1849年巴黎作家阿里斯蒂德·吉贝尔(AristideGuilbert)宣称：“通史被分解成了地方史”。人们对居住地或出生地有一种特别的隶属感和亲切感。历史学家安德烈·勒格莱(AndréLeGlay)等人还“赞扬对传统的崇拜和对地方记忆的崇拜。这种崇拜甚至构成子女孝顺父母的一种义务、对扎根于过去的土地的一种爱”。几乎所有的阶级或阶层都在怀旧，既出于美化的想象，也出于对过去某些恐怖事件的回忆或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其表达形式多种多样。每个人都似乎能从怀旧中获得某种心理满足：以前的官员向往国家过去的伟大，资产阶级的年轻一代怀念革命中年轻人掌权的时期；与之相应的是农民对回到封建统治的恐惧，贵族对恐怖时期的恐惧，激进派对滥用自由的恐惧。下层阶级也在怀旧，由于越来越陷入资本主义的深渊，他们向往平等，怀念曾给他们带来某种家长制保护的旧制度。在当时的法国，“种种怀旧与恐惧的相互交织，解释了该世纪上半叶反复出现的紧张关系。”这里，怀念过去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表现。

19世纪上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阶层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猛烈抨击早期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病。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两种批判：一种来自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另一种来自以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时期还有两种很有影响的批判：一种来自共和派，批判复辟王朝和君主立宪制，主张建立共和国；另一种来自被大革命推翻或受到大革命重创的贵族阶级，他们希望恢复过去曾拥有的地位和“美好的”生活。关于这些怀旧与批判的性质和原因，恩格斯作过以下说明：大革命后，“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这种情况使很多人怀念过去那些“美好的”方面，农业社会的生活虽然贫困，且处处表现出不平等，但一般情况下毕竟还是“稳定”的。

其次，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承认社会失序，都强调恢复秩序与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性。

19世纪初，法国各派思想家对法国现状的看法惊人地一致，即法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重建秩序。孔德这样的自由派与夏多布里昂那样的保皇派都认为混乱已达到极点。孔德还形象地指出：“社会被国王们倒退的学说与人民的批判激情撕裂开来。每一方都把它往自己的方向拉扯，无论如何，政治只是众多流产的重组而已，是许多不断波动的实践和尝试。”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不仅把拿破仑上台看成法国人追求秩序的反映，而且他还强调社会动荡甚至“使民族成员中的最愚昧无知的人产生了恢复秩序的愿望”。

许多人不仅追求社会稳定，还希望社会和谐，巴斯夏是一个典型。他在1850年出版的《和谐经济论》中这样描述当时“浸淫全国的一切”的“无政府状态”：“穷人反对富人，无产者反对财产，平民反对资产者，劳动反对资本，农业反对工业，乡村反对城市，外省反对首都，本国居民反对外国侨民。”由此他问道：“如今社会最引人注目之处，不正是没有任何秩序吗？所以关心未来的善良的人们、进步的著作家和思想界的先驱们正在努力探索的不正是一种秩序吗？”接着他这样告诫法国年轻人：“我希望引导你们去认识一切正常的利益彼此和谐这个真理。这便是本书的主旨，你们不会不懂得它的重要性。”

类似的追求决定了人们所讨论的问题也是相似的。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法国各派政治力量展开的旷日持久的争论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大都围绕着以下相同的问题展开：(1)如何对待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是全部否定，还是部分否定(只否定其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方面)。这种争论着重围绕着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提出的各项原则及认识社会的方法来进行，而不是大革命造成的某些现实(如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2)如何看待大革命中的暴力，“牺牲(sacrifice)的概念成为大革命后法国人围绕政治暴力展开辩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在这种辩论中，极端保皇派的迈斯特居然与主张无产阶级暴力的工团主义者索雷尔(Sorel)有不少共同语言，比如两人都谴责雅各宾派的国家暴力传统，赞扬古代殉教者对共同体凝聚力的意义。(3)法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是君主制、立宪君主制还是共和制？(4)应该建立什么样的道德体系，具体又分为如何对待传统和宗教两个方面。(5)如何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虽然通常认为英国工人在产业革命中遭受了极其悲惨的待遇，但与英国相比，当时法国工人可能处在更加可怜的境地，至少在法律地位上是这样。

再次，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主张借助传统来恢复秩序。追求稳定，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如何处理传统与现实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建立新的社会联系，传统的重要性被提上议事日程。大革命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新的社会联系尚未牢固地建立起来，社会变得支离破碎。拿破仑深知割断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很危险，他上台后为了“重新调和被世俗战争与宗教战争所分裂的法国人”，于1801年与教皇签署了《教务专约》，承认天主教为法国大多数人的宗教。即使像夏多布里昂那样的保皇派，也看到了当时法国问题的实质。他的《阿塔拉》、《基督教真谛》的成功，不仅在于他讨论回归信仰问题，而且还在于他“提出了将纠缠19世纪的一切政治哲学的问题，即该如何在没有宗教支持的情况下建立社会联系？”

恢复传统是医治社会断裂的一种重要方法，是整合混乱的社会思潮和信念的基本途径。但恢复什么传统或怎样恢复传统，是各派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战场，这涉及对旧制度、启蒙运动、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具体评价。极端保皇派以旧制度的代表自居，竭力美化中世纪的王权，自由派或波拿巴派虽对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有所批判，但不会加以全盘否定。像孔德这样的自由派，则企图把保皇派的某些合理主张与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结合起来。由于秩序与和谐同时也是文化或道德伦理问题，因此，在讨论如何对待传统时衍生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宗教。在当时的法国，宗教不仅用来维系民心，而且还能抑制由启蒙运动、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所激发的激情和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巴克说道：“为了平息这种激情和重创社会联系，宗教上的探索与政治上的努力是不可分离的。”圣西门在探索一种“新基督教教义”，拉梅内则“出色地”描绘出某种“神学—政治”特征。那些拒绝宗教权威的人，“也无法回避要一种新宗教的意图”，“如果说思想家们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的话，那都是围绕着一些共同的问题”。他又说：作为过渡时期社会危机的一种反应，人们总是处于“不安和躁动”之中，因为他们“仍然被大革命激情所震荡而又不适应利益世界的平淡无奇”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教权的任务就是“通过平息激情和重建社会联系的方式，创建一种共同观念”。

1868年5月，圣伯佛(Sainte－Beuve)在参议院批评上流社会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的做法，但持有这种批评意见的上层人士当时还是少数。强调宗教的作用，是基于对现实的认识，正如圣西门在1817年所说的：“人们声称法国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和神学的权力时，这是夸大其词。”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19世纪的法国，教权派长期拥有那么大的影响。

最后，很多人都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修补分裂的社会。要建立秩序与实现和谐，不仅需要重建与传统的联系，还需要解决工业化过程产生的新的社会分裂。如果说继承传统是一个修补断裂的问题，而且主要涉及道德文化或政治制度，那么解决社会分裂首先是一个现实的经济问题。

修补分裂的社会虽说是各种政治力量的共同追求，但在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上却深刻地暴露出它们的真正分歧。在该问题的讨论中，后来被视为资产阶级主流思想的自由主义一度显得很孤立，被淹没在众多思潮的汪洋大海中，而空想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则一度如日中天，颇为引人注目。保皇派的办法是回到过去，但他们的影响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渐衰微。渐渐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分裂是资产阶级各派的冲突、资产阶级与工人的冲突，还有城乡冲突及农民与工人的冲突，这些冲突似乎使问题的解决变得越来越渺茫。以往我们更多关注的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冲突，较少关注其他冲突，一般避谈工人与农民或城乡的冲突，实际上马克思也非常重视后一种冲突。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他说道：“农民不得不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反革命就得到了他们这个重要力量。四十五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弄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他又说：“共和国通过收税人向这个阶级表明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通过皇帝向共和国表明自己的存在。”法国的城乡冲突还包含着首都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矛盾。在法语中，“province”这个词不仅有中文“省”的含义，而且还指“外地”、“巴黎以外地区”，这是法国特定国情的产物。

上述种种冲突使法国思想家普遍萌发有组织干预的思想，这种主张一度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这特别见之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他们虽然常常互相攻讦，但都强调通过一定的组织和领导(国家干预或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的干预)来解决社会问题。他们认为：“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运动只是助长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社会因此而四分五裂”，所以“重整社会秩序、建立新的合作组织和社会集体已经迫在眉睫”。由此出发，他们提出来的解救方案都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因为“他们受1793年和1794年法国紧急措施的启发，认为政府应理性地组织国家的经济生活，而不应该依靠具有破坏性的自由竞争去做这件事”。许多并非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或政治家从维护秩序出发，也持有类似见解。他们认为：“为了平息激情”，更主要的工作应该是“重建社会联系而不是议会自由主义”；各种观点的人“都拒绝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因为曼彻斯特，或伯明翰的英国个人主义，给人看到了灾难性的后果”。巴克还强调指出：“令恩格斯气愤的工人贫困，正统主义的改革者并非无动于衷，像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在他的1835年游记中，或是共和主义者赖德律—洛兰在他的1850年出版的《论英国的衰落》中，都有所表现。因此，困扰着人们的这种贫困和社会解体现象，横贯着整个政治角逐场，说明法国在经济自由方面存在着弱点。”在严重的社会分裂面前，自由主义的主张似乎寸步难行，要求政府干预的呼声颇有影响：“限制经济自由忽然间也变成了所有‘进步党人’的口号……致使迄今为止在政治流派中作为精神主导的自由主义处在了守势。”

当然，自由派也竭力表明自己关于如何实现社会和谐的主张。比如，巴斯夏说道：“资本家和工人们，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提出下述规律：‘资本从生产总值中的绝对提取额随着资本日益积聚而增加，提取比例则下降；与此同时，劳动从中提取的相对比例增加，其绝对提取额增加得更多。资本缩减时则引起相反的效果。’如果这条规律得到确认，就可证明，劳动者及其雇主之间显然存在着利益的和谐。”这里的意思是：工人们，你们得暂时忍受一下目前的苦难；随着资本的增长，你们的工资就会增加，生活就会得到改善。其实，孔德的主张也与此类似。但这种思想在1848年革命前后不会得到多数工人的支持，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法国的社会分裂难以得到缓和。

综上所述，这时期法国思想界整合社会断裂和社会分裂的努力，虽然不能说没有效果，但在当时这种效果有多大值得怀疑。也许，处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只能如此，其各种努力主要是为未来的全面整合奠定某种基础。孔德学说的命运即是如此。以今天的眼光看，他的学说是稳重而深刻的，但在19世纪上半叶他几乎找不到知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法国确实处在一个群龙无首、不知“路在何方”的混乱境地。了解孔德的思想及其命运，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他所生活的时代。

三、孔德关于修复法国社会的设想(www.xing528.com)

像大多数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孔德认为社会秩序已经崩溃到了极点，他还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类进入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从神学的、军事的形态直接过渡到实证的、工业的形态，与这种过渡相比，所有之前的革命都只不过是简单的修补(modifications)。”这种巨变或断裂史无前例，献身于它的稳定与和谐的研究责无旁贷，他的改造社会的宏大计划就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有学者指出：他的实证主义“不只是一种科学的哲学，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哲学”；“使孔德成为一个杰出社会思想家的是，他把他的科学哲学与他的政治哲学整合起来的方法。”在他身上，哲学与政治密不可分，哲学理论就是为了解决现实政治问题。

孔德的毕生抱负是使社会恢复秩序，得到新生。他认为这种新生的关键在于整个社会获得共享的信念，在于“发现某种基于共享信念的稳定的一致性或和谐”。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获得一整套持久共享的信念？”他的答案是只有用实证主义而不是用形而上学来取代神学的思维方式才能做到。几乎所有讨论孔德的人都强调孔德的这种思想方法。比如《19世纪史》的作者说道：奥古斯特·孔德在实证主义中寻找一种方法，他深信“建立一种符合实验科学法则的社会秩序是可能的。”总体而言，孔德关于建立现代社会秩序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孔德从历史规律的角度思考“秩序”问题，指出要建立秩序与和谐，必须重视历史的联系。孔德把人类思辨的发展过程分成三大阶段，即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证的阶段，接着他提出历史上存在过的认识均有其合理性，其退出历史舞台是因为它们已不再适合历史发展的需要，现阶段的实证方式是最科学的思维方式。孔德不再像启蒙哲学家那样将当前与过去割断，而是主张：“重要的是将目前阶段人类精神状况与其原先各阶段的整个情况密切联系起来，同时适当承认这种方式在长时间内是必不可缺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他承认神学原则有其合理性，因为“没有这些原则，人们就定会确信，我们的智慧永远无法摆脱最初的混沌状态，而唯有神学原则，通过对思辨活动的指引，才能够逐渐准备更为完善的逻辑体系。”虽然只有依靠观察到的实证资料才能建立起坚实的理论，“但同样不容置疑的是：如果缺乏某种既定的思辨观念作一贯的指引，那么人的才智就绝不可能组织、甚至不可能收集必不可缺的材料。”也就是说，人类认识社会总需要有一种理论作指导，一定的思维方式适合一定的社会：“多神论尤其符合古代的征服制度，而一神论则与中世纪的防卫组织相适应。现代的社会性使工业生活愈来愈占优势，它必然强有力地推动伟大的精神革命。今天这一革命正把我们的智慧最后从神学状态提高到实证状态。”重视与过去的联系，使孔德能够把保皇派的某些观念整合进自己的思想中。其次，秩序与和谐必须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即必须以资本主义为基础。孔德在讲到秩序时，首先“想到的是一种新的秩序，一种理智的、有道德的、政治的和自然的社会秩序”。

到1844年他已得出这样的结论：神学体制已经结束，形而上学体制还在支配着政治和道德领域，而实证状态已经在工业和科学的主要分支中取得了胜利。肯定实证阶段，也就是肯定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这一点，如杨深说道：在孔德看来，“进步如果不同秩序结合在一起，进步就不能持久；秩序如果不与进步共存，真正的秩序也无法建立。”只有采用实证哲学，社会才可以实现维护秩序和保证进步的双重目标。

以此为基础，孔德深刻分析了当时社会混乱的根源：“秩序观念仍然主要来自于令目前民众极为反感的旧模式，在这样的时候，一切认真的重建努力，面对自然会引起的对于倒退的忧虑，很快就止步不前。同时，直接促进政治进步的意图，不久又受到对迫在眉睫的无政府主义的正当担心所完全束缚；只要进步观念仍然主要是批判性的，那么上述意图就必然会引起忧虑。因此，正如危机之前那样，表面的斗争依然在神学与形而上学精神之间进行。前者已被认识到它与进步不可调和，趋向于从学理上否定进步；后者在哲学上到了全面怀疑的地步，只可能导致在政治上造成混乱，或造成一种相当于无政府的状态。”这段话有点复杂，但非常重要，其意思是：想建立秩序的人讲的是旧制度的秩序，而追求进步的人又有否定一切的倾向，让他们来掌权很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这两种人的思维方式依然是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结果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总之，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空谈秩序，也不能离开资本主义发展空谈进步。

再次，在发展实业并维护实业发展所需要的秩序的基础上考虑贫困问题。孔德在肯定资本主义或实业发展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重视工人的失业和贫困，但他不主张离开前者来谈论后者。孔德有一个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很奇怪的想法：实证哲学是为无产者服务的哲学。他说道：“神学哲学只适宜于上层阶级……形而上学哲学则主要面向中层阶级”，但实证哲学主要是“面向无产者”的。他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认为向无产者普及实证教育具有“头等重大意义”，能“为哲学创建提供必需的精神基础与社会基础”，以推动社会精神的重建。我们知道，圣西门也主张在发展实业的基础上来考虑贫困问题，但他希望用新的劳动组织来解决，然而孔德却不是这样，他只主张在现有劳动秩序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是他们的根本区别。而且，孔德比其他人更有远见的地方是，他看到只有把工人阶级纳入体制中，这个世界或这个社会才会获得安宁与和谐。他认为只要做到社会各阶层各司其职，天下就会太平。迈克·甘恩就是这样解释的：“一旦达到最后的实证阶段，在一种由诸和谐法则构成的制度中科学本身的发展结束了，这时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在整体中的位置。”

最后，高度重视精神或道德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孔德认为历史上总是存在精神和世俗两种权力，随着形而上学时代的开始，欧洲的精神权力逐渐衰落了，但实际上现代社会并不是不需要精神权力。他在1825年末发表的文章《关于精神权力的思考》中说道：“建立一种新的精神权力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今天各最先进民族的社会状态都迫切需要形成一种新的精神秩序，这是结束自16世纪以来的革命阶段的第一位的和首要的手段。”他论证说：“在维护一个群体的公共秩序时，如果个人之间不可或缺的合作，不可能再依靠每个人出于自愿或出于道德的考虑而同意某种共同的社会信条，那么除了在权力和腐败之间作出选择，就不可能有其他权宜之计来维持任何性质的和谐。”因为社会本质上已经变成了工业的社会，所以其必然结果就是力量介入财富，财富成为腐败的手段，从而导致道德的解体。

H．S．琼斯正确地评价了孔德的这一思想，他说道：孔德质疑精神权力被世俗(temporal)权力吸收的现象，他是“想维护现代世界中某种独特的、自主的精神权力的重要性。这种精神权力能成为一种力量，服务于智力和道德的管理……孔德这里所说的是两种凝聚社会的资源，即道德力量和物质力量，在缺乏前者的情况下，后者必然会扩张并填补这块空隙……所以，在现代社会，精神权力的重组是避免行政专制的一种方法”。从这一观点出发，孔德对他的时代的道德滑坡并不感到沮丧，而是把这看成重建新社会的一个基本条件。他说道：“无政府状态……已经不仅是旧社会制度腐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而且也是建立新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条件。”这是一个富于远见的观点。

上述思想体现了孔德的一个特点：坚持自己的原则但不走极端，在批判其他各派观点时不忘吸收他们的长处。雷蒙·阿隆指出：“奥古斯特·孔德就处在介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地位。他既不是一个按照罗马法典想象出来的私有制的鼓吹者，也不是一个倾向于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改革家，而是一个既想保持私有制，又想改变其意义使之成为由某些人行使社会职能的一种制度的组织者。”孔德对自由主义的态度也是这样，虽然身后被称为自由主义者，但他似乎与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缺乏共同语言。有人甚至这样评价他：孔德身上有许多东西给人以“反自由主义的、甚至是极权主义”的印象，比如他“拒绝整个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使人民与政府对抗，并寻找种种抑制政府的方法。此外，他还视政府为指导我们集体发展(collectivedevelopment)的角色。在孔德看来，保卫个人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在政治思想中属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习惯，如同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属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习惯一样”。

在孔德的时代，自由主义者往往被称为“利己主义者”，孔德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批评启蒙运动的：“形而上学精神在道德方面从未能提出任何有效的理论，而只提供那糟透了的利己主义体系……该哲学始终局限于考察个体，由于其简化的逻辑原则的必然后果，从未能真正包含对群体的研究。”他把自由派经济学家看成“形而上学者”，而“形而上学思想是一种抽象的思想，是一种从概念出发的思想”。1848年革命爆发后，孔德甚至下结论说，无产阶级不会被代议制思想所诱惑，在他眼中，代议制是一种深深依赖于不合理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一种形式，必然要被科学组织起来的政治形式所取代。尽管如此，我们又不能据此说孔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正如H．S．琼斯所说的，“孔德对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一点也没有同情之心，对贡斯当如此亲切的良心自由的原则在孔德看来是异端思想。但由此推断说孔德……不是自由主义的，那将是一个错误。”

孔德的折中思想到底说明他的思想不切合实际，还是说明他的折中有自己的特色，是当时法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一种精神？从他的思想在后来的影响看，后者更为准确。但在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中，孔德只处在“边际地位”，他“差不多是在相对孤立的状况中进行工作的”。总之，这位思想家在当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足见那时法国社会思潮的整合任重而道远。

四、社会分裂的根源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在这个世纪的上半叶，法国也许是西欧最希望稳定的国家，但它也是当时西欧大国中最不稳定的国家。我们常说，拿破仑的上台与当时大资产阶级要求稳定有关；拿破仑帝国结束后，为了法国的稳定，神圣同盟的巨头们都担心过分反动的措施会激怒法国人民，连路易十八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大革命的成果。法国总是在追求秩序和进步，但在19世纪它却长期动荡不已，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深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根源。

首先，按巴林顿·摩尔的说法，这与法国农民有关。法国贵族在大革命中受到重创或被推翻，但法国农民长期以来被拒之于资本主义发展之外，只是受着这种发展的煎熬，而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又无法把他们纳入自己的发展体系中，农村成为法国保守派、教权派或保皇派的大本营。

1824年查理十世上台后，贵族更加趋向反动，于是“贵族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分享权力失败，也未能使这一阶级成为同盟者，却反目成仇，这是爆发1830年革命的重要原因”。1830年革命后，法国贵族作为一个政治上紧密团结的集团消失了，但法国农民站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外的情况没有多大改变。摩尔继续分析说：有一定影响力的农民很少关注民主制；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又损害并削弱了小农的财产权，因为与工业相比，小农在市场运行中处于不利地位。结果，“作为一个前资本主义集团，农民时常流露出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倾向。”

其次，大贵族与大资产阶级互不妥协，也是法国长期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佐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不是为了团结，而是为了为专制制度辩护，或为了建立和实施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始终处于分离状态。他们热衷于彼此倾轧或排斥，一方不肯接受对方的任何平等，另一方不肯接受对方的任何优势。”按他的说法，资产阶级的崛起与贵族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很多利益和优势是必然现象，但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不明白这个道理，“前者抱住了妄自尊大的低级趣味，后者抱住了嫉妒的低级趣味”，结果，“他们都使自己也使他们共同的国家承受他们不明智的利己主义的苦难。”谁都不妥协，谁的日子都不好过。必须强调的是，法国并不缺乏谋求妥协的政治家，这时期三个王朝的创始人路易十八、路易—菲利浦、路易·波拿巴，某种意义上都是妥协的“大师”。路易—菲利浦上台后经常强调法国国民和解的必要性，但最终他也失败了。在各阶级和阶层政治冲突极其尖锐的情况下，少数政治家的和解和协调作用显得苍白乏力。

再次，如果说这时期法国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关系是利己主义的，那么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工人也是这样，所以，19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短视和自私也应该是这时期法国动荡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托克维尔在论及1830年后法国资产阶级时说道：“中产阶级——应称之为统治阶级，由于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而且很快又囿于自己的私利，所以摆出一副经营私营实业的样子，它的每个成员……为个人的一己微利动辄把人民大众置之度外。”1848年1月29日，即在二月革命爆发前夕，他在众议院的演说中又提出这样的警告和恳求：“世风的日下将在短期内，也许就在最近，把你们引向新的革命……看在上帝分上，改变统治思想吧，因为让我给你们再重复一次，正是这一思想把你们引向深渊。”

最后，在谈到19世纪大部分时间法国的政治动荡时，当然不能忘记法国是一个有着革命传统的国家。一旦碰到政治障碍，具有这种传统或思维习惯的相关利益群体就会考虑诉诸暴力或革命。戈德哈默指出，当时法国“革命者”持有的坚定信念是：暴力是革命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暴力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似乎还拥有道德的、教诲的性质；在一个国家中要使国王的臣民转变成共和国的公民，暴力是绝对必要的。七月王朝时期，里昂一个团体的宣言说道：“人民啊！你们什么时候将以压迫者的鲜血去浇灌土地呢？到时93年的阴魂会醒过来欢饮，他们肯定会参加自己曾经为之准备的宴席！”这样的思潮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大概很少见，在法国却相当普遍。但这不应该被理解为法国人喜欢暴力，频繁发生的暴力与这个国家缺乏用和平手段解决政治或经济社会问题的渠道有关。因此，改变这种传统的关键是如何在问题出现时让相关利益群体看到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一位美国学者说：“18世纪英国的工人和农民阶级视其地位沦丧为某种历史的偶然事件，而不是受其出身影响的一种迹象。在法国，这两个群体的人格则受到更严重的威胁，因为贵族们相信，他们生来就对农民拥有优势。或许这就是英国避免了法国革命摧毁性暴力的一个原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资本主义是在不断探索中曲折前进的。就政治制度而言，19世纪法国经历了多种尝试，却迟迟未能找到一种稳定的制度形式。让·皮克指出：英国的政治基础是通过议会制度来巩固的，但法国未能建立起稳定的立宪政体。从19世纪初开始，法国见证了至少四种不同的政体：从执政府和帝国时期的公民投票制(plébiscitaire)、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的议会制、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总统制到1852年12月2日政变后新的公民投票制。皮克引用弗朗索瓦·孚雷(FranoisFuret)的话来说明法国的特点：“法国是用一次次革命来实现她不善于实行的那些改革的。”早在19世纪，基佐就曾感慨不已地写道：“为了赢得一个美好和自由的政府，法国作了许多尝试，成功的很少，而且有时由于自己的错误，甚至它还没有从中获取教训就被压垮了，这是法国的特殊性格。”

而且，由于无视具体的现实条件，一些基本原则在贯彻过程中也造成过许多灾难，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石的所有权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实际上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否则后来就不会有调节个人收入的税收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

1848年革命前夕，托克维尔在批评统治阶级的贪婪时写道：“国家将再次划分成两大派别的时代即将来临。法国大革命，它取消了一切特权，废除了一切专权，但却让其中的一个残存了下来，那就是所有权。”他富有远见地指出：有产者不应对所有权的力量“抱有幻想”，不应把它“想象成是无法逾越的城墙”。众所周知，在随之而来的革命中，“所有权”受到了“劳动权”的挑战。但所有权的实现必须通过国家调节，这个道理资产阶级是慢慢学会的。

法国是在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焕发出来的巨大激情中进入工业革命的，当经济建设高潮到来时，种种激情互相碰撞，思想界或文艺界刀光剑影，革命和建设交相辉映。这当中，有一种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古老的传统，即本文所说的老传统，像个满腹经纶但沉默的老人，它弥漫并渗透一切，但很少发出声音。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分成80多个省的习惯、连中国人都难以理解的巴黎独一无二的地位、教堂的钟声等，处处都让人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古老传统，一直到今天依然保留着许多痕迹。然而，这段时间思想界所争论的问题几乎都围绕着新传统来展开。老传统是一个硕大的舞台，而新传统是舞台上一个个光鲜靓丽的人物。由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引发的问题，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新产生的问题也一个接一个地与新传统的论题纠结在一起。因此，资产阶级总想回到1789年，而工人阶级总想回到1793年。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自由派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等都不可能耐心而深入地探讨古老传统的继承问题，他们必须通过批判和检讨，为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某些原则辩护并加以发展，以便证明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而各种反对派也必须从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基本观点及事实出发来阐述自己的主张，否则他们的观点会显得空洞无物、不着边际。因此，客观地评价老传统的时机远未成熟。修复启蒙运动和大革命造成的文化断裂，在法国是一个跨世纪的难题。只有当各个有关的重要利益集团都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再有太多的利害关系时，真正展开这种修复的时机才会到来。

五、1850年后社会思潮趋于整合的初步迹象

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为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全面发展准备了思想条件和政治条件，但它们带来的文化断裂和社会分裂也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法国的发展，而19世纪初开始的工业革命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断裂和社会分裂。在这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19世纪的法国既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果斐然的国家，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其社会思潮纷繁多变，所有整合社会的努力都事倍功半，这种情况明显发生变化要在第三共和国建立(1870年或者1875年)之后。也就是说，此前很长时间内法国人的思想往往带有某种极端而变幻不定的性质。雷蒙·阿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个法国先是沉湎于有产者可耻的自私，后来又狂热推崇革命，继而又热中于个人专制。”像托克维尔这样的人，“他原来所在的政党认为他太自由主义了，而共和党人则认为他对新思想还不够热情，所以他既没有被右派接纳过，又没有被左派吸收过，一直处在被大家怀疑的地位。”实际上，所有带有“折中”观点的思想家都不会受到当时人的重视，孔德、贡斯当的命运都是这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在19世纪前70年间法国的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发生变化。该时期的工业化及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毕竟为后来的全面整合准备了经济和政治条件。1850年后，随着法国工业化进入高潮，工业社会的建立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事实，这时我们可以看到某些新的迹象开始出现，为1870年后共和制的建立打下基础。首先是统治阶级的统治策略开始发生变化。在第二帝国时期，政府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诉求，步子虽然不大，但毕竟是一个开端。我国早有学者指出：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新特点是“看到当时社会的若干弊端，重视‘社会问题’，力图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去‘解决’这个问题。”拿破仑三世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他针对工人所采取的措施中，最重要的是1864年允许工人在“出于职业方面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时可以举行罢工，这为工人的有组织的“合法”斗争提供了可能性。法国学者对拿破仑三世有较高的评价，杜比主编的名著《法国史》称拿破仑三世为“工人们的皇帝”。如果把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小农”的皇帝结合起来理解，便可看出这位皇帝调解各阶级矛盾的良苦用心。

这种变化的发生与工业化及它所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相一致。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70年代，法国有一个从商业资产阶级(这里指工业革命高潮到来以前的大商人和大银行家)统治向工业资产阶级统治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的关键年代是在1850—1870年或1875年之间。从大革命结束到1848年革命，真正控制法国的是统治阶级中的某个集团。马克思曾指出过这种情况：“二月革命难道不是直接反对金融贵族的吗？这一事实证明，工业资产阶级并没有统治法国。”④这时期法国政局极不稳定的原因盖在于此(如果比较一下的话可以发现：英国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和贵族长期结成同盟，成为政治稳定的基本手段，而大革命后的法国没有出现这种同盟)。1850年后法国工业化进入高潮，情况开始发生某种变化。恩格斯就此评价道：“路易·波拿巴以在工人面前保护资产阶级并反过来在资产阶级面前也保护工人为借口，夺去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而他的统治却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此类见解有过许多讨论，如果我们撇开个别措辞(如“夺去”)，从商业资产阶级统治向工业资产阶级统治过渡的角度看待问题，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历史过程。那就是：商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一般不太可能关注工人的利益，而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关注这个问题。这也是恩格斯在同一个地方讲的：“这种发展……在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揽统治权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统治阶级方面的变化还表现在贵族的思想，他们中不少人对资本主义不再采取对抗态度，而采取了适应新社会的立场。法国有学者写过法国某地贵族如何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但他把讨论这种适应的起点定在1850年，颇值得我们重视。

其次是工人阶级思想的变化。大革命结束后，法国工人处在多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主要有圣西门、傅立叶、布朗基、路易·勃朗、卡贝及蒲鲁东等。在当时，卡贝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

1848年革命后，蒲鲁东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思潮中跃居首位，其他各派则逐渐走向衰微。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工人阶级思想的变化趋势与蒲鲁东的一些基本主张相当接近。由于统治阶级的统治策略开始发生变化，这时期工人也开始更多地考虑通过有组织的合法斗争来实现自己的要求。1864年2月塞纳省60名工人发表的《60人宣言》是一个重要标志，它强调“我们并不憎恨他人，但我们想要改变某些东西”。杜比主编的《法国史》称其为“法国工人运动走向独立和成熟的第一个阶级宪章”，颇有道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知识界对蒲鲁东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马克思对他的《贫困的哲学》的批判，或者通过他的著作《什么是所有权》。但他的这两本书有一个重要转变是人们很少关注的，马克思一度曾十分重视蒲鲁东，但毫不留情地批判《贫困的哲学》，这正是由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现行制度的态度变化造成的。马克思可以容忍他的分析方法和思维逻辑上的混乱，但不能容忍他在资本主义现行制度框架下思考工人贫困问题的立场。乔治·伍德科克指出，蒲鲁东在1843年完成的《秩序的创造》(Delacreationdelorder)中已放弃了他三年前在《什么是所有权》中的一些观点，所以前者“实际上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过渡，从他早期破坏性的批判著作转向他晚年几十年间的‘建设性的’著作”。蒲鲁东的这一转变至今依然是西方学者不断对他产生兴趣的基本原因，如有人称蒲鲁东是“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找一种折衷办法”的人，是“无政府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先驱”。由于1850—1870年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尚未真正展开，蒲鲁东的影响一度如日中天(法国工人要到拿破仑三世统治末年才出现某种摆脱蒲鲁东影响的迹象)。1872年时恩格斯还这样说道：“非常可悲的是，25年以来，除了这位‘第二帝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罗曼语族的工人就几乎没有过任何别的社会主义精神食粮。”这是对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人思想状况十分中肯的评价。法国人为纪念蒲鲁东诞生200周年出版的一本小书，还强调“巴黎公社全打上了蒲鲁东精神的烙印”。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有组织的、主张合法斗争的工人群体的出现，也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在法国的活动及法国工人政党的建立打下基础。但就本文讨论的主题而言，工人阶级思想的这种变化是不久后法国走向共和制的一个重要条件。

最后是自由主义者的变化。自由主义者主要来自中小资产阶级或工业资产阶级，他们的主张虽然五花八门，但最关注的主要是制度的选择问题。一般说来，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决心是坚定的，但具体如何走，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能够有效地维护政治稳定，是他们争论的焦点。英国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1837年曾就法国的政局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法国最大的不幸是它仍然对立宪的思想和制度很陌生，她从来都不清楚一个公正的政府是怎么样的。”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法国问题的症结，但不能由此认为法国的自由主义者不知道代议制为何物，实际上至少有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敢真正实行共和政体下的代议制。

有学者曾指出：“从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基佐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转变，这一政治发展轨迹说明在革命后的法国做个自由的学徒很困难。”在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社会中要建立起代议制政府的框架并不容易，因为这个社会“缺乏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调解和讨价还价的文化”。制度的选择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绝不是一开始就有一条大道摆在面前。一种比较好的制度是各种政治力量互相斗争又互相妥协的产物。1860—1861年间，法国议会的权力开始加强，如允许立法团和元老院就皇帝在每届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进行讨论并提出一份请愿书，明确规定两院辩论的程序，包括进行完整的速记并在次日的《通报》上刊出等。法国学者认为，这些措施的实行意味着“法国离议会制的正轨已经不远了”。这样，大约在1850年后，法国社会各阶层或阶级的追求渐渐有了某种共同的方向，虽然不是很明显，但与此前相比有了明显区别。杜比主编的《法国史》对此有极高的评价，他认为1848革命的动荡岁月过去后，“法国社会真正走上了一条新的文明之路”，这种新的文明就是“我们今日的文明”。

综上所述，法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一条具体的途径或有一个通过某些既定步骤就可以实现的目标。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自由、民主、私有财产权等，虽然很早就已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找到实现的途径。在19世纪前四分之三个世纪里，法国人一直在摸索一条道路，许多人似乎根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1819—1820年间，圣西门在《组织者》中写道：“在目前情况下，人们认为政府的经常的和唯一的职责，就是为社会造福。但是，用什么手段来为社会造福呢？对此，舆论至今无所表示。甚至关于这一点，恐怕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和为大家公认的看法。”这应该是肺腑之言。众所周知，托克维尔是一位论述民主问题的大师，但他所说的民主到底所指为何，是“一种社会类型、一种政治制度还是就它们的相互关系来谈的”？对此，当代学者仍然争论不休。法国人真正对自己的未来有相当确切的认识，主要是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形成的，此前各种关于未来的规划或蓝图至多也只存在于少数思想家的预见和想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