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国家和民族的转型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次结束中国封建帝制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近代国家与近代民族形成的新起点，是一次将封建王朝国家和以“夷夏之别”为标志的古代民族向近代世界主权国家和近代民族转化的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这使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国家和民族产生、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近代中国国家与民族观的形成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亡国灭种的危机使广大仁人志士深入思考、强烈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同时，西方新思想文化的传入，打开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他们强烈要求用新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来推动中国的自立自强，以国家的近代化来对抗列强的侵略与凌辱。当时，国家与民族的“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首要主题，仁人志士开始从理论到实践，寻找挽救危机中的国家、民族，以及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自强之路。早期维新派人物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成等人，大力批判旧的封建专制制度，要求仿效西方，发展工业、商业，富国强兵，积极推进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以康有为为领袖的维新派，乃至谭嗣同、黄遵宪、严复等人，或者大力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旧的伦理纲常，积极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或者积极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主张建立民主政治体制，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在这些维新思想家的倡导、呼吁、推动下，主权在民、国家主权的学说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说，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国家与近代民族观念的出现，它对于封建“家天下”的政治国家学说与“夷夏之别”的传统民族意识的解构，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在古老王国进行的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一系列变革，最终都不同程度地遭到失败的结局，极大地刺激了近代仁人志士。在他们看来，这些失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既有封建体制的原因，也有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从封建经济体制找原因，传统的“工商食官”的官营体制，以及“重农抑商”的轻视、打击民间工商业的做法，使中国民营工商业举步维艰，效益低下，民族工业的近代化遥遥无期；而清政府在外交内政方面的故步自封、保守狭隘、腐败无能，又使他们在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以及国家的近代化上，不能承担起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振兴国家、复兴民族的期盼。以甲午战争失败为契机，广大民众的爱国激情空前高涨，对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加不满。他们深感改良主义在中国的不可行，并深切认识到，要想在现行体制内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是不实际的。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积极主张通过推翻帝制来达到中国的自立自强；通过民族革命唤醒与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动员、发动民众参与到政治革命中来。这样，以民族革命来促进政治革命，以政治革命来达到民族复兴，建立起强大的共和性质的民族国家，就成为当时革命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这种具体的历史过程，亦即中国近代国家与民族思想的发展潮流，是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国家思想和传统的华夏民族认同思想结合，并且将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的问题关联在一起来对待。这是因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争取国家独立、挽救民族危机始终是中国面临的首要主题。大批爱国志士面对主权沦丧、山河破碎，将要亡国灭种的局面，其胸中激荡、澎湃着国家振兴与民族复兴的浪潮，并为之呐喊、斗争，积极主张用政治演进的道路来解决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问题。作为一种实现目标的方式、手段，国家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这两大主题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这样，中国近代国家思想与民族思想开始产生并发展起来，并为中国近代的国家与民族转型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基础。这种新的国家思想与民族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当时新的世界局势的一种回应。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倡导新的主权国家意识，确立近代国家观念；其二，近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倡兴。事实上，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新的体制不仅是主权在民的共和体制，而且还是各民族平等、共和的理念和制度设计，这样才能以中华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为基础，构成新的政治国家与民族一体格局，以抗敌御辱，“救亡”“图存”。

　　于是，在辛亥革命前，以民族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发动手段，以政治革命来达到民族革命的复兴目的，就成为了当时革命者的一种共识。从这时起，中国的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就成为一种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的状态，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也进入一种自觉的态势。这种在反帝抗辱、“救亡”“图存”中明确地将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应该说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重要政治特征，它对于中国近代国家与民族的转型起着极其重要的思想传播和政治实践的作用。

　　在近代国家、民族的转型问题上，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重要影响的，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辛亥革命前的孙中山，鉴于戊戌维新等失败的教训，深感改良主义在中国不可行，遂主张通过政治革命促进民族革命，建立共和国家，达到维持国体、保国保种之目的。他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谈到：“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其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民族复兴必须以国家振兴为基础，而国家的振兴，则依靠民族革命与民族运动。解决民族危机的方法，最终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家，就没有支撑民族的基础。所以，政治革命应与民族革命一起发展，国家的认同应与民族的认同相一致。

　　在孙中山看来，反对清政权的政治革命实际上也是民族振兴的革命，政治革命建立起新兴的、共和的国家，也振兴了中华民族，塑造了一个新 的民族形象。华夏民族之中国，在外延与内涵上与民族应完全一致、不可相异，民族认同与政治国家的认同也是一致的。所以，“保国”与“保种”，“救国”与“救亡”，为革命之首要责任。

　　在孙中山的思想中，国家的责任就在于屏障民族，使民族拥有强力的保障与安全。孙中山将建立民族国家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主张民族兴亡乃是政治国家必须担负的责任，没有政治国家就没有民族的复兴与安全。应当说，孙中山的这种以国家为保卫民族的屏障，以“保国”来“保种”的认识，是他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融为一体的思想基础。为此，孙中山主张高扬国家与民族的旗帜，作为推翻帝制的政治革命与民族解放的双重口号，积极主张革命要将建立共和国家与民族复兴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从政治革命的角度说，他反对清朝政权；从民族主义看，他继承传统中国的各民族淡化血缘而族种兼容的观念，认为只要不妨碍政治民主革命的进程，不论何族都是朋友、兄弟。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各民族应相互尊重、平等，不允许民族之间相互排斥。将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提并论，就是要倡扬一种新的民族革命观。

　　在中华民国建立前，孙中山的民族认同是一种政治需求与政治认同。他反满的实质，是在满汉对立、汉民族情绪激烈时的一种倡兴政治革命的手段与舆论，实质是以反对清朝封建专制政权为目标。而他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纲领，才在革命派内部取得高度共识，对凝聚革命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革命主张的宣传与传播，他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民众所接受、理解。辛亥革命时，没有发生激烈的民族冲突及仇满行为，应该说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国家与民族观念有重要关系。

　　辛亥革命后国家与民族观的确立(www.xing528.com)

　　正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国家与民族革命思想的指导下，中华民国建立后，新的民国政府在国家与民族问题上，实行了新的制度及政策，并且从国家政治制度，到对外政策、民族关系、宪法宪章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成为近代中国国家与民族转型的新起点。

　　辛亥革命后，尽管革命阵营中各派政治势力对于新政权的见解不同，但是，在新的中央政府组成以及国家的民族政策方面，孙中山等人关于国家统一和多民族一体化的思想依然成为当时共和政权的指导思想。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就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的立国方针，这一共和政府与民族一体的思想还付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国家的宪法与制度固定下来，说明这种思想已经延伸到法律与制度层面。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在推动中国各民族对于现代政治国家的拥护与民族一体化的认同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当时，“五族共和”从法令到政策的实施，都受到各民族的普遍拥护。因此，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出建立共和国家以及“五族共和”的口号，并且在民国政权建立后迅速建构具有近代内涵的共和国家，提出以国内各民族融为一体的“中华民族”概念，在宪法中规定国家与民族的相关法令、政策，使中国的近代国家性质和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得到了宪法以及国内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的认可，国内政治与民族关系都出现了新变化，它对于中国近代国家与民族格局的转型起到了质的变革作用。

　　当然，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民国初年提出的“五族共和”，一时尚难以达到在中国这一政治空间范围内的各民族对于国家认同、民族团结的实际效果，一时尚难以达到共和政体中多民族平等共荣的实质效果。因此，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于1919年提出融合国内各族而成中华民族，由此屹立于世界主权国家体系与民族之林，成为世界国家之冠的思想。1921年，孙中山进一步指出：“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建设一大中华民族。”实际上，在此之后，民族革命的目标发生了一大转变，即由五族的平等、共和向一个多元一体的强大、繁盛的中华民族的积极目标转化。　　

　　辛亥革命对中国国家和民族观形成的作用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国家与民族更新与嬗变的节点，此后，中国国家与民族在内涵、性质、相互关系上发生了根本变化。辛亥革命对中国国家和民族观形成的作用主要有：

　　第一，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变法维新之举屡遭挫折后所走上的一条顺应历史与潮流的革命之路。应该说，辛亥革命是1840年以来，“救亡”“图存”思潮及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发展的一种必然走向及结局。随着清政府日益暴露出腐朽没落的本质特点，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愈益严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使国人关于“救亡”“图存”的思考开始进入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的层面，进入到怎样处理和调适国内政治与民族关系，怎样以民族革命来促进政治革命，怎样在不同文化认同之间构建平等的现代政治结构中来。其实，传统的“夷夏之别”，由于其民族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天下观与大一统中，因此其所承载的文化认同内容，已经无法体现多元一体格局下近代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及民族国家的塑造上。这样，民族革命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五族共和”这样的政治理念和民族自治这样的制度设计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的交叉互动，以此推翻清政权，达到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亦成为了当时革命派的共同心愿及奋斗目标。也正是在国家与民族两条主线的推动下，在对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高度一致的认同下，才爆发了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是中国近代仁人志士试图在封建王朝体制下变法维新以图强之举屡遭挫折后，所选择的一条以政治革命的方式来推翻腐朽的封建专制王朝，变革封建制度，以达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目标；也正是在“救亡”“图存”时代使命感召下，中国人民以革命之举求进步，赶先进，走上了进入世界主权国家行列的符合历史潮流之路。

　　第二 ，辛亥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推翻专制政权，建立共和政体，同时，它对于国家和民族具有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意义。这场政治革命，直接催化了中国近代国家形态与多元一体的民族构成，推动了中国向近代国家与近代民族的成功转型。它使古老的中国由封建“家天下”的王朝国家，转化成为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主权国家；它使过去以汉族为中心、以“夷夏之别”来构成民族级差序列的古代民族转化为具有近代意义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而且，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不仅变革了中国传统的国家与民族观念，而且通过政治制度及法律层面的变革，对于新的国家与民族的性质、地位、内涵作了规定，由此建构了新的近代国家与民族的构架，在制度与宪法方面完成了古代国家、民族向近代国家、民族的转型。

　　第三，辛亥革命后，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共存于一个政治空间领域中，有着共同的、更高一级族群意识的民族。它使中国传统的“夷夏之别”的封建民族观念向着近代民族理念发展，建构了新的民族内涵及民族关系；同时，辛亥革命还建立了符合近代主权体制的国家体制。在这种国家体制中，中国对外进入到有着明确主权界限的世界国际体系中，并与近代世界国际体系逐渐联结为一体；对内则依照近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建立起共和政体形式。尽管这种共和政体形式仍然带有许多封建主义的遗留，还没能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也没能真正使中国繁荣富强，但是，它毕竟在国家的政治形式及法律层面上确立了近代共和国家的雏形，构建了近代国家的政治框架。同时，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对于中国近代国家与民族的同一性关系，在认识上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实践上有了更为成熟的目标与举措。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看来，国家是民族的屏障，而民族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两者具有重要的共通意义和实际的政治需求。这是中国国家与民族观念在近代化土壤上又一次重合，是在列强压迫和世界近代化潮流影响下所形成的国家振兴和民族复兴的一种新的应力机制和新的观念化表现。其后，中国共产党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作为党的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将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重建人民民主共和国家作为努力的方向，由此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上更加成熟。

　　第四，历史发展的曲折复杂性。新的共和体制的建立，民众民主权利的倡兴，新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建构毕竟是一个逐步的漫长过程。辛亥革命后，出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大小军阀对于共和政体的挑战和对抗。但是，由于辛亥革命废除的封建帝制，建构的具有近代性质的国家与民族，适应了近代广大民众的政治需求，适应了中国近代化的需要，也适应了中华民族在一个政治空间范围内一体化的需要。

　　正因如此，辛亥革命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及华夏古代民族走向近代化的转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既是一次政治革命，也是一次民族革命，正是这种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相互交融、结合，构成中国近代国家与近代民族演变、转型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国家与民族的建构中，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作者：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